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的“意境说”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在西方文论里恐怕还难以找到一个与它相当的概念和术语。人或以为“意境”一词创自王国维，其实不然。早在王国维提倡意境说之前，已经有人使用意境一词，并对诗歌的意境作过论述。研究意境固然不能抛开三国维的意境说，但也不可为它所困。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实践出发，联系古代文艺理论，我们可以在广阔的范围内总结古代诗人创造意境的艺术经验，探索古典诗歌表现意境的艺术规律，为今天的诗歌创作和诗歌评论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 意与境的交融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文艺理论中，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这个美学范畴的形成，是总结了长期创作实践经验的积极成果。

较早的诗论还没有注意到创作中主客观两方面的关系。《尚书?虞书?舜典》说：“诗言志。”《荀子?儒效篇》说：“诗言是其志也。”都仅仅把诗看作主观情志的表现。《礼记?乐记》在讲到音乐时说：“凡音之起，由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虽然涉及客观物境，但也只讲到感物动心为止，至于人心与物境相互交融的关系也未曾加以论述。魏晋以后，随着诗歌的繁荣，在总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对于文学创作中主客观的关系才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说：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

他指出构思规律的奥妙在“神与物游”，也就是作家的主观精神与客观物境的契合交融。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说，作诗要“处心于境，视境于心”，要求心与物相“感会”，景与意“相兼”、“相惬”，更强调了主客观交融的关系。他又说：

诗思有三：

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日取思。

大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日生思。

寻味前言，吟讽古制，感而生思，日感恩。

这里讲了诗思产生的三种过程。取思是以主观精神积极搜求客观物象，以达到心入干境；生思是并不积极搜求，不期然而然地达到心与境的照会。感思是受前人作品的启发而产生的诗思。其中，取思与生思，都是心与境的融合。《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按自传为王昌龄的《诗格》，其中也多次讲到思与境的关系。如：

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

唐末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讲“思与境措”；宋代苏城在。东坡题跋》卷二中评陶诗说：“境与意会”；明代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讲“意象应”；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讲“神与境合”；

至于意境这个词，在《诗格》中也已经出现了。《诗格》以意境与物境、情境并举，称三境：

诗有三境：

一日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艳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手心，营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

二日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

三日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后来，明朱承爵《存余堂诗话》说：

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乃得真味。

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说：

“一年好处，是霜轻尘敛，山川如洗。”较“桔绿橙黄”句有意境。

不过，大力标举意境，并且深入探讨了意境涵义的，却是王国维。“意境”这个词也是经他提倡才流行起来的。意境，他有时称境界。《人间词话》说：

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抽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

这话似乎有自诩之嫌，但并不是毫无道理。中国古代诗论中影响较大的几家，如严羽的兴趣说，王士模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虽然各有其独到之处，但都只强调了诗人主观情意的一面。所谓兴趣，指诗人的创作冲动，兴致勃发时那种欣喜激动的感觉。所谓神韵，指诗人寄诺言外的风神气度。所谓性灵，指诗人进行创作时那一片真情、一点灵犀。而这些都是属于诗人主观精神方面的东西。王国维高出他们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注意到诗人主观情意的一面，同时又注意到客观物境的一面；必须二者交融才能产生意境。他在《人间同乙稿序》中说：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携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意胜，或以境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

在《人间词话》里他又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惰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境界乃是由美景物与真感情两者合成。理想中有现实，现实中有理想，造境和写境都是主客观交融的结果。王国维在前人的基础上，多方面探讨了意境的涵义，深入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契机，建立了一个新的评论诗歌的标准，从而丰富了中国的待歌理论。他的贡献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在中国古典诗歌里，意与境的交融有三种不同的方式。

一是情随境生。诗人先并没有自觉的情思意念，生活中遇到某种物境，忽有所悟，思绪满怀，于是借着对物境的描写把自己的情意表达出来，达到意与境的交融。《文心雕龙?物色篇》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讲的就是这由境及意的过程。在古典诗歌中这类例子很多，如王昌龄的《闺怨》：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攀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失婿觅封侯。

那闺中的少妇原来无忧无虑，高高兴兴地打扮了一番，登上翠楼去观赏春景。街头杨柳的新绿忽然使她联想到自己和夫婚的离别，这孤单的生活辜负了大好春光，也辜负了自己的韶华，她后悔真不该让夫婿远去了。这少好的愁是由陌头柳色触发的，又是与陌头柳色交织在一起的。这是诗中人物的随境生情。诗人自己随境生情，达到意境浑融的例子，如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山瞑听猿愁，沧江急夜流。凤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

情随境生，这情固然是随境而生，但往往是原先就已有了，不过隐蔽着不很自觉而已。耳目一旦触及外境，遂如吹皱的一池春水，唤醒了心中的意绪。关于这个过程，李蛰描述得很细致：

且天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前意平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任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及时时有许多歌谣而莫可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烧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

若没有触景之前感情的蓄积，就不会有触景之后感情的迸发。所谓惰随境生也还是离不开日常的生活体验民意与境交融的第二种方式是移情入境。诗人带着强烈的主观感情接触外界的物境，把自己的感情注入其中，又借着对物境的描写将它抒发出来，客观物境逐亦带上了诗人主观的情意。葛立方《韵语阳秋》说：

竹未尝香也，而杜子美诗云：“雨洗娟娟静，风吹细细香。”雪未尝香也，而李太白诗云：“瑶台雪花数千点，片片吹落春风香。”

李杜诗中的香竹、香雪，显然已不是纯客观的存在，诗人把自己的感情移往其中，使它带上强烈的主观色彩，具有浓郁的诗意。

诗里移情入境的例子很多，如李白：“山花向我笑，正好衔杯时。”（《待酒不至》）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白居易：“休水流，泅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长相思》其一）这些诗句所写的物境都带有诗人的主观色彩，是以主观感染了客观，统一了客观，达到意与境的交融。《论语?先进篇》载，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诗坐，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其它几个人都是直截了当地述说，只有曾皙的回答与众不同：“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导，咏而归。”他借着对物境的描述来表达自己的情志，移情入境，意与境融，他的话虽不是诗，但已带有浓郁的诗意。

移情入境，这境不过是达情的媒介。谢傣《四溟诗话》论情景关系说：

景乃诗之娱，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

情仅仅是诗的胚胎，要将它培育成诗，必须找到适合于它的媒介物，这就是景。诗由情胚而孕育，借景媒以表现，情胚与景媒交融契合才产生诗的意境。至于哪一类情胚借哪一类景媒表现，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传统。中国诗歌常借兰以示高洁，借柳以示惜别，外国就不一定如此。同一民族在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习惯。《诗经。里用石表示动摇：“我心匪石，不可转也。”（《邶风?柏舟》）今天则用石表示坚定，发生了变化。

意与境交融的第三种方式是体贴物情，物我情融。上面所说的情随境生和移情入境，那情都是诗人之情。物有没有情呢？应当说也是有的。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它们在形态色调上的差异，使人产生某种共同的印象，仿佛它们本身便具有性格和感情一样。这固然出自人的想象，但又是长期以来公认的，带有一定的客观性，与诗人！临时注入的感情不同。我们不妨把它们当成物境本身固有的性格和感情来看待。正如宋郭熙《林泉高致》所说：

身即山水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吴。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清而如题。

明沈颖《画函》也说：

山于春加庆，于夏如竞，千秋如病，于冬加定。

他们指出四时之山各自不同的性情，要求作画时既画出它们不同的形态，又画出它们不同神情，以达到形神兼备。作诗又何尝不是同样的道理呢？

有的诗人长于体贴物情，将物情与我情融合起来，构成诗的意境。陶渊明和杜甫在这方面尤其突出。陶渊明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杜甫伪“岸花飞送客，符燕请留人。”（《发潭州)都达到了物我情融的地步。陶渊明《饮酒》其八：

青松在东园，众草投其姿。

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校。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

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青松即渊明，渊明即青松，“语语自负，语语自怜”（温汝能：《陶诗汇评》），诗人和青松融而为一了。又如杜甫的《三绝句》之二：

门外鸽鹅去不来，钟头忽见眼相猜。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

诗人体贴鸬鹚那种欲近人又畏人的心情，向它表示亲近，欢迎它常来作客。诗人和鸬鹚达成了谅解，建立了友谊，他们的感情交融在一起。

二 意境的深化与开拓

意境的深化与开拓，是诗歌构思过程中重要的步骤。《文赋》曾把构思分成两个阶段：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既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切。其效也，情瞳眈而弥鲜，物阳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灌下泉而潜浸。

构思的第一阶段，精骛心游，追求意与境的交融。第二阶段，意境逐渐鲜明清晰，进而寻找适当的语言加以表现。陆机在这里所讲的是一般的构思过程，在诗歌创作中，意境的形成并不这样简单。诗人的写作有时十分迅捷，信手拈来即成妙趣，意境一下子就达到鲜明清晰的地步。这种意境天真自然，是艺术中的神品。神来之笔看似容易，其实不然，没有长期的生活积累和高度的艺术修养是达不到的。但意境的初始阶段多半不够鲜明清晰，需要再加提爆或虽鲜明清晰而失之于浅，失之于狭，需要继续深化与开拓，以求在始境的基础上另辟新境。《人间词话》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所说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种境界，正可借以说明诗歌构思的过程。构思的初始阶段，诗人运用艺术的联想与想象，上下求索，追求意与境的交融，好比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当意境初步形成立后，继续挖掘开辟，熔铸锻炼，这是构思过程中最艰苦的一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恰好形容此中的苦况。当意境的深化与开拓达到一定程度，眼前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严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此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蓦然”二字恰切地说明，意境的完成是不期然而然的一次飞跃。

古人有炼字、炼句、炼意之说。所谓炼意，就是意境的深化与开拓。而炼字，炼句又何尝不是在炼意，前人有“炼字不如炼意”的话，其实，哪有离开炼意单独炼字的呢，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韦庄“卧着南山改旧诗”（《宴起》）。他们在锤炼字句的过程中，不是同时也在改变构思、另辟新境吗？《漫叟诗话》说：

“桃花细逐杨花落，黄岛时兼白马飞。”李商老天：“偿见徐师川说，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杨花语’，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字不厌改也。不然，何以有日锻月炼之语？”（《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

这两句诗见于《曲江对酒》，是杜甫乾元元年在长安任拾遗时所作。“中兴”以后，杜甫对肃宗满怀希望，但仍不能有所作为。他既不屑于从俗，又不甘于出世，心情十分矛盾。他久坐江头，细观花落鸟飞，感到难堪的寂寞与无聊。这首诗就是在这种心情中写的。原先的“桃花欲共杨花语”，偏于想象，意境活泼，与诗人此时此地的心情不合。改为“桃花细逐杨花落”，偏干写实，意境清寂，正好表现久坐无聊的心情。虽然只改了三个字，意境却大不相同了。又如来陈世崇《随隐漫录》卷四载：

“白玉堂中曾草诏，水晶宫里近题诗”，韩子苍易为“堂深”、“宫冷”。……古词云：“春归也，只消戴一朵茶蘑。”字文元质易“戴”为“更”，皆一字师也。

“堂中”、“宫里”，意浅境近；改为“堂深”、“宫冷”，意境深远。“戴一朵茶费力，意境也嫌浅露，“更一朵茶蘑”，从戴花的更替中体现了时序的变迁，意境就深入多了。清顾嗣立《寒厅诗话》”：

张橘轩诗：“半篙流水夜来雨，一树平梅何处春？”元遗山日：“佳则佳矣，而有未安。既日'一树’，乌得为'何处’，不如改'一树’为'几点’，便觉飞动。”

“一树早梅”固定指一处，显得呆板；“几点早梅”，着眼于广阔的空间，而且未限定数量，所以意境飞动。

意境的深化与开拓必须适度，加工不足失之浅露，加工太过失之雕琢，过犹不及都是毛病。最高的境界是虽经深化开拓而不露痕迹，深入浅出，返朴归真、譬如李白的《子夜吴歌》：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大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这首诗的语言是再浅显真率不过了，意境却极其深沉阔大。开头两句境界就不凡，在一片月色的背景上，长安城宏家户户传出捣衣之声，那急促而凄凉的声音散布出多么浓郁的秋意啊何况这寒衣是预备送给戍守边关的亲人的，声声寒站都传递着对于边关的思念。“秋风”二句，通过秋风将长安、玉关两地遥遥联接在一起，意境更加开阔。北朝温子升有一首《捣农》诗，构思与此诗相似：“长安城中秋夜长，佳人锦石捣流黄。香作纹砧知近远，传声送响何凄凉。七夕长河烂，中秋明月光。摆略塞达逢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这首诗的意境也经过深化与开拓，但用力太过，雕琢太甚，结丽而不动人。不象李白那首之自然纯朴，能够一下子打入读者心坎。

意境的深化与开拓，也就是意境典型化的过程。初始之境可能是印象最强烈的，但不一定是最本质的。初始之意可能是最有兴味的，但不一定是最深刻的。在意境的深化与开拓过程中，略去那些偶然的、表面的东西，强调本质的、深刻的东西，最后才能熔铸成为具有典型性的意境。典型化的程度，即决定着意境的深浅与高下。清许印芳在。与李生论诗书跋。中论王孟韦柳四家诗说：“人但见其澄澹精致，而不知其凡经陶洗而后得澄澹，几经熔炼而后得精致。”“平者易之以拗峭，板者易之以灵活，繁者易之以简约，哑者易之以镁铝，露者易之以浑融，此熔炼之功也。”可见意境的深化与开拓，须付出艰辛的劳动，不是轻易可以成功的。

三 意境的个性化

因为意境中有诗人主观的成分，所以好诗的意境总是个性化的。诗人独特的观察事物的角度，独特的情趣和性格，构成意境的个性。陶渊明笔下的菊，简直就是诗人自己的化身，以致一提起陶就想起菊，一提起菊就想起陶，陶和菊已融为一体。李白笔下的月，陆游笔下的梅，也莫不如此。李白说：“山街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举杯邀明月”（《月下独酌》），“且就洞庭赊月色气《陪族叔游洞庭》其二），他和月的关系多么密切！那一轮皎洁的明月不就是诗人的自我形象吗？陆游一生写了许多咏梅诗，“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是他自身的写照。《梅花绝句》：“闻道梅花拆晓风，雪堆通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海花一放翁。”这雪白的梅花也体现了陆游自己的高傲与纯洁。又如辛弃疾的《菩萨蛮，金陵赏心事为叶丞相赋》：“青山欲共高人语”；秦少游的《鹊桥仙》：“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龚自珍的《已亥杂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些意境都是多么富有个性；正象中国古代绘画注重写意传神一样，中国古代诗歌也不追求对客观物境作逼真的模仿，而是力求创造和表现具有个性特点的意境，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条重要的艺术规律。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不能不略加辨析，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他说：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浩浩起，白马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放物我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这个说法很精巧，但违反了创作与欣赏的一般经验。朱光潜先生认为他所用的名词似待商酌，“王氏所谓'有我之境’其实是'无我之境’（即忘我之境）。他的'无我之境’的实例……实是'有我之境’。与其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似不如说'超物之境’和'同物之境’，因为严格地说，诗在任何境界中都必须有我，都必须为自我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诗论》）名词问题姑且不论，朱先生指出任何境界中都必须有我，这是很精辟的。其实，在真正的艺术品里，“无我之境”并不存在。“有我之境一固然寓有诗人的个性；“无我之境一也并非没有诗人主观的情趣在内，不过诗人已融入物境之中，成为物境的一部分，暂时忘却了自我而已。关于这种境界，借用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记》里说的一句话，叫作“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载普云巢论画的一段话，也恰好可以说明这种境界的形成：

某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于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笔之际，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也。此与造化生物之机缄盖无以异。岂可有传之法哉！

《词筌》曰：

稗史称纬干画马，人入其斋，见于身作马形。凝思之极，理或然也。作诗文亦必如此给工。如史邦卿咏燕，见于形神俱似完．

可见真正的艺术家是在物我交融的陶醉中进行创造的，这样创造的意境怎么可能无我呢，王国维所举的“无我之境”的例子，一见于陶渊明的《饮酒》诗：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田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人当采菊之始心情原是很平静的，偶一举首，望见南山的日夕气象，悟出其中的真意。此时，南山归乌仿佛就是陶渊明，陶渊明仿佛也进入了南山，和南山融成一片了。你说这是无我吗？其实是有我，只是我已与物融成一体了。王国维所举的另一个无我的例子，见于元好问的。叙事留别》：“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怀归人自急，物志本闲暇。”诗人以寒波白鸟的悠闲反衬人事之仓卒。“寒波二句寄托了诗人的向往之情，他希望自己也化作寒波、白马，融入那画面中去。这意境中也有诗人自我的个性。

意境既然是个性化的，那么它必然同风格有密切的关系。古人评论诗的风格，大都着眼于意境。唐皎然《诗式》说：

失诗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举体便逸。

他所谓体是指风格而言，高、逸是他所列十九体中最推崇的两体。他认为体的不同，是由于诗思初发所取之境不同，也就是意境的不同造成的。这是很有见地的。《文心雕龙?体性》将各种风格总括为八作：

一日典雅，二日远奥，三日精约，四日显附，五日繁终，六日壮丽，七日新奇，八日轻廊。

其中精约、显附、繁缛三种偏重于语言的运用方面。其它五种都是结合文思讲的，既是五种不同的风格，也可视为五种不同的境界。司空图《诗品》列雄浑、冲淡等二十四品，从他本人的解释看来，这二十四品既是风格的差异，也是意境的不同。

意境中既包涵着诗人主观的思想、感情和个性，而这些又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那么意境就必然曲折地反映一定的社会内容。王国维论意境，看不到它的社会内容，所以对意境的高下不能加以正确的评骂。他认为诗人越脱离社会，越能保持赤子之心，就越能写出好诗来。他说：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其实，不论“客观”或“主观”之诗人，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都不可能写出优秀的作品。文学创作当然要出自真情，但这性情是在社会实践中培育的，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至于性情的真伪则取决于诗人的写作态度，诗人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艺术、忠实于读者，就有真性情的表现。王国维又说：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李后主如果没有长期宫廷生活的经验，固然写不出反映宫廷生活的作品；但正因为他只有宫廷生活的经验，而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很隔膜，所以他的词题材境界都较狭窄。这怎么能说是词人之长处呢，

四 意境的创新

社会不断发展，人的思想感情也不断变化，所以诗的意境永远不会被前人写尽。然而诗人往往围于旧的传统，蹈袭前人的老路，不敢从变化了的现实生活出发，大胆创造新的意境。而诗歌没有新意境，便失去了生命，好比一截枯木，不能引起人的兴趣了。诗歌史上的拟古派之所以失败，症结即在于此。明代李梦阳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纲领。这个口号虽有反对台阁体的积极意义，但象李梦阳那样“刻意古范，铸形宿镇（模），而独守尺寸”，亦步亦趋地摹仿古人，却是从另一个方面毁坏了艺术。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批评拟古主义说：

尝谓诗有工拙，而无个古。……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至于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

写诗要从各自的性情遭遇出发，从自我的真实感受出发，生动活泼地创造自己的意境，而不要让古人束缚了自己。关于这一点，他在《与洪稚存论诗书》中说得更加痛快：

昔人笑王朝好学华子鱼，惟其即立过近，是以离之愈远。董文敏跋张即之帖，称其佳处不在能与古人会，而在能与古人离。诗文之道，何独不然，足下前年学杜，今年又复学韩。鄙意以洪子之心思学力，何不为洪子之诗，而必为韩子、杜子之诗哉，无论仪神袭貌，终嫌似是而非，就令是韩是杜矣，恐千百世后人，仍读韩、杜之诗，必不读类韩类杜之诗。使韩、杜生于今日，亦必别有一番境界，而断不肯为从前韩、社之诗。

时代变了，环境变了，诗的意境也应变文创新。杜甫就是一位创新的能手，他处于安史之乱前后动荡变乱的环境之中，以真情与至城创造出他自己特有的新意境。他最善于描绘大江，渲染秋色，在其中倾注忧国忧民的深意。象《秋兴》八首那种沉郁苍凉的意境，的确是他的独创。杜甫既是一位勇于创新的诗人，学杜首先就要学他的创新，而不是摹拟他的意境。杜甫倘生于后世，也一定会另辟新境，而不肯重弹往日的老调了。

创造新意境，需要艺术的勇气。谢榛《四仅诗话。说：“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改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折其刚。”叶燮花《原诗?内篇》中针对拟古主义，提倡诗胆，最能振聋发聩：

昔人有言：“不很我不见古人，很古人不见我。”又云：“不假臣无二王法，但恨二三无巨法。”斯言特论书法耳。而其人自命如此。等而上之，可以推矣。……昔贤有言：成事在胆。文章千古事，苟无胆，何以能千古乎，故吾曰：无脸则笔墨畏缩。胆既诎矣，才何由而得伸乎，这段话今天读来仍有鼓动人心的力量。新时代需要新意境，也能产生新意境。今天同旧社会相比，社会制度、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都发生了巨变，大自然也得到改造。可惜我们的诗歌还没有创造更多的足以和新时代相媲美的、令人难以忘怀的新意境。叶党论诗讲才、胆、识、力四字。我们的诗人生于科学昌明的今日，论识，远出于古人千百倍之上之论才、论力，也未必逊于古人。所缺的恐怕就是一个胆字。惟有摆脱羁绊，大胆探索，大胆前进，才能创造出新的意境，出现新时代的屈原、李白和杜甫，使我们这古老的诗国的诗坛重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