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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家大族的形成与发展，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大体上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同步。江南地区自三代以降，虽然在各方面都有所发展，但与中原相比仍处于落后状态。春秋战国时期活跃于吴、越诸国的著名士人大多来自外域，如伍子胥、孙武、范蠡等皆如此，江东才俊之士尚很匮乏，更无论什么名门大族了。直到秦汉之际，情况仍没有根本改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写江南的社会状况时说“无积聚而多贫”，“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说明江南地区在整体上仍很落后，社会分化尚不明显。当然，仔细考察当时江南的文化发展史，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江南土著士人的活动，特别是西汉统一后，一些南士入仕朝廷，这隐隐约约地表露出江南地区的土著“豪杰”在文化积累上的历史印迹。较早以文化显名的江南土著当属吴地严氏，严氏本姓庄氏，因避东汉明帝讳改，在西汉前期连续出现了严忌、严助、严忽奇等文士。严忌先后与邹阳、枚乘等游历吴王、梁王幕，“皆以文辩著名”（《汉书·邹阳传》）。时人称忌为“庄夫子”，颇有声名。严助，《汉书》卷64有传，载其或为严忌子，或为“族家子”，因举贤良、善对策而得汉武帝宠信，成为武帝“中官”中最为“先进”的人物。关于其家族情况，他有一次对汉武帝说：“家贫，为友婿富人所辱。”所谓“友婿”，据颜师古注乃为“同门之婿”。这表明严助家境窘迫。严忽奇，也为武帝“中官”，“并在左右”。《汉书·艺文志》载其有赋十一篇，颜师古注云：“《七略》云：‘忽奇者，或言庄夫子子，或言族家子庄助昆弟也。’”严氏有三人显名西汉前期，皆有文辞，说明这个家族在宗族内已有了一套教育机制。从严助与武帝对策中常引用《春秋》等儒学经籍看，他有一定的儒学修养。但他们总的说来，是以文章、辞赋而显名的。在严助因祸被诛后，严氏便退出了历史舞台。当然，这个宗族还存在，直到西晋时，人们谈起江东“旧家”，仍列有吴地严氏，（《世说新语·赏誉》）但数百年间并没有出现什么杰出的人物。严氏之所以中衰，除了严助之祸外，恐与其宗族文化特质有关。所以在秦、西汉前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在总体上仍比较落后，社会发展尚不充分，还没有大量的培育豪强大族的条件，只有一些规模较小的“豪杰”。降及西汉，在这些地方宗族中出现了几个以辞赋显名的文士，但并没有形成可以世代承传的家族文化传统，当然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所谓世家大族了。 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江南地方豪杰势力的日益壮大及北方学术文化风尚的南移，一些宗族正逐步向儒学世族转变，当然，这一成长过程是十分缓慢的。与此同时，不断有北方人士南徙，有的还是规模较大的家族式南迁，他们在儒学修养及宗族教育等方面，似乎比当地豪杰要优越一些，也更重视一些。因此，这些南徙大族在江东定居后，在宗族的繁衍、财富的积蓄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都超过了原来当地的豪杰。在汉魏之际兴起的所谓江南大姓，若追根溯源，主要是汉代南迁的移民。两汉之际，中原一度大乱，南迁北人之数量与质量都大有提高。从正史记载看，有些避难之士后来留居江东。吴兴沈氏是显赫东晋南朝的江东“武力强宗”之一，据沈约《宋书·自纪篇》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沈氏先祖靖，西汉末为济阴太守，避新莽之祸而“隐居桐柏山”，其子戎徙居会稽之乌程。不过，沈氏一直崇尚武力，直到南朝后期沈约的时代才转为“文化世族”。及至东汉，由于江南的进一步开发，迁徙江东的北士数量更多，其中尤以因任职、封侯南迁者为重要。有些南徙北人虽然短时间内并没有出现什么显名一时的人物，但在家族势力的积累，特别是在儒学文化的教养诸方面，进行着不断的努力，及至东汉中晚之世，这一类儒学世族生机勃发，成为江东地域社会占有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人们熟知的所谓吴“四姓”——顾、陆、朱、张，会稽“四姓”——虞、贺、孔、魏等也大多如此。吴地最显赫之家族当属陆氏。关于陆氏的来源，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战国时齐国大夫陆发有二子：万、皋，“皋生邕，邕生汉太中大夫贾。万生烈，字伯元，吴令，豫章都尉，既卒，吴人思之，迎其丧，葬于胥屏亭，子孙遂为吴郡吴县人。”这是说吴地陆氏与西汉初名臣陆贾同族。另据《元和姓纂》卷10“陆氏条”，则称“汉太中大夫陆贾子孙过江”，《史记》、《汉书》陆贾本传皆载贾为“楚人”。战国末江东一带曾为楚国辖地，故疑贾即为吴地人。若依此推论，陆氏当在西汉以前已迁入江东，故陆氏宗族根基深厚，至东汉时已称为“世为族姓”（《后汉书·陆续传》）、“世江东大族”（《三国志·陆逊传》）。朱氏和张氏在此不一一细说了。吴“四姓”中，只有顾氏为汉代以前定居江东的土著。《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文士传》：“（顾）荣，字彦先，吴郡人。其先越王勾践之支庶，封于顾邑，子孙遂氏焉，世为吴著姓。”《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亦云：“顾氏出自己姓。顾伯，夏、商侯国也。子孙以国为氏，初居会稽。”这说明顾氏自见诸史籍以来便已著籍江东了。 东吴时期是江东大族发展的黄金时期。汉末政衰，王纲解纽，天下分裂。孙氏父子据有江东，前后长达半个多世纪。关于孙吴政权之性质，陈寅恪先生早有论断：孙氏之建国乃由江淮地域之强宗大族因汉末之挠乱，拥戴江东地域具有战斗力之豪族，即当时不以文化见称之次等士族孙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而组织之政权。故其政治社会之势力全操于地方豪族之手。……[2]就东吴历史的一般情况而言，确实如此。但若就孙氏兄弟与江东土著大族而言，他们之间的关系则有一个由对立到结合的复杂的变化过程。孙策立国江东及孙权继立之初，他们与江东土著儒学世族曾有过激烈的冲突与对抗，他们依靠淮泗军、政势力的支持，对江东大族采取了野蛮的诛杀政策，旧史上所谓“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三国志?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策）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三国志?孙权传》注引《傅子》），说的都是这件事。对此，田余庆先生已有精湛的考证，可以看到当时江东盛氏、周氏等不少名门大族遭到毁灭性打击，而虞氏、魏氏、陆氏等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3]追究江东大族与孙氏兄弟间冲突的根源，原因虽然十分复杂，但关键在于双方阶级观念与文化意识的差别。这一局面直到孙权亲政后才逐渐调整、改善，既往的“诛其英豪”的政策得到改变。此后，孙吴政权虽然实现了所谓的“江东化”，军、政大权主要归属江东大族人物控辖，但双方的矛盾和斗争始终存在，有时还表现得相当激烈。不过，从双方的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来看，其间的关系当然还是以合作为主的。从孙权来说，他要稳定在江东的统治，必须要寻求陆氏、顾氏等江东大姓人物的支持，而从江东大族方面来看，他们要发展其宗族的力量，在天下分裂大势基本确立之后，必然希望缓和与孙氏政权的对抗，所以他们的代表人物多进入孙氏幕中，推动了孙氏政权的“江东化”。大致在黄武年间，孙权先后启用陆逊掌握兵权、顾雍行使相权，分居文武朝班之首，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基本完成。在这一背景下，江南大族的政治、经济力量急剧膨胀，其中尤以吴地顾、陆、朱、张四姓为突出。以陆氏为例，《世说新语?规箴》载： 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陆曰：“君贤臣忠，国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人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惧，臣何敢言盛!”刘孝标注引《吴录》云：“时后主暴虐，凯正直强谏，以其宗族强盛，不敢加诛也。”这说明陆氏宗族之强大，连皇权也不得不有所惧惮。与此同时，东吴地方选举也基本上为江南大族控制，《三国志》卷56《朱治传》载治为吴郡太守，“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治率数年一遣诣王府，所遣数百人”。这里将“吴四姓”与“公族子弟”并举，可见江东大族子弟社会地位之高。他们正是凭借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垄断了地方的选举权力。与此相应，江东大族的经济利益也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发展。他们不仅占有大量的田园，还占有数量惊人的部曲、佃客，孙吴政权推行的许多政策，比如赐田复客制、世袭领兵制等，都使他们获得了极大的现实利益。对此，仅举《抱朴子外篇?吴失》的一段记载便可以说明这一点： ……势利倾于邦郡，储积富乎公室。出饰翟黄之卫从，入游玉根之藻。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商贩千艘，腐谷万庾，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粱肉余于犬马，积珍陷于帑藏。这样的记载甚多，充分说明了江东大族经济实力之强大。此外，东吴时期江东大族在婚姻、社交等社会文化活动中，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排他性。这虽与两晋时期典型的门阀制度相比尚不能完全划等号，但确实可以说当时江东大族已经初步门阀化了。然而，西晋灭吴打断了江南大族相对独立发展的进程，尽管晋武帝司马炎一度为了稳定江东局势，采纳了南人华谭的“先筹其人士”，“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轻其赋税”的建议（《晋书?华谭传》），对“吴之旧望，随才擢叙”（《晋书?晋武帝纪》）。但总的说来，吴人已沦为“亡国之余”，其社会地位大大下降了。时人刘颂便上书直言：“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时湮替，同于编户。”（《晋书?刘颂传》）当时不少江东大族人物失去了仕进的机会，即使太康以后，陆机、陆云兄弟、顾荣等“南金”入洛求仕，但大多遭遇坎坷，不仅屡受北人的轻辱，而且“二陆”等还惨遭杀身之祸。顾荣虽未死，但也有朝不保夕之感，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描述自己任齐王主簿的境况说：“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晋书?顾荣传》）正因为如此，西晋之世，江东大族“屡作妖寇”，图谋兴复孙吴之旧，并在西晋末年支持陈敏之乱。[4]当然，当时的历史形势已不可能再回到南北分治的历史旧局中去了，江东大族只有与北方文化士族合流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中原士庶纷纷南奔，并在江南重建东晋王朝。但是以司马睿、王导等代表的晋室王公和北方士族要在昔日敌国———东吴的辖境内创建新王朝，必须努力寻求江东大族的支持与合作。据载，司马睿初过江，“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晋书?王导传》），司马睿本人也常有“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世说新语?言语》）的感觉。对此，王导建议司马睿“虚己倾心，以招俊”，他们主动拜访了江东大族代表顾荣、贺循、纪瞻等。顾荣等入司马睿幕，任散骑常侍，他大力举荐南士，如顾氏、陆氏、谢氏、贺氏、陶氏、甘氏、殷氏等，其中有些是自吴亡后始终丧失仕进机会而又重新步入仕途的南士。（《晋书?顾荣传》）东晋建立前后，贺循、纪瞻、陆玩、顾和、陆晔等江东大族代表，皆位至卿相，这是西晋时期所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王导又主动向陆玩求婚，并刻意习吴语，做出了种种姿态，可谓用心良苦，表示与南人亲善。比之西晋，南人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待遇有了明显的改善。这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南人代表与流亡的北方士族共同拥戴司马睿，在江南重建汉族政权，与入主中原的五胡政权相抗衡。当然，由于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在这一过程中，江南的所谓“武力强宗”一再兴事生乱，反对侨人政权。但以顾、陆、贺、纪等“文化士族”出于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坚定地维护侨、旧合作。这对华夏文明的存续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从东晋王朝的总体政治格局看，其中枢权力始终掌握在侨姓大族的手中，江东大族基本上处于从属地位，即便是在南人仕进比较顺利的元、明、成等东晋前期诸朝也是如此。据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统计东晋有尚书令15人，北人12人，南人3人；尚书仆射共30人，南人仅占10人；吏部尚书共32人，北人占24人，南人有8人；三公几乎清一色的北人，南人仅有个别人如陆玩侥幸点缀其间，还为北人讥笑倾危国家栋梁，又自嘲“以我为三公，是天下为无人”（《晋书?陆晔传附陆玩传》），其不自信竟如此。从以上数字比较，侨、旧士族强弱分明，南人仅为侨姓士族的政治配角。至于中央、地方的军事指挥大权，更是基本上为北人垄断，南人只有东晋初甘卓、戴若思、陶侃等少数人出镇地方，且一再受到排挤。江东大族的这种政治从属地位，一直持续到南朝仍无根本改观。尽管南朝时期侨姓士族日渐衰败，但仍压制南人，维持既往的侨、旧体制。如南齐高帝欲用吴人张绪为右仆射，侨姓代表王俭直言“南士由来少居此职”，坚决反对。当时褚渊在座，说：“俭年少，或不尽忆。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愤曰：“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南齐书?张绪传》）齐高帝无奈，只得弃张绪不用。从社会地位而言，南人也低人一等，如梁武帝时东魏降将侯景“请娶王、谢”，梁武帝应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愤曰：“会将吴儿女以配奴。”（《南史?贼臣?侯景传》）婚、宦二事是确立门阀地位高下的标志，当时的统治者极为重视。而在这方面，南朝时期江东大族显然处于侨姓之下。 世家大族在南朝逐渐退化，最后走向衰亡。对于其衰亡的原因，史学界有好几种说法，有的从世家大族在富裕生活中日益腐化方面立论，或者归之于“江左风会习尚之极敝”。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在于南朝的朝廷，是由于朝廷喜欢、鼓励这样。具体讲来分两方面，南朝原籍南方的世家大族的退化和衰亡是养出来的，而由北入南的世家大族的退化和衰亡则是磨出来的。 为什么说原籍南方的世家大族的退化和衰亡是养出来的呢？这要从晋初的情形谈起。在晋室未曾南渡以前，我国长江以南的广大土地还未充分开发，江东的士族有着很强的独立性。后来尽管东吴被灭掉了，但是江东士族凭着强大的经济基础，对于西晋政权的态度还是相当蔑视，以至于晋武帝慨叹吴人不如蜀人之没有携贰之心。尽管西晋政权将江东的人士招到洛阳担任官职，但他们总要比中原士大夫的保家之念更为强烈。这种情形到了东晋立国之初更加为甚。 在江东世家大族看来，过江的司马氏和人士不过是寄居此地的处于穷途末路的客人而已。因此，司马睿移镇建业一个多月，江东的士庶竟然没有至者；北来大族的领导王导想接援吴人，求婚于江东陆氏，对方竟然回答说：“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5]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然而当时毕竟不是东汉末年的情况了，纷纷过江的拥戴司马氏合法政权的北方世家大族对这个政权的傲慢轻视使他们失去了在这个政权中的地位和势力。 东晋政权的核心人物王导之类自然明白江东人士的重要性，所以在过江之初便对这些势力极力拉拢笼络。他们一方面利用三月上巳观契一类机会对江东世家大族暗示，新来的司马氏政权能够代表门阀专政是符合基本阶层利益的；另一方面对江东世家大族实行宽容政策，就是有象周勰那样谋乱的事件也是“以周氏奕世毫望，吴人所宗，故不穷治，抚之如旧”。[6]在日常活动中也要努力做到和江东人士打成一片，王导就曾学习吴地方言和吴土人士套近乎来博得好感。[7]更重要的还在于北来世家大族尽量避免损害江东世家大族的经济利益，不在太湖流域求田问舍，而是转而开发东土浙江福建，用以求得南北世家大族的和平共处，共同维护东晋这个偏安的政权。但是王导之流也始终对江东大族存有戒心，一有机会便用阴谋诡计对具有武装实力的江东大族进行挑拨离间，削弱他们的势力，如王敦就曾利用吴兴沈氏灭掉兴周氏。[8]就是在政权的参与上，东晋政权也是始终以北来的世家大族为主要支柱。以致史称“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9]虽然江东的世家大族也有一些人参加了政府的领导机构，如贺循任太守，纪瞻、陆晔为侍中，但只是虚名具位无实权。这种情况一直到南朝宋齐时代还是如此。如《南齐书?张绪传》载萧道成想任命吴郡人张绪为尚书右仆射，问王导的五世孙王俭，王俭说：“南土由来少居此职。”褚渊反驳道：“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王俭回答道：“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终于没有任命。《南齐书?沈文季传》又载：“世祖谓文季曰：‘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文季对曰：‘南风不竞，非复一日。’”可见以北大族为主体的统治集团一直对南方的世家大族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一直在暗中排斥压抑。于是南方的世家大族逐渐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势力越来越小，自然也就趋于保全既得利益为满足。虽然张绪还在长沙王萧晃面前说：“此是身家州长，殿下何得见逼。”[10]丘灵鞠愤而欲顾荣冢，但是南土的世族是无可挽回的变得衰弱了。 这种情况决定了江左的世家大族不可能以自己的实力投资给新的以北来士族为主体的政权。相反，在只要不影响到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这个政权的兴衰好象与己无关。于是保卫这政权的责任也就落在北来世家大族和人士身上。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当时吴人称北方人为伧，善于战斗的人也被称为伧楚。祖逖北伐所率只能是有奋击之志的南下的部曲。刘子勋反叛，殷孝祖率伧楚二千人还都，史称“人情乃安”。由此也可明白为何东晋以降的南朝各代都是以保全江南一隅为满足了。然而江南的世家大族就是在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中丧失了政治上的优越，在不原进去的过程中陷入了无机会进取，终于逐渐失掉了原有的强悍之气变成被人称作懦弱的吴人。我们应注意，关于南人、吴人怯懦的记载始于南朝的刘宋以后，便可证明江左的原籍南方的世家大族的退化和衰亡是样出来的这一论断。 为什么说由北入南的世家大族是退化和衰亡是磨出来的呢？东晋和西晋时的社会性质基本没变，但是由于西晋末年的大动乱使得晋王室的元气大伤，所以东晋的开国之初，便不得不依靠经济军事都具有雄厚实力的和自己同样南渡的世家大族。而世家大族在政治地位上的高低也就很自然以南渡的早晚来确定。[11]这就说明东晋以降世家大族社会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而且也并不是如人们所常理解的那样纯以势资为标准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东晋多幼主的现象，并认为东晋能享国八九十年的原因，是在于依赖大臣辅相之力，如明帝时的王导、庾亮、郗鉴，孝武时的谢安、谢玄、桓冲，所以“主虽孱弱，臣尚公忠，是以国脉得以屡延”。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的现象。正是孱弱的东晋王室才造成世家大族的专政，而专政的世家大族也需要这么一个不会威胁自己却能维护统一的孱弱王室。王室的衰弱和世家大族的专权构成了社会的稳定，东晋王朝能够维持的真正原因应在这里。 这种稳定势必随着王室朝廷势力增强而被打破。取代孱弱的东晋王室的有实力的刘宋王朝终于产生了。和所有思想控制朝廷从而取代帝位的人一样，刘浴十分明白，要有强大的实力作后盾，有显赫的军功作资本，才能迫使世家大族放弃那个傀儡皇帝而拥戴自己。果然，在他控制了北府军和北征长安之后，世家大族就这样动的提出禅让的方策了。然而，这样的政权一旦建立，它当然不会和东晋政权一样再完全由世家大族专政。而且，为了避免政权受到威胁，它还要对具有比较大的实力的世家大族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 刘宋王朝为了改变东晋以来“王纲弛紊，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12]的情况建立权归朝廷的新格局，这样要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任用寒人。第二，打击世家大族。 但是，刘宋以降的南朝并没有改变魏晋以来的社会制度，他们所起用的寒人也并不是一个新兴的可以改变社会结构的阶层。由于当时还是一个庄园经济部曲制为主的社会，各朝的政权多是由禅让取得，没有世家大族的参与也就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宋齐朝廷打击世家大族，只是要该变世家大族左右朝政的格局独揽大权，并不是要消灭世家大族。他只是要求世家大族交出权力拥戴自己。只要他们老老实实，朝廷是十分乐意把他们尊崇起来并维护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的。而世家大族也很快明白了：朝廷既掌握着绝对优势和军队实力，在朝中争权夺利只能自取灭亡，还不如无所事事，坐享富贵为好。由于世家大族已经有了优越的地位和资产，他们一般不愿以此为赌注，总是采取了后退以求保全的道路。例如谢晦的二哥谢瞻就很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道理。他对谢晦宾客辐辏十分惊恐，认为不是门户之福，并推崇处贵而能遗权、明哲保身的哲学。谢弘微也深知此理。他在宋文帝时“口不言人短”，每有建议都要亲自烧掉草稿，甚至小心到皇帝喜欢吃什么菜都不告诉别人。这种情况在齐代更为流行，如谢绌就力图避事，给任吏部尚书的弟弟谢义洁写信叫力饮酒勿预人事。而谢义洁在齐明帝废除齐废帝而自立的时候，都还是下棋完毕后回房睡觉，根本不闻不问，起事不婴心、装聋作哑的能力实在令人佩服。因此，历来为人们所批判的南朝世家大族不关心国事、以门第为高的腐朽习气的形成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受到朝廷的逼迫和鼓励的，也是在血的教训面前唯一可以选择的保全家世的道路。之所以说南朝由北朝南渡的世家大族的退化和衰亡是磨出来的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南朝的刘宋和萧齐的朝廷对于世家大族是打击和笼络两种手段并用的。为了消除他们对朝廷的威胁和控制，于是要打击。为了利用他们的牌子来装点门面，于是要笼络。实行这种政策只能使整个统治集团的素质降低，采取这种态度的世家大族只能造成自身退化。到了萧梁时代，世家大族由最初的自求保全不得不、不能不抛弃权力中心，终于演变为一种以不理朝事、享乐至上为时髦的社会风气。这时，朝廷对原籍江东的世家大族的偏见和戒心已经消失，朝廷也不需堤防北来世家大族企图控制政权。两个世家大族集团已同样退化堕落，都对朝事漠不关心，也管理不了自身的事务，只剩下一个华丽的招牌了。于是这个社会崩溃的丧钟声终于敲响，侯景之乱中，梁代君臣的腐朽无能立即暴露无遗，这不能不说是刘宋以降朝廷所奉行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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