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和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联合供稿
2013年8月3日，位于浦东陆家嘴的上海中心大厦580米主体结构封顶。上海中心大厦将于2015年落成。届时，它将以121层、632米的高度成为上海第一高楼。这座超级高楼的设计者美国人司马朔是公认的难得一见的奇才，在现代建筑设计领域享有崇高的声望，在其26年的职业生涯中凭着其新颖及富有开创性的设计屡获殊荣。目前世界上排名前10的在建和建成的超高层建筑中，有3座是由司马朔主持设计的：828米高的迪拜哈利法塔、450米高的绿地南京紫峰大厦和上海中心。
2010年，司马朔与两位中国合伙人在上海创建了德范建筑事务所，这个美国旧金山人正全力以赴投入一个又一个挑战性项目。
打算在上海建一座“永恒之楼”
“有人说上海的地质太软，不适合建高楼。像上海中心这类超高建筑，打的地基之深早就钻过了软土层，它是安坐于地下80多米的岩石层之上的。而且采用的5个直径为120米的钢筋混凝土‘圆箍’，牢牢地担当起主楼地下部分的 ‘铜墙铁壁’。我可以说，这样的建筑牢固度至少能保持1000年。 ”司马朔清晰记得当年招标时的情形，2006年上海中心向全球几十家顶尖建筑事务所公开招标，当时，他已经在著名的SOM （即金茂大厦外观和结构的设计公司）工作了19年，期间，他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设计了迪拜哈利法塔和绿地南京紫峰大厦。
2006年，Gensler公司在项目投标开始前把司马朔从SOM挖了过来，任命他为设计总监。Gensler对该项目抱以志在必得的雄心，然而他虽然在室内设计领域享有盛誉，却从未涉足过超高层建筑。为此，司马朔解释道：“有一种普遍的错觉，大家都以为全世界摩天大楼数不胜数。其实，历数70层以上的建筑寥寥无几，400米以上的超级高楼不会超过15座。真正设计过超高层建筑的人非常少，因为太具有挑战性了。一旦楼高超过70层，一切都开始彻底改变。这就好像是做脑外科手术的医生和做心脏手术的医生，虽然都是医生，但人们肯定不会让心脏外科医生去做脑部手术。建筑设计也是一样的道理。”凭着他丰富的超高层建筑设计经验和渊博的技术知识，2007年Gensler如愿胜出，司马作为主创设计师和团队领导人领衔该项目。
然而，在这位专注于超高建筑的设计师看来，比高度更重要的是品质。 “我要跟那些一心想造超高建筑的人说，不要只想着建最高的，要建品质最好的，要建一座永恒的千古佳作。因为你建得再高，总有后来者会超越。比如台北101大楼，世界最高的头衔没戴几年，现在是世界第三。 ”就上海中心来说，“我们讨论过880米，但这对上海来说太高了，会与周围景观格格不入。我的目标是在上海建一座永恒之楼，而不是五年十年就过时了的。就像1931年建成的纽约帝国大厦，虽然381米的高度早已被超越，但它的建筑成就并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褪色。 ”司马朔说。
超高层建筑能缓解大城市人口压力
这些年来，兴建摩天大楼始终是一个令人纠结着兴奋和质疑的话题。对此，司马朔的理解是：“批评超高楼华而不实我很难认同。我认为它是缓解当今城市人口密集和用地紧张矛盾的一种方案，是无法回避的一种建筑形式。超高层建筑在本质上是可持续的，在建筑体量相同的前提下，与二三十层的建筑或者独栋建筑相比，超高层建筑的可持续性特点更为突出，其耗用的城市资源更少一些。其突出作用就是有效节约土地等城市资源。迪拜塔大概占用了5英亩的用地面积，如果把这个体量建成一两层楼，可能要占用200英亩土地。它能提供高效的垂直和水平的交通系统，以鼓励使用公共交通。一旦成功，将能够缓解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压力，特别是对北京、上海这样人口接近饱和的大都市。 ”
司马朔强调，城市兴建摩天大楼必须要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地铁。 “造高楼绝对不是为了鼓励人们开车通勤，而是最大限度地为公共交通服务。上海中心业主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规划2号线和14号线与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对接，这样可实现地下互通互联，形成立体交通网络。 ”
上海建设这样一座超级高楼，司马朔并不否认它的经济诉求。比如金茂大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它的落成使很多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增强。上海中心也会被世界视为经济繁荣、社会开放的标志，使城市形象广为传播，从而提高了城市知名度。它的定位是“24小时金融城”，将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兄弟”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
“其实，对上海中心的规划早在20年前就已确定，东方明珠及核心区的3座高塔建筑将成为陆家嘴的标志性建筑。所以，我们设计金茂大厦的时候就知道将来周围会出现另外两座。我们在专家评审团面前，从来没有单独展示过上海中心，而是始终把三兄弟摆在一起，把这一建筑组群看做一个整体，上海中心必须要与其他两兄弟保持三位一体的协调和呼应。上海中心是陆家嘴三座超级塔楼的收官之作，落成之日，陆家嘴将勾勒出绝美的天际线。这些建筑是上海独有的，不是你在任何地方随处能见到的。 ”
在司马朔看来，这三幢摩天大楼分别象征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说：“20世纪90年代建成的金茂大厦代表着中国从过去奔向新世纪，整体钢结构的设计从中国古代宝塔层层叠叠的形式和向空中逐渐收缩的特征获得灵感。环球金融中心代表中国向世界开放、引进外资的当代，属于一种非常经典的现代建筑简约风格。上海中心则面向未来，以中国——永恒的未来为愿景。 ”
怎样将这三兄弟协调起来但又要有区别，是司马朔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从造型和建筑风格来说，既要区别于金茂大厦和环球金融中心，也不能太特立独行。最终确定了未来感、高科技、充满活力的建筑风格。 ”这一定位由两个关键部分来完成：120度垂直扭曲和双层玻璃幕墙。
据司马朔介绍，飓风是高建筑的头号大敌，在600米的高度，建筑物承受的风力之强是超乎想象的。所以要做超高层建筑，首先要降低风力。 “我们在加拿大的风洞试验室，有一个八米高的上海中心模型，把飓风和周边高楼形成的乱流进行了耗资不菲的风洞实验，根据结果一点点修改设计。迪拜哈利法塔的经验可以让人们了解到扭曲设计的好处。外墙扭曲可以很好地抵消风力的影响。 ”
上海中心另一大看点是水晶般透明的曲线外墙——全世界最大的双层幕墙结构，人们形象地称之为 “婚纱蛋糕”——外层玻璃是“婚纱”，内里是“蛋糕”。不过，司马朔设计的出发点可没有那么浪漫，“一切为了环保节能，就跟保温瓶的原理一样，双层外墙非常适合冬夏温差很大的上海。司马朔从20世纪90年代初便研究双层外墙建筑物，虽然上海中心不是世界上第一座采用该技术的高楼，但厚达12米的外墙与内里间距却是首开先河，当之无愧是全世界最大的‘保温瓶’。 ”
高楼创造高级别生活体验
上海中心大厦总高 632米，共124层，每日最多可容纳约16000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原纽约世贸中心双塔日容纳人数之和。司马朔表示：“上海中心是基于人的体验而设计的。它可以被视作一座多功能的垂直一站式城市，能最大限度地提升高楼人群的生活质量。 ”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司马朔拿起上海中心的设计模型解释：“从你进入大楼的那刻起，你就马上感受到人性化的设计。比如说，高楼里的人最厌烦电梯层层停，上海中心的电梯停靠少于8层，一般的大楼至少10至20层。上海中心内设六个康乐区，或者叫‘空中大堂’，在每区都划分了功能层和休闲层。例如：在办公区域，除标准的办公区外，在休闲层还设立餐饮、休闲、小型的商业等其他功能区。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希望在每个区都能实现所需求的完整的功能，方便人们的工作生活。这样租户便可就近享受休闲娱乐，从而减少能源消耗。举例说，比如你在76楼上班，你不必一直下到一楼去吃午餐，能在上下不出14层的范围内找到一处吃饭的地方。假如大楼中有5%的人能在自己所在分区就餐，那么每年就可以将电梯使用次数减少四分之三，即75万人次，就节约了大量能源。 ”
通过打造多功能建筑，打造更小、更节能的建筑，这就是多功能超高层建筑的魅力所在。上海中心大厦已经获得了由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颁发的预登记金牌证书，该委员会制定的环保标准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
延续中国的建筑设计情缘
2010年初，在完成了上海中心的主体设计工作之后，司马朔离开了Gensler，上海中心业主方立即聘请他担任项目总建筑师，继续主持各设计阶段审查和施工过程检查。现在，司马朔仍然和他的公司一起为上海中心服务，以确保这座超级塔楼实施的质量。上海中心总工程师葛清评价他“呵护上海中心项目如同自己的孩子”。
司马朔可能是同时代建筑师中的另类，他并非出身于建筑世家，学这一行起步也晚，可谓大器晚成。 “我的父亲是专利代理人，我的母亲是家庭主妇，她喜欢设计服装。我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学的是艺术，版画、吹制玻璃等。毕业后，我遇到了一个想当建筑师的女孩子，因为想追她，我们就相约一起考哈佛大学建筑学硕士。人生的很多事情都是缘于爱情。结果她没考上，我考上了。 1988年我获得了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建筑学硕士学位。”
如今，司马朔在上海有了自己的公司，芝加哥和首尔设有办事处。 “我决定留在上海，而不是回到美国。因为我的事业在这儿。说起来，我的中国情缘始于1993年主持设计的标志性建筑香港国际会展中心，1997年落成时，恰逢香港回归前夕。 ”
司马朔在上海算是定居了下来，从家里到办公室步行只需10分钟，他说这样对城市才最有爱。“我在上海很舒服，唯一不好的是，我想念我的太太，她在芝加哥。我们总是不停地往返于上海与芝加哥。”司马朔说“太太”的时候，发音特别标准、自然。
（文字系黄燕芳整理及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