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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边境打拐飓风 历时半年，行程万里，穿梭两广，破案十二起，救援非法入境的越南打工女 ●黎明前，假公安破门而入…… 2004年6月5日凌晨，夜色正浓，月浮中天，中国西南边陲的蕉林蔗海笼罩在乳白色的雾霭中。“陇腊”是一个山里的农场，广西龙州县水口镇思奇村板贯屯村民李刚在这里承包了二百多亩甘蔗，因劳力紧张，招了十四名临时工。这十三女一男都是“洋”人，是邻国边民。6月4日，李刚带着这十四名雇工给甘蔗施肥、剥叶，紧张劳作了整整一天，当晚都住在甘蔗地边用石棉瓦搭盖的两间工棚里。 半夜时分，睡梦中的李刚被工棚外的嘈杂声惊醒。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急忙披衣而起，正要出门看个究竟，工棚的木板简易门却被粗暴地撞开了。强烈的手电筒光柱照得他睁不开眼，有人用带明显本地壮语口音的普通话问：“你是李刚？”李刚见来者不善，一边回答“是、是”，一边要用打火机点亮马灯，却被制止了。借着对方的手电光，李刚发现破门而入的是四个陌生男子，其中两人穿着武警制服，奇怪的是有领花而没有肩章。 “我们是武警边防派出所的。”一名穿武警制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严厉地说：“今晚奉上级命令在边境一带清查‘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外国人，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是、是！”李刚忙不迭地回答，心里却凉了半截！ 水口镇与邻国越南高平省复合、广渊两县山水相连，只隔一条宽不足五十米的界河。千百年来，两国边民习俗相近，自由往来，有的甚至互相通婚，从来没有考虑过办什么证件。这十四名雇工都是从邻国高平省广渊县招来的，李刚见他们人老实，能吃苦，连名字都没问就收下了，什么手续都没有办。李刚点头哈腰，说有关规定他都知道，因为农活忙，临时招几个人来帮工，几天就走，所以顾不上办暂住证，请高抬贵手。 来人却毫不通融：“不行，没有手续的我们要统统带走！”李刚只好叫开了另一间工棚的门，让“武警”进去检查。四人进了女工宿舍，让十三名异国打工妹排成一行，用手电照着逐人看了一遍，挑了其中七人，押出工棚外。李刚这才发现，离工棚不远，还有三名陌生男子，一声不吭守在两辆小轿车旁。人被押到车上，小车立即发动，飞快地离去。李刚注意到，两辆小车都是米黄色出租车。他看了一下手表，是6月5日凌晨两时二十分。 等到天亮，更蹊跷的事又发生了。被带走的七人中，有一个叫朱氏妹的只身逃了回来。她说，她们七人被押上车后，车子就一直往北开，途经龙州县城，没有停留，继续往前开。到响水镇时，朱氏妹突称腹痛难受，要求下车到医院诊治。没想到竟获批准，其中一人还给了她十二元人民币，让她自己下车。朱氏妹用这些钱买了车票，幸运地重返“陇腊”，其他六姐妹下落不明。 6月5日一大早，李刚向武警水口边防派出所报了案。 水口边防派出所昨晚根本没有派出警力去执行清理外来人口的任务，显然，是丧心病狂的犯罪团伙冒充武警来绑架、拐卖越南妇女。边防派出所立即把情况向龙州县公安局及武警龙州边防大队作了报告。当天上午，龙州县公安局长赵奇率刑侦大队民警会同边防大队、水口边防派出所民警赶到“陇腊”现场。赵奇从侥幸脱身的朱氏妹口中了解到：在车上，绑匪彼此间用龙州壮语及本地白话交谈，多次提及“陇腊”甘蔗园承包人李刚，似对情况十分熟悉。其中一名穿武警制服的姓“苟”，可能是个小头目，绑匪称他“苟队”。有一个绑匪还用熟练的越语跟她们交谈，劝她们不要害怕，说是带她们到中国内陆大城市找工作，赚更多的钱，朱氏妹怀疑他是越南人…… 在此之前，2004年4月14日上午，龙州县下冻镇扶伦村那造屯村民农刚到武警下冻边防派出所报称：当天凌晨两时许，有五名携带手铐自称公安人员的男子开两辆轿车，窜至农刚开办的板罡石场，以查暂住证为名将两名在石场打工的越南女青年“宁烟”和“宁番”（音译）强行带走，去向不明。龙州县公安局会同边防大队当天上午赶到现场调查，没有获得有价值线索，仅在绑匪停车处提取一只“回味思”牌糕点包装袋。警方随即围绕这只“硕果仅存”的包装袋进行调查，结果查出这种包装袋是宁明县华侨农场声高岭分场“超人”糕点厂生产的，从未在龙州县销售。也就是说，包装袋是绑匪带到现场的，绑匪从宁明来或曾路过宁明，并买过“超人”糕点厂生产的糕点。但除此以外，并不能说明什么。 现在看来，“6·5”案与“4·14”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冒充公安人员，都是以查暂住证为名，都配备交通工具，手段、过程及目标完全一致，已经具备并案侦查的条件。 因案情特别重大，且事关双边关系，龙州县公安局立即向上级主管部门——崇左市公安局作了具体汇报。当天，信息飞传至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和公安部，公安部部长助理张新枫和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陆炳华等领导分别作了批示，要求崇左警方迅速组织力量侦破此案，解救被拐妇女，打击跨国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挽回国际影响。 ●“苟队”、出租车和熟人 2004年6月6日，案发第二天，崇左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黄胜春赶赴龙州，详细听取了龙州县公安局的案情介绍和情况分析，肯定了龙州警方将“6·5”案与“4·14”两案并案侦查的设想。要求集中警力，围绕“苟队”和出租车，找人和找车双管齐下，向纵深突破。 围绕“苟队”和出租车的排查有得有失。龙州是广西著名古镇，边防要塞。可以说，在龙州这片土地上，百姓杂陈，连罕见的古鲜卑族姓氏“慕容”都可以找到，奇怪的是惟独没有“苟”姓。围绕出租车的排查亦举步维艰。去年地级市崇左设立以后，来自四川省的吉通运输公司曾投入数百辆“奇瑞”出租车进入营运，这些车几乎都是米黄色，在崇左所辖的七县（市、区）随处可见。这些出租车，流动性很大，朝发龙州，夕至大新、凭祥，招手即停，要想在流萤般四处飘忽的车流中锁住“6·5”案嫌疑车，无异于大海捞针。 黄胜春副局长深感压力巨大。案发后，他一直沉在龙州，亲自组织警力摸排绑匪。多年积累的经验告诉他，再狡猾的案犯，也会留下痕迹和破绽，决不可能天衣无缝。“陇腊”地处偏僻，绑匪三更半夜能准确出手，并且一击即中，得手后迅速撤离，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羁绊，可见他们对“陇腊”的环境及业主李刚的情况十分熟悉，很有可能事先经过反复“踩点”。因此，要围绕6月5日前后到过“陇腊”的人，特别是李刚的熟人进行排查。 龙州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黄文成再次来到“陇腊”，走访甘蔗园承包人李刚和潘大龙。李刚为难地说，在“陇腊”承包甘蔗地的不止他们，还有另外几家，每天出入“陇腊”的人不少，很难看出谁是“踩点”的。 潘大龙则提供了一个情况：他前年在广东中山市打工，认识了一个叫“阿合”的朋友，是水口镇近邻武德乡人，具体姓名不详。6月3日，已经一年多没有联系的“阿合”突然到“陇腊”找他，问他招不招工。潘大龙跟“阿合”交往不算深，却知道此人好逸恶劳，手脚不干净，便婉言说人已招满，暂没有招工打算。不料第二天（6月4日）下午，“阿合”又来到“陇腊”，在工棚里进进出出，见到回工棚喝绿豆粥的十多名打工女，便问：“是越南妹？”潘大龙没有明确回答，但也不否认，只说了句“到外面不要乱说”，就把“阿合”打发走了。 “阿合”十分可疑。黄文成通过武德派出所进行深入排查，得知“阿合”真名黄飞合，武德乡近梅村人，案发后去向不明。 ●“毒蛇又出洞” 俗话说：赶早不如赶巧。6月18日，破案的机遇不期而至。 当天上午一上班，大新县公安局接到武警硕龙边防派出所报告：凌晨两时许，五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冒充边防武警开两辆出租车窜至德天景区某餐馆，以查暂住证为由欲将在餐馆内打工的三名越南女青年带走，被餐馆老板看出破绽，严辞拒绝，并组织员工与其斗争。这伙人看无法得逞，连夜逃走。 从作案的手段和过程来看，与“6·5”案如出一辙。“毒蛇又出洞了！”崇左市公安局长李伟文按捺不住激动，当即亲率一个行动小组驰往硕龙。案结后他告诉记者，得到这个信息，当时他曾产生过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 大新县公安局长郑朋文已先期到达硕龙。餐馆老板许某已详细介绍了情况。 凌晨两点来钟，餐馆已经打烊，员工正在休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许某惊醒了。许某问：“哪位？有什么事！”门外有人用本地白话答：“我们是公安，来查看有无外来可疑人员。”许某开了门，见是五个陌生男人，其中两人穿着只有领花没有肩章的武警制服。一个穿着警服、三十岁上下的男青年掏出一张绿皮的“警官证”在许某眼前晃了一下，说：“我们是边防派出所的，奉上级的命令，来清理‘三非’外国人。请你配合我们工作。”许某警惕性很高，而且到德天景区开餐馆后，没少与边防派出所打交道，边防派出所的警官他基本上都认识。他看得出，这几个深夜来访的不速之客，没有一个是硕龙边防派出所的，就试探着问：“你们是硕龙边防派出所的？”领头的连忙说：“不、不，我们是下雷边防派出所的。”许某心里有了底：肯定是冒牌货！他对公安工作有一定的了解，知道公安是划分辖区的，像清理流动人员这样的常规任务，一般在本辖区内进行，极少跨辖区。他有意地问：“你们马所长没来？我跟他是好朋友。”其实，他知道下雷边防派出所所长并不姓马，两人经常打交道。绑匪不知其中奥妙，随口答：“马所长去支队开会了。”还不耐烦地催促，“我们知道你招了几个越南妹，你马上把她们交出来，如果没有证件，我们要全部带走！” 许某干脆挑明：“兄弟，你们想吃这口‘软饭’算是找错门了，我许某可不吃这一套。告诉你，我的手下已经通知硕龙边防派出所，他们马上就到，你们可有兴趣跟他们会一会？” 领头的绑匪一听立即露出原形：“他妈的，你敢抗法？来，把他铐上，跟那几个越南妹一起带走！” 许某早有准备，抄起一根铁棍，振臂一呼：“弟兄们，抄家伙！” 店里十多名男女员工抄起了用于防身的木棒、斧头等“冷兵器”。绑匪见势不妙，争先恐后逃出餐馆。许某追出来，见他们仓惶登上两辆黄色出租车，其中一辆的尾牌号码是“桂F-9×××8”，中间三个号码没看清。 李伟文局长紧紧握着许某的手再三表示感谢！ 从硕龙镇出来天已傍黑，行动组没有回崇左，而是从边境公路直赴龙州。因为“9”字当头的机动车，都是在龙州入户的。 硕龙到龙州一百五十公里的路程，沿途都是崇山峻岭，而且天已黑，车速自然打了折扣，抵达龙州已是深夜十一时。接到通知的龙州县公安局长赵奇一直在办公室里等待他们。行动小组成员个个饥肠辘辘，发现赵奇给他们准备的“康师傅”方便面，顾不上客气，顷刻间就风卷残云。“水”足饭饱，赵奇开始汇报：接到李伟文局长的指令后，龙州警方立即着手工作，通过车管部门很快查出，尾数为“8”的出租车一共有十二辆。经反复排查、鉴别，确定其中的“桂F-9××38”为重点目标。此车是以吉通运输公司名义入户的，10月份驾驶这辆车的司机是郑某，男，三十四岁，四川省简阳市人。不巧的是，据吉通公司经理提供，因为家有急事，郑某请假回四川，已于今天下午乘快巴到南宁搭乘火车。根据初步了解，郑某可能没有直接参与作案，仅是被雇请开车接送人，并不知道内情。 行动小组立即连夜与南宁铁路公安处取得联系，请求协查。铁路警方很快反馈，南宁直开成都的K142次列车是每天十七点五十三分发车。从时间上推算，郑某肯定赶不上今天这趟车。要么等明天的这趟车，要么转乘其他车次到贵阳转车。公安处还提供说：上海至昆明的K181次列车从南宁站开出时间是凌晨一时八分，广州至昆明的K365次列车从南宁站开出时间是凌晨一时五十七分。 时间已经不多，龙州至南宁近三百公里，且天黑路况又不好，赶过去显然来不及。行动小组立即启动应急系统：从吉通公司提取郑某的照片，扫描后通过公安专网传输到自治区公安厅刑侦总队，请刘志强政委和正在区厅参加有关会议的黄胜春副局长立即赶到火车站，“按图索骥”，截留郑某。李伟文在电话中对黄胜春特别加了一句：成败在此一举，兄弟务需努力。 黄胜春胸有成竹地说：只要郑某在火车站出现，我保证让你在明天下午七时前跟他见面。 19日下午五时，焦虑不安的李伟文终于等来了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消息：郑某在南宁火车站被截获。 ●神秘的“胖哥” 有必要回顾“6．5”案之前的另外两起案子。 2004年2月24日，凭祥市刚旅社老板米某到凭祥市公安局报称：2月22日凌晨四时许，租住其宾馆的两名越南女青年裴氏贤和黄氏梅被几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因报案时间过迟，提供线索不多，侦查进展不大。3月16日，旅居凭祥的越南侨民陈氏蓉到凭祥市公安局报称：其侄女吴氏兰（十九岁，越南太原省人）于当天凌晨在刚旅社被几名男子带走，去向不明。 凭祥市公安机关经初步调查，认定上述两起案件的三名被害人均属非法入境，在中国境内均有卖淫行为，均是被犯罪嫌疑人以嫖宿为名骗到旅社、被强迫饮下拌有麻醉药物的饮料不省人事后遭绑架的。两案手段相同，作案者体貌特征相似，应该是同一团伙绑匪所为，于是并案侦查。 3月27日，专案组通过秘密渠道获得信息：“3·16”案受害人吴氏兰已被拐卖到柳州市娱乐场所从事色情服务。边城刑警风雨兼程，于第二天下午到达广西著名工业城市柳州。根据线索，在柳州警方的密切配合下深入调查，确认吴氏兰被困在“松泉娱乐城”，失去了人身自由。 当晚，两市刑警紧密配合，突击搜查“松泉娱乐城”，成功解救出被囚禁十多天的吴氏兰，抓获在娱乐城组织、强迫被拐卖越南妇女卖淫的犯罪嫌疑人潘忠凭（男，二十岁，凭祥市友谊镇匠龙村人）。意外的惊喜是，经吴氏兰辨认，又在娱乐城内解救出了丁氏银、阮氏霞、裴氏贤和黄氏梅四名越南妇女，其中裴氏贤、黄氏梅两人正是“2·22”案受害人！ 当晚突击讯问，潘忠凭供认自2004年2月以来，他伙同黄业高、农广红、冯昌雯、黄伟宁等拐卖越南妇女并强迫其卖淫的犯罪事实。 三天之内，这一女三男四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入法网。 黄业高是个二十出头的弱女子，在黑道上却是个“蝴蝶迷”式的人物，心狠手辣。她原本有一个较女性化的名字黄春霞，却嫌其过于柔媚，便自作主张，改成了男人味十足的黄业高。毕竟出道不久，资历尚浅，架不住警察的讯问攻势，黄业高除了全盘供认组织、强迫越南妇女卖淫的罪行，还供出了伙同“胖哥”（真实姓名不详）、潘忠雄、郑南、马海肯、李华凭等人，两次参与麻醉、绑架、拐卖三名越南妇女的严重罪行。 凭祥警方立即组织追捕。 4月8日晚，一度逃往境外避风的潘忠雄刚跨入自家门槛，就被守候多日的刑警抓获。 4月26日，根据潘忠雄提供的情况，专案组在南宁市北大路一出租屋里抓获马海肯。 5月8日晚，凭祥市区休闲广场发生一起重大伤害案，一名叫“阿朋”的犯罪嫌疑人为报私仇，持刀捅伤两人后被巡警制伏。在讯问中，民警发现“阿朋”与已上网追捕的绑匪李华凭十分相似。遂加大力度，终于撬开“阿朋”的铁齿铜牙，他承认自己正是“2·22”、“3·16”两起麻醉、绑架、拐卖越南妇女案中的李华凭。 6月2日，出逃三个多月的郑南走投无路，铤而走险，乘黑潜回凭祥市南郊一亲戚家藏匿时，被守候的刑警擒获。 龙州“6·5”案发后，赵奇即带专案组到凭祥“取经”，希望通过对黄业高、李华凭等人的讯问，寻到蛛丝马迹。结果仅能证明“6·5”案是另外一伙人干的。 黄业高供述，麻醉、绑架、拐卖妇女犯罪团伙的核心人物是一个叫“胖哥”的外省男子。她跟“胖哥”是在凭祥市的一家发廊里认识的，一拍即合，双方便合伙做起麻醉、绑架、拐卖越南妇女的罪恶勾当。“胖哥”亲自策划、亲自动手，得手后亲自把受害人带往柳州，卖给一个叫刘红的女人。然而直至落网，黄业高都不知道“胖哥”的真实身份，仅能提供他四十岁上下年纪，身高一米七二左右，休态较胖，留小平头，湖北口音。还提供了“胖哥”的手机号码。但警方很快发现，3月28日以后，这个手机已停用。通过查询，得知这个手机号码的户主是宁明县明江镇红利村黄某。据黄某解释，手机是年初在凭祥遗失的，当时嫌麻烦并没有挂失销号。 专案组只能暂时搁下“胖哥”，追查另一参与拐卖、组织、强迫妇女卖淫的重要人物刘红。黄业高供述，她与刘红通过一次电话，没有见过面，从声音上判断，刘红应该年纪不大，可能不超过四十岁，口音跟“胖哥”相近，可能也是湖北人。 原来，刘红在柳州经营旅栈业，而且不止一家，从凭祥拐卖到柳州的越南妇女，大都“安置”在她经营的旅店里从事卖淫活动。3月28日晚查处的“松泉娱乐城”，可能是刘红的窝点之一。 带着一连串的“可能”，专案组再赴柳州。在柳州警方的大力协助下，通过当地工商部门查到以刘红名义在古亭山开发区承包的一家旅店。店主证实刘红三月底就不辞而别，今年的承包钱都没有交，店主却一直找不到她。 根据刘红办理营业执照时留下的身份证，专案组给湖北省嘉鱼县鱼岳镇派出所打电话请求鉴定刘红身份的真伪。未料，鱼岳镇派出所次日复电，说身份证是真的，刘红也确有其人，但刘红本人这几年一直没有外出。看来，是有人假冒刘红。 转查“松泉娱乐城”旅馆，发现业主的姓名并不是“刘红”，而是一个叫张桃的女人。巧合的是，张桃也是湖北省嘉鱼县鱼岳镇人。专案民警吃惊地发现，旅馆营业执照上的业主张桃的照片，跟古亭山开发区旅店营业执照业主“刘红”实际上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此张桃即彼“刘红”。 专案组再次求援于湖北省嘉鱼县鱼岳镇派出所，证实张桃确有其人，其身份证亦是“真品”。据刘红回忆，她的身份证两年前曾借给同学张桃使用，对方一直没有归还。 真相大白，专案组迅速集中力量，组织对张桃的追捕。他们又一次致电嘉鱼县警方，要求如发现张桃回鄂，即行拘捕。十天后，嘉鱼警方复电凭祥市公安局，称没有发现张桃返鄂。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张桃这段时间连续给家里打电话，区号都是0772，是广西柳州市的。并提供了几个主叫方电话号码。经专案组查实，这些电话号码无一例外是公共电话亭的。这说明两点，一是张桃没有离开柳州，二是这个女人不能小觑，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6月28日晚，专案组在柳州市食品厂宿舍区某出租房内抓获了张桃。把张桃的讯问录音给黄业高辨认，黄业高肯定地说，就是“刘红”。 然而“刘红”——张桃除了供认伙同“胖哥”、黄业高等拐卖、组织、强迫妇女卖淫的犯罪行为外，与黄业高相似的是并不知道有关“胖哥”的更多情况。她说，她是2003年10月在柳州市西江路经营一家发廊时认识“胖哥”的，因为都是湖北老乡，所以很谈得来，遂同谋合伙做起拐卖妇女卖淫的“生意”。不知为什么，“胖哥”一直对她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他姓“梁”。从口音上辨认，他应该不是嘉鱼县人，而是嘉鱼的近邻通城县或者崇阳县的。 东线一役，用黄胜春的话说，即使稍有遗憾，亦足以鼓舞士气。 ●“苟队”原是“狗腿” 出租车司机郑某返川途中被截获，当天被带回崇左接受调查。郑某坦承：6月17日晚八时，他开车路过龙州县水泥厂大门口时，一个男青年招手示意。他停车后，男青年说要租他的车去大新办事，让他晚十一点到这里来接人，先付一百元定金。郑某起初不愿意出车，半夜载陌生人出城，怕不安全。男青年似乎看出他有想法，便笑道：“怕我们杀人劫车？你如果不放心，就先看看我的身份证。”郑某看过他的身份证，知道他叫许强，住龙州县水泥厂职工宿舍，凭经验判定不像有假，便答应了。回头又多了个心眼，写了张纸条，交给另外一位出租车司机，说今晚他出车去大新，万一回不来，就按纸条上写的去龙州县水泥厂找许强。当晚十一时他依约开车来到水泥厂大门口，许强和另外两个陌生人早已经在那里等候，上车后他们说要去大新县硕龙镇。郑某曾送客去过硕龙，知道那里有个名闻遐迩的德天瀑布。刚开出环城路，见路边停着辆出租车，车上载有两个男青年，好像是等许强三人的。许强跟他们打过招呼后，两车一前一后往硕龙开去。郑某清楚地记得前面一辆出租车的尾牌是“桂F9×××5”，知道司机姓李，也是吉通公司的，更放心了。半路上，许强三人换上没有肩章的武警制服，郑某觉得奇怪，便问：“你们是武警？”许强说是要去“执行任务”。凌晨一时四十分到达硕龙镇后，许强让郑某和李某停车原地等候，他们去“执行任务”，最多二十分钟就回来。可是眨眼间，十分钟不到，许强五人就慌慌张张地跑回来，其中一个穿武警制服的帽子掉了都顾不上捡，催郑、李二人快快开车。郑某赶在天亮前把许强三人送回龙州县水泥厂，得了二百元租车费，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他就不知道了。 专案组很快查明，许强，三十岁，龙州县水泥厂职工子弟。但跟许强同乘“桂F9×××8”号车的另外两人是否也是水泥厂职工子弟并不清楚，抓捕许强要秘密进行，绝不能打草惊蛇。 抓捕小组做了周密的布置。6月20日晚八时，许强一个人到龙州县城金龙大道一夜宵摊点喝啤酒，被跟踪而来的专案民警抓获。 黄胜春担任主审。赵奇戏言：“杀鸡焉用牛刀？” 许强料想公安还没有抓到什么确凿证据，一开始非常嚣张，说：“你们乱抓人，我要到南宁告你们。” 黄胜春目光如炬，一针见血地说：“许强，你有没有问题，我们心中有数，你自己也心中有数。别的先不说，单是冒充武警这一条，我就可以拘留你。你不是要证据吗？要不要我把那三套有领花没有肩章的武警制服给你看看？” 许强这一惊非同小可，嗫嚅着说：“你们这么快就找到了？” 黄胜春滴水不漏：“这是迟早的事。” 许强还抱有一丝幻想：“穿武警制服是闹着玩的，为了满足好奇心……” 黄胜春冷笑：“闹着玩？你聪明过头了。这事该怎么处理我不感兴趣，我想听的是，你们怎么冒充武警，以查暂住证为名绑架拐卖越南妇女的！” 许强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他终于交代：“6·5”和“6·18”两案，他都参与了。其中，“6·5”案事先到“陇腊”踩点的是一个叫“阿合”的男青年，武德乡人，姓名不详。策划和指挥的是严加建，武德乡农干村那连屯人。参与的还有严忠海，跟严加建同村。另外两人一个叫农天强，上龙乡武权村的；一个叫雷荣精，也是上龙乡的。被绑架的六名越南妹当晚送到大新县雷平镇怀义村一个姓农的村民家中，一次性“批发”，得款一万二千元。而“6·18”案参与者除了严加建、严忠海和许强三人外，还有一个叫“阿保”和一个叫“阿光”的。 “‘阿保’和‘阿光’叫什么名字，住哪里？” 许强摇了摇头，说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可能是武德乡的，看出两人跟严加建干这种事不是第一次。 “有没有一个姓‘苟’，叫‘苟队’的？”黄胜春语气平缓、温和，但犀利的目光令对方不寒而栗。 “狗腿？”许强答，“严加建的绰号就叫狗腿。你们连这个都知道了！” 黄胜春笑而不答。当初，他曾经怀疑朱氏妹说的“苟队”是“狗腿”之误。本地白话“腿”念阳平，“队”含上声，朱氏妹不熟，以为是“苟队”，误导专案组走了一段弯路。 ●重点搜稻草垛 从许强的交代可以看出，严加建是这个特大绑架、拐卖越南妇女犯罪团伙的核心人物。只有抓住他，才能弄清同案犯“阿合”、“阿保”和“阿光”的身份。为慎重起见，黄胜春专门把崇左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三名抓捕高手胡开志、刘卫民、许卫群调过来，跟赵奇一起研究制定抓捕方案。最后决定分三个步骤：通过秘密力量摸清抓捕对象的生活习惯及落脚点；边防武警提前控制封锁出境的各种通道；从刑侦、治安、禁毒、经侦等部门及边防大队抽调30名精干民警组成4个突击组和1个机动组，每组配两辆车，集结待命。黄胜春强调：“人、车都要挑最好的。” 赵奇笑道：“黄副你放心，我手下这些兄弟平时可能有些牢骚话，动真格保证没有一个含糊！” 6月22日凌晨四时，目标被锁定，赵奇一声令下，五路兵马齐头并进。 黄胜春和赵奇在临时调来的通讯指挥车里，用报话机随时与实施抓捕行动的四个小组联系。一个小时后，武德乡和上龙乡两个方向同时反馈：严忠海、农天强被顺利抓获，而抓严加建、雷荣精时扑空。 守候人员报告：严加建昨晚十时许在村里一地下赌场参赌，手气奇佳，小赚一笔后于凌晨两时四十分回家睡觉。至凌晨四时抓捕组开始行动，一直没有发现他出屋门。严加建是系列绑架、拐卖案的指挥组织者，万一让他脱逃，后续的查破将十分困难。赵奇用报话机对负责抓捕严加建的胡开志下令：情报可靠，案犯不会走远，要过细搜查。 胡开志此时十分清醒。冲进严加建的卧室时，床上没有人，但一台“鸿运”扇还在呼呼转动，说明他仓促逃匿，连风扇都来不及关。回想从柴房的狗叫到严家人磨磨蹭蹭开门，大约有两分钟，足够严加建出逃。然而后门已被封堵，他不可能从那里逃上山。胡开志发现窗口开启，外面是一片黑乎乎的香蕉园，心里有了底。他用报话机把两个小组都召了过来，围住香蕉园。 六时十分，天已微亮，观察已无大碍，突击队员进入香蕉园进行地毯式搜索。园里有大量稻草垛，是蕉农冬末春初给香蕉防冻用的，还没来得及清理。胡开志故意大声喊“重点搜稻草垛”。这一着“拨草寻蛇”果然奏效，上身赤裸，下身只穿一条裤衩的严加建终于沉不住气，又不甘心束手就擒，猛地揪开覆盖在身上的稻草，纵身跳入鱼塘。早有准备的两名突击队员同时跃入，在水里一番搏斗，很快把他制服。抬出水面时，发现严加建全身上下被蚊叮虫咬出了一片麻疹样的红斑。 当天下午，开手扶拖拉机贩运西瓜的雷荣精在龙州县城被抓获。 讯问持续六个小时后，桀骜不驯的严加建最后俯首认罪，承认除了“6·5”、“6·18”，还有“4·14”案都是他组织策划，黄飞合事先踩点并带路。“阿保”叫阮文保，“阿光”叫黎文光，都是越南高平省复合县人、“6·18”失手后已连夜出境。其中黎文光还参加了“4·14”在下冻镇板罡石场的绑架案。在“4·14”和“6·5”两案绑架的八名越南妹，都连夜送到大新县雷平镇怀义村邱州屯农付胜处，再由农付胜“批发”或“零售”。 6月22日晚，黄飞合、农付胜落入法网。在农付胜家中，并没有发现被拐卖的妇女。农付胜口口声声说自己干的是类似于婚介所和职介所的工作，广开就业门路，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并不犯法。 黄胜春动了雷霆之怒：“你知道这些异国姐妹是怎样转到你手的吗？你知道她们从你手里卖出去以后的悲惨遭遇吗？你们侵犯人权，以身试法，损害国家形象，死有余辜！” 农付胜面如土色，双膝下跪，连声道：“我认罪，我交代，请求政府宽大处理……” 农付胜供认，“4·14”案中的两女和“6·5”案中的六女，他按惯例不敢久留，都是在第二天电话通知黄友立。黄友立接电话后，就带人雇车当天赶来，把人拉走。黄友立是宁明县亭亮乡山荷村人，跟农付胜是长期合作伙伴，农负责收购，黄负责批发和零售。 抓捕小组挥师宁明，却扑了空。黄友立三天前外出，去向不明，在其家中也没有发现被拐妇女的踪迹，线索中断，专案组进退维谷。数日的追捕也令专案组人困马乏，耗资巨大，这对于经费不足的边境公安来说，是个巨大考验。 ●东进广东东莞 抓获黄友立，是解救被绑架拐卖妇女的关键所在。专案组对大量的情报信息进行综合分析，认为黄友立不会远遁，很可能就地潜伏。他所在的村屯宗族关系复杂，为追缉工作设置了层层障碍，要抓获黄友立决非易事。专案组决定双管齐下：一是对黄友立家进行全天候守候，弄清他的潜伏点，伺机抓捕；二是再审农付胜，另辟蹊径。 重新讯问农付胜，果然获得新的线索。农付胜供认，黄友立有一个同母异父兄弟，叫何忠清，黄友立每次到农付胜处接人都由何忠清开车接应。被拐女的去向，何忠清肯定知道。农付胜还抱着立功的念头主动交代说，5月5日晚，严加建、严忠海和农天强三人在龙州县城新潮茶座绑架一名越南妹送到这里，第二天是由何忠清来带走的。 专案组工作迅速从龙州转到了宁明。6月27日，广西区公安厅刑侦总队刘志强政委亲临宁明坐镇指挥。专案组经艰苦细致工作，终于获得了何忠清在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藏匿的准确消息。 指挥部决定由龙州县公安局长赵奇率领一个追捕小组，日夜兼程赶往东莞市。 抵达塘厦镇时已是晚上十一时。南方的7月，酷暑难当，经过一千多公里的长途跋涉，追捕小组已是人困马乏。但他们无心歇息，连夜与当地公安机关取得联系。东莞警方鼎力相助，通过高效的监控网络迅速查清：何忠清就在塘厦镇刚路的租房里，同住的还有两位宁明老乡。三人合伙利用租房，招徕嫖客，强迫妇女卖淫。 经过周密部署，追捕小组在东莞警方的全力配合下，于7月日凌晨突击行动，顺利抓获何忠清和另外两名同伙；当场抓获两名当地嫖客；解救了两名越南妇女，一人自称阮氏边，后来被证实是4月14日在龙州县下冻镇板罡石场被绑架的“宁烟”。遗憾的是，另一名被拐女尽管被反复教育动员，始终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来历。 兵贵神速，追捕小组就地对何忠清进行首次讯问。何忠清供述，6月6日他开一辆微型面包车跟同母异父兄弟黄友立到农付胜家带回六名越南妹，关在后院的柴房后，两人即外出联系买主。未料，六人乘看管松懈，当晚撬门，逃跑到山里。黄友立和何忠清乱了手脚，连夜组织亲友搜捕。这些异国女子因不熟悉环境半天也没逃出几里路，最后有五人被抓回，一人不知去向。经此变故，兄弟俩决定尽快把“货”抛出去。6月7日，由何忠清经手，把其中二人卖给本村的何海安和何建威，听说“二何”当天就把两女带到扶绥县城强迫卖淫。其他三女由其兄黄友立处理，不知道最后卖到哪里了。问起黄友立的下落，何忠清说，他得知农付胜被抓的消息后，便打算潜逃广东，劝黄友立跟他一起走。黄友立不愿去广东，说有办法跟警方周旋，安全不成问题。 黄友立狡兔三窟，一处落脚点在边境小镇爱店对面的越南谅山省平朗县，那里有他“生意”上的朋友，名叫“阿洪”。另一处在凭祥市北大路一出租房，黄友立每次去凭祥都在那里过夜。第三处，黄友立对人讳莫如深，连他这个同母异父弟弟都不透露，十分神秘。但据何忠清估计，这一“窟”应该不远，就在本村。 赵奇在东莞通过电话把行动结果和获得的信息当即报告给广西翘首以待的刘志强和黄胜春。 ●化装侦查 第二天一早，“东进纵队”还在返桂途中，由黄胜春率领的一个突击组，已经开始了“扶绥行动”。 扶绥县城离广西首府南宁七十公里。这里是瓜果之乡、鱼米之乡，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在崇左六县一市中首屈一指。黄胜春挑选的三人都是骁勇善战的悍将：刘鹏安，区公安厅刑侦总队二队队长；刘卫民和许卫群都是崇左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大案大队独当一面的主力侦查员。突击组一到，马上与奉命前来配合行动的扶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治安大队取得联系。 扶绥县公安局领导介绍了最新摸排情况：县城的餐馆、旅社不下一百家，各家都招了大批女服务员，其中就有为数不少的“三非”越南人。这些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境内的越南女性大多数能讲一口流利的当地话，有的普通话说得比当地人还标准，个头、肤色、体貌特征同中国南方女性相差无几，不经过细致审查甄别，很难辨认。经系列摸排，他们掌握了四个重点位置，其中“银泉山庄”最为可疑。 黄胜春当即决定：晚九时开始行动。先以小分队秘密侦查四个重点位置，控制局面以后，大部队跟进，在全城实行地毯式搜查。 华灯初上，扶绥县城大街小巷霓虹闪烁，各种灯箱广告异彩纷呈，星罗棋布的火锅城和啤酒摊的营业正进入高潮。为生计奔波劳碌一天的各色人等，或一二友好把酒临风，或三五成群猜拳行令，构成了一幅熙熙攘攘的南国夜市图。黄胜春和刘卫民一身高档暗格T恤，鼻梁上架一副墨镜，大大方方走进“银泉山庄”。 “银泉山庄”是一家鱼种场改建的。沿着十多亩的水塘四周，曲径回廊地搭了一圈侗族风格的竹楼。竹楼后面是一片一百多亩的果园，种着龙眼、芒果、香蕉等果树。几间精致的小屋散布在果园里，虽然是大热天，房门却关得严严实实，窗帘低低垂落，只有窗口透出橘黄色暧昧的灯光。 二人选一个竹楼包厢入坐，一个侍应生悄无声息地拿两根金属钓竿和鱼饵过来。刘卫民狡黠地说：“我们今晚不钓鱼，要‘钓’人，请你们老板过来。”侍应生知趣地走开。 不一会儿，一个穿小立领短袖衬衣的中年人过来，问：“两位有什么吩咐？” 刘卫民问：“你是这里的老板？” 中年人答：“老板有事回广州了，我是部门主管，有话尽管跟我说。”刘卫民压低嗓门，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这位部门主管沉下脸：“对不起，我们这里卖鱼不卖‘人’（淫）……” 话音刚落，一旁的黄胜春不耐烦地说：“跟他废什么话？走，我不相信有钱还找不到潇洒的地方！” 两人刚走下竹楼，部门主管从后面追上：“两位请留步！”黄、刘二人会意地相视一笑。 “不知两位想找什么成色的？”部门主管问。 刘卫民干脆：“要带‘洋’味的。” “‘洋’味？越南妹？”部门主管心知肚明地说，“请稍候。”便喊了一声“阿六”，刚才拿钓竿的侍应生应声而至。部门主管吩咐：“你叫阿安和阿威来一下。” 几分钟后，两个三十来岁，满脸横肉的壮汉赶过来问：“二位怎么打算？” 黄胜春说：“我们要把人带回宾馆。”个子稍高的说：“可以，但要付押金，把人送回再退押金。”黄胜春爽快地说：“没问题，我们的车就在外面，你们赶快把人带来。” 原来这两名壮汉，正是这次行动重点抓捕对象何海安和何建威。 黄、刘二人出了山庄大门，“二何”带两名年轻女子过来，黄胜春用手机发信号，接应的刘鹏安和许卫群瞬即开着“三菱”越野车赶到。黄胜春冷冷地说：“上车吧，到宾馆付钱。”“二何”正要上车，突然发现车牌是“桂O”，顿知中计，撒腿就跑。 两名越南妇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要跟着跑，许卫群用边境土话喊：“我们是警察，是来救你们的！不要乱跑！”她们才停了下来。 “二何”没有跑进山庄，而是沿公路往南跑，二百多米处就是黑乎乎的一片松林。一口气跑出几十米，眼看无法摆脱追兵，“二何”突然停下，各自掏出一把匕首，叫嚣：“不怕死的就上来，老子跟你们拼个鱼死网破！” 黄胜春不慌不忙地说：“告诉你们，我可是有名的‘快枪手’，看是你们的刀快还是我的枪快。”“二何”愣了一下，黄胜春一声猛喝：“把刀放下！” “二何”还没有作出反应，“二刘”已闪电般扑过去，一套漂亮利落的擒拿动作把他们摔倒按住，铐上手铐。 把“二何”押上车，许卫群正好把两名越南妹讯问清楚。她们一个叫范氏丽，一个叫农氏基，正是“6·5”案中的受害人。 ●不能回避的现实 当晚十时整，由一百四十多名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组成的大部队，对扶绥全城有疑点的旅馆、酒楼实施统一清理行动，共解救被拐卖越南妇女六名。三人被证实系“4·14”和“6·5”案受害人阮氏边、范氏丽、农氏基，三名受害人感激不尽，情绪稳定，表示愿意配合中国公安，提供证据材料。 其余三人查无出处，她们自己也不愿意透露真实身份，对她们的处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通过口岸的双边会晤交涉，对方明确表态，因身份不明，拒绝接收她们入境。公安机关别无良策，只能花钱雇人租房，把她们养起来，而且要看护好，免得她们再次流落社会，二次被拐。 笔者就这个问题咨询了崇左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和武警边防支队，他们坦言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一直无法解决。 这几年，在边境地区被拐卖的越南妇女，基本上都是“三非”人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边境地区的“三非”现象极其严重，部分“三非”人员，尤其是女性，已与中国公民非法通婚并生儿育女，对这部分人如何处理，国家还没有明确规定。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为数不少的“三非”人员参与拐卖妇女儿童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按惯例通过外交途径向其所在国领事馆提出书面照会，要求核查其身份，绝大多数没有答复，这些人最后只能按无国籍人员处理。服刑期满解教或释放后，他们无家可归，为了生计，他们有的会再次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三非”人员不仅在边境地区停留，有不少还流散到我国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及山西、河南、四川等内陆省份。这部分人的出现，对国境地区的社会治安及国家安全均带来了潜在的威胁。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西公安机关几乎每年都开展清理“三非”人员的专项行动，每年都有大批“三非”人员从口岸遣返出境。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三非”现象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边境线长，无天然屏障，水陆通道多，边境治安管理难度大。广西西南与越南的合江、高平、广宁、谅山四省接壤，有一千多公里的陆地边界，仅崇左市与越南就有五百三十多公里的陆路边界。边界上密林小道似蜘蛛网般复杂纵横，边民自由往来，防不胜防，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二是边民法制观念及国家安全观念淡薄，发现“三非”人员不报告、不干预，漠然处之，有的甚至通风报信，给清查行动设置障碍。三是打击处置难度大，成本高，效果不明显。不少被拐卖妇女经数度转手，公安机关往往是救一人，打一串，辗转数省，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在遣返问题上也是困难重重，许多“三非”人员出于各种原因都不愿回原籍，往往是负责组织遣返的民警还没有回到单位，被遣返对象已先一步返回发现地。 要彻底切除这一社会毒瘤，需要社会各界的齐抓共管和综合治理，更需要两国政府统一认识，共同努力。 ●无悔追踪 7月6日，自治区公安厅刑侦总队政委刘志强亲自组织指挥，“6·5”案重要案犯黄友立被抓获。 指挥部集中了最优秀的讯问人员，制定周密的方案，对黄友立的讯问持续了两昼夜。倒不是黄友立抵赖，坚不吐实，而是他转手的过程太复杂，有些经他手的人他根本讲不出姓名。胡开志和黄文成（龙州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两名主审人员经过反复询问、鉴别、澄清，几至精疲力竭，才逐渐理出一个头绪。 6月6日，黄友立和同母异父兄弟何忠清把六名被拐女带回家中，当晚即发生“集体越狱”事件，仅追回五人，“亏损”1人。担心夜长梦多，6月8日，何忠清将范氏丽、潘氏基两女卖给何海安和何建威。其余三人则由黄友立经手，卖给一个叫“阿兵”的宁明人。几天后，得知6月6日晚“脱逃”的谭氏锐投靠邻村一农妇家，黄友立带着黄伟和蒙海宝两名打手找上门去，强行索回。第二天，由蒙海宝出面联系，又将谭氏锐卖给了宁明县城中镇农械厂职工吴某。黄友立还供认，今年4月和5月，他曾两次从农付胜处领回两名越南女，转手卖给宾阳县黎塘镇的邱文平和温少飞。 两天后，黄胜春带扶绥的原班人马赶赴黎塘，在黎塘公安分局的大力协助下，一举捣毁两个卖淫窝点，抓获邱文平、温少飞、冯刚、梁志飞四名拐卖、强迫妇女卖淫的犯罪嫌疑人，解救被拐越南妇女六名。经询问确认，被解救的六名越南女中，贝氏水是5月5日晚在龙州县城“新潮茶座”被绑架拐卖的，黎氏帅（即“宁番”）是4月14日在龙州县下冻镇板罡石场被绑架拐卖的。其余四人经反复询问，只肯说出姓名分别为赵芳桃、冯氏鸾、许氏兰和阮氏秋香。至于什么时候入境，又如何被邱文平等人拐到黎塘，却一问三不知。 至此，“4·14”、“5·5”两案被绑架拐卖的3名越南女全部获救，而“6·5”案中被拐六女尚有四人不知下落。 为缉捕“阿兵”、“阿南”，8月6日，崇左警方在全市六县一区进行集中大清理统一行动，希望通过清理行动发现其他被拐女的下落。一千八百多人（次）的公安民警、武警官兵和三百多台（次）的车辆投入这次行动。至8月7日清早，全市共清理出为数不少的“三非”越南人，遗憾的是没有一人与“6·5”案有关。 8月9日，经请示上级公安机关批准，广西龙州县公安局邀请越南高平省复合县公安局代表团在水口口岸进行会晤。会晤后，中国警方当场将“4·14”、“5·5”和“6·5”三案获救的五名越南妇女从水口口岸遣送移交给越南警方。越南警方代表团团长、复合县公安局副局长阮庭勇热情致谢，对中国警方的不懈努力和道义行为表示赞赏。中国警方代表团团长、龙州县公安局副局长农国新表示，中国警方必将继续努力，争取全部解救在中国境内被拐的越南妇女，让她们早日与亲人团聚，以增进两国的警务合作，发展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8月11日，崇左市公安局向下辖的七个县（市、区）公安局发出紧急协查通报，并将“6·5”案件中未获救的四名越南妇女的照片及基本情况印发全市一百多个派出所（含边防派出所），要求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十天内对本辖区内流动人口进行一次全面清理，争取从中发现四名被拐越南妇女。 十天倏然而逝，四名越南女却杳无音讯。侦查和解救工作在艰难和困苦中继续。 “阿兵”没有抓获，但通过深入调查，弄清了他的真实姓名叫黎兵，三十岁，宁明县城中镇福仁街人，常年往来于中越边境，专干贩卖人口和毒品的罪恶勾当，目前下落不明，有消息说已去了越南南方的胡志明市或柬埔寨的金边。侦查中发现，黎兵与一个叫“阿兰”的“三非”越南妇女关系密切，黎兵在中国境内的违法犯罪活动，大多与“阿兰”有关。进一步深入调查，得知“阿兰”真名叫黄月兰，三十二岁，与黎兵同乡，十年前非法入境，后与邕宁县良庆镇一农民结婚，已取得中国户籍，现在凭祥市经营一家发廊。 凭祥市公安局传唤了黄月兰。黄供认，黎兵从黄友立处“批发”到三名越南女后，曾打电话给她，叫她联系买主。她当即联系了同为“三非”人员的陈美蝉和李氏花，一起到黎兵的住处“看货”。“看货”中意后，陈美蝉带走了两人。 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陈美蝉。根据近年侦查此类案件的经验，被拐女在获救前大都被多次转手。往往是费九牛二虎之力找到甲地，目标又被转手到乙地甚至丙地，警方疲于奔命，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陈美蝉已是第四手，难保没有五手甚至六手出现。 果然，抓获陈美蝉后，她开始百般抵赖，说自己做的是合法生意，从来不干违法的事。待摆出确凿证据后，她才无可奈何地供认，这两女又被她加价出售，转手卖给了一个叫黎氏霞的同胞。 黎氏霞是个“中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标准的粤语，“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当今社会上极时髦的流行语说起来一套一套的。被拘后，她态度还算端正，主动供认两名被拐女一名卖给一个在中国深圳定居的越南妇女“阿玉”，一名卖给了一个叫“阿强”的宁明人。她还补充说，“阿玉”在深圳市宝安区开发廊；“阿强”脸部右侧腮帮上有一颗黑色痦子，上面长了几根黑毛，人称“一撮毛”，看样子不是一般农民，而是有身份的国家干部。 根据黎氏霞的供词，宁明县公安局通过各个部门，利用各种关系进行反复排查，最后确定“阿强”真名陈家强，男，三十九岁，曾是宁明县某派出所民警，1992年因嫖娼被清理出公安队伍，现为宁明县驮龙乡政府司法助理。身为国家司法人员，陈家强知法犯法，是名副其实的败类。 陈家强被依法拘留后供认：从黎氏霞手中买到被拐女农氏兆以后，他又转手卖给到宁明做生意的广东四会市人黄文飞。 8月26日，农历七月十四“中元节”。崇左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苏洪、行动技术支队政委马荣枝和许卫群、黄文成两名经验丰富的侦察员，动身赶往广东四会市。 两广警方历来有协作办案的传统。四会市警方通过人口信息系统的电脑检索，排出十四名同名同姓的“黄文飞”。经过筛选甄别，确定东城派出所辖区内的黄文飞为重点嫌疑人。东城派出所民警通过外围调查，证实黄文飞最近从广西带回一名身份不明的年轻女子，但几天后转投他处，最有可能是去佛山市。因为黄文飞有个胞弟在佛山市张槎镇医院当医生。 小分队马不停蹄转赴佛山市。8月27日晚十时，在佛山警方的协助下，小分队在张槎镇一发廊内抓获黄文飞，并当场解救被强迫卖淫的越南女农氏兆。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四名铁骨铮铮的刑警抑制不住内心激动，当场洒下一掬男儿泪。他们想说：姑娘，你大概还不知道，为了找到你，一千多名边陲警察风里来、雨里去，整整找了八十三天啊！ 听说深圳宝安分局查处了辖区内一家色情发廊，扣留了发廊老板“阿玉”，解救的几名卖淫女中一人自称黄氏沙，越南高平省人，今年6月在广西龙州县被坏人绑架卖到此。小分队连夜赶往宝安分局。“阿玉”现押于看守所，黄氏沙已按规定移交武警广西边防总队，由边防总队和出入境部门通过东兴口岸向越南广宁省警方遣送移交。小分队当即出示照片，终于确认此黄氏沙正是“6·5”案件被害人黄氏沙无误。后又与越南高平省复合县公安局联系，证实黄氏沙已安全回到家乡。 10月13日，久未露面的何玉南在凭祥市浦寨边贸点出现，当即落入中国警方早就布下的法网中。她就是“阿南”，越南谅山市人，与陈美蝉、黎氏霞等“三非”人员一样，长期来往于中越边境地区做生意。 何玉南招供，谭氏锐被她转手卖给了宁明县城中镇一个姓刘的人，此人五十六七岁年纪，个子瘦高，头发已经花白。 专案组很快查清此人为城中镇居民刘经艺，曾被警方列为侦查对象。但均未发现可疑迹象，莫非刘老汉又把人转卖外地？ 10月13日，专案组果断拘留刘经艺。 不料刘经艺世故油滑，问紧了就发羊角风，倒地抽搐，弄得公安局的法医一直不敢离开讯问室。讯问了一天一夜，刘经艺死不开口。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采取迂回包抄战术，做刘经艺亲属的工作。经反复地晓以大义，陈说利害，10月15日下午，刘经艺的儿子把藏在一秘密地点的谭氏锐送到宁明县公安局城中派出所。 至2004年11月底，此次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四十二名，解救被绑架、拐卖越南妇女三十八名，破获绑架拐卖案十二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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