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党的创立和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19.5～1937.7］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影响下，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宿迁人民的革命斗争也以“五四”运动为起点，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宿迁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使新思想、新文化在宿迁地区逐步传播开来。1927年前后，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武汉、九江、上海等地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回乡后创办农民协会，发展贫雇农中的优秀分子入党。1928年中共宿迁县委员会成立，在县委领导下，宿迁人民的革命斗争掀开了新的一页。在建党初期和党的早期活动中，县委领导农民、教师、学生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斗争。这期间，宿迁党组织虽曾两次遭到严重破坏，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然而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敌人所吓倒，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然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直至抗日战争爆发。
第一章 “五四”运动的影响及中共宿迁党组织的建立
［1919.5～1928.3］
第一节 “五四”运动对宿迁的影响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5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他们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学生示威浪潮席卷全国。消息传到宿迁，各界哗然，学校师生反响尤为强烈。5月上旬，由崇实中学学生首倡，召开全县公、私立学校代表会议，成立宿迁县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全县学生开展爱国运动。同时，由城区的崇实中学、培贤女中、钟吾高小、文昌高小、女子高小、艺徒、商立、闽侨诸校学生，建立宣传、演讲、总务、抵制日货等专门组织，以保证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
5月19日，在学校师生推动下，宿迁军政警绅商工学界5000余人，在城西体育场举行声援北京“五四”运动大会。学生联合会在会上介绍“五四”运动的经过，各界代表纷纷登台演讲。崇实中学教师孙光斗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后，摘下草帽，厉声说：“这是日本货，不能用。”并拿出自带剪刀，剪断草帽上的缎带，将草帽扯碎，猛掷于台下，全场热烈鼓掌。一时间，“坚决抵制日货”“严惩卖国贼曹、陆、章”“誓死收回山东一切权利”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大会致电中国驻巴黎和会代表，吁请拒绝合约签字，会后举行游行示威。队伍高唱钟吾学校音乐教师秦席之谱写的歌曲：“欧和失败生死关，青齐丧利权。倭奴狂喜我心酸，国民尽赧颜。四万万人发冲冠，长城壮宿迁，魏胜、刘江、项羽还，重整旧河山。”歌声激昂慷慨，反帝爱国口号声，接连不断，古老的宿迁城沸腾了，也把宿迁人民的爱国热浪推向高潮。
当天，部分学生将东大街大同杂货店的日产白沙糖抛撒街面，焚烧了日新书店的日本图书，又准备焚烧永和布庄的洋布。后经各界与学联协商，为避免商人损失，规定各商号将现存和外埠定购尚未到栈的日货统一登记造册，由学联加盖印章，方准出售。售完为止，不准另进新货，否则，一律没收。
根据学联统一部署，城区学生深入关口、码头、东大街、教军场等闹市区宣传演讲，查禁日货。同时，钟吾、文昌等学校派出学生分赴各市镇，配合当地学生向民众进行“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宣传，并开展抵制日货活动，从而，把爱国运动推向广大农村。虽值暑期，学生们仍坚持不懈查禁日货，所获违禁商品，均交商会保管候处。
9月初，各校响应全国学生联合会关于“终止罢课宣言”的号召，及时开学上课。同时，学联各专门组织利用星期天和课余时间继续走上街头，开展宣传和抵制日货活动。10月15日，县学联在城西体育场召开全县中小学生大会，拟总结数月来学生运动成绩，并公开焚烧所查扣的日货。当天，窑湾、皂河、堰头、洋河、埠子、苏圩等校学生均由校长带队来城赴会，城区机关团体部分人员也自动出席。会场上，校旗招展，队伍整肃。唯独钟吾高小没有到会。据该校学生透露，校长禁止学生参加大会，因而引起公愤。学联遂组织学生整队前往城北钟吾学校，由代表王理乾等质问校长沈新萍：“贵校何以无人参加大会?”沈回答说：“爱国方式不同，读书也是爱国。”争执间，学生强行将沈架出游街，并在其背上插着“亲日派”字样的旗子。队伍经北马路口、教军场、竹杆街、东大街，行至南城根东街，拟入迎薰门，沿富贵街、太平街返回体育场正式开会。不料，县知事伍支涛坐着大轿，携两队军警堵住街口，申斥学生行动越轨，并指挥军警抢走校长沈新萍。学生被激怒，砸毁伍知县的坐轿，与军警发生冲突，以鲁钝为首的20多名学生负伤。伍支涛见事情闹大，慌忙率军警逃回县署。千余名学生奋不顾身追至县署大堂，要与伍知县评理。知县与警队退至二堂，闭门不出。旋经驻军团长田子纲与美国传教士任恩庚出面调解。学生提出：（1）县知事承担学生养伤费；（2）向学联公开道歉；（3）今后要保护学生爱国活动。伍知事全部接受学生要求，亲自到崇实中学向全体学生道歉，并到仁济医院慰问受伤学生。不久，学联邀请各界代表监督，将所查获的日货全部焚毁。
事后，县署向省府和教育厅报告，指控艺徒学校校长苏墨林、文昌高小校长蔡凤翔、崇实中学教师钱在天、孙光斗等鼓动学潮，绑架校长，冲击县署，要挟地方长官等罪名，要求给予惩处。学联闻讯，即推代表杨海蓬、王理乾向省学生联合会陈述10月15日宿迁学生运动经过。在省学联和宿籍留宁学生奔走支持下，省教育厅派员莅宿抚慰学生，事端暂时平息。然而，到了寒假期间，地方势力伺机报复，以“行为过于激烈”为由，开除崇实中学姚尔觉、陆秉经等20余名学生，并开除女子高小苏同仁等数名学生领袖。历经半年之久的爱国主义运动，使广大师生经受了实际锻炼，提高了爱国意识，增强了社会责任感，这为他们确立志向、选择道路奠定了基础。以后，姚尔觉成长为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苏同仁则成为徐海地区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第二节 声援“五卅”爱国运动
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及各界群众为反对上海内外棉纱厂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举行反帝示威、演讲，遭到英国租界巡捕开枪镇压，当场死伤数十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上海工人、学生、商人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罢工、罢课、罢市斗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怒潮，并迅速遍及全国，形成了“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
消息传到宿迁，城区各校师生纷纷集会，声讨日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罪行。会上成立了“宿迁县五卅惨案后援会”。接着，各市、镇后援会亦相续成立，广泛开展募捐，支援上海工人，并成立“仇货检查团”，在东关口设常驻检查小组。检查团深入各市镇、码头、商店查禁日英货物。县中学生到东大街的元余布庄等商店清查。他们沿途高呼“为死者雪冤，为生者平愤”、“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等口号。
6月30日，检查团将所查日英的洋布、洋纱等货物运到土圩南边的乌龟滩销毁。各机关团体、学校均派员监视。围观群众约数千人，由检查团负责人讲述“五卅”惨案经过，报告本县各仇货检查组织及查缴情况，当众公布查获日英商品数目。由监察人员，清点核对，集中焚毁。一时间，烟焰冲天，掌声雷动。会场高呼“打倒日英帝国主义”“永远不买日英货物”等口号，直至货化灰烬，人始散去。
“五卅”反帝爱国的正义斗争，使宿迁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又一次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对社会人士的爱国思想也大有启发，不少觉悟青年投奔革命策源地广东，有的考入黄埔军校，投身革命。
第三节 大革命失败后的宿迁形势
一、政治形势
（一）国民党政权的建立
1921年春，北伐军进抵长江流域。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国共合作局面遭到破坏。同年6月4日（端午节），北伐军第二路军叶开鑫的第44军率先由明光经归仁集，到达宿迁城郊。次日，白崇禧率第二路军总指挥部进抵宿城。驻守本城联军孙传芳部眼看大军压境，士气低落，无心作战，于当夜仓惶北逃。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入城后，废掉县知事张金寿，委张一民接任，改称县长，各区乡镇委派民政长官，建立国民党政权。同时成立国民党宿迁县党部及区分部，党部政工人员深入城乡，宣传北伐胜利喜讯，张贴“打倒列强、打倒军阀、铲除土豪劣绅”等标语。宿迁人民自动挂红旗、放鞭炮，热烈欢迎北伐军；箪食壶浆，慰问北伐军。军民情谊，亲如一家。不久，北伐军分途北伐，进攻临沂和海州。宿迁人民为北伐军作向导，探军情，组织民夫运输军粮，安置伤病官兵，为北伐胜利进军，作出了一定贡献。
8月8日，直鲁联军反攻，北伐军全线退往江南，宿迁党政军政人员也随军南下。直鲁第十军杜凤举部进驻宿迁，其部下多系招安土匪。进驻后，与本地土匪多有来往，一时官匪不分，社会秩序大乱，人民苦不堪言。当时流传的民谣称：“第十军，不吃香，破袜破鞋破军装。不能打仗能缴枪，不会剿匪会分赃；下乡必是要粮草，老百姓，活遭殃。”
9月，孙传芳部偷渡长江。龙潭一役，为国民革命军所包围，经7昼夜激战，孙传芳全军覆没。北伐军乘胜再次北伐。11月，北伐军第一路军陈焯部攻占宿迁。三日后，直鲁联军反攻。北伐军退到泗阳，双方对峙月余。12月13日，陈焯部再次发动进攻，长驱直人，进抵县南地区。直鲁联军杜凤举部，集中在城内，企图负隅顽抗。北伐军围攻3日不下，双方伤亡较重，北伐军遂向后方催调大炮轰城。后经地方代表向杜凤举陈述形势，说明利害关系，要求守军撤出，不然，全军覆没与城俱毁。同时，要求北伐军撤去攻击西北圩门的部队，让守军撤出。双方同意后，杜军引兵出城，狼狈北逃。
16日，北伐军进驻，遂留文鸿恩师驻县。张一民复任县长，恢复整顿县政机构，推行政令。
（二）封建地主势力及其政治态度
宿迁的地主豪绅势力比较强大。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多则数百顷、少则十余顷或数顷。据民国二十年（1931）有关资料统计，当时占全县人口5％的地富阶级，却占有50％以上的土地。地主平均每人占有土地706亩；富农257亩；中农49亩，而贫农只有2亩。他们多与官府勾结，把持乡村政权。清末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乡村政权一直把持在地主豪绅手里。国民党执政后，虽作些民主改革，但很不彻底。将董事制改为行政局，保卫团改为保安队，换汤不换药，乡村政权仍然受新地主豪绅所操纵。他们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有圩子，有炮楼，有枪支。有些地主豪绅豢养数十名或上百名乡勇，催租逼债，残害人民。他们与土匪相互勾结，鱼肉乡里。地主需要土匪武装维护自身利益，土匪也需要大地主作靠山。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条件下，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地主豪绅的利益要靠国民党政权维护，而国民党政权在农村的统治也必然要依赖地主豪绅。因此，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地主豪绅便迫不及待地投入了国民党新军阀的怀抱。
（三）土匪的分布及其活动
清末民初，宿迁地区盗贼蜂起，呼啸聚众，结股拒剿。匪首中有的与军阀驻城部队和地方官绅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以致匪众有恃无恐，越发作恶。股匪中多的达数千人，盘踞洪泽、骆马二湖之滨及马陵山区，经常流窜县境逐庄洗劫。小股土匪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四乡皆有。其中较大者有仲八、张五等近20股。四乡小股土匪，每届青纱帐起，则拦路抢劫，到处绑票虏掠。国民党县政府隔壁竟也发生绑票勒索事件。不少人死于御匪自卫，有的被匪杀害全家。在绑票勒索中，被断指、割耳、折肢、撕票（处死）者，时有所闻。至1927年国民党执政时，一班新匪又起。大匪首魏友三潜伏于县西南地区；高孝门、高孝堂、王斗山是县北乡的山大王；匪首刘荣铎盘踞县西宿睢边境扰害人民。总之，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县境土匪如麻，社会混乱，人民不仅财产被掠夺，而且生命难保，境况极惨。
（四）小刀会、安清帮及其活动
清末，宿迁即有小刀会组织，大多活动在乡间多匪地区。为了防匪自卫，各庄民众起而创会，与匪相拼。该会相信吞符持咒能避刀枪，故入会者学习后，遇到匪警则结队赤膊持刀作法疾驰而前，土匪慑于来势，不免张惶失措，屡为所败。因其旨在自卫，且有助于社会治安，故官方不加禁止。但由于其迷信、愚昧，无一定政治立场，很容易为各派政治势力分化、利用。中共宿迁党组织成立后，把它视为中间势力，并争取其会众转向革命。
安清帮，原为清末的漕运组织，旨在保证航运安全。以后发展到大城市及各航运码头，组成人员日趋复杂。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宿迁城乡入帮者多达数万人，上自县衙房科班役、军营勇弁，下至地方绅董以至黎民百姓，工商学界，各色人等均有参加。数百年来，由于满清政府、北洋军阀、国民党、日伪汉奸都想利用安清帮，所以对其不加制止。宿迁党组织成立后，也曾利用他们头头开展革命活动。
二、经济形势
（一）封建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
国民党统治时期，封建地主依然掌握乡村政权，对农民的经济剥削有增无减，其手段多种多样。有的依仗权势，巧取豪夺，掠夺农民土地；有的通过雇工、收租、放高利贷等手段剥削农民；有的兼营工商业，控制集市贸易，任意抬高或降低物价，掠夺农民劳动果实。每遇荒年，贫苦农民迫于天灾人祸，衣食不给，不得己借高利贷以应急需，本利滚积，难予偿还，终于倾家荡产。当时，有的地主以铜钱40千文滚放五年，竞然得良田3顷。因此，官僚巨商利用荒年向农民攫取了大量土地。县北乡大地主王秉金初有地一顷多，十年后增至200余顷。由于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自耕农大多数变为佃农，广大贫雇农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
（二）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
本县捐税，有国税、省税、县税，名目繁多。尤其地方各种苛捐杂税，项目更多。国民党执政后，农民所纳的田亩正税，每亩较前增加三分之一以上。另外，宿城、埠子、皂河等处的粮食捐、摊贩捐、布行捐；大兴等处的金针菜捐；晓店、嶂山等处的花生捐，皆由学校或机关征收，大都以办理公益事业为名；由区乡镇保征收的有区乡镇保经费，区乡镇保丁薪饷等。至于区乡镇保的经常开支，皆按甲户地亩征收，由经办人随意支派。此外，还有枪械子弹费、区乡镇招待费、教育捐、党捐、公安捐、印花捐，各种农产品的价捐、营业捐、验枪捐、验契捐，拉车、赶小驴以及摆摊设点的小商小贩没有不纳捐的，甚至农民进城拉大粪也得交税。这些捐税，十之八九被国民党各派势力用于扩充军事实力，互相争权夺利，以致造成工商困于重税、人民陷于水火的局面。
（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日益加深
国民党统治时期，帝国主义对宿迁的经济侵略日益加深。大批洋货源源不断地运来倾销。如日本的线绨、明华葛等人造丝织品，英美的洋布、洋标等棉织品皆涌现市场，行销量甚大。而国产棉布的行销量仅占30％。茶叶、食糖及其他杂货行销量最大的也是洋货。食用碱以前均用土产品，这时也为洋碱取代。黑夜照明向以杂油点灯，此时也大量使用进口煤油（时称洋油）。当时宿迁县煤油销售总额每年为35万元，营业额达90万元；销售洋烛约7000箱。仅进口洋碱、煤油、洋烛三项，全县每年金钱外流不下百万元。而本地出产的烟叶、棉花、大豆、花生，莫不直接或间接为帝国主义的需要而生产。总之，宿迁县已变成帝国主义的商品推销市场和原料供给地，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
（四）落后的工农业生产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严重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国民党统治时期，宿迁县城没有像样的工厂，只有一些规模很小的如织布、玻璃、榨油、蛋品、酿酒、印刷等小厂或作坊，以及竹器、编织、铁木业等手工业。
至于农业，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横征暴敛，封建地主的压榨剥削和帝国主义的掠夺，加之各派军阀混战，连年兵荒马乱，水利失修，水旱灾害频仍，民不聊生，农民迫不得已背井离乡而逃荒要饭，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一般沙土地区丰年小麦亩产仅在百斤左右，玉米120多斤，其它杂粮均为40~50斤；岗土地区丰年小麦亩产60多斤，玉米为80多斤。倘遇水旱风雹及病虫等自然灾害，收成更少，甚至颗粒无收。
（五）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各工厂、作坊工人和商店店员工资待遇相当低，大都仅够个人生活，无力供养家庭。工作时间漫无限制，多是自黎明至黄昏，每日操作达12小时以上。一年中，只有春节休息三、五日，端午节、中秋节各休息半日。各厂坊店铺时有倒闭，工人店员随之失业，生活毫无保障。
农民生活更为痛苦。全县自耕农民占农民的384％。遇到丰收年景，他们的生活还可勉强维持，若遇天灾兵祸，便要受到严重威胁。占农民2195％的佃农，一般自己都有几亩地，因收获的粮食不足糊口，再向地主租地耕种。他们的生活状况比自耕农还差。至于占农民397％的贫雇农更惨。雇农多系无立锥之地的农民。他们替地主一年忙到头，除了每天吃几顿粗食外，最多每年挣三、四十千文，无法养活家小。不少雇农终生不能娶妻，有家小的，多是妻子在地主家做佣妇，小孩给地主放牛。每遇荒年，贫雇农迫于无奈，逃荒要饭，卖儿卖女，妻离子散。他们的生活最苦，革命情绪最高。
第四节宿迁地区党组织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秋，在宿迁建立党的组织。
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在武汉国民党江苏省党务人员训练班学习的宿迁籍中共党员蔡少衡、管伯良、蔡克尧、杨金声以及在九江军校学习的中共党员陆品山等，受组织派遣于1927年6月4日随北伐军攻占宿迁先后到达宿迁，并以国民党员身份登记在各部门任职，从事地下党的活动。
此时，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派员陈耀（县南陈夹河人）来宿组建农民协会，徐道宜为主任，蔡贡庭为组织部长，徐大芳为宣传部长。8月初，中共江苏省委派寇先瑶来宿联系建党工作，适值直鲁联军反攻，折回上海。8日，北伐军撤往江南，中共党员及农协会成员也随军南撤。蔡贡庭又转往上海，不久，由张原石、王芝瑞介绍加入共产党，随后受省委派遣回徐州、睢宁等地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蔡贡庭先到睢宁县立中师学校找到李广深、张介廉，将“八七”会议精神向他们作了传达，并要李广深到徐州组织力量，准备暴动。他回到宿迁适值直鲁联军再次攻占宿迁，北伐军退至泗阳。蔡贡庭也到泗阳，与蔡少衡相遇，得知中共党员尚有管伯良、杨金声等人，蔡贡庭把“八七”会议精神向蔡少衡等作了传达。蔡少衡还在洋河高小发展马仑（县东大兴马庄人）入党。12月16日，北伐军陈焯部再次攻占宿迁。宿迁国民党政权恢复。蔡贡庭仍出任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兼工会主席。
蔡贡庭利用工作之便，委派蔡少衡、管伯良分别担任大兴、洋河地区农民协会负责人。他们以合法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马仑入党后，弃教回乡，领导农民运动。接着，蔡少衡在大兴马庄又发展马良之、张用琪等入党。马仑、马良之、张用琪等先后发展马怀启、朱凤章、马成忠、孙培善等15人入党，建立中共宿迁县第一个党支部——马庄支部，马良之任党支部书记。此时，蔡少衡到苏圩发展苏乙山入党。苏乙山又发展苏俊庭、朱辉等10余人入党，建立中共苏圩支部。管伯良在管堤、洋河发展一批党员，建立中共洋河支部。陆品山在耿车、陆后园发展一批党员，建立中共陆后园支部。次年初，陆品山等人又在耿车的东西张庄、东西杜庄发展王绍武、张梓扬、谢雨田、张凤章、张金汉等人入党。稍后，王绍武又发展二三十名党员，建立了中共耿车支部。
1928年1月，在城区，蔡克尧出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委，杨金声任干部，在上海入党的胡俊三任县中英语教师，陆品山任赈灾委员。他们均以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省委巡视员张原石来宿，在宿城张相文家召集党员开会，传达宜兴暴动情况和省委关于“农民协会组织起来，要抗捐抗税，要搞暴动”的指示，并具体研究暴动计划，草拟宣言，决定利用宿城正月十五庙会的机会，进行暴动。会后，蔡少衡、马仑等即发动东乡农民协会会员，筹集枪支、大刀、标枪，准备进城暴动。后因国民党宿迁县政府通令禁止庙会，暴动未能举行。
2月，蔡贡庭、蔡少衡、马仑三人在黉学（今宿迁中学所在地）开会，研究成立中共宿迁县委。初步决定由马仑任县委书记。理由是马仑年轻、有文化，又能干，家中有六、七支枪，大兴集一带人事熟悉，有威望，有号召力，有利于工作开展。3月，经省委巡视员张原石报省委同意，中共宿迁县委员会在大兴马庄成立。马仑任书记。委员由胡俊三、马良之、蔡少衡、管伯良等5入组成。县委直属江苏省委领导。
这一届县委活动的中心地点主要在大兴集一带。那里离县城较远，又有运河相隔，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尤其那里有一批敢于和恶势力进行斗争的热血青年，他们率先打起革命红旗，带领群众战斗。因此，那里的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发展很快，斗争异常活跃。
第二章 党组织的初期斗争与发展
［1928.3～1929.12］
第一节 农民运动的兴起
1928年3月，中共宿迁县委成立之后，大兴集一带党组织发展很快，各乡村农民协会相继成立。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贫苦农民，积在心头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他们在县委领导下，利用减租、减息、惩办恶绅劣董的口号与官府和土豪劣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抗捐抗税斗争
国民党原先规定地方董事、中小地主占有300亩以上土地的，须交纳绅户捐，不足300亩的免捐。1928年3月，当局拟将绅户捐改为普通捐，不论穷富一律按地亩交捐，这就加重了穷苦人民的负担。县委闻讯后，发动四乡农协会员，利用逢集在大兴集召开千人大会，反对把绅户捐改成普通捐。会后，上千名会员打着红旗，扛起大刀标枪，列队游行，沿途高呼“取消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国民党县政府慑于农协会的强大威力，不得不收回成命。农民协会的抗捐斗争，首战告捷。
同年5月，马庄农协会员李步高因卖牛未交捐，遭国民党大兴镇镇丁毒打一顿。李找县委书记马仑的长兄马爱亭诉苦。马爱亭对国民党大兴镇公所敲诈群众的行径，非常气愤。他带领20多名农协会员，到镇公所说理。声称种地人买卖牲口，从来就没出过什么捐款。镇长陈二白慑于农民协会的威力，当即宣布取消牛头捐。6月，县收捐委员坐阵大兴催收捐税，农协会代表与之评理，并用烟袋将其打伤，收捐委员扬言回县控告。途中被农协会捆绑狠狠揍了一顿，直到其求饶。
一天，大兴农民协会组织会员一千多人，举行游行示威。他们打着红旗，高举大刀、长矛，有的扛着锄头、木杈等农具，排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在大街小巷高呼：“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有钱人压迫剥削穷人”等口号，他们说：“收捐委员、牛卡都被我们打了，没出什么事，其他什么事都可以干了。”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当地地主豪绅大为震惊。
二、抗租抗债斗争
县委书记马仑的庶母，诨名杨三。由于马仑之父马成义的宠爱，她个人占有土地一百多亩，收租、放高利债，盘剥贫民。有些人家被剥削得倾家荡产。农民协会成立之后，马仑首先想到的是革命必须从自家革起，才能取信于民。于是他要求父母自动减让租息，结果遭到一顿斥骂。农协会员孙德祥，因交不出欠杨三的120块大洋的“驴打滚”利债，找马仑诉苦。马仑和县委委员马良之等人研究决定，发动四乡农民协会会员，开展一次抗租抗债斗争。1928年5月的一天，天刚蒙蒙亮，四乡农协会员和赤色群众约五六百人，涌向马仑家大门前的打谷场上，围成一个大圆圈。这是中共宿迁县委举行的第一次抗租抗债斗争大会。斗争对象是马仑庶母杨三。只见她站在人群当中，面色苍白，浑身颤抖，往日威风，一扫而空。大会由县委委员马良之主持，马仑第一个登台演讲。他讲了农民协会的性质和任务，又讲了减租减息的道理。正当贫苦会员揭发控诉杨三剥削罪行时，马仑之父马成义气冲冲地来到会场，咆哮如雷指责农民协会说：“什么农民协会?分明是儿子斗老子的会，我不赞成！”这时，党员干部面面相觑；佃户会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会场顿时沉寂下来，眼看形成僵局。马仑当即举起手枪，向空中鸣放两枪，大义凛然地说：“减租减息是上级指示，违抗就是违法。”说着把枪往桌子上一摔，接着说：“我人认得人，枪认不得人！”与会人员为马仑英勇果断的行为所感动，纷纷称赞不己。马成义听了，气得浑身哆嗦，说不出话来，便退出会场。这时，会员群众个个气粗胆壮，振臂高呼：“反对重租、重利盘剥！”“劳苦大众联合起来！”口号声震四野，会场一片欢腾。最后大会通过将孙德祥欠杨三的120元利债全部取消，并勒令杨三当场交出契约借据。杨三不敢违抗，答应免息减租。马仑当众宣布：“不论何人，过去所放的利债，今后一律本利无归……。”群众拍手叫好，斗争取得胜利。
同年夏天，耿车地下党领导小陈庄农民开展抗租斗争。大地主董凤坡等纷纷逃入县城躲避，而派租头臧东五代催租粮。农民协会乘夜将其刺伤。当年农民租粮颗粒未交，斗争也取得胜利。埠子地下党领导减租斗争也取得胜利。
三、惩霸斗争
大兴东平乡恶霸地主、国民党保董马成谦和他的儿子马良凯，凭借权势与农民协会作对，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群众，散布流言蜚语，污蔑农民协会。县委组织农民代表由马良之带领，找马成谦清算各种摊派捐款账。马成谦气势汹汹说：“无账可算，要算到县政府算去。”马良之出面组织农协会员，联名控告马成谦敲诈贪污等十大罪状。县府传讯，马成谦不敢到庭。农民代表把马良凯扭送到县，迫使国民党司法机关将其关押两月，并罢免马成谦保董职务，赔款100元，罚钢枪2支。事后农民协会选马俊斋任保董。
这次斗争之后，大兴周围的一些乡保董都受到很大震动，生怕群众起来抓他们辫子，有事主动找农民协会商量，婚丧大事、土地纠纷都请农协会会长协助调解处理。农民协会的威信空前提高。
四、说理斗争
1928年冬，大兴小学教员、地下党员任义才的表兄王步云，在泗阳穿城西单圩子大地主单明志家做长工，到年底单明志不给工钱。任义才把这事告诉马仑。马仑气愤地说：“我们农民协会就要给穷苦人撑腰，不给工钱，找地主说理。”
第二天，马仑发动大兴、三庄、陆集、丁嘴等地农民协会会员近千人，扛起大刀、长矛、鸟枪，排成四路纵队来到穿城找地主说理。单明志闻讯，惊慌失措，一面托人向农民协会求情，一面要集上的菜馆饭店打炕饼、烧鱼肉，招待农协会员。经过谈判，单明志当场付给工钱，并向长工王步云赔礼认错，事情方才了结。
这次说理斗争，对四乡地主震动很大，也推动了农民运动的深入开展。丁嘴、汪楼农民斗争地主汪大鼻子；大兴集地主宋景之，不但不敢向农民催租逼债，而且花钱请客，托人向农民协会说情。这时，县东乡真是农民协会的天下，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如有欺压农民反对农民协会者，则群起而攻之。
第二节 刀会暴动
国民党在宿迁建政后，猛增田赋捐税，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到处毁庙兴学，触犯僧人刀会利益，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以致在极乐庵僧人鼓动支持下引发刀会暴动，持续两个多月。
1928年秋，县党部拆毁城关东狱庙，在教军场修建讲演厅，作为宣传“新政”讲坛，通令禁止说书、卖艺、测字、卜卦等封建迷信活动；1929年初，又公告禁止过旧历年、贴春联、放鞭炮等。这引起各阶层强烈不满。先是古城孟城庵僧人渭三率领刀会入城，亮刀示威，抗议当局强占庙产。2月13日（旧历正月初四），刀会5000余人打着“党逼民反”的旗帜，拥入教军场，推倒讲演厅，要与当局评理。刚上任的县长童锡坤带县队出面劝谕刀会解散。刀会质问：当局何以滥增钱粮捐税?何以强占庙宇庙产?何以禁过旧历年?……童答以非本任所为，容后慢慢解决。但见刀会群情激忿，不听劝阻，遂携部回城，紧闭城门。会众拥至北关外，捣毁县党部（今马陵中学附近），抓走党部常委徐政、王志仁、江濡、蔡克尧等四人，继而捣毁省立中学、县中、电信局，电讯设备悉被破坏，掳走省中校长周宣德及教员30余人。但对商铺民宅严加保护，深得商会市民支持。次日，刀会增至数万人，继续捣毁各小学，搜查国民党人及其住宅，在各处张贴告示和歌谣，告示为：“奉劝诸位请听，民众还有下情：昨日打倒党部，为它苦害民情。阴历不许过年，毁坏庙宇伤情；妇女出来看景，他说土娼游行；打倒算命卜卦，说书也是伤情；老妈出卖水烟，赶他无处活生；看着人民饿死，无处把冤伸。大家联合起来，打他滚出县城。倘若再留党部，不久灭祖灭宗。江北民告白。”歌谣有：“……旱涝又遇饥饿岁，黎民心似火油煎。官租大粮加十倍，差丁勒掯赶紧完。不知领来何圣纸?情形就如鬼门关。……”由此可洞察刀会暴动起因之一斑。
14日午时，童锡坤邀刀会代表在体育场淡判。刀会提出：1取消苛捐杂税，减征钱粮；2取消县党部；3重修被拆毁庙宇；4今后不得压迫刀会。童漫应之，但要求刀会释放所掳人员。15日，刀会陆续释放所掳人员，事渐平息。
16日，陆军第九师陈琦团应童锡坤之邀自新安镇（今新沂县城）开抵城厢鸡蛋厂。刀会占据马陵山，警告驻军说：“要开火，我们双方到骆马湖（时为旱湖）打，免得在城里扰及商民。”陈琦声言：“此来为保护地方，调解纠纷，决不向刀会开火。”为此，刀会陆续撤出县城。
童锡坤因有驻军撑腰，遂违前约，先后拘捕会首丁克兴（即丁茂庭，绰号“草上飞”）、张儒高（绰号“神机妙算”）及极乐庵僧人共十余人。消息传出，刀会大恚。在南乡会首刘士龙（绰号“铁马褂”）号召组织下，3月1日，万余名刀会会员齐集黑鱼汪，结队向县城进发，以强制童锡坤履行协议，释放拘押人员。童锡坤闻讯，邀请陈琦派出10余名骑兵四出侦察，途中被刀会俘掳4人。陈琦要刀会释放骑兵，刀会则要求双方交换人质。经陈琦交涉，童锡坤同意交换。刀会尽释所俘骑兵，童却仅释放半数在押人员。刀会激怒。由南圩门攻入。县队退入城内拒守，未及入城的被砍死4人。刀会将县城团团围困，要童锡坤答话。童因两次违约，不敢出面。陈琦登城楼调解，谓在押会首，待查明非主使者，自可开释。劝刀会勿再暴动，以免糜烂地方。刀会忿而攻城，无奈城墙高峻，又无重武器，卒难攻破。四乡刀会陆续前来增援，达数万人。双方夹城对峙达三昼夜。刀会为掐断城内与外界联系，将城外新修复的电线杆尽行破坏。
童锡坤困守孤城，通讯又断，一筹莫展，最后孤注一掷，组织县队配合驻军一营，于4日晨出击，经过激战，双方死伤20余人。刀会虽顽强勇敢，但未经训练，又缺乏新式武器，终于不支，四下溃逃。县队焚烧城厢刀会佛堂10余处，继而导引驻军向南乡分途追击刀会。古城、黑鱼汪一带居民望风逃避。县队为泄忿，射杀居民多人，并纵火烧刀会坛场及民房。大火蔓延，殃及高坂头一带民居百余户。一时火光冲天，呼号凄绝。
陈琦应童锡坤私人之邀来宿镇慑刀会，未获上峰进击命令，见县队大肆烧杀，惧担责任，遂连夜撤离宿迁。童锡坤见驻军撤走，防务单薄，恐刀会复来攻城，于5日晨携县队逃往徐州。刀会闻讯，相约复来攻城。
暴动之初，中共宿迁县委采取静观态度，但有少数支部党员和农协会会员也随同刀会入城参加暴动。待获悉刀会准备第二次攻城时，县委决定配合刀会行动，乘机夺取政权。遂连夜将大兴区委所属20个支部党员及3000名农协会会员改扮成刀会，聘请刀会师傅周宏贤教授简单功法咒语，赶制大刀和红黄各色佛兜，集中长短枪支，武装刀会，由周宏贤为指挥，马良之、沈光智为副指挥，朱凤章负责与各路刀会联络，以支部为核心组成基层战斗组织。3月1日那天，东乡刀会打着“农民自卫团，解除农民痛苦”的大旗，会同各路刀会围攻县城。县委机关也由大兴马庄移至文昌阁以便就近指挥。4日，县队和驻军向南乡出击，东乡刀会趁机撤至河东文昌阁一带，未受损失。童锡坤出走后，县委书记马仑领导大兴地区刀会配合其它刀会再次攻城。此时县城仅由警队和商团防守，见刀会势力强大，无力抵抗，遂由商团队长王仰周出面，答应坚履前约，重修被毁庙宇，释放在押会首和僧人，遂由双方共同维护治安，保护商家居民安全。
县委在城厢遍贴“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把土地分给农民”、“老百姓的事由老百姓自己管”等标语，号召人民自己管理政权，并派员与诸会首协商，共同组建工农政府。但诸会首识虑短浅，不愿接受共产党的主张，转而推举王仰周为临时县长，地下党孤掌难鸣，不久撤出县城。
在宿城刀会暴动影响下，皂河、埠子、大同、义勇、邵店以及邳睢等地刀会纷起暴动，捣毁机关学校，驱逐、捕捉党政长官，一时各地骚然。
4月1日，刘昌言出任县长，携省警队两连及陆军第九师孙仲猷团来宿镇压刀会，拘捕临时县长王仰周，处死会首18个。刀会暂时隐蔽起来。14日，省警队一排到东乡永庆镇（今陆集）剿捕刀会，中共党员刘兴举、张有万率领刀会伏击，毙警队3人，伤3人，缴步枪6支、战马一匹。省警队残部逃回县城。19日，县公安大队长汪公义率县队及驻军一连，携煤油数十桶，前往永庆镇拟焚烧民房，镇压刀会。消息传出，刀会齐集老鸹庙，迎战官军。此次刀会征集广枪较多，作战奋勇，官军抵挡不住，退守运河西岸，双方隔河射击。午后，刀会由东关口强渡运河，突入圩内，占领商业区东大街及南炮楼和中炮楼。当时城门已闭，官军无法入城，双方展开巷战，互有死伤。官军纵火焚烧中炮楼，火势延及商店及民房20余家。原先支持刀会的商团，发现共产党参与暴动，转而支持官军。凭借北炮楼制高点，时开台炮轰击刀会，刀会遂攻入商会，在夹墙内搜出枪支甚多，按各路刀会参与人数分配，地下党领导的大兴地区刀会分得钢枪两支。当夜，大兴刀会总指挥周宏贤在攻城时中弹身亡，人心浮动，遂连夜撤走。20日，驻军配合警队夹击刀会，刀会奋勇突围，死伤惨重。
此前，宿属窑湾刀会在会首薛干臣率领下，于4月11日暴动，捣毁机关，收缴行政局、公安局、盐务局枪支百余条，捕杀国民党员多人，自立“大同军”，立“大同公约”10条。16日，刘昌言督警队和驻军前往镇压，途经皂河为刀会所阻。官军攻入圩内，屠杀男女居民47人，抢劫商铺，并焚烧民房商店百余家。及抵窑湾刀会退往旧州（即古邳）。不久，薛干臣被捕处死。
经过刘昌言血腥镇压，刀会纷纷丢刀自新，会首多远避他乡。各乡镇董乘机敲诈索谢，扰攘经时，轰轰烈烈的刀会暴动被镇压下去。极乐庵、五华顶两寺院因牵涉刀会暴动诉讼经年，被判罚捐地18顷，补偿地方所受损失。
刀会暴动期间，地下党采取隐蔽方式参与刀会斗争，使党的力量得到壮大和发展。党员由604人发展到780人，区委组织由4个发展到6个，支部36个发展到40个，农民自卫武装发展到百余人。刘昌言主政镇压刀会，县委及时将大兴地区刀会恢复为农民协会组织，故未遭受损失。但东平乡团董陈开俊（绰号“陈二龟腰”）在大兴集街头公开铡死刀会成员刘从宽，威协说：“会无好会，今后谁还敢参加这个会那个会，这就是下场。”为了回击豪绅的挑衅，县委书记马仑组织抗暴队多次伏击陈开俊未成。陈开俊惶惶不可终日，央请蔡绍衡（县委成员）说情，保证不与地下党农协会作对，事暂息，但打蛇未死留后患。7月初，省民政厅长缪斌率部来宿镇压刀会和地下党，陈开俊又向当局密报马仑等组织地下党参加刀会暴动，引起缪斌对中共宿迁党组织残酷镇压。
第三节 党组织的发展、受挫与恢复
从1927年秋至1929年5月，宿迁党组织得到较快发展。1928年3月，中共宿迁县委成立后，积极在东乡发展党员，又建立起袁王荡、高圩、林庄、王滩、大兴、陆庄、施老庄、荷塘、林河、董圩、崇河、朱团庄、徐新庄等13个党支部，计有党员410名，并成立了中共大兴区委。6月，刘颖生由淮阴回宿迁埠子地区发展党员，建立中共埠子、大兴庄、陈夹河等支部，并于当年秋成立中共埠子区委，辖5个党支部，83名党员。9月8日，江苏省委巡视员罗士藩来宿迁检查工作，并对宿迁县委今后工作意见专门给省委写了报告。指出“宿迁的党员，在最近期间不仅在数量上有很大发展，而且已经在各地方发生小的斗争，由静的状态走到暴动路上来了。”根据省委巡视员的指示，为加强县委领导，县委委员增到9人，其中5人为常委。10月，宿迁县委改属中共徐海蚌特委领导。11月，汤涤非由上海回宿养病，此间，他在管伯良建立的管堤支部基础上，又在吴沟、马园、洋河等地发展党员，建立中共吴沟、马园、叶庄等支部，并成立中共洋河区委，计辖9个党支部，167名党员。在县委成立之后，陆品山、王绍武等人在耿车地区积极发展党员，成立陆后园、耿车、佟圩、八堡等党支部，并建立中共耿车区委，下辖4个党支部，党员74名。至1928年，全县已先后建立大兴、洋河、耿车、埠子等4个区委、36个党支部，604名党员。其中工人2名，农民577名，士兵13名，知识分子12名，妇女2名，当时是徐海蚌地区党员最多的一个县。
1929年1月，蔡贡庭、朱秋白、秦雅芬等由睢宁回宿参加县委。县委参加刀会暴动期问，又派中共党员吴让到宿北堰头镇崇德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建立中共堰头支部。3月，根据省委指示，县委派人去睢宁整顿党的组织。这时全县党员发展到780余名。区委发展到6个、支部38个，其中有16个支部定为中心支部。党的活动范围遍及全县各地。主要集镇都有党的组织。县党部、警察局、学校也都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和成员。这是宿迁党组织蓬勃发展、兴旺发达的黄金时期。
6月，情况发生变化。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厅长缪斌率领省警备队到睢宁高楼镇压农民暴动，接着来到宿迁镇压刀会。6月底，缪部包围大兴小学，捕去施月庭、陈通甫、管汉卿3位教员；接着袭击中共宿迁县委机关，因县委成员事前有备，致使敌人扑空。恶霸地主马成谦父子，乘机控告马仑是东乡共产党头目组织刀会暴动。缪斌下令抄了马仑的家和马庄小学，财物被抢一空，连学校的图书、风琴都被抢走了。临行捕去马仑之父马成义（后花钱获释），并下令通缉马仑、蔡贡庭、秦雅芬等人。缪部又到蔡老庄，抄蔡贡庭的家，捕去蔡贡庭之父，另有部分党员和农协会员被捕。这时，大兴地区20个党支部被破坏10个。运西地下党和农民协会除陆后园支部外，均未参加刀会暴动，因此未受损失。
县委书记马仑、秦雅芬、蔡贡庭、朱秋白等及部分党员骨干分子，于7月初相继转移或隐蔽。马仑等到上海向省委汇报，省委批评他们脱离斗争，后同意他们暂时不回宿迁，分配马仑，蔡贡庭到松江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马仑走后，由县委成员马良之、朱凤章、沈光智、王绍武、苏乙山、朱敬芳等人组成临时县委，推马良之为县委书记。
1929年9月5日，省委在上海专门讨论宿迁问题，并发出《致宿迁同志书》一文，对农民斗争和党的工作作了指示：“东乡的斗争，虽然暂时失败了，但是农民在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之下，秋收斗争是要继续的。党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发动广大乡村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与中农走入土地革命……”。同时决定宿迁新县委成员名单。9月7日，省委巡视员江长师来宿，召集原县委委员开会，重新组建县委。与会有朱凤章、王绍武、郝文召、袁子云等人。会上决定了县委成员的分工，但这个决定尚未贯彻。不久，省委对宿迁县委组成人员正式作出决定：书记马良之，组织朱凤章，宣传郝文召，委员薛大山、王绍武；候补委员孙培善、朱敬芳。同时对大兴、洋河、耿车、埠子、骆区、进化6个区委书记作了调整。新县委成立后，主要活动在运西耿车一带，发展农民协会和党、团组织，领导农民、学生开展一些小规模的抗捐抗税斗争和反封建迷信斗争。各地党组织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城区先后建立县中、私立中学和工人支部。在此期间，宿迁县委还领导中共睢宁特支的工作。
第三章 一九三零年红色风暴
［1930.1～1930.10］
1930年1月，中共徐海蚌特委第二次成立。5月，特委派李干成出任中共宿迁县委书记。6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致使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引下，1930年6月，省军委李宁来宿，在佟圩召开宿迁县委会议，传达省委关于组织宿、泗联合暴动计划，宣布成立以省委委员徐怀云、徐海蚌特委组织部长赵雪门、宿迁县委组织部长汤涤非（三人均为黄埔军校生）为首的联合行动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宿迁、泗县两县暴动工作。拟组建红十六军，军长徐怀云，下辖两个红军师。泗县丁超五、宿迁汤涤非分别任师长，马仑、李干成为政委。会上并决定埠子、大兴为宿迁暴动中心区。通过暴动，夺取政权，收缴枪支，扩大红军武装，会同泗县暴动队伍，共同创建洪泽湖根据地，并策应各地暴动武装，伺机攻占徐州。
同时，确定马仑为宿迁军委书记，具体负责宿迁地区红军武装组建工作。早在农民运动初期，宿迁地下党已掌握百余名农民武装。后缪斌镇压，损失大部。1930年初，马仑返宿后，又重新组建起40余人枪的队伍。作为行总直接掌握的红军游击队，朱凤章任大队长。埠子区区委委员苏俊廷（绰号苏大天老爷）将其掌握的一支私人武装，也交给行总统一指挥，由苏宜年任大队长。这两支武装就是行总组织暴动建立红十六军红三师的基础力量。7月，泗县小孙圩暴动失败，赵雪门、许宝庭又率领部分武装来宿迁汇合。7月中旬，宿迁县行动委员会成立。县委书记李干成改任县行委书记，汤涤非任行委总指挥，蔡贡庭任行委秘书。会议决定，大力发展武装，成立红军师。经过行总和宿迁行委研究决定，宿南、宿东同时举行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
第一节 马园暴动
马园是宿南较大的地主圩寨，壕阔水深，圩垣坚固。圩主马嗣尚拥有50余顷土地，10余名长短工，并有一支较强的保家武装。圩内除几户豪绅地主外，其余都是马家佃户和一些自耕农。早先，共产党员汤涤非利用与马家亲戚身份发展马伯扬、方大才等20余人入党，建立马园党支部。后来。县委成员许立民、耿建华到马园小学以教书为掩护，领导马园支部开展抗捐税和抗练丁费的一系列斗争，打了作恶多端的大董事，提高党员的觉悟和战斗力，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
在行总和行委成立前，县委为了扩充红军游击队，于6月中旬发动马园暴动。具体办法是利用圩主每晚将枪交给长工、佃户值更守寨的机会，控制枪支，打开圩门，落下吊桥放红军游击队和农民武装冲入圩内，里应外合，收缴马嗣尚家的枪支，然后分配马家土地。马园支部的党员接受任务后，个个兴高采烈，枕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为配合马园暴动，行委还布置茅宅支部收缴圩主刘长文的枪支。
暴动当天早晨，马嗣尚大儿子马大宽子照例召集长工分派农活。长工方大才（支部委员）为人耿直莽撞，平日受尽马家压迫剥削，对马家父子怀有刻骨仇恨，觉得出气的时候快到了，对马大宽子耀武扬威的样子看不惯，因而带头顶撞马大宽子，以致引起争吵。方大才是个响炮筒子，不知保密，争吵时竟然说：“别咋咋呼呼的，今晚就有你好戏看。”
马大宽子见长工情绪反常，又听方大才如此说法，生怕出事，急忙向马嗣尚回报。马嗣尚派人把方大才叫到客厅训斥。方大才乘其不备，夺了马嗣尚的快机盒子，枪夺到手却不会使用。马嗣尚四个儿子都是身强力壮的汉子，见形势不对，一齐上手，把方大才当场打死。其他长工守候在大门外打谷场上，不知院里发生的事情，未敢轻举妄动。马嗣尚为防意外，偷偷埋了方大才，当晚，派他儿子带领亲信巡逻守寨，加强戒备。
当天晚上，马仑、汤涤非、许立民等率领红军游击队及部分农民武装包围马园。由于马嗣尚已有准备，内应未能按原计划打开圩门，而圩外暴动武装又没有重武器，壕阔水深，无法接近圩门，虽乒乒乓乓打了半夜，终于未能攻开圩寨。而茅宅党支部杨开彪、孙永胜等10余名党员，发起收缴刘宅圩主刘长文7支步枪，获得成功。
第二节 处死佟锡金引发汤群墙事件
马园暴动失败后，行总领导继续千方百计筹集枪支，扩大武装，以举行暴动。为此，一面与各股土匪联系，动员他们参加红军；一面动员耿车区委委员佟锡金献出私人枪支，由行总统一使用。佟始终未予肯定答复。
佟锡金，又名佟秀亭，是佟圩圩主，家有六七顷土地，拥有长工、家丁和保家武装，由于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和对国民党统治不满，倾向革命。他入党后，多方支持党的活动。大兴地区党组织遭受缪斌破坏后，县委即以佟圩作为主要活动基地。党的一些重要会议也多在佟圩召开。县委成员的吃住，均由佟锡金负责解决。佟圩小学是县委的联络机关。县委委员苏乙山及其爱人余冠球（地下党员）和后来的许立民、耿建华均在佟圩小学任教。佟锡金又是个官匪皆通的人物，徒儿法孙有好几百。县委利用佟锡金的关系，对县南乡土匪开展工作。
佟锡金对行动委员会总指挥部要他献枪一事，情绪有抵触。他认为枪上有火漆印记，都曾注过册，一旦出事，他怕吃官司。他由抵触转为对抗，拒不献枪，并扬言：“他们再来找我麻烦，我叫他们一锅端。”鉴于佟锡金拒不献枪，且有叛变言论，行总、军委和县委联席会议决定，将佟处死，强行收枪，以绝后患。耿建华极力反对这一决定，但未获通过。
7月22日，马仑率领朱凤章、苏宜年、许宝庭等30余人，来到佟圩。佟锡金热情招待，马仑提出要佟交出枪支，佟推说迟几天再说。这时周围已布上岗哨，大门已上了栓。佟锡金见势头不对，向后院逃跑。朱凤章、苏宜年同时开枪，将佟击中，遂后收缴佟家5支步枪、1支马枪、一把快机盒子和一辆自行车。当夜，马仑率部返回汤群墙。
佟锡金死后，其家人连夜向匪首王存江报告（王为佟的干亲家）。王存江为给佟锡金报仇，于次日傍晚组织一批土匪来到汤群墙，谎称：“今晚咱们联合行动，到三棵树东边攻打地主土圩子，可以得到许多枪支。”由于马仑等人搞枪心切，丧失警惕，慨然应允。不料，刚到汤群墙北200米远，猝不及防，土匪蜂拥而上，枪弹相加。红军游击队虽进行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徐怀云、赵雪门、马仑等15人当场牺牲，汤涤非负伤。战士有的被俘、有的逃散。就这样，这支近百人的红军游击队被打垮了。
“汤群墙事件”的教训，主要是行动委员会指导思想上的单纯军事路线，未能在群众中做艰苦细致工作；未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去开展工作，错误认为：只要暴动成功，红旗一插，群众就会自动跟上来了。同时，在抓武装方面，对土匪认识不足，以为利用他们的力量，就可以组建红军搞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以致上了他们的当。将佟锡金处死，也是盲目的，未考虑后果，未能及时远离佟的干亲家王存江的活动区域，因此，遭到王存江的报复。
第三节 洋河暴动
1930年8月，县委书记李干成调离，韩玉龙接任县委书记，不久又调离。9月，汤涤非接任县委书记，委员有蔡贡庭、苏乙山、马良之、王绍武、朱敬芳、沈光智等。这届县委主要活动在洋河一带。
9月，县委决定组织洋河暴动，经请示省委获得批准，随即研究部署，对暴动有利条件作了具体分析。会议认为：（1）洋河属两县共管，大部分属宿迁（称“宿地”）；东头一小部分属泗阳（称“桃地”）。两县军政不统一，各自为政。在宿地闹事，跑到桃地就无人过问。洋河镇内各圩圩主向来是各顾各，彼此没有联系，有利于各个击破。（2）洋河富商巨贾、地主豪绅拥有300多条枪，打开洋河可获得大批枪支弹药，组建红色武装；同时开仓济贫，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必要时，南下金镇、青阳，以洪泽湖为依托打游击，建立红色根据地，以策应苏区的武装斗争。（3）地下党在洋河周围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如下淤口、古城山、叶庄、管堤、孙桥、吴沟等地，都有党的支部，农民协会也非常活跃，只要红旗一竖起来，群众就会蜂拥而上。（4）洋河一带地瘠民贫，连年灾荒，土匪横行，民不聊生，饱受压迫剥削的广大贫苦农民，殷切盼望着改变他们的境遇，会拥护暴动。
会上，组织了暴动领导班子，由县委书记汤涤非任暴动总指挥。总指挥部设在洋河北叶庄王宗汉家的炮楼上。蔡贡庭任秘书，负责暴动的政治宣传工作，杨金声负责暴动的后勤工作；陆敬礼为暴动前敌指挥。洋河附近乡村各党支部，以党员为骨干，发动农协会员与赤色群众，组成各路暴动队伍，准备好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约期行事。洋河区公所有个练丁是陆敬礼徒弟，由陆与他联系充当暴动的内应。
会后，蔡贡庭仿照长沙暴动的告示，起草《洋河暴动宣言》，抄写很多张，准备张贴在洋河九个圩门及大老衙门门口。杨金声书写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热烈欢迎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等标语，并赶制了红旗。
行动计划是利用洋河逢集，由陆敬礼带一部分人进入圩内，集体亮刀呼口号，而后以鸣枪为号，冲进大老衙门，夺取枪支，占领区公所，插红旗，张贴布告，宣布苏维埃政权成立。各路农民队伍听到枪声，攻占各个圩门，夺取枪支，打开地主粮仓，开仓济贫，一切安排就绪。
9月5日，洋河逢集。各乡党支部带领党员、农协会员夹杂在赶集群众之中，一起涌入圩内，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各路群众从四门进镇之后，沿途高呼口号：“荒年不纳粮！”“老百姓的事由老百姓自己管！”“打倒贪官污吏！”一时，洋河十里长街沸腾。原定当天上午10时鸣枪为号，各路人马一齐动手举行暴动。9时左右，前敌指挥陆敬礼在集体亮刀之后，带两个人到区公所门口观察动静。不料，遇上管伯良（原地下党员，后在国民党洋河区署任职与组织脱离关系）。管看到集上有那么多人亮刀、呼口号，又见陆敬礼带两个彪形大汉在区公所门前转来转去，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故。他和陆敬礼是乡亲乡邻，便把陆诱骗到区公所。当即下令将陆及其随从绑架起来，搜出红旗和标语，而后进行审讯。陆敬礼慌了手脚，便如实地将暴动计划全盘托出。这时管伯良一面宣布罢集，加强警戒，一面派人向宿迁县政府报告求援。
事变发生突然，暴动人员均不了解内情，眼看午时已过，洋河镇里还没有一点动静。总指挥汤涤非三次派人与陆敬礼联系，都没找到人。他知事情有变，当即命人鸣枪三响，通知各路队伍立即行动。可是这时已快下午一点了，加之管伯良通知罢集，店铺、作坊纷纷关门，四乡赶集农民也相继离去。只有金镇、陈塘圩、红土庙等党支部带来的人，听到号令枪后，在小南门夺得练勇几支步枪。后看各路没有动静，不敢恋战，遂即匆忙离去。
下午，国民党宿迁县政府派出保安队和马队赶来镇压。当时，汤涤非、蔡贡庭、杨金声等人已转移到孙桥。保安队根据陆敬礼提供的线索，先抄了汤涤非的家，逮捕了汤的爱人张翊华及洋河支部委员陈继武，接着又抄王宗汉家，并从一个皮包里发现蔡贡庭地址及暴动计划等材料，遂又抄了蔡贡庭的家，并逮捕了蔡的父亲。一场精心准备的洋河暴动流产了。
洋河暴动失败，清楚地表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共产党人要战胜敌人必须十分重视党的思想建没和组织建设，要经常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使其深刻了解革命目的，明确斗争任务和斗争策略，在艰苦条件下也能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同时，要做好党的保密工作，严防坏人钻进党内，确保党组织的纯洁性。
宿迁各地一次次暴动虽没有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同时也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使人民群众知道，宿迁地区已有了共产党的组织与活动。由于“左”倾盲动路线的指引，这些暴动给宿迁党组织也造成了严重损失。这一时期，徐怀云、赵雪门、马仑、方大才等一批党的优秀分子，为着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宿迁人民永远怀念他们！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场“红色风暴”告一段落。
第四章 宿迁地区革命的低潮、党组织遭受的破坏和党的深远影响
［1930.11～1937.7］
第一节 革命的低潮
1930年11月，中共徐海蚌特委陈资平（又名陈治平）来宿，在耿车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宣布撤销宿迁县行动委员会，恢复宿迁县委，县委书记汤涤非。马仑牺牲后，大兴东平乡恶霸马成谦额首称庆，嚣张异常，伺机反扑。12月，大兴区委马良之、梁大仓等人，为了在县东乡立足，组织党员群众乘夜杀了马成谦一家五口。第二天国民党宿迁县政府派人检验，捕去大兴镇镇长陈二白。党的活跃分予纷纷出走隐蔽，马爱亭以“共产党杀人犯”的罪名被通缉。从此，县东乡的革命斗争再次走向低谷。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以及王明等人操纵下，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纲领，使王明等取得了中央领导权。2月，发表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从而，开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很快在江苏贯彻执行。中共宿迁县委根据省委指示精神，为了进一步肃清立三路线的影响，提出以群众要求为中心，结合《苏维埃十大纲领》为号召，领导群众开展一些小型的抗捐税、抗租债、抗拉夫斗争。在斗争中，宿迁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31年春，中共宿迁县委下辖城区、大兴、耿车、埠子、双山、洋河等6个区委，43个党支部，并确定大兴、双山为中心区委，以推动各区工作。县委活动中心转移到县东南古城山一带。
古城山位于宿迁、泗阳交界处，离县城较远，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当地居民多为贫、佃农。古城山党支部有党员20多人，支部书记时俭斋是个开明地主，家有良田百亩，生活较为富裕。县委书记汤涤非一班人来古城山都在他家歇脚，由他家供应饭食。县委机关设在古城山一座观音庵内。庵里当家和尚孙昌松，是地下党员。因此，县委印刷的传单，由孙以化缘名义到洋河、大兴、宿城、仰化各处散发。这时期，县委领导古城山人民开展一些小型的斗争。
一、捋麦斗争
1931年5月，大麦黄芒时期，正值青黄不接，贫苦农民饥饿难忍。县委委员王绍武组织“捋麦队”20多人，到严家地主麦田里捋麦。严家看青的不让捋，被王绍武带人打了一顿。结果，看青的吓跑了，严家8亩大麦穗，全被捋了下来，解决了农民燃眉之急。严家地主慑于农民协会的威力，未敢吭声，捋麦斗争取得胜利。埠子、双山等区委也建立类似组织，帮助贫苦农民渡过春荒。
二、宿迁中心县委成立
1931年4月，中共徐海蚌特委再次撤销，成立中共徐州特委。7月，徐州特委撤销，分别成立宿迁、铜山、宿县3个中心县委。宿迁中心县委辖宿迁、睢宁、邳县3个县委。孔子寿任宿迁中心县委书记兼宿迁县委书记，纵翰民任宿迁县委副书记；县委委员有王绍武、马良之、许振亚、仝太昆、朱凤章等。中心县委和宿迁县委机关，均设在西城门外土圩内。这时，宿迁的斗争环境非常艰苦，白色恐怖很厉害，国民党军警经常下乡抓人，地下党员和干部情绪低落，党组织处于半瘫痪状态。
根据斗争形势，县委将农民协会改称“农会”，并在大兴、埠子、泰山、龙虎山一带，组织短工会、捋麦队，与地主豪绅开展一些小规模的斗争。为配合宣传“九一八”事变，县委印发“吃人精”小册子，进行反帝抗日宣传。同时加强了城市和运河交通线工作和兵运工作，恢复发展组织，积蓄力量，准备举行暴动。在驻宿张华堂骑兵师里也建立党组织，曾策动窑湾驻军的哗变。
1932年6月，宿迁中心县委传达贯彻江苏省委两项指示：（1）领导群众抗租抗债，发动游击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要求各地普遍组织抢收队和抗租抗债委员会，组织武装保卫队，发动游击战争。在游击战争中执行分粮、分衣、抗租、抗债、抗捐税、分田地、烧田契、烧债据等事项。在斗争中，以一个或几个村庄为中心，逐渐扩大区域，废除国民党的村长制，组织革命委员会，建立苏维埃政权。（2）组织反帝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帝宣传要面向工农群众，让农民了解帝国主义同他们的利害关系：编印反帝宣传小册子，发到每个支部讨论，同时要联系日常经济斗争，组织反帝团体，打入一般的社会反帝斗争团体。由于环境艰苦，白色恐怖厉害，上述两项指示，县委未能全面贯彻落实。
1932年7月，宿迁中心县委撤销，孔子寿调离，纵翰民接任宿迁县委书记。县委委员有王绍武、沈光智、仝太昆、马良之、许振亚（兼团县委书记）。县委下辖大兴、埠子、耿车、宿城、古城山、龙虎山等6个区委。县委机关设在城西体育场附近。不久，县委改属中共淮盐特委领导。纵翰民以织袜子为掩护，常常肩背褡裢，扮作串馆先生到农村进行革命活动。许振亚以卖毛笔为掩护，在学校开展活动。
县委委员仝太昆在皂河发展党员，建立中共皂河特支，特支书记唐更生（公开身份皂河小学体育教员），委员有王家品、叶可泽等。不久，唐更生在皂河小学发展党员，成立皂河小学党支部；王家品在王营发展党员，成立王营党支部；曹福珍在皂河镇发展党员，成立皂河镇党支部。特支计辖3个党支部、49名党员。此外，驻城的县委委员主要抓城市工运工作。他们秘密组织工人突击队，以搬运工、挑水夫、泥瓦匠、店员为发展对象；又在黄色工会中，培养积极分子，组成5人以上革命反对派，建立赤色工会小组，并在国民党县警察大队发展成海滨加人共青团。由保卫团教官黄一平和仰化公安分局局长朱宗敬（均为地下党员）等人负责兵运工作。驻农村的县委委员主要组织雇工会与抗租抗债抗捐委员会。大兴、泰山一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还开展了秋收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第二节 党组织遭受的破坏
一、皂河特支遭破坏
1933年春，皂河特支书记唐更生召集党员学生秘密集会，布置家庭有枪的学生回家偷枪，准备暴动，袭击皂河镇公所，并交待于头天夜晚将枪裹藏在秫秸个子里，黎明挑往学校里来。当学生挑草进圩门时，国民党镇公所的岗哨以为学生带伙草，未加注意。夜深人静时，学生再把枪取出来，交给唐更生。唐把筹集的枪支藏在床底下，床面铺上大被单，拖到地面，遮盖得严严实实。经过一段时间的筹措，加上皂河镇、王营村二支部筹集的共有二三十支枪。暴动日期已经约定，不料发生意外。
唐更生秘密筹枪被国民党宿迁县党部侦悉，捕去唐更生，收缴全部枪支。放学时，先把一、二、三、四年级学生放走，五、六年级学生逐个过堂，威逼党员学生自首。皂河小学党支部首先遭到破坏，继而皂河镇、王营两个党支部也遭受破坏。
二、县私立中学党组织遭破坏
宿迁私立中学创办于1929年秋，初创时3个初中班，1个师范班。校长季梦九（皂河镇人）。校董钱芷衡、高恒甫等，均为地方豪绅。该校美术老师陆露鸥系中共党员，他遵照县委指示，利用课堂阵地宣传马列主义，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并在学生中发展党员10余人，团员20余人，成立宿迁私中党支部和团支部。学生支部非常活跃。
“九一八”事变后，党支部发动学生作反帝抗日宣传，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言辞激烈，活动频繁，引起国民党宿迁县党部的注意。他们经常以“共党分子”为罪名，到校翻阅点名薄，指名抓人，激起学生强烈愤慨。于是支部以清算校董钱芷衡贪污校款为由，发起学潮。一次，在星期一早晨，国民党员、外语教师董秀川（徐州人）因事外出，纪念周课没有人上。徐绍兰带领学生挥动童子军军棍，在楼上楼下乱砍乱砸，高声呼喊：“反对县队乱捕学生！”“清算钱芷衡的贪污账！”顿时，校内一片混乱。县队闻报，派来一个中队包围学校，捕去徐绍兰、王亚珍等6名学生。事态平息后，校长季梦九出面将6名学生保释出来。而校董钱芷衡以“共产党暴动”为由，上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教育厅。不久，省教育厅下文，勒令该校解散。
1932年春，季梦九在镇江创办“华东职业中学”，收容原宿迁私中学生。原私中党团支部成员也一起转往镇江。同年冬，学生党、团支部的地下活动，被国民党镇江当局觉察。他们伙同钱芷衡和省党部王伯齐共同密谋策划，先诱捕职中党支部委员陆露鸥、高尔登、谢振鹏（均为教员），继而又在鹿鸣旅馆诱捕职中党、团员王亚珍、韩以凡、刘尔恕、童言则、徐绍兰、许步传等（均为学生）。因此，华东职业中学党、团支部全遭破坏。
三、县委机关遭破坏
陆露鸥、王亚珍自首后，被国民党江苏省特务室派到宿迁充当特务。1933年5月，中共宿迁县委委员兼团县委书记许振亚，在宿城东大街被特务王亚珍诱捕。许振亚被捕叛变后，出卖了全体县委委员和各区区委委员及城内党员50多人。接着，县委书记纵翰民、县委委员仝太昆同时被捕，县委机关遭到破坏。国民党宿迁县党部为了彻底破坏宿迁地区的中共组织，他们在城内成立特务组织，派特务四出清查共产党员，并在地下党活动中心大兴、耿车等地，利用自首分子，成立“自首人员中心服务组”，威逼农村基层党员登记自首。由于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和叛徒的出卖，全县党组织遭到大破坏。至1933年底，全县800多名党员，向敌自首的200多人，形势所迫而脱党的400多人，部分党员逃往外地或在本地隐蔽下来。县委委员朱凤章转移到泗县黄沙、杨景庄一带，以铜匠身份为掩护，继续坚持党的地下活动，发展一批党员，进行隐蔽斗争，直到抗战爆发。
第三节 党的深远影响
宿迁地区党组织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党的影响没有消失，共产党的主张深入人心，少数党员仍在继续战斗，进行党的活动。
宿迁地区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宿师学生肖朴，目睹一些共青团员、共产党员被捕，激起他对国民党当局的愤慨，在教师沈新萍及左翼作家张天翼、黄源、葛琴的启发影响下，于1936年在宿师成立“左翼文学小组”，以研究新文艺为名学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该组织后来发展到30余人，为宿迁抗日救亡运动培养骨干力量。
1933年2月，睢宁共产党员戴树璜（古邳人）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搜捕，化名张泽民，经顾惠民介绍来到宿北，由王子鲁安排在胡家洼教私塾。戴树璜从此即在宿北开展党的活动。他介绍杨子才（杨相楚）、陆先焯等人入党，并培养王子鲁、晁福祥、胡振球等进步青年，引导和组织他们开展革命斗争。当时工作重点是组织贫农团、短工会和抗债团，进行秋收斗争和抗债斗争。1934年初，戴树璜以串馆卖笔先生身份为掩护，在宿北、睢宁、邳县开展地下活动。4月，在睢宁被特务花绩藻（叛徒）发现被捕，从而停止活动。抗战爆发后，他又回到宿北组织抗日救亡运动。
1933年6月，皂河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地下党员叶可泽逃往南京，后去上海寻找党组织，以便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36年夏被捕，关押在镇江监狱。抗战爆发后，经七君子之一章乃器保释出狱。回乡后，即往延安寻找党中央，中途因战火受阻，未能如愿。后与山东临、郯一带青救团取得联系，在皂河开展抗日宣传，组建青年抗日救国团和抗日自卫队，为皂河地区建党、建军作出一定贡献。
1933年底，宿迁党组织遭到破坏后，武圩（现属罗圩乡）武海峰与地下党员刘颖生始终保持联系。在党的影响下，武海峰满腔热情，立志报效祖国。抗战开始后，他毁家纾难，卖地买枪，武装群众，成立抗日自卫队与日伪顽固派开展斗争。
党组织被破坏后，朱凤章跑到泗县开展隐蔽斗争。他在杨景庄、黄沙滩、白庙等地发展党员，成立党支部。1935年白庙支部与山东枣庄支部郭子化取得联系。抗战爆发后，土地革命时期隐蔽下来的许多党员和进步人士，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他们有的在地方拉起武装，组建抗日团体；有的寻求革命真理，前往山东岸堤参加共产党创办的军政干校学习，成为抗日救国的骨干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