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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社会福利协会率团赴日本考察养老服务标准化及信息化建设。通过与日本居家养老协会、厚生省政府主管官员和日本养老服务联盟企业交流座谈，对日本养老机构、社区、人才培训中心进行了实地调研，考察团一行深入了解了日本在老年福利制度构建及养老服务业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方面的先进模式，考察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考察期间，冯晓丽副会长会见了日本厚生省养老主管部门负责人川又竹男先生，了解了日本在老年社会福利相关法律及政策方面的经验和做法；与日本居家养老服务协会寺田明彦会长及日本株式会社日医学馆高管人员进行座谈，深入探讨了老年照护服务网络的运作和管理模式。考察期间，中国社会福利协会与日本株式会社日医学馆寺田大辅社长就今后在中国养老服务领域共同合作，引进日方的养老服务标准化、信息化科技成果带动养老服务业发展达成了共识，并商谈了合作框架。 考察团一行还在东京参观考察了照护型老年公寓、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老年服务用品配送中心和护理培训中心，观看了远程视频培训系统，对日本养老服务机构人性化的建筑设计、高科技的服务管理模式和对老年人独特的精神关怀印象深刻，尤其是每位机构的工作人员，对入住老人最大程度的理解和尊重，充分体现了日本全民“以老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此次中国社会福利协会日本考察之行，成功搭建了中国与日本社会服务组织在养老服务领域体沟通交流合作的平台，为协会今后全力配合政府部门开展养老服务领域标准化、信息化、人才培训工作提供了学习借鉴。 日本的福利制度非常发达健全。从儿童福利到残疾人、老年人福利以及对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扶助、医疗扶助等各种制度应有尽有，并且对针对宠物也有宠物养老市场，而且根据社会的需求在不断的加强和完善。目前来说，基本做到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儿童津贴 日本的孩子一出生就能得到儿童津贴，虽然各地有差异，但一般都是到小学毕业。学龄儿童若家庭收入低的化，可以申请就学支援生活扶助，由此学费的大部分可以得到补助。单亲家庭有儿童抚养津贴，残疾儿童有特别抚养津贴，残疾人还有残疾人津贴。收入低于基本生活水准的家庭可以享受生活保护，根据收入情况可利用高额医疗补助制度。还有年金制度、健康保险等。 医疗制度 1941,日本修改了已运行40年的《健康保险法》,制定了全民必须参加《医疗保险法》，要求公平地向全体国民提供医疗服务，目前日本国民医疗保险覆盖率为100％，为世界之最。 医疗保险可分为2大类，一类被用者保险或称之“职工健康保险，”其中可分为共济组合保险，组合掌管保险、政府掌管保险，船员保险等占65.9％，另一类是国民健康保险，主要是农业人口，退休老人，自由职业者，其可分为市町村国保、组合国保2种，占34.1％。 医疗保险经费来源，个人按收入8％交纳，不足部分由国家及地方财政补贴，凡参加医疗保险均可报销一定比例的医疗费用，大部分为80%至90%,自付10%至20%,家属可报销80%至90%。凡医疗费20万日元/月以上(约16000人民币),超额部分实行全额报销。 ①追求新的社会福利念 基于人权思想而建立的社会福利关系，以尊重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为前提，为每个人能够过着具有人的尊严的生活提供制度的，特质的，文化的福利保障，无论是社会福利的收益者还是社会福利的提供者，两者之间是一种完全平等，对等的关系，而不存在施舍和被施舍的关系。 ②将社区建设成提供综合社会福利服务的基地 人的生活范围是广域的，连续性的，实现社会福利的生活化就需要对生活者的生活进行综合性的把握，除了提供保健、医疗、福利服务之外，应该包括教育、劳动住宅、效能等与生活密切关联各个方面的社会服务，那么、能够为提供合理的风吹草动效率的综合性服务的基地只能是社区，对社区进行综合性建设是今后的主要任务 ③多样化经营主体的形成 至今为止的社会福利设施的经营是政府包揽财政，以行政为主导的计划经济管理型的经营方式。经营团体虽然是实现了多样化，但经营方式单一化。 为适应生活方式以及生活需求的多样化的社会发展趋势，彻底改变计划经济管理型的经营方式，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调节，经营主体流动化，多样化（任何以个人在具备规定的条件下都可以申请经营福利设施）。设施经营者在竞争中求得生存的法宝是，提供多功能的服务方式和多类型的服务内容。 ④确保公平，兼顾质量和效率 以往，政府对福利设施的财政补贴，个人利用福利设施交纳的费用等都是在政府严格的规制下非公开地进行。利用者自由选择服务项目和福利设施的余地狭小，经营者缺乏自由经营的权限，其结果是形成了经营者的惰性的利用者的浪费，牺牲了效率和质量，这次改划实行信息彻底公开，给经营者和利用者双向选择的自由，费用负担与利用项目挂钩。通过合理运用市场竞争原理，在竞争的过程中实现社会福利经营化，促进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⑤新设置“福利经纪人”制度 弱者强食是市场经济竞争的必然结果，保护弱者是社会福利的根据本宗旨，如何解决两者的矛盾，这是各国都在打保票索的问题，日本这次改革中推行的一项新措施是“福利经纪人”制度。福利经纪人事务所根据社区人口比例设置，负责提供有关社会福利问题的咨询，实地考核需要接收福利服务者的生活状况和对福利服务的需求度，根据个人的实际状况设计实施方案，同时负责参与有关福利设施问题的斡旋。 ⑥设置“家庭护理员”制度 这是家庭护理社会化的一项措施。家庭护理员的主要职责是遵循“互助”的原则，对居家养老的老人、残病人等进行定期访问，护理，过去这项活动作为志愿者活动加以提供，在这次的改革中将其职业化、制度化、有偿化、每项个人在经过一定的训练之后，都可以获得“家庭护理员”的资格。凭借这种资格可能申请参与家庭护理的工作，同时也可以获取一定的报酬。 ⑦设置“社会福利情报管理中心”提高社会福利管理的透明度 过是为在自由竞争过程中出现的敝端进行监督而设置市民监督体制。它的主要的切能一方面是为市民提供福利政策住处和利用住处，供其在自由选择中参考，一方面是吸引市场参与对社会福利的管理和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和评估。 ⑧改善年轻人口税务担重的现状，促进公平、公正地承担社会福利费用机制形成。强化老年人口根据经济承担能力量力承担福利费用是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意识。 在世界出生率下滑的今天，维持人口增长的，是数量日渐增多的老年人，超过60岁人口占的比例从1950的12%逐步上升到2050年的35%。巨大的全球老龄化压力，造成GDP增速受到威胁，其中发达国家遭受的老龄化程度较发展中国家更强烈，诸如日本的老龄化问题尤为严重。有资料显示， 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为23.1%，而日本因为拥有极高生活品质、优美生存生活环境以及精致完美食品造就国民健康的心态和身体素质，男性平均寿命达到82岁，女性平均寿命则更达到88岁，长期居世界首位，其老龄化速度也远远快于其他国家。 日本：工作温度有明确规定 日本采用的是WEGT指数界定“高温”，即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是综合评价人体接触作业环境热负荷的一个基本参量。WEGT指数综合考虑空气温度、风速、空气湿度和辐射热四个因素。同时还把工作服的质地对指数的影响也考虑在内。 WEGT指数为23℃时，可以以最大速度做激烈的体力劳动如跑步、挖掘、爬楼梯。WEGT指数为25℃时，可以做强度较大的体力劳动如搬运重物、砍伐。WEGT指数为30℃时，可以做只用到颈和胳膊的体力劳动如除草、粉刷。WEGT指数达到30℃时，可以做些轻松的手工业如描图、缝纫。而当WEGT指数达到最高度33℃时，最好停止一切体力劳动，静坐休息。 培训内容包括高温的形成原因，高温的危害，如何尽可能消除高温带来的危害，对中暑症状的识别，以及在出现中暑症状的情况下如何处理等。同时，雇主必须形成高温预案，对其高温工作场所进行降温、通风、隔热、除湿等处理，并且在管理上作出调整，采取调整工作时间、增加轮休次数、免费提供防暑饮料、提供降温衣物等措施来降低高温对劳动者的不利影响。 美国、加拿大：湿热指数规范“高温” 当湿热指数45℃是高温与否的临界值。根据湿热指数的计算公式，45℃的湿热指数在平均湿度为77%的深圳（2009年6月）对应的空气温度为31.4℃。 加拿大的雇主通常设计有高温适应计划：对于此前未在高温环境中工作的工人，在高温条件下工作的第一天只安排20%的工作量，此后每个工作日逐步增加10%至20%的工作量，直至增加到100%的工作量；而对于此前在高温环境中工作过的工人而言，再次在高温条件下工作的第一天可以安排50%的工作量，此后每个工作日逐步增加10%至20%的工作量，直至增加到100%的工作量。 尤其值得们借鉴的是，日本在强调上述原则时，并不是把它作为空泛的教条，而是借助于实施的措施，将其制度化、具体化，利益化、我国在强调互助精神时，往往只注意精神的一面，缺乏制度和利益上的保障，所以难以持之以恒。另外，我国的一般民众自助意识比较薄弱，这可以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锅饭，大公无私意识形态教育的成果，今后，在福利意识领域里，理顺公与私的界限，在制度上推动“自动”发展的社会机制，是中国社会福利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日本政府对养老产业的快速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利渠道，探索和逐渐确立一种适合于老人养老的方式和体制，强化对居家、医疗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组织建设，并在财政预算上实行优惠扶持政策。目前，日本老人养老方式分为三种：居家养老、养老院养老、居家日间服务养老。随着现代老年人对于养老观念的提升，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以养老院为主的养老方式，感受养老院提供的周到服务和细腻的人文关怀，平静而富有享受地度过晚年。日本的养老产业已先行于全球其他国家，在养老设施、养老医疗技术、养老规划等方面皆领先，养老产业在日本可谓是朝阳产业。 反观中国国内，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中国，老龄化程度已经让人无法忽视：人口老龄化年均增长率高达10%，约为总人口增长速度的8倍，预计到203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5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5%以上。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更多人遵循计划生育，加上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我国老龄化的速度会更快。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逐渐攀升，养老将成为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养老产业也成为政府和相关行业目前最急需解决的重头方向。面对即将步入日本老龄化后尘，但现今的养老配套和福利设施却远远不及日本，情况堪忧。中国国民福利，国民收入、生活品质、医疗等问题都没有解决，中国养老市场还是一个非常不成熟不系统的市场。日本整体社会富裕，而中国是未富先老。 在中国，比较通常的认识观仍然局限于劳动问题或者经济问题，在经济结构中产生的贫困才是衡量社会福利唯一尺度。这一认识在社会经济、社会生活比较单一的状况下无疑是具有说明力的观点，多元结构的经济带来了生活方式，生活需求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贫困的产生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结构，它同时从生活结构以及从文体结构中产生。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 .3万亿元。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冲击下我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建议实施延迟退休年龄，国有股划拨，机关事业单位改革等多措施以缓解压力。目前，我国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公平，社会工作等进行理论解释上出现的概念混凝乱，也是缺乏以广义的生活问题的视点来认识中国社会福利所致，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同样面临着一个社会福利所致，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同样面临着一个社会福利基础构造改工的课题。 市场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公正、公平的准则并行不悖中国“大锅饭”时期推行的平等的福利政策，是基于市场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公正原则水火而不相容的理解，这类误解以及由于误解带来的失误，使我们付出院极大的代价。但是付出代价的不仅仅是中国，世界其它国家也都在探索的过程获得了很多沉痛的教训。各国在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和探索中，逐渐摸索到了使两者相互协调发展的规律。事实证明，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领域导入市场经济的竞争原理，不仅可以社会福利质和量的发展，同时可以调节公平原则之下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中国目前正在争论的关于社会福利的福利的福利性和营利性矛盾的问题，属于同样范畴的问题。从日本改革的经验来看，福利性和营利性并不是决然对立的矛盾体，在一定的尺度制约之下，可以相得益彰。 中国是计划经济的市场经济并存的社会体制，在协调和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时，更具有着有利的先决条件。将市场经济机制引入社会福利领域在中国并不是不可行的。 中国医疗福利现状严重堪忧 当前，我国社会统筹类的医疗保险和商业性的医疗保险是居民医疗保险的最主要来源，另有少量居民享有民政救济性质的医疗救助。在此次调查中，有高达87.7%的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仍然处在很低水平，特别是在人口众多而相对贫困的广大农村地区，高达94.4%的农村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这部分群体一旦生病，所有的医疗费用均需自己承担。 快速增长的医疗服务费用和极低的医疗保险覆盖率，使“小病扛、大病拖”，“因病致贫、因病反贫”现象在城市、小城镇和乡村时时发生。本次调查中，50.1%受访者明确表示过去两年中自己或家人就曾出现过因为费用问题而有病不去医院就医的情况；9.3%受访者明确表示自己或家人在过去两年中曾因费用问题，在需要住院治疗时放弃治疗。 城乡卫生资源占有差距巨大 40.1%城市居民和4%农村居民享有大病医疗保险，但农村居民入保多为自费 在本次调查中，分别有40.1%和13%的城市、小城镇居民享有社会统筹大病医疗保险，而在农村居民中，享有社会统筹大病医疗保险者仅占4%。分别有36.5%、23.5%的城市和小城镇居民享有商业医疗保险，这一比例在农村居民中下降至9.4%。购买有商业性重大疾病保险者比例在城市和小城镇地区分别为29.7%、25.7%，在农村地区仅有15.4%。而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者比例在城市、小城镇居民中分别为32.3%和59.9%，在农村居民中则高达94.4%。 卫生资源分配中的城乡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医疗保险覆盖率上。如果按照出资购买者来划分，商业医疗保险可以区分成“单位购买的”、“个人购买的”和“单位和个人共同购买的”三种类型。城市、小城镇和农村三地居民相比较，在商业医疗保险的实际消费上，城市居民可以更多地依赖工作单位，而农村居民更多地只能靠自己，在城市和小城镇地区的商业医疗保险消费者中，分别有62.3%和42.7%者享有完全或部分由单位出资购买的商业医疗健康保险，在农村地区，这一比例下降至27%。 99%小学学历者无医疗保险， 而在大专以上学历者中只占20.6% 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性不仅表现在城乡之间，即便在城镇地区，不同群体所能享有的医疗保险情况同样差别巨大。总的趋势是：学历越高、职业越良好的群体享有医疗保险的程度也越高。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在城镇地区仅具有小学或小学以下学历的群体中，有99%者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而在大专以上学历群体中，这一比例下降至30.6%；在中高层管理人员和办公室职员中，分别仅有25.7%和33.5%者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而在个体户和下岗/失业/无业人员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者比例分别上升至85.7%和87.6%。 日本在这次改革着重强调自助、互助、公助是21世纪社会福利发展的三项基本原则。这其中带有东方文化的色彩，对于中国来说比较容易接受，其次，中国以往的福利发展中最大的教训也是公助的成分过高，忽略了自助和互助的作用，所以这三项原则对中国也是适用的。 早在1920年，日本政府就推出了倡导保障老年人整体生活利益的《老人福利法》。这部法律迄今有过多次修订，其主要内容有：政府出资修建特别养老院，为痴呆、卧床不起等体弱老人提供服务；强调发挥老人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特长，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探索和逐渐确立一种适合于老人居家养老的方式和体制，强化对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组织建设，并在财政预算上实行优惠政策；组织“老人俱乐部”，吸引老人参与社会活动；强调社会福利的地方化和一元化，加强地方政府对老人福利的责任和职权。 目前，日本老人有在家庭养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居家养老；也有在养老院养老的，但更注重营造家庭的气氛；还有就是老人们白天聚在一起说话、喝茶、吃饭，晚上回家，这被称为居家日间服务。 记者参观了位于大阪市中央区的一家居家日间服务中心。在中心二楼，老人活动室被布置得十分温馨。老人们不仅可以在这里唱卡拉OK，做手工，甚至还可以享受美容、康复训练、洗澡等服务。 大阪保健福祉专门学校事务局局长今村健次介绍说，在日本，大部分养老院有很好的设施和服务，尽管收取的费用不是个小数目，但每位老人在退休时都有一笔不菲的养老金，如果再有一点积蓄，一般的老人都还负担得起。 他介绍说，日本为老人提供服务的机构大体分为两种：民营的老人福祉设施和私立的高端养老院。两者经过政府批准后由民间企业来经营，但民营机构接受政府补贴。 养老护理分级提供 在日本，社会养老机构人满为患，要获得一张床位需要等待几个星期甚至数月。在与日本同行交流时，记者就好几次听到他们抱怨自己的父母无法住进养老院。 对此，日本也在积极地推进改革。日本厚生劳动省老健局总务课课长助理森真弘说，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向重视预防型模式转型、改进养老机构补贴方式、确立新的服务体系、确保并提高服务质量、费用负担形式和制度改革等。 2000年，日本在世界上首推养老护理保险制度（介护保险制度），国民需要交纳一定的保险费，65岁后就可以接受这项保险提供的服务。需要介护时可提出申请，经审查确认后可享受保险部门提供的不同等级的服务，被保险人只需承担10%的费用。 日本的养老护理制度是一种“按需养老护理”，将需护理程度分成了不能站立、不能步行、不能脱穿裤子、不能排便、不能用餐、不能吞咽食物、不能记忆等级别，并按照这些不同的级别提供登门访问型、赴养老机构一日型、短期入住型、入住特别养老机构型、入住老人福利院等不同服务。 森真弘告诉记者，结合上述的分级护理制度，日本目前正在推进一项“地区综合护理服务系统”。具体来说，是要打造“30分钟养老护理社区”，在距离大概30分钟路程的社区内，建设配备小型养老护理服务设施的新型服务社区，推行小规模多功能型自家养老护理和登门访问看护。 据联合国预测，中国2040年将超越日本2012年的老龄市场，老龄化比率将超过35%，中国将成为名符其实的“老人大国”， 超5亿的老年人需依靠养老金生活，这一负担将是不堪承受之重。但“危”中有“机”， 日本生命保险基础研究所预测，中国老人护理市场规模2040年将达到100万亿日元。对于拥有成熟市场、丰富经济和技术日本而言，这无疑是必夺的商机。 在日本，养老产业是一个很庞大的产业链，老年护理服务业所蕴含着巨大的需求，涉及到老年护理服务和设施行业、老年教育、老年旅游、老年金融等各个领域。仅培养专业的老年护理人才就可以创造一大批就业机会。 在日本，设有专门的老年护理专业，这些人才被称作“介护士”。与一般的保姆不同的是，日本介护服务在统一的法律规范下实行持证上岗，必须修完13门必修课程后，通过国家介护士统考后才能拿到资格证书。日本目前拥有约120万介护士，但依然无法满足社会需求，介护人员匮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但在不久的将来，日本企业进驻中国对介护人才的需求会更加庞大，加上相应的培训、考核机构所需要的人才，这对解决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会大有帮助。在中国，敬老院的建设热潮正在兴起，但在设施建设和老年人护理方面经验缺乏。 实际上，日本已出现老年人减少的征兆。有推测显示，到2025年，日本的老年人口将达到顶峰，护理市场随后也将渐趋萎缩。日本早在2000年就启动了公共护理保险制度，已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日本政府在2010年出台的“新增长战略”中明确指出，应积极向中国等亚洲市场输出“医疗、护理、健康等相关产业”。日本护理公司想进驻中国市场的愿望也日益强烈，且已经打响了进军中国的战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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