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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14日09:31 东方网
陈云发作品集近年来，中国戏剧正越来越呈衰落的景象，其标志即是观众的流失和少数地方戏曲剧种的消亡，而过去作为戏剧主流的话剧，也已趋向自恋式的“小剧场化”，不再有让成千上万观众激情澎湃的剧目出现。有人归结于这是由于麻将的开禁和影视的崛起、尤其是电视的广泛普及，以及城市的“空心效应”（老居民纷纷迁居市郊结合的新城区）等原因。我认为，以上这些理由虽都能成立，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得从戏剧界自身去找。 为什么存在了二、三千年的戏剧艺术，如今却会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是否真的它已是“过时”的艺术了呢？不，我认为当代戏剧的衰落，最大的原因是戏剧界失落了灵魂。这些年，在戏剧理论界出现了各种各样故弄玄虚的“理论”，认为戏剧的功能、本质是“自恋”，是“仪式”，是“游戏”，是“宗教映象”等等，有的还搬弄外国的戏剧理论概念来套中国的戏曲，就是回避了中国戏剧传统的灵魂，即中国戏剧必须具备的五大元素（亦称五大功能）：讽谏、教化、渲泄、鞭挞、娱乐。在这五大元素中，讽谏功能应该是灵魂中的灵魂，演剧者常常通过讽谏的手段，来对社会（包括统治者）的错误行为进行揭露、讽刺、鞭挞，起到劝谏或否定的作用；同时，又正面进行道德说教，并在娱乐中进行劝善、批评，从而实现高台教化作用；为弱势群体进行呼喊、声援达到渲泄作用。而整个戏剧演出过程中，都贯穿了轻松、娱人的方式。中国的传统戏剧正是靠了这些灵魂，才能一代又一代地实现薪火传承。
中国戏剧的讽谏历史传统，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据《韩非子》记载：齐国的国君齐桓公得贤臣管仲为相，他便懒于管理军国大事，晋国使者到了齐国，齐桓公一连三次都把接待晋使的任务推给管仲，于是便有优伶（即演艺者）在宫中演剧时说：当国君太容易了，只要喊几声“让管仲去管”就行，谁不会呀？被讽刺的齐桓公没有生气，只是叹着气说，当国君太难了，我不依靠管仲办事，人家会批评我；我信任管仲，又说我把国事推给管仲。而当时统治楚国楚庄王，也曾碰到过优伶讽谏的事，原来庄王有一匹爱之极深的良马，“衣以文绣，置之华屋之下，席以露床，啖以枣哺”，这马太养尊处优，竟肥胖而死。楚庄王要让马享受大夫级的礼葬，这荒唐的举动为大臣们反对，楚庄王竟下旨：“谁敢再反对，就处死！”伶人优孟听说了这件事，他立即闯进宫去，嚎啕大哭起来，庄王惊问他什么事这样伤心？优孟道：这马是大王所爱，以堂堂楚国之富裕强大，为何不以人君礼葬之？庄王道：为什么要升格为人君礼？优孟说，因为这匹死马是大王所爱，所以葬礼上应当雕玉为棺，让齐赵韩魏诸侯来送葬，再让它“庙食太牢，奉以万户之邑”，这样，列国才会知道大王您看轻人臣，只贵重死马！庄王听罢省悟，不但不生气，还赶快让人把死马交给厨房烹食了。传说优孟“长八尺，多辨”，当时的大臣卿相都倚重他，相国孙叔敖很清廉，临死前对儿子说，你如果穷得活不下去，就去找优孟，请它帮助你。数年后，孙叔敖儿子来求助，优孟便穿上孙叔敖衣冠，变成孙叔敖的样子，练习了三年后，去见庄王，庄王以为孙叔敖复生，要以他为相。优孟说，我要回去和老婆商议一下。三天后，优孟去见庄王，说：我老婆子讲，千万别为楚相，你看，过去孙叔敖那么好的一个人，立下了让楚国称霸这么大的功劳，可是他死后家里妻子儿女穷困潦倒，没有人关心。楚庄王听罢动了心，便赶快召孙叔敖儿子进宫，赏赐寝邱四百户封邑，子孙足以温饱。优孟成为伶人中讽谏成功的模范。（均据《史记.滑稽列传》）
大家现在都知道秦朝的两代君主始皇帝、秦二世都是残暴之主，但据《史记》记载，这父子两个专制皇帝对优伶的讽谏倒都能发扬一点“民主”，接受他们的讽谏，改正谬误。秦始皇时，他打算扩建皇家园林，其规模极大，东至函谷关，西至雍州、陈仓，这一工程要是实现，该圈夺多少土地？该有多少老百姓家破人亡？有“侏儒”优伶名叫优旃，便在戏剧表演中拿这件事讽谏说，这是多好的主意呵！将来这么大的园林内，可以多养一些猛禽走兽，如果“盗寇”（关东六国诸侯大军）从东方来，只需让麋鹿用角顶就可以把“盗寇”打败了。秦始皇听了，立即下令罢建园林工程。秦二世时，这个昏君觉得青砖城墙不美观，想漆成五颜六色的。优旃知道这又是愚蠢的扰民工程，便对秦二世讽谏说，漆城墙，是个好主意呀，只不过费些老百姓钱财而已。真是“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只是，皇上要解决一个难题：油漆要阴干才牢固，所以，就要先造一座能把所有城墙放进去的大房子。秦二世听了便笑，遂下令停止漆城墙。看来，敢捋暴君虎须的优旃，其智慧和勇气非比等闲，司马迁描述的这几则故事，并不足以全面认识优旃。
南北朝北齐的大将尉景，是齐高祖（高欢）的姐夫，此人贪婪成性，齐高祖很憎恶他。后来尉景当了冀州刺史，又纳巨贿，还因为强迫民夫打猎，死了三百多人。有一次，尉景与大臣厍狄干朝见齐高祖。厍狄干提出要降职当御史中尉，齐高祖感觉奇怪，厍狄干说，当了这个官就可以逮捕尉景了。齐高祖知道尉景民愤太大，便让优伶石董桶在演剧时讽刺揭露尉景，石董桶在表演时故意去剥尉景的衣服，一边剥一边数落他：“你刻剥百姓，我石董桶也可以剥你。”齐高祖乘机训诫尉景说，这是个教训，你今后该收敛一点了！据《北齐书》、《太平广记》等记载，这位叫石董桶的优伶，经常在朝堂上进行讽谏，齐高祖并不怪罪于他。
唐玄宗在位时，与梨园优伶亲近，他自己也经常扮妆上台演戏，那时盛行参军戏，是后来戏曲剧种的雏形，所以，在旧时代，唐玄宗李隆基便成为梨园界供奉的始祖。玄宗时代最有名的优伶叫黄幡绰，他除了在演戏中给唐玄宗带来欢乐以外，还对时政及君臣得失进行讽谏。开元年间，宰相张说乘朝廷举行泰山封禅的机会，循私舞弊突然将女婿郑镒从九品官一下擢升到五品（按例只应升一级即八品），被唐玄宗发现，玄宗很奇怪，问张说是怎么回事？张说无言可对，黄幡绰一语双关地讥讽说：“此乃泰山（岳父的别称）之力也。”弄得张说狼狈不堪。天宝年间，唐玄宗宠信安禄山，玄宗宠妃杨玉环把安禄山收为义子，而唐玄宗对亲生儿子即太子李亨却不甚爱怜，甚至有废立的打算。有次唐玄宗在演剧时问黄幡绰：“什么样的孩子最值得爱怜保护？”黄幡绰一语双关地说：“自己的儿子最应该爱怜和保护。”玄宗被触到痛处，低头无语了好久。以后，玄宗打消了废太子的想法，后来安禄山造反，太子李亨即位，依靠郭子仪等中兴大将保住了大唐的江山。黄幡绰在唐玄宗统治时讽谏的例子很多，大都获得了成功。（见任二北辑《优语集》）
不过，另一位唐朝的优伶成辅端却没这么个福气了。成辅端生活在唐德宗年间，德宗是玄宗的重孙，尽管他的名声在历史上也算承平中兴之主，但在位时亦干了一些蠢事，任用酷吏兼贪官李实为京兆尹就是一例，李实为官肆意搜括，百姓十分贫困。贞元20年，关中大旱，农作物歉收，他依旧逼农民交苛税。德宗召他进宫问收成和农民生活状况，他竟谎报说，今年虽大旱，但谷物丰收。这样，租税一点也没减免。老百姓为了缴赋税，只能拆屋卖木料，又卖田里麦苗，当然都是贱卖。成辅端见真实情况无法奏告皇帝，便在演戏时编了一些台词诉说这件事，其中有四句叫：“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硕米，三间堂屋二千钱。”李实便奏告德宗，诬成辅端诽谤朝政，德宗便下旨立即将成辅端杀害了。当时言官上奏德宗说：“瞽诵、箴谏，取以诙谐，以托讽谏，优伶旧事也。设谤木，采刍荛，本欲达下情，存讽议。成辅端不可加罪。”后来德宗也深悔不已，那个李实遂被千夫所指。（见《旧唐书.李实传》）唐朝后期，比较活跃的优伶还有高崔嵬、孙子多、何岸高、李可及、石野猪、张隐、穆刀绫等人，均能在演艺时向君臣讽谏。
五代时后唐庄宗（李存勖）也是一位皇帝演员，他经常上台与优伶同台演出，似乎当演员比当皇帝还滋润。此人喜欢打猎，有一次他去中牟县，纵马把田里的麦苗全践踏了，县令拉住他的马缰绳苦谏，他竟大怒，打算把县令抓起来杀掉。庄宗的演戏搭挡、优伶敬新磨怕县令被枉杀，于是带了一班优伶把县令抓了来，扔在庄宗马前，责骂县令说：“你当县令，难道不知道我们当今天子喜欢打猎吗？为什么纵容百姓在田里种庄稼、还要向官府缴赋税？为什么不把这里的土地腾出来，好让天子纵马打猎？你这就是犯了死罪！”于是，敬新磨上前请旨行刑，众优伶也以唱和起哄，庄宗知道他们是在说反话讥讽自己，也大笑起来，遂把县令释放了。（见《五代史记》）敬新磨演戏时胆子出奇地大，有一次庄宗在与优伶演戏时胡说八道喊“李天下！李天下在哪里？”敬新磨上前就给了庄宗一记耳光，骂他说：“称李天下的只有当今皇帝才有资格，你还在呼谁？”庄宗不但不生气，还认为他很忠于自己，给了很丰厚的赏赐，这说明，对皇帝讽谏，也要会“说话”才行。
北宋朝神宗熙宁间，优伶丁仙现善讽谏，有次乘老皇帝生辰，献演《默香杂剧》，他在表演中讽刺了新去世的“判都水监”（水利大臣）侯叔献，侯叔献生前滥兴水利工程害民邀功，百姓怨恨，丁仙现在演剧时揭发了侯的罪行。那个时候，优伶演剧时讥讽皇帝、奸臣成为风气。直到徽宗年间，优伶也敢讥讽蔡京、童贯等奸人。南宋高宗赵构当皇帝，他苟且偷安，置徽、钦二帝在金国当俘虏于不顾，优伶遂以“二圣环放脑后”讽刺他，这个昏君为之变色。据岳珂《桯史》，后来优伶又用“二圣环掉脑后”来鞭笞秦桧卖国，秦桧恼羞成怒，将参加演出的优伶统统逮下狱中，以诽谤罪杀了几个优伶，于是开始盛行“言论罪”。但这也没能禁住优伶的讽谏，至孝宗、光宗时优伶在台上仍很活跃。
元朝时杂剧盛行，名优伶珠廉秀、顺时秀等在勾栏院（即相当于今天的文化馆）演出关关汉卿等剧作家的杂剧，很多戏都是讽谏统治者和时政的，如《窦娥冤》等。
明朝时，优伶经常揭露统治者的弊政。明宪宗成化年间，太监汪直势焰熏天，优伶阿丑为了打击汪直，在演戏时假装醉倒长街不肯让路，另一优伶喊，某某官员到，他不起身；优伶喊皇帝来了，他也不起身；后来有人喊“汪太监来矣”，他赶快起来，人家问为何连皇帝也不怕？他故意说：“我只晓得有汪太监，不知道有皇帝。”宪宗听罢，对汪直产生了厌恶。又有一次，保国公朱永利用职权，调了二千兵丁为自己建住宅，阿丑演戏时扮一儒生，念台词称“六千兵散楚歌声”，台上另一优伶纠正说：“是八千兵。”阿丑说，你别跟我争了，另外二千兵在保国公家盖房呢！明宪宗立即派人去调查，朱永只好让二千兵撤回军营。阿丑还借演戏机会，当着皇帝的面公开批评成化年间刑政松弛、“公论无用”、“公道难行”的弊端，揭露官员普遍湖涂的官场环境，明宪宗也没怪罪他，只是笑笑了事。（见《优语集》）
在统治环境严酷的清朝，优伶也敢进行讽谏。雍正时，清世宗胤祯有次观看昆曲《绣襦记》，主演郑儋唱做俱佳，世宗十分欢喜，破例赐宴，喝酒时，郑儋问世宗：“现在谁在当常州府太守？”世宗立即翻脸，斥道：“你一亇下贱优伶，竟敢随便问官府太守是谁？”马上命拉出去立毙杖下。（引自清人笔记《啸亭杂录》）不过，此后还是有一些优伶敢进行讽谏，同治年间，慈禧太后垂廉擅权，清穆宗同治帝因年轻无权管理朝政，引起臣下不满。有一次，优伶为慈禧太后演《双摇会》，一优伶现编台词数落剧中人物李相公大奶奶说：“你家大爷年纪也不小了，家庭里若是这样常常闹笑话，非但不成体统，也未免太不给年轻的人留地步了。”慈禧明知这话是讥讽自己，她只是微含不满，却没有责打优伶。（转引自《优语集》）又有光绪年间的著名优伶叫刘赶三，也敢到慈禧这只雌老虎头上捋虎毛，有一天，慈禧太后亲点演《十八扯》，刘赶三演皇帝，当时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都在场看戏，慈禧坐着，而光绪帝（名载湉）却只能站侍在慈禧身边。由于慈禧擅权误国，臣下及老百姓都对她不满。刘赶三饰演的戏里皇帝出场后将入座，他突然临场编词对剧中人说道：“汝看，吾为假皇帝，尚能坐，彼（指光绪帝）真皇帝日日侍立，又何曾得坐邪？”当时光绪帝因康梁变法失败，被慈禧软禁在瀛台，仅留他一条性命，所以慈禧把光绪帝当做仆妾下人对待，公开场合不准他有坐的资格。因此刘赶三才冒杀头危险为光绪帝鸣不平。这事儿发生后，慈禧知道臣下不满自己对光绪帝太刻薄，为掩人口做样子，此后便在公众场合赐光绪帝座位，刘赶三也没受到处罚，大概是喜欢看戏的慈禧舍不得失去一位艺高名伶。（据张江裁作《燕都名伶传》）大抵晚清时的名伶均在演剧中对统治者及时政有讽谏（如崇福、汪笑侬、李顺亭、汪桂芬、谭鑫培等）的事，所以也影响到统治者内部。据说因慈禧特别喜欢看色情黄色戏（如前面讲到的《十八扯》及《海潮珠》、《盘丝洞》、《翠屏山》、《双摇会》等便是），她儿子穆宗同治帝载淳很不满，有次宫中演慈禧亲点之《翠屏山》，此剧讲淫妇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偷情，备极详致，同治帝很厌恶，立即跑到后台饰演剧中的石秀，伶人们不敢阻挡。同治帝与优伶同台演戏，饰潘巧云的优伶不好再露骨表演色情内容，戏亦草草收场，他以此种方式对母后慈禧进行抗议。以后，同治帝还演过《双摇会》，直接借戏中人讽谏慈禧。看来，慈禧与同治帝都是懂戏并且太喜欢看戏的内行，所以他们才能宽容优伶的讽谏行为。
综上所述，可知戏剧借传播艺术、提供娱乐环境，对社会、时政进行讽谏，乃是中国戏剧的传统，也是勃发戏剧艺术生机的最重要因素，没有讽谏，戏剧便将是游离于社会矛盾纠纷之外的看客，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也将没有思想是非，所有的戏剧情节无所谓对、错，成为“为戏而嬉”的“纯艺术”，成为演员的艺术孤芳自赏。现在我们的戏剧界的大多数人和大部分剧种，为了逃避社会矛盾和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已经普遍地远离了包括讽谏在内的中国戏剧传统。
当然也有例外，如著名京剧艺术家尚长荣主演的一些戏，尚能与时俱进，不丢掉戏剧的讽谏传统，他的《张飞敬贤》、《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于成龙》都较好地继承了传统戏曲的讽谏手法，把需讽谏的内容融化在戏剧内容之中，因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艺术作用。我希望戏剧界的有识之士能认真地思考、借鉴中国戏曲的讽谏传统，为老百姓建言，干预现实生活，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不是自找麻烦，而是戏剧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戏剧创作不能去学电影《英雄》、《十面埋伏》、《无极》那一类货色，也不能再去为了显示“自己也能演”虞姬，各个剧种都去演虞姬，从而实际上把美丽而忠于爱情的虞姬弄成水性杨花式的“三角恋野鸡”。
作者：陈云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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