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演讲:《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2013-08-23  憨猫书架
导语:6月9日,梁晓声在王府井书店新书分享会上以《中国人,你缺了什么》为主题发表演讲。梁晓声认为社会一方面缺少对公民的保障,另一方面又缺乏对公民的要求,导致国人的焦灼、烦燥和郁闷,甚至孩子们都不明白现代中国人应该是怎样的。与西方相比,国人缺少对公共道德和规则“先天具有”的遵守。同时,我们也不大相信好人的存在,也许在理论上相信有好人,可在生活中却是普遍的互相揣度。梁晓声相信即使在文革等特殊年代,依然有人性的闪光点,只不过“文化把我们生活中明明发生的,对于后人有影响的元素都剔除掉,现在就剩下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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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晓声,著名作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编剧,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电影进口审查委员会委员。著有《年轮》、《雪城》等,最新出版《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社会缺少对公民的要求 更多的情况下我是不想说什么,我之所以还在写,正是由于懒得说话。因为平时很少说话,很少交流,就把平时想到的写下来。 中国人缺了什么?我想说两点:一是缺少社会对我们的要求;更加缺少社会对我们的保障。我不太能够分得清楚究竟是前种“缺少”还是后一种“缺少”,导致中国人目前的焦灼、烦燥和郁闷。后一种“缺少”是大家更常谈到的,一个中国人几乎从一降生就开始有所感触,缺少安全感。比如奶粉质量有问题,玩具、家具装修质量也有问题。

    孩子上学问题,一到孩子上托儿所的年龄,家长们的烦恼差不多就开始出现,进较好的托儿所得求人找关系,上小学也是这样,上不了好的小学,似乎就进不了好的中学和大学。遵循这一逻辑,西方的某些著名人物可能都不会成为他们后来成为的那种人,因为他们上的托儿所、小学、中学、高中都相当一般,甚至在大学里的成绩也不是名列前茅。

    大学毕业之后,就业也成为一个问题。再接着是高房价,还有交通、空气质量、饮水质量等。当我们说这些单靠监管解决不了的时候,更深层的问题是生产粮食蔬菜和水果的土地也有了问题。既然中国人也只能活到这个份上,那就不用管这些,爱怎样就怎样,也得吃喝,也得呼吸,也得活着。

    当然,别有什么病,生病更可怕。我活到这么大年纪,很少上医院,到45岁的时候去过几次,北京的几所大医院相当令人震撼,好的医院整个感觉像接踵摩肩的超市,每个窗口都要排队。任何医院的一名医生我估计一天恐怕要接待50位左右的门诊患者,有时候可能更多,如果你正好是后面的几位,他不希望五分钟内把你打发掉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我经常碰到的情况是患者坐下之后,医生问你哪不舒服,有什么感觉,最后问你想吃什么药,排了一上午,可能五六分钟就看完病,拿着药单,所取出的药和之前几次可能都差不多,关键在于你还不知道这个药的品质。

    当然,我们本身也缺少,作为现代最文明人类社会对于他的公民的一些要求。前一段有过相关报道,一个孩子在埃及的古墓乱刻乱画,那是在埃及,是在人家古文明的建筑上,不是咱们自己家里,在长城上,反正那么多人留了,找个地方插空再留一个也就没什么。

   中国人可能缺少这方面的教育,这是什么原因?似乎是由于社会本身应该给予人们的保障那么少,社会有时也不太好意思对自己的公民提出过多的要求,社会不提,学校不提,家长对孩子也不提,最终导致孩子们不明白现代中国人应该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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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缺少对公共道德的遵守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并不是很好。我第一次出访法国,由于不知道法国公交车的规定,他们一律从后门上车,从前门下车,我看前门开着,大家排在后门,就从前门上车了,也不是挤车挤惯了,只是想早点上车就可以早点开车,可那法国司机对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训斥了半天。我不太清楚他用法语说了什么,陪同我们的是法国外交部人员,他与司机说了几句话,司机顿时对我客气了。下车之后外交人员告诉我,他对司机说我是日本人,法国人不喜欢中国人,因为太不懂规矩,如果说是日本人,法国人就会以为是初犯。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非常大的伤害。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明的尺度》,文章的结尾写到:我感觉可能是文明在西方,传统在台湾,腐败在大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乘车到法国巴黎郊区的一个乡村旅社住宿,当天刮风下雨,山路也很窄,我坐在司机旁,前面的车上有两个法国女孩子脸朝后,望着我笑,他们可能很少看到中国人。当时有客人在等着我们,心里很着急,车又开不快,前面有车又不能超过去,心想真倒霉,要是我们的车在前面就好了。后来有一段路够宽,前面的车停下来,开车的那位父亲下了车,我们车上负责开车的法国外交部人员也下了车,两人在那说了半天,我心想,还跟人家说什么,赶快把车开过去就是了。

     那位父亲对他说,一路上都是他的车在前边,这不太公平,现在请我们开到前边去,外交部的小伙子说,我们马上就要到住的地方,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吧。那位父亲接着说了一句话,还是希望我们开到前边去,车上坐着他的两个女儿,他不能让女儿认为不让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恐怕我们中国人就缺这一点,我不太知道这是由于什么样的文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直抵人心,而且成为一种不可度量的似乎先天具有的遵守。

     我们经常讲外国人等红灯过路的事,虽然路上没有行车,依然会等到绿灯再过。我一般要求自己不闯红灯,特殊情况下人行道虽然是红灯,但路上没有车辆,也经常闯红灯。我最初坚持一个人站在那,等红灯变成绿灯再走,尽管左右两边没有车,但最后发现就我一个人在那儿,别人看着我,觉得好奇怪,然后也就变得有时闯红灯了。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就谈到,中国人和外国朋友在那里等绿灯,虽然路上没有车,但外国朋友说或许在对面的几层楼上正有孩子们看着,他们是那么在意孩子们看到了会怎么样。

     改革开放有一个好处,中国人出去后不但看到外国怎么样,还了解到外国人怎么生活。比如,到海边游玩捕捉沙滩上的螃蟹,包括海螺,外国有相关规定,如果从沙滩挖出来的螃蟹或者海螺不够尺寸,不可以放在自己的小篮子,否则就是违法。有心细的中国人特意带了一把尺子,测量之后发现有些海螺确实比法律要求的尺寸小一些,但他已经把它挖出来,就去问海滨的巡逻员,这个海螺差一点就够尺寸,可不可以?后来收到了罚单,还收到法庭的传票,他就觉得很委屈,并告诉人家说带了尺子,对方的回复是既然带了尺子,它不符合尺寸,为什么不当即埋下去。

     中国人可能觉得老外们生活太矫情,在中国确实做不到,他们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旁边没有人,钓到的鱼不符合尺寸也要抛回水里,因为如果回到家偶然被邻居发现,会把你视为一个不遵守公共道德的人。中国的淡水蟹被引进德国,但德国人又不是很喜欢吃,导致泛滥涌上公路,对中国人来说肯定是件好事,但外国人骑自行车到这里都停下,汽车也停下来,没有人会觉得这是我们不喜欢的,就像看到甲壳虫一样,可以用车轮碾压过去,会有人拿出手机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让他们处理一下。

     这是一种什么文化?用多长时间才会使一个国家的公民成为这样?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说欧洲人都是君子,从新闻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校园暴力、恐怖事件,这样或者那样的社会问题。但我们看人家好的一面,向人家学习,有时他们好的一面又是我们很难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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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缺少好人文化教育
 
     中国人最主要的是缺少好人文化的教育。我们有这么多人,一百多年前全世界的人口也只不过是16亿多一些,也就说中国现在的人口几乎接近一百多年前的全世界人口,一百多年前的北京已经是世界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城市。比如澳大利亚领土那么大,有那么多的资源,那么少的人口,搞什么“主义”都可以,可以搞一百年资本主义,不行再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行再搞澳大利亚式的社会主义,什么都来得及调整、转变。

     而我们的优质领土很有限,适合人生存的领土事实上也不很多,像新疆一大部分是戈壁滩、沙漠,就这样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口,搞什么主义都难,从这个主义变成那个主义更难、更可怕。

     西方国家有宗教,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宗教,中国有宗教但是缺乏宗教信仰。据说所知,在西方假如人们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建城镇,除了盖好自己的房子,第一是要建学校,第二就是教堂,再接着就是图书馆,小镇都有图书馆。今天到我们的各个城市,原来的老图书馆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都被出租卖服装、卖百货。新的图书馆盖得很大,按照国家要求,有多少人口就必须建一个图书馆,又不能租出去,相当一部分空闲在那,基本没有人借书。

     至于宗教信仰,佛教、道教圣地香火依然非常旺,求升官,求发财,求健康,求儿女的未来,甚至也可能有人暗地里求神惩罚别人,同时保佑自己,就跟过去扎面人似的。中国人在神面前忏悔的时候多吗?我们受过忏悔文化的影响吗?进一步说,我们受过好人文化的影响吗? 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在理论上相信有好人,但在生活中除了自己的亲人和工作单位的至交好友,每天下班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想谁在背后会做我的小动作?这种互相的揣度在一般人之间有,在官场上更是如此。

     另外,我们的文化和文化受众之间有相当奇怪的一种关系,比如前一时期我的电视剧《知青》播出后,有人说那个年代哪有好人。如果谁站在我面前这样说,我会对着他的脸吐口水,这样说的人至少表明在那个年代他就不是好人。电视剧里的女主人公是周萍,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她回家探亲时男朋友在小镇的旅店里等着她,而且发高烧,小店的老板和妻子对他们很好。有一次我在外地接受采访,一位媒体的副主编对我说,看过了电视剧,但很失望,他说一直看着,盼着,等着,就那点满足没给他。我问什么满足呢?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周萍有可能被强奸,你怎么就不写?说实在话,我当时也想吐他一口,这还是知识分子,就盼着看这样的情节,而且认为不这样写就是不符合生活。难道生活中只要女孩子单身住在一个地方就会遭到这种情况吗?我真觉得这是生了病的中国人,而且几乎是不可救药的中国人。

     为了证明生活不是这样的,我把前两天翻到的一篇文章《秋雨中的回忆》念一段给大家。

    那是一段30多年前的往事,返城火车站人满为患,行礼在仓房里堆得像小山似的,火车票早已售謦。车站的墙上贴着醒目的告示,上海方向3日内的车票已经售完,旅客们请用已购好的车票办理行李托运手续。幸好站上一位值班的师傅发现了我的窘境,帮我把行李挪到了一个小屋里,雨夹着雪花绵延开来,看样子短时之内不可以停息。好心的师傅见我可怜,答应帮我照看行李,让我赶紧找家旅社休息一下。我深深鞠了一躬,谢过师傅,赶紧去找旅社。此刻,我已困倦得撑不住了。

     这是别人的回忆,证明即使在文革年代,这种事情也是有的,如果我们这样写文章拍成电视剧的话,国人会说什么?真是胡编,哪有那么好的人。如果在今天的生活中碰到这样一位好心的师傅,心里边可能还会想,他要干什么?对我有什么企图?

     第二天一觉醒来,已经晌午,可脑袋仍是昏沉沉的。当那位师傅得知我没能买上车票,行李没能托运,答应帮我想想办法,尽管我对他是否真能帮上忙将信将疑,但在我走投无路之际,这不失为一根救命稻草。师傅把我带到站长家,屋里一大家子人正围坐在炕上包饺子,锅里正煮着的饺子热气腾腾。站长原来是位女同志,姓徐,问清原委后,站长极其热情地招呼李师傅和我一起喝酒、吃饺子,顺应了一句东北老话叫“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当晚我拿到了去上海的车票,并办好了行李托运,这一切想起来我至今都会泪流满面。

   生活中当然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人,当然需要人写出来,但是它发表在一本小小的杂志,发行不过几千册,在13亿中国人中又有多少人能看到呢?你们今天应该感谢我,因为我发现了这篇文章,带来了,而且读给你们听,让你们相信在从前的年代,我们中国人有好人。

     今天也应该有好人,但是我们最有影响力的文艺,为什么就不表现这些?为什么总表现人和人的争斗?穿古装的斗,民国的斗,抗日时期也斗,到现在婆媳、妯娌还斗,单位斗,学校里也斗。

     要知道,当写生活中的好人的时候,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什么?编剧和导演要讨论,而常常是导演说,而在创作的时候我相信人在生活中应该像上面的师傅那样去做,也要通过电影和电视剧这种方式来表现。可导演经常会说,哥,咱别这样写,没人信的,首先自己就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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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化剔除了对后人有影响的元素
 
     最近两天我为什么说很烦呢?不断写序,给这样和那样的人,中国人终于可以都出版书了,我的知青战友们也写书,看得头都疼,没有看见眼前一亮的东西,差不多到最后一篇,我看到了《烧档案》。

     一位北京知青当年16岁就下乡,后来成为兵团通信连。那时因为中苏关系紧张,他们掩蔽在一个没有人去过的深山里,在那里生活了几年,平均年龄不到20岁。这肯定会使人得抑郁症,最后只剩下3个知青的时候,实在坚持不住,因为一点事就吵起来,其中一个知青就动枪,并且开了枪,所幸没有死人,但是受到纪律处分。后来当要返城的时候,另一名北京知青负责为档案袋装封条,盖上单位的章,他突然发现,全班怎么就这个知青战友的档案这么厚,拆开发现都是关于当年他开那一枪的档案,差不多有七八十页,包括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同级的处理意见,批判他。

     当时这位青年就想,他带着这么厚的档案回北京,找工作怎么办?能不能不这样?于是就找到当时的连长,没想到连长也很爽快,两人就达成一致意见,把他叫到连部,关上门拿出档案说,这是怕影响你,虽然是违反纪律的,但文革已经结束,现在你要回城,请放心,当着你的面我们把它烧了。

     这好不好?我们能不能那样做一点?很多人会说,你以为全中国都像他们一样了?我说的好人不是老好人,是经过自己的大脑思考一下,做一点,然后对别人的命运产生一点小小影响。今天的中国人恰恰有那么多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为了利别人才不会拔自己的毛,这太令人沮丧。

     好人文化就是说在不同的选择中,能做出这种选择而不是那样的。这使我又想到即使在文革年代,傅雷夫妇自杀之后,骨灰没有人认领,两个儿子在国外,当时上海一位姜姓的普通女工,只不过因为读过他们的书,通过他们的书认为他们不可能是坏人,因为他们的书教人好,所以就去认领二人的骨灰,如果不认领的话,三天之后就会被扬弃。

     而且,她不但认领了,藏匿起来,还多方写信,替傅雷夫妇死后的名分进行申辩,自己也遭到不公平对待,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把骨灰交给傅雷的两个儿子。傅雷的儿子傅聪是音乐家,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给我一张票,听听你的演出。我经常想,就这样的一个女工,这才叫中国人,这么帮助我们中国的一个女工,为什么就不能拍成电影?我多次与跟导演说,为什么不能把这一段拍出来,而且字幕上要打出来,根据真人真事,让全世界都看看,在极特殊的年代,中国人曾经是什么样的。

     民盟前主席费孝通是潘光旦的学生,两人是师生关系,相差20多岁,后来都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潘光旦先生在积水潭医院住院,即使住院造反派也还要敲着床,让他交代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他已经感到自己身体非常不适,然后让女儿偷偷接出医院回家,可他已经没有家,只不过有一个小房子,水泥地,床上还没有被褥。第二天晚上潘光旦全身痛苦,半夜里让女儿去找学生费孝通,费孝通住得离他不远,都在民族大学。费孝通来了之后,当时也没有夜里开门的医院,买不到药,也不能背着他上医院,他是打入名册的人。费孝通只能把自己70多岁的老师潘光旦搂在怀里,搂了一夜,最后潘死在费孝通怀里。这种师生情,在那样的年代,我也经常想,要拍出电影来,放给全世界看。这不是中国人的羞耻,而是中国人的光荣。

     有几千年传统文化和文明影响的中国,在特殊年代里,一些知识分子能把人性和师生关系演绎到这样的程度,可以让全世界都来看。但是,又不能拍,不能表现,我们的文化把我们生活中明明发生的,对于后人有影响的元素都剔除掉,现在就剩下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说中国人缺什么?当然也缺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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