鄄城历史名人张泳
张泳[北宋名臣]-人物简介
张泳（994—1014），字复之，男，宋代濮州鄄城人，官至工部尚书。咏自幼刚强自信，不拘小节，好为奇计，自号乖崖，取“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之意。为官后体察民情，关心百姓疾苦，秉公断案，深受百姓敬仰，1002年，张咏治蜀政绩突出，真宗对张泳说：“得卿在蜀，朕无四顾之忧也”。1014年卒，赠右仆射，谥号忠定，著有《乖崖文集》10卷。
张泳[北宋名臣]-人物生平
少年侠气性且直
张咏年轻时，有一次戴着头巾吃馄饨，偏偏那头巾的带子长了点儿，连着几次垂到了馄饨碗里。他竟迁怒于头巾。张咏登时火冒三丈，一把将头巾拽下来塞进碗中，高声嚷道：“但请吃！”可见张咏是个非常有名的急性子人。这从他后来诗判斩杀贪官小吏和与天官寇准的交往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勤学苦读负盛名
张咏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幼时他家贫买不起书，渴望读书的他只好到有书的人家恳求借阅，借到手之后再抄下来苦读。他读书十分勤奋，没有书桌，就在院子里背靠着大树的树干读，一篇文章读不完，决不进屋歇息。张咏写的《劝学》诗中有这样两句：“玄门非有闭，苦学当自开”，可以说是他青年时代刻苦攻读的写照。
张咏考中进士当了官后，经济条件好了，可他却既不购置田产也不沉湎酒色，他的官俸几乎都用来买了书，时人称他“不事产业聚典籍”。久而久之，他的藏书增加到了近万卷之多。除正统的经、史、子、集外，也包括医药、种树甚至卜筮方面的书。稍得闲暇，他总是躲进书房捧书浏览。正像他自己叙述的那样：“力学求之，于今不倦。”晚年的张咏仍保持着青年时代读书的习惯，为加深理解，许多书他都要亲手抄录，边抄边品。他有两句诗：“伊余世上耽书客，古今万事罗胸臆”，就鲜明地显示了他晚年读书把卷深思的况味。
荐贤谦让留美名
张泳自幼刚强自信，慷慨好大言，不拘小节，乐为奇计。自号乖崖，取“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之意。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政府诏令各郡举荐进士，众人商议以张咏为首。当时有有一个名叫张覃夙儒大学者，张咏与就与寇准商议，联合致书郡将，推荐张覃为首，大家都称赞张咏有谦逊能让的好品德。
巧戏寇准不读书
张咏在朝中做官，一向与寇准关系最好，每每当面都敢于指出寇准的过错，这种作风即便寇准做了大官显贵以后也不改变。有一次，张咏去拜访拜访寇准，寇准设宴款待。二人将别时，寇准向他请教：“何以教准?”张咏说：“《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一头雾水，直到寇准后来读《霍光传》，发现书中有“光不学无术”一句，才发现张咏是在说他“不学无术”。因而，“不学无术”这个成语也可以说是由张咏提出的。
判杀小吏戒群贪
他在湖北做县令的时候，发现一个管钱的小吏，偷了一枚钱藏在头巾里带出库房，于是令打板子作为惩戒。小吏不满，嚷道：“我不过是偷了一文钱，你竟因此打我，但你能够杀我吗？”这种“激将法”对张咏倒是管用，张咏写了四句判词：“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随即拔剑杀掉了他。此事震动全县，从此当地治安大为好转。今天换个角度来看，“水滴石穿”这个成语其实是用一个狂妄小吏的性命换来的。
治蜀政绩君民赞
张咏是宋代成都府知府，他在位执政体恤民苦，爱戴百姓，劝农植桑，为民谋利。太平兴国五年做崇阳县令时，当地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为避免以后受榷茶（指官府垄断专卖茶生意）之弊，下令拔茶植桑，当时的老百姓不理解，民以为苦。后来官府榷茶，鄂州其他各地茶园户或失业或贫困不堪，唯独崇阳县以缣纳税，免遭其害，生活安定富足。因而崇阳之民，对张咏殊为感激。1002年，张咏治蜀政绩突出，真宗对张泳说：“得卿在蜀，朕无四顾之忧也”。
发明“交子”被誉“纸币之父”
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张咏还有一项震惊世界的重大发明，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因此，张咏也被誉为“纸币之父”。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北宋景德年间，益州知州张咏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现在在伦敦的英格兰银行中央的一个天井里，还种着一棵在英国少见的中国桑树。据说张咏发明“交子”的原材料就是桑树叶。可惜那时候没法申请知识产权，否则，银行中央的天井里树立的可能是张咏的雕像。[1]
你每天都会接触钱币，但你知道世界上最早的钞票是谁发明的吗？他就是北宋名臣张咏。
张咏的脾气很怪，他喜欢意气用事，和人斗气，不过他很正直，有时做得虽然过分，也能赢得赞誉。他在湖北做县令的时候，发现一个管钱的小吏，偷了一枚钱藏在头巾里带出库房，于是令打板子作为惩戒，小吏不满，嚷道：“我不过是偷了一文钱，你竟因此打我，但你能够杀我吗？”这种“激将法”对张咏倒是管用，张咏写了四句判词：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随即拔剑杀掉了他。成语“水滴石穿”由此而来。张咏不仅喜欢和人斗气，还喜欢和物斗气，他性子很急，还是他在四川任职时，有一次吃馄饨，头巾上的带子几次掉到碗里，他竟迁怒于头巾，把头巾丢到馄饨碗里，大叫道：“你自己吃个够吧，老子不吃了！”他有时很幽默。在澶渊之盟中大出风头的寇准做宰相，张咏批评他说：“寇公奇才，惜学术不足尔。”后来两人相遇，寇准大设酒筵，并向他请教：“何以教准？”张咏想了一会儿，道：“《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不明白他的用意，回去忙取《霍光传》来看，读到“不学无术”四字时，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说：“张公原来在说我不学无术。”
一直纳闷，连吃馄饨都那么性急的一个人，为什么会有发明钞票这样高明的超前玩意，在他治理四川时，创立了“交子”制度，一张钞票抵一千文铜钱，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其实，这也不难想通，也许正是张咏性急，才使得他发明了钞票。你想想，金银铜钱又笨又重，遇上一个急性子的人，他恨不得一下子都带走，如果是换成了一张张纸，携带起来多方便啊。但如今，很少有人知道钞票的发明者是一千多年前的张咏。不过，伦敦的英格兰银行倒没有忘掉纪念这段金融历史。在银行中央的一个天井里，种着一棵在英国少见的中国桑树。因为张咏发明的“交子”原材料就是桑树叶。
关于北宋交子的几个问题
《锱铢编》五
王曾瑜
载《锱铢编》
北宋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已为举世公认。由于中外学者已经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本文只打算作些补充，并就有争议的问题——交子的发行界分，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交子产生的条件
纸币具有重量轻，使用和携带方便等优点。今天，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纸币已成了几十亿人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舍弃之物。人类出现货币的历史大约有三千年，而出现纸币的历史还不到一千年。我们追溯悠远的古代文明，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纸币会首先产生于中国的宋朝?
中国的宋朝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决非偶然，因为当时居于世界先进地位的宋朝，既具备了技术条件，也具备了经济条件。
纸币的问世，既离不开纸，更离不开印刷术，实际上，它是中国古代两大发明的一项副产品。到了中国北宋时期(公元960～1127年)，正是雕版印刷业蓬勃发展，印刷技术有相当提高的时期。宋版书以印刷精致而闻名，成为我国古书中的珍品。四川自唐、五代以来，就是新兴的手工业——印刷业的中心地区之一。五代后蜀(公元934～965年)宰相毋昭裔大规模雕版，印刷《九经》，被视为当时的印刷精品。北宋初年，成都刻《大藏经》，多达十三万版。四川地区既有雄厚的印刷业基础，这正是大批生产纸币的技术条件。纸币的出现，又反过来促进印刷技术的发展。随着纸币的发行，防止别人伪造的问题，也相应地出现了。所以早在私商印行交子的时期，就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①这无疑需要在当时条件下尽可能精密的印刷技术。加之交子的发行量大，故木版印刷后来也终于被铜版印刷所取代。
交子产生的经济条件，是自唐迄宋，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钱币的需要量激增，而钱币的流通又往往供不应求。唐朝是中国中古社会的鼎盛期。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绢帛在相当程度上行使着货币的职能。如在唐太宗“贞观之初”，“斗米直匹绢”，后来“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馀斛”②。当时的粮价不是以钱币折算，而是用绢折算，在一定程度上还处在以物易物的发展阶段。到了北宋，绢帛已大致上终止了货币的职能。北宋的铸钱额比唐朝最高年产量多好几倍至十几倍，但由于种种原因，铸造的铜钱有相当一部分不能进入流通领域。为了适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需要，自唐后期开始实行“除陌”，最早规定九十二文钱当一百文钱使用，唐末又减为八十五文钱当一百文使用。⑧宋代沿用五代后汉(公元947～950年)的规定，以七十七文钱当一百文钱使用，④实际上提高币值近30％。然而在实际交易时，短陌往往更少于七十七文钱。此外，由于铜钱不够用，还铸造铁钱。宋朝的四川地区专用铁钱，而陕西和河东地区则铜钱与铁钱混合行用。纸币的发行，也和短陌、铁钱一样，都是弥补在流通领域中铜钱不足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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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朝事实》卷15《财用》。
②《资治通鉴》卷195。
③《旧唐书》卷48《食货志》，《新唐书》卷54《食货志》。
④《容斋三笔》卷4《省钱百陌》。
交子所以首先出现于四川，正如人们早已指出，是与当地行用铁钱有关。宋朝铜钱的标准重量是每贯五宋斤，依一宋斤约为六百克计，约折合三千克。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①。小铁钱每贯约重三九千克，大铁钱每贯约重七二千克，如带五贯大钱铁，即约有三十六千克之重，显然是“难以携持”。铁钱不但分量重，而且币值低。宋太宗时，“川峡铁钱十，直铜钱一”②；宋真宗时，“凡民田之税，昔输铜钱之一，今输铁钱亦一，而吏卒奉旧给铜钱之一，今给铁钱五，及行用交易，则铁钱之十，为铜钱之一”。③可知购买价值一贯铜钱的商品，须用小铁钱约三十九千克；购买价值十贯铜钱的商品，须用小铁钱约三百九十千克。由于四川地区的铁钱使用极其不便，人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另找方便的流通手段。在这种情势下，交子的发行与使用，就是势所必然，而又势在必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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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朝事实》卷15《财用》。
②《宋史》卷180《食货志》。
③《宋史》卷309《杨允恭传》，《历代名臣奏议》卷263杨允恭奏。
二、交子发行的界分
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也是比较原始的纸币。交子已无实物传世，但纸张和印刷质量显然颇差，其发行的办法是分界，每界交子有一定的行用期限，几年一换，交子的币值，开始时也是临时书写，自一贯至十贯不等，并以铁钱作为折算的本位。这些都显示了交子这种纸币的原始性。但从另一方面看，交子既是纸币，就不能不具备纸币的基本特征。这就是在纸面上规定的币值，与这张经过印刷的纸的实际价值之间，存在着矛盾。自从纸币问世，宋人的语汇中就出现了两个前代没有的新词。一曰“折阅”，即是贬值；①二曰“称提”，即是设法保持币值的稳定。宋代史籍中交待了交子分界发行，到期回收的制度，却未说明分界的原委。估计交子分界，是在当时纸张和印刷质量差的条件下，而为防止别人伪造，以免“折阅”的一种“称提”措施。
关于交子的界分，《湘山野录》卷上说：“公(张泳)以剑外铁缗锱重，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一界换之。始祥符辛亥(四年)，今熙宁丙辰(九年)，六十六年，计已二十二界矣。”《宋史》卷181《食货志》的记载大致相同。《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62《财用门楮币类》引《神宗宝训》之说却有不同：“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始祥符之辛亥，至熙宁之丙辰，六十五年，三十二界。”这两条记载正好相差十界，日本的加藤繁认为，《神宗宝训》“三十二界”的“三”字为“二”字之误，交子应发行二十二界，实行三年一界制。交子的界分始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到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由私商发行改为官府发行。加藤繁承认，天圣元年开始了官营交子的第一界。②如以三年一界推算，到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应是行用第十八界交子；然而据吕陶在当年四月二十四日奏，当时四川通行的却是“第二十六界交子”和“第二十七界交子”③。由于加藤繁之说同某些记载发生矛盾，故日野开三郎和藤本光又另立新说。例如藤本光认为，三年一界的制度终于宋仁宗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自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开始，实行二年一界的制度。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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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折阅原有亏损等意，如《宋会要》食货30之11：“茶既品下，而脚乘与税钱重，商人往往折阅。”《文献通考》卷25：“惟六路上供，犹循用转般法，吏卒糜费与在路折阅，动以万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后简称《要录》，卷51绍兴二年二月己巳：“绍兴府斛斟增大，出给之际，例各折阅。”折阅一词转用于纸币，意为贬值。
②《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二卷《交子的起源》，《北宋四川交子的界分》(中文版)。
③《净德集》卷1《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事状》。
关于“三年一界”，我国的李埏和彭信威先生已经作了正确的解释。彭先生说：“所谓三年为一界应当是指官交子，而且所谓三年只是说挂带三个年头，并不是说满三年。中国人算年岁一向是不算足年的。所谓三年一换，实际上就是两足年一换。”①两先生的论断是可以在史籍中找到证据的。《诚斋集》卷129《陈择之墓志铭》：“初，蜀之民私以楮券为货，谓之交子。至天圣中，官始权之，再岁一易，谓之交界。”这里的“再岁一易”，就是两足年一界。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四川钱引》说：“四川钱引，旧成[都]豪民十六户主之。天圣元年冬，始置官交子务(十一月戊午)，每四年两界，印给一百二十五万缗。”同卷《钱引兑监界》也说：“自天圣立川交子法，每再岁一易。”②这三条记载的共同点，是说白天圣元年始，实行两年一界，至于天圣元年前是否也是两年一界，都未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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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不自小斋文存》第327页《宋代四子交子兑界考》，《中国货币史》1965年版第432页。
②李心传另一著作《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七月壬寅：“天圣间，立川交子法，三岁一易。”这里的“三岁”与正文中“再岁”的差别，应如彭信威先生的解释。
《宋朝事实》卷15《财用》载，宋廷同意设置交子务的诏令，“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本府，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书，旋一周年，共书放第二界三百八十八万四千六百贯”。这里记载的交子发行额与诸书不同，“第二界”，加藤繁认为是“第一界”之误。又据费著的《楮币谱》说：“始置益州交子务，时天圣元年十一月也。自二年二月为始，至三年二月终，凡为交子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其后每界视此数为准。交子旧以二月二十日起界，清献公(赵扦)为记时，已迁至七月也。熙宁五年，续添造一界，其数如前，作两界行使，从监官戴蒙之请也。”①据这两条记载，官营交子的第一界至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二月截止。第二界应是白天圣三年二月至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二月。由于每界交子横跨三个年度，这就是不少史书上“三年一界”的由来。后来，交子的“交界”月份由二月“迁至七月”。自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l072年)开始，又改为“两界行使”，即每界交子的使用期限，由两周年延长到四周年。按发行的界分推算，第二十六界交子应始于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七月，而到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七月截止，第二十七界交子应始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七月，而到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截止。故吕陶在熙宁十年四月上奏时，四川正好是行使第二十六界和第二十七界交子。
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宋廷下令，将交子改名钱引。纸币的名称虽然变更，而界分却依然保持其连续性，并未另立新界。南宋理宗时，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说：“乖崖张公(詠)帅蜀时，请于朝，创用楮币，约以百界。……七、八年前，已及九十九界。”由于交子和钱引的界分保持其连续性，就更便于推断交子界分年限。《宋史》卷181《食货志》载：“大观元年，诏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以四十三界引准书放数，仍用旧印行之，使人不疑扰。”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四川钱引》载：“大观元年夏，改交子为钱引(四月甲子)，旧交子皆毋得兑。”按交子每两周年发行一界，每界通用四周年的时问推算，到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七月，应是第四十一界交子与第四十三界交子“交界”之时，故宋廷于当年四月发布诏令，将第四十三界交子改名钱引。《宋史食货志》还说：“政和元年，户部言：成都漕司奏：……又请四十三界引俟界满，勿换给，自四十四界为改法之首。而户部详度，欲止行四十四界，其四十五界勿印。”这段记述反映了当时因将交子改为钱引，通货膨胀而造成的币制的混乱，但钱引的界分还是很清楚的。大观元年，宋廷开始发行第四十三界钱引，到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发行第四十四界钱引，到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应是四十三界钱引和四十五界钱引“交界”之时。所以当年成都府路转运司上奏，主张“四十三界引俟界满，勿换给”，将这界钱引当作废纸，不予兑换，用以搜刮民财。户部主张当年的“四十五界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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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蜀中广记》卷67。据《长编》卷236熙宁五年闰七月甲戌，赵扦任成都知府；卷254熙宁七年六月千辰．改任越州知州。赵抃作记，当在熙宁五年到七年间。
第四十五界钱引后来是否发行，已难于作出判断。但从费著《楮币谱》的记载看，自政和元年开始的钱引界分，依然严格恪守了两周年一界的原则。《楮币谱》分别记载了钱引自第七十界至第七十九界，共计十界的发行年份，都是两周年一界。第七十界的发行年份为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至第七十九界的发行年份为宋孝宗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自淳熙六年的第七十九界钱引，以两周年一界往上推算，政和元年应发放第四十五界。除非是当年“四十五界勿印”，而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却发行第四十六界，中间空缺一界，而往上推算到天圣元年，正应是第一界交子的发放年份。由此可知，交子“再岁一易”，应是确实无疑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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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181《食货志》载：“(熙宁)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后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交子(之)有两界自此始。”(以《文献通考》卷9参校)这段文字比较费解，按两年一界推算，自熙宁四年(公元l071年)到熙宁六年七月，正是第二十五界交子的行用期，但二十二界和二十三界交子显然早已过期。依笔者个人之见，“二十二界将易”应为“二十五界”之误，“以偿二十三界之数”应为“二十六界”之误。
在天圣元年以前，即交子的私营阶段，看来也应是分界发行的。《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89《敷文阁直学士赠通议大夫吴公(猎)行状》载：“蜀之楮币，旧号交子，随闰更易，曰兑界。”按宋代的历法，一般每隔三年，即有一闰年，所谓“随闰更易”，即是三周年一界，这大概是指交子私营阶段的情况。现在我们依前引《神宗宝训》和《湘山野录》所说的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开始推算，当年发行第一界，则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为第二界，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为第三界，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为第四界，天圣元年(公元l023年)正好发行第五界，但这一界显然没有到期，即被官府废止。当时的闰年是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八年(公元1015年)、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天禧四年和天圣元年，可见最后两界是闰年发行。《神宗宝训》说：“始祥符之辛亥，至熙宁之丙辰，六十五年，三十二界。”如以私营五界，加上官营二十七界，正好是三十二界。依笔者个人的浅见，《神宗宝训》的“三十二界”是正确的，而《湘山野录》和《宋史食货志》的“二十二界”应是“三十二界”之误。
综上所述，北宋交子在私营阶段，大约每三周年一界，自天圣元年改为官营后，重新设界，每两周年一界。到大观元年，虽然交子改名钱引，但界分仍保持其连续性，两周年一界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
三、交子币值的变化
交子作为最早的纸币，是比较原始和简陋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交子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了币值的稳定，而不论宋代后来的各种会子、关子、钱引等纸币，还是金、元、明代的纸币，都严重贬值，没有保持币值的稳定。
南宋杨冠卿《客亭类稿》卷9《重楮币说》：“西州之楮币，其便用亦东州之楮币也；东州之铜钱，其流通亦西州之铁钱也。何西州用之百年而无弊，贸百金之货，走千里之途，卷而怀之，皆曰铁不如楮便也。……铜者人之所贵，铁者人之所贱，故蜀之铁与楮并行而无弊。……夫蜀之立法，则曰：租税之输，茶、盐、酒酤之输，关市泽梁之输，皆许折纳，以惟民之便。此一法也，又有一法焉，贱则官出金以收之，而不使常贱，贵则官散之，以示其称提。使之势常平，而无此重彼轻之弊。夫如是则楮与铁常相权，而公与私常相济，何弊之有哉!”此说是有道理的。四川官营交子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币值稳定，其原因不外有二。第一，以铁钱作为交子的本位，铁钱是低贱的钱币。但唯其低贱，却对交子的币值稳定起了良好作用。“铁者人之所贱”，分量重，币值低，使人们无需重钱而轻楮，贵钱而贱楮，反而认为“铁不如楮便也”。苏辙在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上奏说：“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①可见交子在某些时间或地点，甚至比铁钱价值更高。第二，宋廷采取“称提”措施，严格控制发行量。白天圣初年开始，每界交子的发行额控制在1，256，340贯，②绝不滥印滥发。此外，宋廷“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③，以保证民间用交子随时可向官府兑换铁钱。官府对交子的流通又不加任何限制，“租税之输，茶、盐、酒酤之类，关市泽梁之输，皆许折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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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栾城集》卷36《论蜀茶五害状》。
②《宋史》卷181《食货志》，《文献通考》卷9，《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62《财用门楮币类》，《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四川钱引》，《蜀中广记》卷67引费著《楮币谱》等书记载相同，唯有《宋朝事实》卷15《财用》载第[一]界为3，884，600贯，今不取。
③《宋史》卷181《食货志》，《文献通考》卷9。
交子的币价稳定大约维持了五十年。到宋神宗熙宁五年，因戴蒙的建议，将每界交子行用期延长到四年，两界并用，实际上就相当于每界发行额增长一倍，为2，512，680贯，这不能不引起贬值。据吕陶说，在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彭州一带“在州现今实直，第二十七界交子卖九百六十”，“第二十六界交子卖九百四十”①。苏辙在宋哲宗初说，交子“近岁止卖九百以上”②，这也是指宋神宗时的贬值情况。可见在宋神宗时，交子已开始贬值，但贬值的幅度不大，在百分之十以下。
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宋廷又将每界交子发行量增至1，406，340贯，③由于两界并行，实际上相当于每界发行2，812，680贯。至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又“增四十八万道”，每界发行量增至1，886，340贯，④由于两界并行，实际上相当于每界发行3，772，680贯，相当于宋神宗以前的三倍。交子的进一步贬值，就势不可免。宋徽宗时，滥印交子的情况更为严重，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增印2，000，000贯，二年(公元1103年)，又增印11，430，000贯，四年(公元1105年)又增印5，700，000贯，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又增印5，540，000贯。累计增印24，670，000贯，连同“祖额”1，886，340贯，共26，556，340贯。由于两界并行，实际相当于发行53，112，680贯，为宋神宗以前的四十二倍。“由是引法大坏，每兑界以四引而易其一”⑤。
由此可见，杨冠卿所说的“用之百年而无弊”，也不甚确切。如到宋哲宗元祜六年(公元1091年)发行的第三十五界截止，币值比较稳定或稍有贬值的时期，大约不过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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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净德集》卷1《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事状》。
②《栾城集》卷36《论蜀茶五害状》。
③《文献通考》卷9，《蜀中广记》卷67引《楮币谱》。
④《蜀中广记》卷67引《楮币谱》。
⑤《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四川钱引》。《蜀中广记》卷67引《楮币谱》的数字有所不同，崇宁二年增印数为12，435，000贯，四年增印数为5，075，000贯，大观元年增印数为5，545，666贯。此外，《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提供的增印总数为245，300，000贯，也与各年增印数相加的总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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