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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诏与继承人的疑问 福临在临死前留下了一份过千言的遗诏，由于其内容与他平生致力推行的政策有不小差距，所以很引人注目。早在清初，福临同时代的诗人吴伟业便以“遽下轮台悔(1)”来形容这份遗诏，将它比作汉武帝临终所下轮台诏书。在那份诏书中，汉武帝检讨了自己穷兵黩武，终于导致大汉国力衰弱的政策，改而强调修养生息。可见当时的人就已经注意到了福临遗诏在政策上的大转变。上世纪初，孟森先生通过论证分析各种史料中所载遗诏的拟写过程，包括当事人王熙的记述，以及遗诏具体内容，认为这份遗诏虽然是根据福临的意思草拟初稿，但最后公布时已经过孝庄及满洲王公的修改，并非全出自福临原意(2)，这个结论是很有道理的。 福临的性格有任性一面，也有自省自责的一面。他在亲政时期曾经多次公开向群臣自责，检讨自己政策的失误。例如，在去世前不久的顺治十七年五月，福临又下谕检讨说，从前自己屡次下诏自责，现在看来，其中有不少还是表面文章，对政事没有确实的补益，而对指责自己过失的言官，有的时候马上给予处分，有的时候虽然容纳了谏言，但心里却耿耿于怀；如果事情做错了，还有改正的机会，但如果自己居心未净，政事之流弊就必然会很多，所以他要从现在开始对自己痛加刻责，实行省改，要纠正以前处分言官当中的过当之举(3)。不能不说这个检讨是相当诚恳的，金成基先生以为福临的这种自省性格可能来自汤若望和佛教高僧们的影响，因为这两种宗教都很讲究自省(4)。一个可以作出这种诚恳检讨的人，在他的遗诏中有自责之言应是可以想见的，因此遗诏中有部分内容可能确实出自福临自己的意思。例如对于董鄂氏的葬礼过奢，从他在《董后行状》中透露的董鄂氏临死俭朴办丧事的嘱托和他的反映中，可以看出他内心知道自己的行为有悖于董鄂氏的愿望，也有悖于礼法，只不过难以礼止情而已。又例如对建立十三衙门一事，他的初衷是探索新的结合满汉特色的内廷管理方式，将之官僚化，并可能兼有权力斗争的影响(5)，但是在看到其中的弊病后，他曾铸内监不得干政的铁牌，置于宫中自警也警示子孙后代，在顺治十五年发生了涉及吴良辅、陈之遴等人的内监外官勾结案之后(6)，他更有可能在临终再次检讨有关措施的得失。
问题是他是否会象遗诏里表现的那样对自己一直致力推行的汉化政策一概抹杀？从起于顺治十七年七月，一直延续到福临去世前一个多月的御史巡方争执中(6)，可以看出福临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也不大可能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在思想上有那么大的转弯。结合康熙初年，在四辅臣的主持下，一反顺治朝的许多政策来看，这部分内容应该是出自孝庄和满洲亲贵的意思。遗诏的起草人之一王熙在福临病逝前几天曾三次被召见，其中后两次两人都密谈了很久，密谈的内容王熙终身讳莫如深，只说关系重大，不敢记载，但他接着却说，身为汉臣能得到皇帝如此深厚的信任，举家生生世世不能报答，表示要不惜身家性命，力持正论，并嘱咐自己子孙应世世代代力图报效(7)。福临临终和死后，王熙作为遗诏起草人，还曾经与诸大臣再三密议，对此密议的内容，王熙也是“终身不以语人，虽子弟莫得而传也(8)”，其中显有难言之隐。 遗诏当中牵涉的另一个问题是继承人的问题。据汤若望的记载，福临最初考虑的继位人选是一位从兄弟(9)。福临选择一位年长继承人的想法是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教训的。他六岁登基，因为年纪幼小无法执政，致使大权旁落，造成清初政治斗争不断，不利于统治的稳固。尤其随着永历王朝的覆灭，国家刚刚结束了多年的战乱，开始逐步稳定下来，一个年长的君主有利于政局稳定和国家发展，但他的几个儿子都太小，不符合上述需要，于是他把眼光转向了从兄弟。也有专家认为(10)，他作出这一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清初满人父死子继的观念还不象汉人那么牢固，所以福临能有这种考虑。不过在孝庄的坚持下，福临同意从自己几个年幼的儿子中选择一个来继位，这个决定实际上也符合父死子继观念根深蒂固的汉臣们的愿望，这只要看张宸在他的笔记中说“至太和殿西阁门，遇同官魏思齐，讯主器，曰：‘吾君之子也。’心乃安”，就一目了然(11)。在两个最长皇子中，皇三子因为出过天花而被选中，福临在临终才为他命名为玄烨，就是后来著名的康熙皇帝。据说董鄂氏宁妃所出皇二子福全落选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眇目（12）。此外，如果正白旗出身的孝献皇后所生荣亲王被立为太子，曾经引起过两黄旗的不安的话，福全母亲的旗籍也值得研究，尤其是如果了解到，在玄烨的妃嫔中，可考旗籍的以两黄旗占压倒多数，两白旗一个都没有的情况，这个问题就更值得三思(13)。 鉴于福临幼年的经历，在为八岁的玄烨选择辅政人选时，宗室王公被排除在外，而是选择了索尼等三位两黄旗重臣和正白旗的苏克萨哈。其中的两个核心人物索尼与鳌拜是从皇太极时代开始就效忠皇室的老臣，他们也是孝庄的心腹和得力臂膀。苏克萨哈得以跻身末行，除了他为人机巧，善于逢迎外，作为上三旗中正白旗的代表的平衡作用也很大。据《圣祖实录》，康熙六年，苏克萨哈曾提到，世祖崩前，他曾自请殉死，但福临没有同意，而对他说：“尔不知死事易，守主事重”。据此，苏克萨哈入辅臣应该是出自福临的本意，这符合他生前努力提高正白旗在上三旗中地位的一贯作法。但苏克萨哈在辅政四臣中仍然始终受到排挤，他最后的悲惨结局从两黄旗与两白旗长久对立的历史来看，一点都不意外。意外的是四辅臣挟孝庄之命以自重，不但撤消了福临生前的许多改革措施，而且似乎完全不把死去的皇帝放在眼里，例如他们不顾福临生前对汤若望的信任和宠遇，利用天算案打击汤若望，且砸毁了福临钦赐汤若望的牌匾(14)。更有甚者，四辅臣后来竟发展到对孝庄的意思也敢阳奉阴违的程度，不但执意判处汤若望死刑，甚至要求凌迟。他们辅政时期的种种措施并非全无是处，对清朝统治的巩固和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作为旗下家臣，索尼等人的地位实际等于皇室家奴，孝庄与福临当初选择他们辅政也是鉴于多尔衮的教训，意在防止君权再次旁落，但事情最后的发展恐怕是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的。 ————————————— 附：顺治皇帝出家前的"遗诏"-罪己诏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乎，苟安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第一条，顺治检讨说，自己并无高厚的德行，却继承了祖宗大业，但却没有治理好国家，没有致福于百姓，这是自己的一条罪过。）
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大恩罔极，高厚莫酬，惟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第二条，说自己先母亲去世，不能孝养母亲，是自己的罪过。）
皇考宾天时，朕止六岁，不能衰经行三年丧，终天抱恨，帷事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第三条，再强调父亲去世时，自己因尚年幼，未尽孝仪，本应在母亲去世时给予弥补，但今不能承欢母后，反给母亲带来痛苦，是自己的罪过。）
宗皇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应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正东，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第四条说，对宗室诸王贝勒等满洲亲贵未能照应周全，是自己的罪过。）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宣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反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第五条说，在施政之中偏向任用汉族大臣，疏远了满洲官员，是自己的罪过。）
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于己相侔，未能随材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材，是朕之罪一也。（第六条说，自己用人所持标准过高，没能很好地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是自己的罪过。）
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刀不即行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第七条说，对不称职的官员未能及时撤换，说自己过分信用太监，致使其营私舞弊，是自己的罪过。）
国用浩繁，兵饷不足，然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常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会议，即诸王大臣会议，岂能别有奇策，只得议及裁减俸禄，以赡军需，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第八条说，自己在宫中花费过多，影响了官员的俸禄，是自己的罪过。）
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所不及，无益之地，糜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第九条说，自己在宫殿建造和器具使用上花钱太多，未能体谅百姓生活的艰辛，是自己的罪过。）
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概从优厚，然不能以礼止情，诸事太过，岂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第十条说，宠爱的董鄂妃去世时，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丧葬之礼违反定制，过于铺张，是自己的罪过。）
朕性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以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是朕之罪一也。（第十一条，说自己图清闲，很少上朝，致使与大臣们缺少联系，是自己的罪过。）
人之们事，孰能无过，在朕日御万几，自然多有违错，惟肯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士缄然，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第十二条，说自己自以为聪明，听不得不同意见，以致大臣们不肯进言，是自己的罪过。）
朕既知过，每自尅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者改，以致过端日积，愆戾逾多，是朕之罪一也。（第十三条，说自己知错而未能改错，以致过错越来越多，是自己的罪过。）
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也，年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天忠尽，保翊冲主，佐理政务，而告中外，咸使闻知。（第十四条，立嗣。）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 （他才活了24年，在位17年，就犯了这许多“罪”，如此全面否定自己的工作与政绩。德是凉德，才是薄才，这什么意思嘛！可疑！董鄂氏是死于八月十七。这个中秋节，她正病危，顺治过得凄凉。霜重露凉，在阴沉沉的紫禁城中，这位青年皇帝何堪于情？能不要的，他都弃了，连结发妻子也打发到冷宫里去；能给董鄂氏的，他都给了，只有造物命运他无法左右。人在无奈时常常会想起一个字：佛。） ————————————————————————————————————————
隆重的葬礼 不过对这些死后的是非与斗争福临已经无能为力了。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八，福临的葬礼拉开了序幕。这是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的第一个皇帝葬礼，仅仅四个多月以前，京城的臣民们刚刚目睹了董鄂氏的奢华葬礼，还没有来得及淡忘，就迎来了为清朝开国之君，不满二十三周岁的少年天子举行的国葬。 王熙的父亲王崇简时为礼部尚书，他参与主持了福临的丧仪和玄烨的登基仪式(15)。福临的灵堂设在乾清宫(16)。正月初八，首先公布了福临的遗诏，并颁行全国。初九，八岁的玄烨登基，大赦天下。初十日，四辅臣带领文武百官设誓，旗下每旗一誓词，各官每衙门一誓词。誓词一式三份，一份在福临的梓宫前宣读后焚烧，一份在正大光明殿上帝之前宣读后焚烧，一份藏于宫中。哭临时，只有一二品大员可以上殿哭，一般官员只能在乾清门外哭临。僧道的道场也都设在乾清门外。正月十四日，是“小丢纸”，即焚烧福临生前穿过的衣服，用过的器物和珍玩，因为有金玉珍珠等在内，焚烧时，火焰呈五色，声如爆豆，每焚一颗珍珠就会爆一声，据说当时响了有几万声。据当时在场的张宸回忆，百官哭临未散时，忽然传来后宫震天的哭声，随后就看见皇太后穿着黑袍，站在乾清门的台阶上，面向南，扶着石栏痛哭，“极哀”。二月初二，福临的梓宫被移往景山寿皇殿。前一天，先陈列卤簿和象辇。当天下着小雪，黎明时，百官就已按等级在从东华门到景山的路上跪好了。皇帝的全付卤簿排列开来，洋洋大观(17)，靠近梓宫的是由数十匹骆驮载着的绫罗锦绣和帐房什器，都是福临曾经用过的东西，还有他用过的金壶、金瓶、金椅，甚至床、几等物品，预备焚烧。贞妃的棺柩跟在后面，再后面就是皇太后，身穿黑缎素服，举哀送丧。由于福临的梓宫太大，景山的门太小，于是“启东墙入”。在景山内寿皇殿外的“大丢纸”中，那些福临生前用过的东西全都付之一炬 顺治十七年十二月底，福临去世前十多天，从小抚育福临、对他呵护有加的乳母李氏去世，福临深为哀悼，特遣大臣到杭州请行森和尚进京，主持乳母的火化仪式，没想到福临自己也紧接着去世了。 顺治九年，顺治定下亲贵丧葬礼仪，规定和硕亲王丧后一年火化，多罗郡王、贝勒、贝子丧后三个月火化。而福临以皇帝的身份，却停灵百日即火化，有点不可思议。 等行森和尚匆匆赶到京师，正好是福临丧后百日。福临留有遗命，请行森和尚也为自己秉炬。于是行森和尚在为董鄂氏秉火后四个多月，再为福临主持了火化仪式，时间是在顺治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地点应该是在景山寿皇殿前，因为行森和尚曾有偈道：“释迦涅槃，人天齐悟，先帝火化，更进一步，大众会么？寿皇殿前，官马大路。” 福临最终与董鄂氏同化飞灰。二年以后，孝陵建成，两人的骨灰同日葬于孝陵地宫。 议谥的插曲 谥号是对一个人的盖棺论定，皇帝也不例外。皇帝的谥号反映的是继任者对去世皇帝的态度和看法。福临去世的时候，他的继任者玄烨还小，所以他的谥号实际上是由辅臣和孝庄定的，也应该反映的是他们当时对福临的盖棺论定。在大臣们为福临议谥的时候，吏部尚书孙廷铨认为：“大行皇帝龙兴中土，混一六合，功业同于开创，宜谥为‘高’皇帝。”史书上说当时的舆论一般都是赞同孙廷铨的(19)，估计这里所指的主要是汉臣们的意见，可能也包括一部分满洲王公大臣，但不包括掌权的四辅臣。根据记载，出头反对的是并不善于咬文嚼字的鳌拜，这个说法最早应该是出自同时代人王士禛的记述。作为康熙朝的部院大臣，王士禛不便于点索尼的名字，既然鳌拜已经事败，不免众恶归之。事实应该是辅臣们都反对孙廷铨的提议，福临最后被改谥为“章”皇帝。孙廷铨在辅臣们的眼中无疑是个不招人喜欢的人物，王士禛说，福临死后，在议定国是的会议上，孙廷铨“侃侃无所鲠避，辅政大臣不悦，公弗顾也”，他的建议虽然没有被采纳，但是“物论归焉(20)”。当时领衔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和硕安亲王岳乐是这么向太皇太后和新皇帝解释福临的谥号的：“自古有天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凡勋高大定，功垂弈叶者，类皆称祖以尊之，其庙祀百世弗祧，此世所由称也。又，按谥法，法度大明，敬慎高明曰章。洪惟大行皇帝神武止戈，崇文劝学，恩泽覃敷于庶物，孝治立极于人伦。德固懋昭，功尤隆著。是以化行教洽，远至迩安......(21)” 不悟的痴者 这些话不知如果福临听了会有什么感想。他短短的一生，孜孜图治，常常为此中夜不寐，但是却就在收复滇黔、图治有望的时候中道夭折，没有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会不会因此逾觉人生渺茫，从前的自己太痴迷不悟呢？在对崇祯的命运发出惋惜之声时，他想到了同样在位十七年的自己，“有君无臣，孤立于上”的感慨(3)，说出了他亲政十年来许多无法向人道的甘苦。听惯了《万古愁》、闹过了出家的福临更应该体会沧桑变化、朝代更替的无奈与荒谬，但他却没有能放下凡心，也不曾真正看破。 在他去世前四十天处理了凤阳巡抚林起龙疏言惩贪立法太严一事。顺治亲政后期的惩贪法规定官员犯赃十两以上、衙役犯赃一两以上者流徙，赃重者斩绞，林起龙认为立法太严，犯人因为怕惩罚而死不认罪，这样既没办法结案，又失去了让犯人交出赃款充实国库的机会，建议放宽立法。福临的回复是，“贪官蠹吏害民，屡惩弗悛。不得不特立严法，冀人人畏惧，省改贪心，始不负朕惩贪救民之意。今林起龙疏称，只缘法重，以致人犯抵死不招，追赃甚少......夫与其畏法不招，何若使其畏法不贪？与其餍足贪腹，以赃济饷，何若使其不贪，民得丰裕，国赋亦充。朕明知立法既严，于贪官蠹吏有所不便，必怀怨心，但轸念民生，即为贪蠹所怨，亦不遑恤。若不如此，贪风何由止息？小民何日安生？(3)”拒绝了林起龙的建议，并予严斥。这不是一个看破红尘、一心修行的人会说出来的话。而在病倒前十一天，他还在敦促满汉大臣共同戮力王室，针对吏部都察院议覆御史陆光旭条奏一疏出现满汉两议的情况，他再次指出：“会议不许满汉互异，久经降旨。今复分满汉两议，殊属不合，著严饬行。” 都说福临固执，他至死固执于作为一个君主的责任，执着于效法唐宗明祖，开创盛世的理想。参禅悟道或许曾经带给他一些安慰，却无法让他真正自拔解脱。他不但在感情上是个看不透生死的痴儿，在政事上也是个始终参不透无常、不肯放弃的执迷不悟者。他深知“痴”是自己一生弊病，却无法改变，性情过于刚烈倔强，缺乏韧性与妥协，更是造成他生命悲剧的重要原因。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对他有相当了解的行森老和尚才会通过偈语叹息他难以解悟，同时也对他的艰难处境表示同情：“弱川无力不胜航，进前也，骑龙难到白云乡，退后也，玉棺琢成已三载，总不恁么也，欲葬神仙归北邙，毕竟作么生？” ———————————————— (1) 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 (2) 《孟森学术论著》、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之《清世祖出家事考实》。 (3) 《世祖实录》。
(4) 金成基《论顺治》。
(5) 李鸿彬《简论清初十三衙门》、魏斐德《洪业》。 (6) 参见本专题政事篇“顺治朝诸要案”一节。
(7) 《清碑传合集》附录《王文靖公自撰年谱》。
(8) 《清碑传合集》之韩菼《文靖王公熙行状》、张玉书《文靖王公墓志铭》。
(9) 《清史编年》引魏特《汤若望传》。
(10) 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 (11) 《清史编年》引张宸《张宸杂记》。 (12) 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引萧奭《永宪录》。
(13) 参见杨珍《康熙皇帝一家》附录，除两位蒙古藩部妃和一位汉军正蓝旗的李氏以外，其余可考旗籍的后妃全部来自两黄旗。 (14) 李兰琴《汤若望传》。 (15) 《碑传合集》之毛际可《王文贞公传》。 (16) 以下内容根据《清宫述闻》引张宸《青琱琐记》、《圣祖实录》和《清史编年顺治卷》。 (17) 张宸在《青琱琐记》详细描述了卤簿的情况，可参看《清宫述闻》或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之《清世祖出家事考实》。 (18) 《陈垣史学论著选》之《汤若望与木陈忞》和《语录与顺治朝廷》。
(19) 柯绍忞等《清史稿》。 (20) 《清碑传合集》之王士禛《文定孙公廷铨传》。
(21)《圣祖实录》。 —————————————————————————————————————— 顺治避痘 从关外来到中原的满族，对中原地区流行的死亡率相当高的天花非常缺乏免疫力，豫亲王多铎就是因为出花在顺治六年去世，享年仅36岁。《汤若望传》记载：“顺治对于痘症有一种极大的恐惧……或许是因他对于这种病症的恐惧，而竟使他真正传染上了这种病症。在这个消息传出宫外之后，汤若望立即亲赴宫中，流着眼泪，请求容许他觐见万岁……顺治病倒三日之后，于一六六一年二月五日到六日之夜间崩驾，享寿还未满二十三岁。” 因对成年人出花的恐惧，每年的冬春之交顺治都要去南苑行宫“避痘”，但顺治十七年的冬季却是个例外，顺治不仅未去避痘，反而被董鄂妃的葬礼弄得疲惫不堪。 顺治体质本来就不是很好，亲政后的刻苦攻读竟累得吐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得了肺结核，而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得了“痨病”，在抗生素尚未发明的情况下痨病不可能痊愈，得了痨病的人也不可能长寿。在痨病的阴影下，孝庄皇太后实在不敢奢望顺治能活到他父亲的年纪，说句心里话能有他叔叔多尔衮的阳寿她就很知足了。其实就连顺治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曾对木陈和尚说道：“老和尚许朕３０岁来为祝寿，庶或可待，报恩和尚来祝４０，朕绝候他不得矣，”并指着面颊说“老和尚相朕面孔略好看…此骨已瘦如柴”，当木陈劝顺治当“早睡安神”“拨置诸缘”时，顺治则说道：“朕若早睡，则终宵反侧，愈觉不安，必谯楼四鼓，倦极而眠，始得安枕耳。”２０多岁的人，已经虚弱到宛若一盏将尽的残灯。 顺治十七年九月初十，在火化董鄂妃遗体时，隆安和尚曾低声问主持火化仪式的溪森：“上来，也请师接？”了解内情的人都很清楚：下一个隆重的火化仪式就该轮到顺治了。 在顺治看来，只有立一位年长的继承人才可能避免幼主临朝所产生的种种危机；而当时他的儿子最大的也只有八九岁，所以他排除了传子而决定传贤；但他的兄弟中也没有一个可以委之重任的人，因此便考虑到一个能干的堂兄弟——安亲王岳乐。顺治的安排，遭到孝庄皇太后的断然否决，在孝庄看来，帝系的转移所引发的问题比幼主临朝还要错综复杂。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母子之间依旧不能沟通。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争论了，孝庄皇太后立即派人把传教士汤若望请进紫禁城进行磋商。汤若望建议：册立已经生过天花的皇三子为继承人；而为了避免亲王辅政所造成的大权旁落，孝庄皇太后也打算建议顺治撇开宗室亲王、起用异姓臣子辅政…… 在有生之年顺治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违心的，他的传贤不传子的主张不仅遭到皇太后的反对，也遭到两黄旗大臣以及汉族官员的反对，就连他一向尊重、信赖的“玛法”（满语老爷爷）汤若望也站在太后一边。顺治所颁布的最后一道命令就是：册立八岁的皇三子为皇太子，赐名玄烨，同时挑选最为忠诚的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作为辅政四大臣，以明年（１６６２年）为康熙元年。 正月初六，孝庄已经 “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然而上述一切禁忌的公布，不过反映出只要有一线希望母亲都不会放弃的愿望。 ——————————————————————————————————————————————— 顺治-同洋人的关系 顺治在明清两代28位皇帝中，是一位尊崇耶稣会士、笃信佛教的皇帝。大体说来，顺治亲政后，前7年间汤若望耶   | | 顺治 |
稣会士势力影响较大些，后4年间佛教和尚势力影响较大些。顺治帝尊崇耶稣会士，是受汤若望的影响。汤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Bell），耶稣会士，德国人，明崇祯年间被征参与天文推算，设馆于现在的北京宣武门内南堂。明亡清兴，北京内城原居住民要迁往外城。汤若望以馆内藏经、像为由，上书请求缓迁。他意外地得到谕准的满文谕告，贴在堂门，得以免迁。顺治元年（1644年），受命修正历法。新历法称《时宪历》，修成颁行。他因此得了太常寺少卿衔，成了清朝的命官，开创了西洋传教士掌管钦天监的先例。 顺治帝亲政后，汤若望不仅给皇太后治好了病，还给顺治的未婚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治好了病。孝庄皇太后非常感谢他，请他参加顺治皇帝的大婚典礼。皇太后尊汤若望为义父，顺治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皇太后还将汤若望赠给她的十字圣牌挂在胸前。此后，顺治一方面向汤若望请教天文、历法、宗教等学问，另一方面向他请教治国之策。在顺治十三、十四年间，顺治曾24次亲访汤若望的馆舍，长时间晤谈。汤若望也没有辜负太后和皇帝的信任，“睹时政之得失，必手疏以秘陈”，先后向顺治呈递了300多件奏帖，陈述自己的建议和见解，其中许多谏言被顺治帝采纳。顺治很喜欢汤若望平易近人的作风，语言慈祥的奏疏。他对朝廷大臣说，汤若望对国君的爱是真诚的，不像有的大臣讨好国君是为了得到功名利禄。 顺治同汤若望的交往日益密切，以至超出君臣关系。顺治允许汤若望随时进入内廷，他也常到宣武门内汤若望的住所研讨学问，参观书房，游览花园，共进便餐。顺治19岁的生日，是在汤若望的家里度过的。他们欢洽之情，如同家人父子。顺治因为宠信汤若望，给他封了许多职爵：先加太仆寺卿，不久改太常寺卿。顺治十一年（1654年）赐号“通玄教师”。后又加封通政使，晋光禄大夫，升正一品。 汤若望想使顺治皈依天主教，但因他已信佛教，而没有受洗。顺治帝病危时，议立嗣君。顺治因皇子年龄太小（长子牛钮已殇、次子福全9岁、三子玄烨8岁），想立皇弟；皇太后想立皇三子玄烨，征询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以玄烨出过天花（可终生免疫），支持皇太后的意见。顺治帝便一言而定玄烨继承皇位。史书说汤若望“直陈万世之大计”。陈垣先生评价说：“吾尝谓汤若望之于清世祖，犹魏征之于唐太宗。” 但在顺治帝死后，汤若望被杨光先诬告而下狱。康熙帝亲政后，给汤若望平反。因原封号“通玄教师”的“玄”字为康熙帝名讳，而改封为“通微教师”。汤若望的墓在今北京市车公庄大街6号院内。 顺治-同僧人的关系 顺治成为一位笃信佛教的皇帝，有他生活环境的影响。早在他的祖父努尔哈赤时，藏传佛教已传到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常手持念珠，并在赫图阿拉建立佛寺。到皇太极时，盛京（沈阳）兴建实胜寺，藏传佛教在后金已产生很大影响。顺治的生母是蒙古族人，自幼受到佛教的熏陶，又年轻寡居，以信佛解脱内心的孤独与苦闷。再加上太监们的怂恿，顺治帝稍长便信奉起佛教来。 顺治曾说，一开始我虽然尊崇佛教，却并不知道有教法派别的区分，也不知道各个教派中的高僧，知道这些，是从憨璞聪开始。憨璞性聪是第一位被顺治帝召见的著名和尚。
憨璞聪，福建延平人，18岁为僧，是临济宗的高僧。他在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的五月，被位于京师城南的海会寺请来做主持，从而使临济宗的宗风在京师大振。临济宗的教法，重在通过师生问答的方法衡量双方悟境的深浅，并针对不同的悟境程度，对参学者进行说教，提倡通过交流使人省悟。这种重在交流而不是自省的方法，很适合顺治了解佛教。十四年（1657年）初，20岁的顺治帝驾幸南海子，途经海会寺，召见憨璞性聪，两人相谈甚欢。十月初四日，又召憨璞性聪进入大内，后在西苑（今中南海）万善殿与憨璞性聪对话。顺治帝问：“从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传，日对万机，不得闲暇，如今好学佛法，从谁而学？”憨璞性聪答：“皇上即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憨璞性聪的巧言阿谀，让顺治帝觉得很欢心。憨璞性聪是一位政治和尚。因为他会逢迎皇上，所以受到顺治帝宠信，多次被召到宫里，向皇帝讲授佛法，被赐以“明觉禅师”封号。 在几次长谈后，顺治就对佛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请憨璞聪奏列了江南各大名刹的高僧姓名和情况，开始延请临济宗的高僧入宫阐释佛法。其中对顺治影响很大的僧人，是浙江湖州报恩寺主持玉林琇，浙江宁波天童寺主持木陈忞（mín）以及玉林琇引荐的弟子茆(áng)溪森，木陈忞荐的弟子旅庵、山晓等人。在这些僧人的包围阐释下，顺治从佛教中得到了深深的精神寄慰，并转变成自身的思想信仰。他认玉林琇为师，请其为自己起法名，“要用丑些字样”，他自己选择了“痴”字，于是取法名“行痴”、法号“痴道人”。玉林琇称赞顺治是“佛心天子”，顺治在这些和尚面前则自称弟子。西苑万善殿就成了他参禅拜佛和与这些僧人讨论佛法的处所。玉林琇的大弟子茆溪森，不仅成了他的师兄，更因为自身学识和修行的高深而得到顺治的深深信赖。随着与佛教高僧木陈忞等人的交往，他产生了遁入空门的思想。有关顺治帝与这些僧人在一起的活动和交谈，都可以从这些人的著作中找到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帝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接受了佛教关于生命轮回、个人承担着自身一世的善恶报应、如想脱离轮回只能依靠悟修佛法的教义。 顺治帝曾经把读过的一些书拿给高僧木陈忞看，说：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宴驾，皇太后生朕一人，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薨，方始亲政，阅诸臣章奏，茫然不解。由是发愤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诸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从老和尚来后，始不苦读，今唯广览而已。
可见，在14岁以前，福临没有受过系统良好的汗文化教育，亲政后连奏章也看不懂，但他以苦读以至呕血，终至后来学有所成，广泛涉猎经史子集，通略儒释真谛，文化水平远远超过他的父亲皇太极和祖父努尔哈赤，而且诗、书、画、文都好。 顺治就对佛法的兴趣也影响了董鄂妃，顺治在《御制董鄂后行状》中说：“后素不信佛，朕时以内典禅宗谕之，且为解《心经》奥义。由是崇敬之宝。专心禅学。参究“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语，每见朕，即举之：朕笑而不答。后以久抱疾，参究未能纯一，后又举前语，朕一语答之，遂有省。自婴疾后，但凭几倚遢，未曾偃卧。及疾渐危，犹究前说，不废提持。故崩时言动不乱，端坐呼佛号，嘘气而化，颜貌安整，俨如平时。呜呼！足见后信佛法究心禅教之诚也。”
顺治总有剃度出家的念头。有一次他对木陈忞说，朕想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见僧家窗明几净，就不愿意再回到宫里。要不是怕皇太后罣(guà)念，那我就要出家了！顺治曾经作过一首自嘲诗：“朕本西方一衲子，缘何错生帝王家。只因当时一念差，黄袍换却紫袈裟。” 顺治十四年十月初七日，爱妃董鄂氏生下一位皇子。但小皇子出生3个月便夭折。顺治帝追封这位早夭的儿子为和硕荣亲王，并在蓟州黄花山下修建“荣亲王园寝”。墓碑刻：“和硕荣亲王，朕第一子也。”本来是皇四子，却被称为第一子，说明他在顺治帝心目中的重要地位。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22岁的董鄂妃因承受不住失去幼子之痛，在承乾宫病死。顺治帝悲不欲生，“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顺治帝辍朝五日，追谥董鄂妃为端敬皇后；在景山建水陆道场，大办丧事；将宫中太监与宫女30人赐死，让他们在阴间侍候端敬皇后董鄂氏；命全国服丧，官员一月，百姓三日。溪森和尚在景山寿椿殿主持董鄂后火化仪式，顺治帝为董鄂氏收取灵骨（骨灰）。
顺治帝失去董鄂妃后，万念俱灰，决心遁入空门。从该年九月到十月两个月中，顺治帝曾先后访问溪森的馆舍38次，相访论禅，彻夜交谈，完全沉迷于佛的世界。最后命溪森为他剃度。溪森起初劝阻，顺治帝不听，最后只好帮顺治帝剃光了头发。皇太后着急了，火速叫人把溪森的师傅玉林琇召回京城。玉林琇到北京后大怒，下令叫徒弟们架起柴堆，要烧死溪森。顺治帝无奈，只好答应蓄发，溪森才得免一死。后来溪森临终时作偈语说：“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就是说他同顺治帝的特殊关系。 这件事过去不久，顺治又听从玉林琇的建议，命选僧1500人，在阜成门外八里庄慈寿寺从玉林琇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有一次，顺治和玉林琇在万善殿见面时，因为一个是光头皇帝（新发尚未长出），另一个是光头和尚，所以相视而笑。 顺治是个既任性又脆弱、既多情又哀愁的人。他接连受到情感上的打击——爱子夭折、宠妃死亡、出家不成，他极度忧伤的精神垮了，他骨瘦如柴的身体也垮了！董鄂妃死后刚过百天，“痴情天子”顺治，因患天花，终因医治无效，崩于养心殿。《玉林国师年谱》记载：“……初四，李近侍言：‘圣躬不安之甚。’初七亥刻，驾崩。初八日，皇太后慈旨，请师率众即刻入宫，大行皇帝前说法……二月初二，奉旨到景山，为世祖安位。”玉林琇和尚亲临顺治帝的大殡。按照他的遗愿，顺治帝死后被火化，由溪森和尚主持。溪森和尚亲自为顺治帝遗体秉炬火化。 天柱山藏经阁前门楼中的清顺治帝的出世遗诗（临终时所作的偈诗），笔调充满对人世间的生死离别的绝望，看破红尘的大彻大悟，虽谈不上佳作，但是却字字发于肺腑，叫人感慨，能出自一位封建帝王之手实在是难得。古代的帝王都脱不了长生不老、千秋万代的干系，而顺治帝却能从中顿悟令人敬佩。
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肩难，
朕为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烦，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
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间走这回，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不如不来又不去，来时欢喜去时悲。
悲欢离合多劳虑，何日清闲谁得知？若能了达僧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
世间难比出家人，无忧无虑得安宜，口中吃得清和味，身上常穿百衲衣。
五湖四海为上客，皆因夙世种菩提，个个都是真罗汉，披搭如来三等衣。
金乌玉兔东复西，为人切莫用心机，百年世事三更梦，万里乾坤一局棋。
禹开九州汤放桀，秦吞六国汉登基，古来多少英雄汉，南北山头卧土泥。
黄袍换得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衲子，为何生在帝王家？
十八年来不自由，南征北讨几时休？我今撒手西方去，不管千秋与万秋。 在二百多年过后，清东陵遭到了以孙殿英为首的军阀与土匪加地痞流氓们一次次惨不忍睹的洗劫，入葬的五位皇帝中的康熙、乾隆、咸丰、同治等四位皇帝陵寝地宫连同皇后妃嫔的陵园全部遭到盗掘和毁坏，顺治皇帝的孝陵成为所有陵寝中唯一没有遭到盗掘的陵墓。因为据说里面只有顺治出家后用过的一把扇子和一双鞋子，顺治死后康熙帝从五台山取回来放在地宫中。这实在是顺治皇帝不幸之中的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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