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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礼乐人生：成就你的君子风范 彭林 前言 中华是礼仪之邦，中华传统是礼乐文化，这曾经作为一种常识，印入每一位华人的心田。 中国古代礼学有三部经典：《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它们是中华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研究礼学不能不从这里起步。 我与传统礼学结缘，始于做研究生的年代，业师赵奉生（讳光贤）先生指定我以《周礼》的成书年代为主题做博士论文。《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自来以古奥难读而著称。但在三读之后，发现它既有丰富的治国理念，也不乏周密的管理措施。清代著名学者孙诒让赞美它是从黄帝、颛顼，直到周武王的八代典制精华之集粹，绝非溢美之词。历代学者每每用"体大思精"这四个字来评价它。这是一个博大的世界。 毕业后，我开始研究《仪礼》，它是以人生礼仪为主的先秦仪轨的集锦，一共有十七篇。所谓人生礼仪，是指从成年、结婚，一直到丧葬、祭祀的许多礼仪。除此之外，还有某些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礼仪以及一些贵族的礼仪。人的一生涵泳在礼乐之中，揖让周旋，诗歌唱和，变化气质，涵养德性，其乐融融。这是一个典雅的世界。 之后，我又开始研究《礼记》，这是孔门七十子探讨礼学思想的文集，一共有四十九篇。书中既有对礼义的阐发，又有对礼节的点评；既有对人生的感悟，又有对道的体味。说理雄辩，论道精微，而且多睿语与警句，美不胜收。书中有许多流传千古的典故，抚今追昔，令人遐思万端。这是一个深邃的世界。 "三礼"之学，历来以繁难著称，研究者不绝如缕，寥若晨星。从我研究《周礼》开始，就进入了一种近乎孤寂的氛围。我被周围的师友告知：这是一门冷学问，而且注定不可能成为"显学"。媒体也偶尔会出现关于"三礼"之学可能要成为"绝学"的感叹。这对于我个人而言并没有什么关系。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读书的欲望源于自身的精神需求，只要自己觉得心安理得，再寂寞的学问也是可以做得下去的。但是，"三礼"的妙旨奥蕴、儒家的高超智慧不能成为大众的财富，则是全社会的莫大损失。我每每扼腕长叹：这是何等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长久的疏离之后，礼乐文化正在淡出人们的记忆，虽然耳熟能详，却是依稀仿佛，不知所云。礼乐文化是怎么来的？它的学理又是怎样的？礼乐文化对于人的成长能有什么裨益？它与现代社会能否兼容？这些重要的问题，似乎很少有人理会。 正在山穷水尽之时，2008年北京奥运申办成功，使得礼学的境遇出现重大转机。由于政府把"人文奥运"作为北京奥运的三大目标之一，于是，举国上下都开始关注公众的文明程度。人们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现：大众层面礼仪文明的缺失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随着北京奥运的日益临近，人们无不为这一现状感到焦虑，进而意识到要呼唤中华礼仪文明。这应了一句古话，叫做"天不灭斯文"！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我应一些媒体和学校、机关之邀，就中华礼乐文化的主题做讲演。听众的反应之热烈令我深受感动。但我深知，这并不是我的演讲有多高的水准，而是礼乐文化自身的魅力所致。我由此看到了礼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需求。 其实，我们无论是否举办北京奥运，中华礼仪文明都是要振兴的，因为它既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也是我们未来的文明标志。北京奥运的历史功绩之一是给了全国人民回归中华礼仪文明的契机，并且给了我们强大的动力。中华民族的崛起，是中华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同时崛起，是物质和精神的同时发皇，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伟大复兴。而每一位有志于修身进德、勉为君子的公民，尤其是青年朋友，都可以从礼乐文化中得到智慧和启迪。这就是本书试图告诉读者朋友的。 彭林 2006年3月2日于清华园寓所 第一节． 儒家的礼乐教化之道 文明的进步与礼乐的边缘化这里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周公"制礼作乐"，第二个是儒家的礼乐教化之道，第三个是儒家礼学思想的边缘化。 1，关于周公"制礼作乐" 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那么，这个礼仪之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司母戊大方鼎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一定要追溯到周公，就是西周的开国之初。周公对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制礼作乐"。 商朝是我们中原地区一个以青铜文明著称的强大王朝。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许许多多最精美、最雄伟的青铜器几乎都是商朝四羊方尊的，最著名的如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等。但是，这个朝代是一个跛足的巨人，它的物质文明非常发达，但是它在精神上却是一个侏儒。近百年以来，安阳殷墟出土的十几万片甲骨文大多是商王占卜的记录。他事无大小都要占卜，真所谓是"不问苍生问鬼神"。明天天气好不好，昨天做了一个什么梦，乃至他配偶要生孩子了等等，统统都要占卜。商王非常迷信鬼神，迷信天命，认为他执掌这个国家是出自天命，谁都奈何他不得。另外他还非常残暴，商朝有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叫做"人殉"和"人祭"。所谓"人殉"，就是拿活人去殉葬，一个商王死了以后，要拿几百人去殉葬，这种现象我们今天在殷墟可以清楚地见到。所谓"人祭"，就是拿活人做祭品，商王祭祀用的供品，不仅用牛羊，而且用活人，非常野蛮和残忍。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商朝统治者非常不得人心。到了商纣王的时候，民众的不满已经到了极点。 当时的周不过是偏处于西北地区的一个小国，它的国力跟商是不能比的，但是周文王懂得要用"德"来收揽人心，所以许许多多小国都愿意归附它，希望跟随它去跟商王朝做最后的决战。大家知道，在"牧野之战"的时候，商王调集了七十万人上阵，结果是前途倒戈，士兵在阵前起义了。这场战争，只用了一个早晨的时间就结束了。一个国力那么强大的帝国，就像纸糊的房子一样，说倒就倒了。 这样一个局面，让武王和周公感到非常震惊，简直不能相信。《史记·周本纪》上面记载，晚上两个人都睡不着，就在一起讨论这件事，研究怎样才能避免重蹈殷人的覆辙，怎样才能长治久安。由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看到了民众的伟大力量，所以意识到今后的统治政策不能再信什么天命，而要重视民心的向背，要考虑到民众的感受。周公在发表的一系列文诰中，反反复复谈到这一点，比如他在《酒诰》中引用先人的话，"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古人把镜子叫"鉴"，我们常说以人为鉴、以史为鉴、以铜为鉴，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不要拿水当镜子，应该以民为鉴，要把老百姓的反应当作检验自己为政得失的一面镜子。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后来成为我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的一个主旋律。我们看《左传》《国语》《孟子》《荀子》以及后代的文献，有关的论述非常之多，真可以说是"史不绝书"。殷人很相信天，认为天就是鬼神；周人也讲天，但他们把鬼神置换成了"民"，他们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样一来，民心和天意就基本上画了等号。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都是源于周公的这个思想。所以说，古代中国在殷周革命的过程当中，实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转变。 这样一个转变，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们清华的前辈王国维先生有一个代表作叫《殷周制度论》。他在《殷周制度论》里面一开头就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他认为，周公改革政治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道德之团体"，要用道德把贵族、平民和其他的人维系起来。为了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周公制定了一整套礼乐制度，史称"周公制礼作乐"。周公制礼作乐，使得我们中国实现了由鬼道向人道的伟大飞跃，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不可等闲视之。 经常有同学问我："古希腊的神话非常灿烂、非常丰富，我们中国的神话却是很贫乏、很单调，这是什么原因？"我告诉他们说，这恰恰是我们值得自豪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古希腊一直到我们的战国时代才走出神话时代，进入人本主义时代，在此之前，它还生活在神的阴影之下。也就是说，他们的神话时代要比我们长几个世纪，他们的神话当然要比我们的灿烂。可是，我们中国在西周的时候已经进入了"人本主义"的时代。所以，在全世界范围，我们中国是最早出现民本主义思想的地区之一，而且有着非常成熟的思想体系。 这是第一个问题，我把周公"制礼作乐"的来龙去脉给大家作了简要的介绍，为的是说明我们这个礼仪之邦是从周公开始的。 2，儒家的礼乐教化之道 周公要求执政者懂得尊重人，哪怕是一个小民、是一个鳏寡之人，都不要欺侮他，身份更高的人当然就不用说了。那么，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自身又应该如何处世，怎样才能被他人所尊重呢？也就是说，人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才能成为受他人尊重的人，对不对？所以，作为一个政府来讲，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提升人民的道德水准，而不仅仅是要把经济搞好。如果经济上去了，而人的精神面貌非常之差，那这社会是不能进步的，甚至要灭亡的。商朝的灭亡就是一个教训。 大凡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思想家，在推出他改造社会的理论体系或者方案的时候，他一定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这套理论怎样最大限度地切合人自身的特点。这个切合点找得越准，他那套理论的效果就越好。道家认为人都不希望别人约束，喜欢放任自流，所以主张"无为而治"。法家认为人都害怕刑法，所以主张一切问题都用"法"来解决。儒家认为，人是有丰富情感的动物，因此，所用的政策都要从顺应人性出发。 1995年，湖北荆门郭店乡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楚国的儒家文献，由于是写在竹简上的，所以称为"郭店楚简"。大家知道，在早期儒学中，孔子的孙子子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相传今本《礼记》里的《中庸》《缁衣》《表记》《坊记》等四篇就是他作的。这四篇文章对思想界的影响非常之大，尤其是《中庸》。它们原本收录在《子思子》一书中。大约在隋唐时期，《子思子》就亡佚了。因此，后世的学者大多不太相信子思作《中庸》的说法，认为是出于汉儒之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郭店楚简中居然就有与今本几乎相同的《缁衣》篇，此外，还有一篇《性自命出》，内容和文句与《中庸》颇多雷同，其他各篇与子思学派的思想也如出一辙，因此学者大多认为它们就是《子思子》的佚篇。 郭店楚简里有许多内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儒家礼乐思想。例如，其中有一篇说到，圣人治理人民，就一定会顺从"民之道"。为什么呢？他说大禹治水为什么能成功？是因为他遵循了"水之道"；秦人的祖先造父，非常善于养马，这在《史记·秦本纪》里有明确的记载。造父为什么能把马养得很好呢？是因为他懂得"马之道"；周人的祖先叫后稷，种地种得非常好，原因何在呢？是因为他熟知"地之道"。所以，郭店楚简说"莫不有道"，就是说，你要想做好一件事情，首先要了解这个对象它有什么特点、什么规律。"水之道"、"马之道"、"地之道"，都是自然赋予它们的一些规律和特点，属于今人所说的"客观规律"之类。这种东西你没法抛弃它，而只能顺应它。那么，所谓的"人之道"又是什么呢？郭店楚简说，人之道就是人性。人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不学而能、不教而有的天性。具体来说，是指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儒家认为，统治者要想长治久安，就一定要尊重、要顺从人的这种"性"。 人性原本深藏于我们的生命体内，无所偏颇。但是，当外物影响你的时候，你就会做出反应：是喜还是怒？是哀还是乐？等等。性一旦表露出来，就称为"情"了。儒家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就不要强加于他人，因为"四海之内，其性一也"，人性是通的。你不喜欢饥饿，就不要让别人饥饿；你不喜欢战争，就不要把别人推入战争。你喜欢的东西老百姓也同样喜欢，所以要"天下同乐"。从商朝的把人不当人，到周公提出要尊重人，再到儒家提出要尊重人性，这是人类文明的伟大进步。不仅要把人当人，而且要尊重他的喜怒哀乐，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非常不简单。 说到这里，好像很简单，儒家要求执政者懂得尊重人性，不是已经把问题解决了吗？其实这仅仅是一个前提，只说了一半，而且是非本质的一半。为什么？因为人性它有弱点。人跟动物一样，是从动物界来的，动物性与人性，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许多从动物身上见到的那种不好的动物性，其实在人性上都有，比方说贪婪、残暴、争斗、不守秩序等等，这些东西人身上也有。 因此，如果过分地强调人性得自天命，过分地强调它的合理性，不许对它有半点限制，那就是将人性等同于动物性。道家就是这样。儒家认为人性不能放纵，人是动物的灵长，人应该对自己的性情有所把握。有些人很欣赏"性情中人"，我说这要看什么场合。如果过分强调个人的性情，不适当地张扬它，只要是我的真性情，我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那这个社会非乱套不可。举个例子来说，拳王泰森，他跟人家争论起来急了，就把对方的耳朵给咬了。类似的情况，《水浒传》上也有，叫做"一时性起"。像马加爵也是"一时性起"，好家伙，拿榔头一气砸死了好几个人。如果人人如此，这社会非大乱不可。所以儒家认为，人的性情是要用理智来把握的。 那么，人性要把握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话，叫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人的性情要有一个度，要达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这样一种境界。子思的《中庸》，我想很多同学都读过，《中庸》开头有一句话叫"天命之谓性"，什么叫"性"呢？天赋予你的就叫"性"。《中庸》接着说"率性之谓道"，"率"就是沿着，沿着人性去治理民众，庶几乎就是治民之道了，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中庸》又说："修道之谓教。"人性有天生的弱点，任何人不可能生下来的时候，他的人性就是不偏不倚，而且一辈子都不偏不倚，这不可能。所以要通过"教"来修正人性，这个教就是教育。而教育的手段就是"礼"和"乐"。《礼记》说"礼缘情而作"，意思是说礼是从人的情感出发来制定的。但礼又是以修正人的情感为目标的，《礼记》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孔子有一位高足叫做子游，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孔子曾经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来赞扬他的十位最杰出的弟子，人称孔门十哲，后世在孔庙里受到配享，其中文学一科是子思和子夏。孔子还有一位学生叫做有子，"子"是那个时候对人的尊称。有一天，子游和有子在街上闲步，看到一个小孩跟他父母走丢失了，这小孩就痛哭。这个时候有子就借题发挥了，他对子游说：你看你看，孩子一旦见不到父母了，他那种悲伤，又是跺脚，又是哭，又是喊，人性就应该像这样，不要约束他，让他去发泄。可是在丧礼里面，对于"踊"（就是跳脚）却是有限制的，每次只能跳三次，称为一踊；最多只能三踊。在你踊的时候，旁边会有人告诉你：要节哀。有子说到这里，就诘问子游："为什么要叫人家节哀呢？父母死了，伤心的程度要比这孩子与父母一时走失严重得多，应该由着孝子去尽性情发泄悲痛嘛，这才是正道。"有子觉得自己讲得很有道理，他说准备要把丧礼里面关于踊的规定都给去掉。子游是大儒，识见要比有子高深得多，他听了微微一笑，说"此戎狄之道也"。"戎狄"，是指古代的少数民族，那时文化不太发达，所以还不大懂得礼的要旨。子游接着说："礼道不然。""礼道"教育大家不能以死伤身。假如是父母刚死，你不能节哀顺变，悲伤过度，把你哀恸之情尽情地宣泄，结果呢，以死伤身，那边刚死了一个，丧事还没办完，这里又死了人了。这难道是死者愿意看到的吗？所以要节哀，这个"节"，就是节制，"礼"的作用，就是节制你的情感的。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人，父母去世了，他毫无悲伤之心，不念父母之恩，那怎么办？古代为什么死了人以后要穿丧服？这是礼的规定，你必须得穿，目的是要提升你内心的悲伤之情。你早晨起来一看，怎么穿这衣服？一想，原来是自己有热孝在身。每天看到这个丧服，你就会想起老人家生前对于你的种种慈爱，对于你的抚养。因为你对父母的情感达不到常人应有的程度，所以要以此来提升它。而对于悲伤过度的，则要把它降下去，不能以死伤生。悲痛达不到的，要把它提升起来。你父母死了，应该要有悲伤的，不能这样无所谓。目的就是让人的心情要达到合于礼的境界。《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就是说，在受到外物的影响之前，喜怒哀乐没有偏向，处在中立的状态。一旦受到外物的作用，喜怒哀乐被诱发出来时，都能恰到好处、合于道的要求，这就是"和"的境界了，和是天下最大的"道"。所以，人的情感不能大喜、大悲、暴怒，也不能怠惰、懦弱、无情，要力求进入"大中至正"之域，这样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文明时代的人、一个脱离了动物境界的人。 所以说，这个"礼"是规范你的行为的。有同学问，你不是说"礼乐教化"吗？你光讲了礼，还有乐呢？好的，现在我就来谈一谈儒家的音乐思想。 音乐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许多民族在新石器时代就掌握了音乐的原理，能够演唱歌曲。对于绝大多数民族而言，音乐是娱乐的工具，自娱或者群娱；而中国却将音乐作为教化的工具，而且是教化的最高形式，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要了解儒家的音乐思想，必须了解《礼记·乐记》阐述过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乐为心声，二是声、音、乐三分的理论。 所谓"乐为心声"，是说乐是人类发自内心的情感之声。人的快乐，是"情动于中"的结果。某件事情感动我了，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说"好啊！"就会"形于言"。如果我觉得这样还不足以表达我的情，"言之不足"，就要"嗟叹之"，"好啊，唉呀！"如果嗟叹之仍然不足，我就会"咏歌之"，想用唱歌来表达内心的兴奋。如果觉得"咏歌之"还是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就会不知不觉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高兴得手舞足蹈。所以说"乐"是表达人类感情的方式之一。 那么，什么是声、音、乐三分呢？自然界有各种各样的自然声响，刮风、打雷、物与物相互撞击，都可以发出响声，还有人的叫喊声，只要是有感觉器官的动物，都能感知这种响声。这种响声没有节奏，没有审美价值，杂乱无章，儒家称之为"声"，实际上是一种噪声。人比动物高明在哪里呢？人能够从自然界众多的声中找出规律，找到它的音阶，1234567，而且发现这个音阶可以组成旋律，这个旋律又可以配合成声调，声调和旋律的不同组合，可以变成风格各异的乐曲，用来表达不同的情感。儒家把这种有节奏、有旋律、有审美情趣的乐曲称为"音"，它相当于今天人们所说的"音乐"。这是人比动物高明的地方，所以《礼记·乐记》上讲"禽兽知声而不知音"。 人类创作的"音"丰富多彩，那么大家知道，在我们当今这个世界上，音乐的风格是非常非常多的，"摇滚"、"重金属"、抒情歌曲、古典音乐、流行歌曲等等，这些不同风格的乐曲给人的心灵带来的感受是千差万别的。有的歌曲能够让你疯狂，你听久了就要疯狂；有的音乐听久了能让你消沉，让你颓废；也有的音乐能够让你向上，催你进取；等等。我想，这个道理不用我多说，大家一定都有过体验。 儒家觉得，人既然是情感的动物，而对情感影响最直接、最强烈的又是"音"，这样就有必要对"音"进行审视。在"音"里面，我们应该选择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来推荐给大众呢？儒家认为要选择对大众身心健康有益的、对社会有益的、对人有道德教化作用的歌曲，儒家把这样的歌曲称为"乐"，并且明确地界定说"德音之谓乐"。《礼记·乐记》又说"众庶""知音而不知乐"，"唯君子能知乐"。君子比众庶高明的地方是，君子懂得用"乐"作为教化大众的工具。例如《诗经》里面的诗篇，在古代是可以演唱的，它们主题纯正，节奏平和，你在听这种乐曲的时候，就会涵泳在它的氛围之中，心灵和情感就会随之变化，所以孔子的教育理论中有"诗教"之说。儒家喜欢讲"教化"，你的情感在听音乐的愉悦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被改变了，好像一颗糖放在水里，不知不觉地化了。这种教育方式一点也不生硬，不仅易于被大众接受，而且好的乐曲"其感人也深"，能深入你的心田，可以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孝经》上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儒家主张人应该"内外兼修"，礼乐文化的分工，是礼内、乐外。人的外在的言谈举止，要通过"礼"来加以规范；而内在的德性以及和谐的性情，则要通过"乐"来提升。内在德性的提升比较困难，可能需要一生的努力才能达到，而外在的行为举止比较容易规范，对不对？为了便于大家修身，儒家制定了一套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规范，就是通常所说的"礼"，拿来教育大众。《礼记》说："礼者，理也。"就是这个意思。你每天践行礼仪规范，不仅可以端正行为，而且可以反过来促进你内心的修养，使你的德行内化。我们知道，许多宗教都有仪式，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有复杂的仪式和戒律，它们的目的也都是要让人在践行的过程中，强化内心的信念。形式虽然彼此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儒家认为，涵养心性，最好的方法就是听德音雅乐。古代的文人都喜欢抚琴，有的还要燃上一支香，它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陶冶心性。一个人沉浸在这种德音雅乐里面，他的心态一定是非常平和的。 古人讲"礼乐教化"，是"寓教于礼"，就是把教育理念隐含在具体的礼仪形式之中。这种礼仪可以伴随你的一生，所以有"人生礼仪"的说法，比方成年有成年礼，结婚有婚礼，人际交往有交际礼，乡人聚会有乡饮酒礼，人死了有丧礼和祭礼，国与国交往有聘礼等等，把这套东西变成一个社会规范，人人去做，家家去做，这个社会风气就改变了。 礼与乐，乐更加重要，是礼的内在动力。儒家特别强调人内在的德性，《礼记》有一句话，叫做"德辉动于内"，"理（礼）发诸外"。你内心要有一个"德"字，这个"德"字在发着光辉，你的合于礼的行为就会自然流露于外，内外俱修，这才是一个君子。 3，儒家礼乐思想的边缘化 有同学讲了，照你这么讲，我们传统的礼乐思想是非常讲究互相尊重的，怎么现在大家一提起古代的"礼"，脑子里就会想到好像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就会想到电视连续剧里面三跪九叩，口口声声喊"奴才"、"奴才不敢"、"奴才如何"之类的画面，尽是一些尊卑分明的东西呢？那么我要告诉大家，这就是历史，历史的发展有的时候是曲折的。在孔子和他的弟子在世的时期，他们把怎么样教化人、怎么样做可以最有成效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已经发挥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可是，治国的权力却是在统治者手上，统治者是否采用他们的理论，就很难说了，这要看各方面的情况。孔子生前，曾经周游列国，希望能有君王采纳他的治国方案，结果是到处碰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史记·叔孙通传》说了这样一件事。汉高祖取得天下之后，有一天召开庆祝会，满朝的大臣都是跟着他打仗的，很多人是草莽出身，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结果在喝醉了之后互相争功，胡喊乱叫，甚至拔剑击柱。刘邦一看很生气，但是拿他们没办法。这个时候，他下面有一位谋臣叫叔孙通，这个人很能揣摩刘邦的心思，他说别着急，我来给你想办法。于是，他就找了他的学生，又找了朝廷里面一帮人，着汉高祖祭孔图 着手制定礼仪，然后教他们演习。演习完了让刘邦看，刘邦一看很高兴。后来，长乐宫建好了，要举行朝会，所有的大臣走到宫殿门口就被拦住，不许随便进去，要有"谒者"，就是礼仪官，一个一个把你引进去，文官站在什么地方，武官站在什么地方，都有规定。宫廷内外，到处是骑兵步卒，到处是各种旗帜，显现出一种威严的气象。等到人全部站齐了，好，这时候刘邦才坐在辇中，前呼后拥地被人抬着上殿。这个时候，所有的大臣都要在礼官的引导下，一个一个上来给他磕头祝贺。满朝文武，人人震悚肃敬。这样一来，刘邦可高兴坏了，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有多快活，有多神气。后来，这套东西叔孙通不断地让它完善，当然是投其所好，因为帝王很喜欢这套东西。儒家的礼仪本来是为了改造人性的，人跟人要互相尊重的，结果在朝廷里面多出了这么一块，这一块后来越来越发展、越来越重要。孔子和他的学生的那一套理论尽管一直有学者在研究，但在政府机构里，却是慢慢地被边缘化了。一讲到"礼"就是朝廷的礼仪，天子的威仪。其实我们读《左传》《战国策》等先秦文献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朝仪，君臣是互相对坐的。可是，后来不许臣子坐着了，得要站着。最后是不能站着，得要跪着。这种仪式和思想跟孔子的礼乐教化的思想是大相径庭的。 我曾经把"二十四史"里面所有《礼乐志》给翻了一遍，觉得孔子的礼乐思想一步一步被边缘化的轨迹是非常清楚的。在《史记》里面，有"八书"，"书"是记载典章制度的，后来的史书改叫"志"。《史记》里的八书，《礼书》是第一，《乐书》是第二，《礼书》、《乐书》是摆在最前面的，后面才是《平准书》《河渠书》等等。司马迁把礼、乐看作是引导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最重要的制度。到了《汉书》里面就不同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影响很大，就把《律历志》放在最前面，首先要看天，天答应不答应，就把自然的天变成一个神灵的天，《礼志》《乐志》放到后面去了。再到《晋书》里面，《天文志》下来是《地理志》，《地理志》下来是《律历志》，《礼志》摆到第四去了。再到《隋书》里面，它又把这个"礼"摆到前面，第一是《礼》，但是它改叫《礼仪》了。"礼"改称"礼仪"，这是很大的变化。古人讲"礼"，是包括形式和内涵的，是有思想的仪式；而"仪"主要是指仪式，两者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古人批评某些形式主义的东西的时候，往往会说："这是仪，不是礼。"这样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因为你丢掉了礼的灵魂，只剩下形式了。这时候的《礼仪志》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不外乎是几品官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衣服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等等，这哪里还有孔子礼学思想的气味？《隋书》里的《乐》，改叫《音乐》了，这个改变看似无关紧要，实际上是触到了儒家礼乐思想的根本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在儒家音乐思想里面，"音"和"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怎么可以混在一起呢？《乐记》里有魏文侯跟子夏的一个对话。魏文侯说，哎呀子夏，你很有学问，我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我"端冕而听古乐"，把这帽子弄得端端正正，想恭恭敬敬地听一段古乐，没想到，我听一会儿就想睡觉了，实在提不起兴趣来。可是我听那些新乐（拿我们今天的话叫流行音乐），哎呀，我一个晚上都不想睡觉，请问这是什么道理？子夏听了就笑了，说你问的是"乐"，实际上说的是"音"。你所说的新乐，是乱七八糟的音，靡靡之音，亡国之音，哪里配称"乐"！只有具有道德教化的音才可以称为"乐"。历史上的圣王，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功成治定，国泰民安，都有当时的颂歌。这种颂歌有乐舞，你看了之后，可以知道他们怎么除暴安良、如何安定社会。可是你喜欢听的那种新乐呢，男女杂厕，一帮人在上面窜来窜去，看完以后不知所云，不知道它要表达什么主题。我们从子夏的这段回答中可以清楚地知道，儒家是非常看重音和乐的区别的，这一点千万不可小看，而《隋书》不仅犯了这个忌，而且《音乐》里记载的东西，开始偏重于乐器和技术方面了，各种各样唱的东西都叫音乐，这就远离了先秦儒家的"乐"的概念。 到了《宋史》里面，大家知道"二十四史"里面《宋史》的篇幅是最大的。《宋史》里面的"志"，首先是《天文》，接着是《五行》《律历》《河渠》，下来才是《礼》。而这里的《礼》记载的都是什么呢？帽子上面有几道梁，鞋子是什么颜色的，袖子是什么颜色的，等等，《礼》整个地趋向形式化了，而且这些形式是服从于皇权和特权等级的，已经异化了，和孔子所讲的"礼乐教化"的理论是背道而驰的，同时也说明先秦儒家的礼乐思想已经被边缘化了。今天我们往往拿这些东西来说我们古代是礼仪之邦，这就大错特错了。 附：彭林答问曾子墨（主持人）：听了您的演讲，我想在座的很多同学可能都会觉得是受了一场中华传统文化的洗礼。其实在座很多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内，可能像我们这一代人很少有人真正地受过这种"礼乐教化"的熏陶，可能我们所接受的都是正统的西式的教育。那您认为这些接受了西式教育的人，是不是就是缺乏文化底蕴？ 彭林：是的，还不仅是文化底蕴。我先说一个这样的事情吧，顾炎武曾经借用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问过许许多多同学，发现没有一个同学是把这话读懂了的。其实顾炎武在《日知录》里面就说过，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换了一个皇帝，姓张的皇帝换成了姓李的皇帝，但是国家的文化并没有变，还是中华文化，这叫"亡国"，这没有关系。另一种情况，不仅皇帝换了姓，而且连你的整个的文化也被人家替换了，或者被人家消灭了，尽管你的人一个个都还在，可是你这个民族已经消亡了，这叫"亡天下"。每一个民族都要有自己的文化的，我们到云南去，说这是傣族，那是苗族，因为它的文化不同，所以我们才可以区别她们。要是民族文化都没有了，这民族怎么会存在呢？我们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有一幅唐代地图，显示出北方有个民族国家叫契丹，后来到哪里去了？今天我们五十六个民族里面是没有契丹的，但当时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在俄文里面"中国"这个词的读音就是"契丹"的音译。契丹这个民族在跟人家交往的过程当中，不注意固守自己的传统，被人家同化了，它的文化没有了。今天我们如果做基因分析的话，社会上可以找到很多有契丹血统的人，他的祖先是契丹人，说不定在座的就有。可是你不是契丹民族，因为什么？你的文化没了。我们这个民族经过了五千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化，这套文化的核心是"礼"。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的。他说过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丢光了，最后问题就来了：你们是什么民族？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了民族服装，我今天来做讲演，只能穿着洋服，很惭愧啊。 你看我们某些地方的房子，都是欧陆风情，已经没有了文化个性。现在学生的节日也西化得很厉害。我去年在北京某高校上课，上一个学期课，有一天晚上，有一位同学来跟我请假说："老师，这堂课我要请假。"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班有个活动。"我说："学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上课，什么活动能让你们不上课啊？"他说："今天是平安夜。"我听了特生气，说："平安夜，关你什么事呀。"圣诞节是外国的宗教节日，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目前，大家普遍没有文化自尊，也没有文化自觉。小平同志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朴实，但是非常好，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爱着这片土地。我们都是中国人啊，我们血管里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我们要珍爱自己的文化、珍爱自己的传统。北京有一个礼仪学校，给了我一些教材，我一看前言，说我们是五千年礼仪之邦，我们如何如何好，前言完了，下面就是怎么描眉、涂口红、打领带，怎么拿刀拿叉，全是西方的那一套礼仪。这样的礼仪学校办得越多，我们民族的文化就消灭得越快。现在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呢？2004年4月，我在北京大学做了一个讲演，讲完后，有一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女同学站出来提了一个问题，把我深深地震动了！她说，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为了将来更好地从事外交工作，他们创办了一个礼仪学校，学习阿拉伯礼仪、非洲礼仪、欧洲礼仪等等，最后发现居然没有中国礼仪！五千年的礼仪之邦，我们已经拿不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民族礼仪了！ 有一句古话叫"入境问俗"，如果我们要到欧洲去，总是要先了解一下他们的文化是怎么样的，语言风俗是怎么样的，以免由于无知而做出不尊重对方的事情来。可是现在有个例外，外国人到中国来不需要"入境问俗"，你懂得欧美的风俗就行了，因为我们不需要别人尊重。这不是滑稽吗？对不对？现在我们已经是没有了文化表征，人家怎么对我们都可以。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有些人正在大力普及西方礼仪，急着要大家学拿刀、拿叉，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外国人到中国来，筷子拿不好有什么关系，我们会笑他吗？不会的。学习拿刀拿叉对我们这个民族真有这么重要吗？我们还有尊严没有？ 还有一个现象，深圳有一个"锦绣中华"，咱们北京有个"中华民族园"。里面有中国境内所有的少数民族，但就是没有汉族。没有汉族能叫"锦绣中华"吗？能叫"中华民族园"吗？滑稽。可是话说回来了，我们退一万步来讲，里面给你划块地方，让你去展示汉族文化，你又能展示什么？难道找一伙穿夹克衫的、穿西服的人在里面，互相说"妈咪"、"爹地"、"拜拜"？ 近代以来，我们受到了列强的侵略，在这种很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急于强国，所以不是想"全盘西化"，就是想"全盘苏化"，自己的民族文化总是挺立不起来，没有文化自信，也没有文化自觉。我们五千年的文化，正以加速度的态势在流失。长此以往，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我曾经套用《红楼梦》里面的一句话来作比喻，形容我的担心。林黛玉很爱哭，一年到头，流不完的眼泪，所以有人担心说："怎禁得住秋流到冬，春流到夏？"我们的传统文化也这么流失下去，会不会有流失殆尽的一天？不好说啊！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有三个都已经中断了，比如现在的埃及文化与古埃及的文化，所以有人把他们叫"失落了的文明"。我们中国是其中惟一一个没有中断的古文明，但是我不敢说它会不会最后流失殆尽。这个要看我们大家有没有文化自信，有没有文化自尊？ 现在西方人要占领我们的市场和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还需要像一百多年前那样用大炮吗？用鸦片吗？不必了，用文化就解决问题。现在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喜欢过洋节，不喜欢过中国节，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被征服了。 提问：彭老师、主持人，你们好，我是北京理工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研究生，我曾经和一位外国朋友聊过天，谈到关于中国文化的问题，我发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甚至远远超过我，我就感到很奇怪了。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文化了解甚至超过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那么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又能了解多少，又能保存多少呢？我就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何以成为一个中国人？今天听了您的讲座，我深有体会，但同时又产生一个新的疑问，就是您提到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但是即便在孔子的著作中，他都要慨叹"礼崩乐坏"，他要上西周，要上周公的那个时代去寻找真正的礼。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几千年过去了，无数的灾难，无数的重建，那么我们该上哪儿去找真正的礼呢？谢谢。 彭林：我想，这个礼它是一种文化，我们不能简单地这么做比较，说是孔子找不到，我们到哪里去找？我们当然要到传统文化里面去找。古代的礼，在许多文献里都有记载，不过比较难读，只要找，还是可以找到的。我们不是要去全盘恢复古礼，而是要去寻找智慧和思想。近代以来，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抛弃了。近年有人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助于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国家怎么强大呢？怎么样不失去自我呢？请大家牢记这样一句话："无科技不足以强国，无文化则足以亡种。"你们是理工大学的，发展科技的重任在你们身上，但是文化传承的重任也在你们身上。不能认为我只是学理工专业的学生，文化问题与我无关，你们不能这么想。我们刚才说了，这是匹夫都有责任的事情。我这里要讲到我们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办学的理念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非常清楚。梁启超先生曾经给清华的学生做过一次讲演，题目叫《君子》。办大学的理念是什么？是不是给大家一个饭碗呢？我是学计算机的，我是学工程的，我是学化学的，不是的！大学是要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有很强的专业技术，同时又有人文关怀的这样一种人，这种人梁启超称之为"君子"，说清华大学就应该培养这样的人。他说，将来清华的学生到了社会上以后，能够挽既倒之狂澜，社会就有希望了。那么，怎么样成为一个君子呢？梁先生取了《易经》里面的话，叫"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后来成了我们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把要说的话全说了，比我们今天见到的许多口号式的厂训、校训深刻多了，这就是水平。 曾子墨：最后也是按照我们的传统，请您用一句话来简单地概括一下您今天的演讲。 彭林：请善待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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