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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春风微拂《【转载】中医各家学说 - 经络秘密的日志 - 网易博客》 上篇 中医学术流派 中医各家学说是以研究中医学术发展过程中的中医学术流派、历代著名医家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以及中医各种学说的一门学科。中医学历史悠久，医家辈出。随着中医学的历史发展，历代医家通过理论研究、临床经验积累与总结，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与探索，或在理论上进行发挥，或在临床上总结经验，形成了各自的学术思想，加上历代医家之间学术上的继承性，致使不同的学说不断涌现，丰富的临床经验不断被总结，使中医学这一伟大宝库丰富多彩，表明中医理论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临床水平的不断提高。 学习中医各家学说，主要要掌握历代著名医家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但应认识到，中医学术发展过程中有很强的继承性，师承授受是古代学习中医的主要手段，因此，对中医学术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医学流派熟悉与掌握，对深入地认识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是十分重要和不可缺少的。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认识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对其进行正确，客观、全面的评价，以便综合各医家学术之长，正确地进行取舍与应用，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从而达到继承发扬中医学的目的。 第一章 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 中医学悠久的发展历史，产生了众多的著名医家。每位医家在继承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和临床经验的同时，往往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有所创新、有所发现，又形成了个人的独到见解、独到观点、独到经验，形成了百家齐鸣的局面。中医学术的发展，师承授受或者学习每家的著作往往是培养中医的主要方式，也是中医不断延续与发展的主要途径。一些医家研究共同的领域，或宗共同的学术见解与观点，再加上他们之间的师承授受关系，学术上的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学术流派。学派是学术发展中表现的一种形式。因此，研究学术的发展，研究学派的形成、沿革与发展变化，是一种重要方法。 第一节 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 理论的奠立是一个学科形成的重要条件，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表明这一学科领域的形成，只有学科形成，才可能产生学术上的不同流派。因此，研究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对研究中医学术流派就有着重要意义。 任何一门科学理论的确立，无不经过反复的科学实践，再从反复认识中得出正确的理论。中医学理论的形成也不例外，也是在历代医学家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医疗实践活动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上升为理论知识而形成的。 中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据目前掌握的史料分析，理论体系的形成应在战国以后，至秦汉之际。虽然[礼记，曲礼》中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说法，对“三世医学”的解释，唐代孔颖达曾云：三世者，一日《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日《素女脉诀》。黄帝、神农、素女均属传说中人物，以三人之名命针灸、本草与脉诀，表明中医理论早有端倪，但一无文字以佐证，二无文物以说明，还不能说在远古时代已经奠立了中医理沦的基础。民国时期谢观在其《中国医学源流论?医学变迁》一文中，对“三世医学”从学派角度加以认识，他认为“此盖中国医学最古之派别也”。并认为此三个派别“其书之传于后世者，若《灵枢经》则黄帝针灸一派也；若《本经}则神农本草一派也；若《难经》则素女脉诀一派也。其笔之于书，盖亦在周秦之际，皆专门学者所为也。针灸之有黄帝，本草之有神农，脉诀之有素女，犹之仲尼祖述之尧舜，宪章之文武也。其笔之于书之人，则祖述宪章乏仲尼也。其传承派别，可以推见者，华元化为黄帝针灸一派，张仲景为神农本草一派，秦越人为素女脉诀一派”。谢氏的解释认为，由三世医学中，黄帝针灸至《灵枢经》再至华佗，为一派相承；神农本草到{本经》到张仲景。为一派相承；由素女脉诀到《难经》、秦越人为一派相承。此说只是个人的看法，不足以为定论。孔氏三世医学之说只是表明中医学渊源久远，其理论体系之建立经过漫长的过程，这是不容置疑的。 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约在战国以后，近年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汉代古墓出土文物，其中不少属于理论上的文字记载，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上的帛书中，计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候》,《阴阳十一脉灸经》,《导引图》等11 种，另有简书；《十问》《合阴阳》等4种；江凌张家山西汉墓出土的医书行简有《脉书》和《引书》，此外，还出七了不少治疗疾病的方书。这些内容据考多在战国至秦汉之际，表明战国时期医学理沦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而流传至今被众所公认的理论著作，当属《黄帝内经》。在《汉书?艺文志》中曾记载与《黄帝内经》并存的医经典籍有《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白氏旁篇》六部，但这些书均已遗佚无存。因此，《黄帝内经》这部从战国至西汉而完成的著作成为中医理沦的经典代表著作，至今仍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渊薮。在这部著作中论述了从生理到病理，从诊断到治疗、预防的内容，包括人体的脏腑、经络，产生疾病的病因、病机，以及诊法、治则、辨证、针灸、摄生等方面，形成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尤其难得可贵的是，《黄帝内经》建立的中医理论框架，借助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很多范畴，例如精、气、阴阳、五行等以阐明中医理论，使古代的唯物观和辩证法思想贯穿于其中，为中医理论体系奠立了科学的内涵基础。也正因为其具有科学内涵，因此中医理论体系形成之后，虽经历代的发展，但至今其基本理论仍被临床所应用，仍具有指导临床的现实意义。也正因为其具有科学内涵，才能随着实践的验证与理论的研究，不断得以发展、充实和完善，撰写出浩如烟海的中医著作，涌现出数以千计的著名医 家，产生了不同的学说与医学流派，可以说中医理沦体系建立的科学性是中医学术蓬勃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产生丰富多彩的中医各家学说的前提。 《黄帝内经》一书，包括《素问》与《灵枢》各81篇。该书继承了先秦诸子的哲学观，首先承认世界是物质的。《素问?四气调神论》云：“天地俱生，万物以荣”；“万物不失，生命不竭”；“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素问?保命全形论》也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这些文字，提出了“物”的范畴，它是古代哲学的重要内容。《内经》一书强调物为宇宙之本体，人物之一，属于物的范畴之内，这样就把研究人体的生命科学建立在物质性的基础上，把中医学理论建立在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的 重要内容。在《内经》一书中，又借用古代哲学范畴“气”与“精气”作为物质的最基本单位，来说明人体、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认为人是天地之气所化生的，即气是构成人体的最基本物质。《素问?天元纪大沦》又云：“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交感，而化生万物矣。”指明气是构成万物的本源，地之形乃天气之所化，由于形气之间的互相作用与变化，才化生出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同样强调气是构成万物的最基本物质，把自然界看成是气与形两种存在的形式，把自然界当成连续的气与不连续形的统一。这些观点，与当时的古代哲学家认识是一致的。《庄子?知北游》．认为：“通天下一气耳”。《管子》认为：“气者，身之充也”。也认为自然界与人体是气所构成的。精气说来源于管子，《管子?内业篇》提出：“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提出了精气是宇宙万物的物质基础，也是人体生命的基础。《内经》同样具有这种观点，《灵柩?经脉》中说：“人始生，先成精，精成后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生而毛发长。”《素问?五脏别论》说：“所谓五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素问?气通天论》将人的死亡归纳为“阴阳离决，精气乃绝”。更在《素问》一书中，有《移精变气》一篇，证明中医理论的奠立与古代哲学的朴素唯物论观点是一致的，运用气生万物、精气生万物的观点，形成了人体的气化说、精气说，藉以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并用于诊断与治疗，使中医理论有着科学的内涵。 另一方面，中医学又藉阴阳五行学说以说明人体与自然界事物间的复杂变化的相互关系，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阴阳学说的对立统一观与五行学说的生克乘侮规律，来说明人体、人与自然的运动变化规律，形成了中医学的辨证观与整体观。使中医理论从建立起就有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内经》一书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首先提出阴阳的对立统一是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总规律，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并且认为这一规律是广泛存在的，所以《素问?阴阳离合论》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 其要一也。”并以阴阳的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等对立统一关系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用于诊断、治疗，阐发自然界的运动变化，以论述中医理论。 同时，《内经》又运用五行学说来说明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说明人体与自然界复杂关系的变化规律。五行学说出自《尚书?洪范》，提出“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最初是强调万物由此五种基本物质所构成，随着五行学说的发展，形成了五行生克乘侮的理论，使五行学说衍变成为认识自然与社会的思维模式。五行学说被引用到中医学中，主要是运用五行学说的生克乘侮变化以说明与医学有关的人体、自然界复杂关系的变化规律，以说明多事物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如此，《内经》还根据五行的各自特性，运用五行分类的方法把人体的生理组织与自然界的事物与现象分为五类，分别归属于五行之中，使自然界与人体的相关内容相互对应，以阐发自然界对人体的影响、人体相关组织器官的联系；并藉五行生克乘侮理论，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用于指导诊断与治疗。这样，五行学说由原始的简单五种物质功用的概念转为朴素的系统沦的思维方法，具有辩证法的观点。五行学说运用于中医学，使中医学具有整体观念的思维模式，具有科学的内涵，所形成的理论体系才得以指导实践，为后世所发展。 总之，《内经》一书所奠定的中医理论体系，借助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有关范畴，使中医理论的形成从开始就具有了古代的唯物观与辩证思想，能够反映人与自然、人体自身酌客观实际，因此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应当指出，这一理论体系初步建立时，人们的医疗实践总结还不够，对人体、自然界、疾病的发生发展等还欠深入和全面，因此又有其不尽完善之处，这就为后世医家在学术发展上既提供了较科学的理论基础，又具备了可能性。尔后，经过历代医家的不懈努力，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和竟相发挥的各家学说，丰富了临床经验，推动了中医学术的发展。 第二节 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划分 研究学术流派是研究学术发展的重要方法。但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划分，是后人对前人的研究结果，并非已有固定的学派，由后人来评价。例如，张仲景撰写《伤寒论》一书，既不可能知道被后人奉为经典，更不可能预测以后有数以千计的医家学习和研究他的著作，形成一大学术流派。因此，对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划分就受到研究者认识观点的影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有关学术流派的争鸣，多年来一直在进行，在学派的形成历史年代与学术流派的如何划分这两个问题上，见解不一，迄今尚没有统一的结论。 一、医学流派形成的年代 对于医学流派的形成年代。最早提出者莫过于清代纪晓岚，其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提出：“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认为医学不同的学术见解应从金元时代开始，才成为门户之见，虽没有“流派”二字，但后世研究者把门户之见作为流派门户来理解。《中医各家学说》二版全国统编教材在总论中所提及的河间、易水、伤寒、温病四大学派，即是受这一学术观点的影响而提出的。历史上较早进行医学流派研究者，当推民国时期谢观先生，他曾著《中国医学源流论》一书，书中明确提出了刘河间学派、李东垣学派、张景岳学派、薛立斋学派、赵献可学派、李士材学派、伤寒学学派等，亦与纪晓岚之论 点的影响有关。 我国近代著名医学理论家任应秋先生在1984年出版的《中医各家学说》四版全国统编教材中，提出：根据历史发展的史实，突出地叙述了远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洪流中，医学流派的产生便已逐渐兴起，；打破了纪氏“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说，对医学流派产生时代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其理由有五： 其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宗族制度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受到家族制度生产关系的冲击，封建制度代替了奴隶制，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必然推动了科学的进步。 其二、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学术上的各种流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局面，正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所说：“郑国子产首创法家，齐国孙武创兵家，鲁国孔丘创儒家，重要的学派除了道家，东周后半期都创始了”。汉代初期司马谈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学派进行了划分，分为阴阳、儒、道、墨、名、法六个学派。《汉书?艺文志》又把先秦之学分为儒、道、法、阴阳、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除了小说家之外的九家，可谓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其三、这一历史时期，科学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诸如天文历算学、地理学、农学、军事学、制器技术、艺术等，都有了一定的进步。在医学领域，既出现了像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和、扁鹊等著名的医学家，而且《黄帝内经》；这样的医学理论已经问世，标志着中医学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又是以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为指导，有其科学合理的内涵，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鉴于其不尽完善之处，又为学术发展提供了可能，为后世众多的学术流派形成创造了条件。 其四、在汉代以前，根据史料记载，医学的师承授受关系业已存在。在《史记?扁鹊仓公传》中记载有：“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又云：“扁鹊又使弟子子阳厉针砭石……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表明扁鹊学医于长桑君，其弟子有子阳、子豹等人。该传中还记载： “太仓公者，……姓淳于氏，名意，……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说明淳于意学医于公乘阳庆。此外，该篇还记载淳于意的学生有宋邑、高期、王信、杜信、唐安等人。由于这一历史时期师承关系已经形成和存在，就为医学流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其五、在这一历史时期，医学领域出现了学术争鸣。例如对“命门”的认识，《内经》与《难经》则不同。《难经?三十六难》云：“脏各有一耳，独肾有两者何也?然，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提出了命门为右肾的观点。《内经》一书的认识则不然，《灵枢，根结》篇：“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灵枢?卫气篇》亦提出“命门者，目也：，的认识。《素问?阴阳离合论》也云：“太阳根起于至阴，结于命门，命曰阴中之阳。”太阳经之循行，起于至阴，，终于睛明，三家之说均指目而言，有以组织器官称者，有以穴位称者，但均与《难经》大相迳庭。关于“三焦”的认识．《难经?二十五难》明确指出三焦为无形之脏，其云：“心主与三焦为表里．俱有名而无形：”而{灵枢?本输》篇则云：“三焦者，中渎之官，水道出焉。”《灵柩?本藏》篇云：“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缓；皮急而无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结也。”提出膀胱有厚薄缓急直结之不同，而且在此文后又说“厚薄美恶皆有形”，表明《内经》认为三焦为有形之腑。与《难经》观点不一。 鉴于以上五个方面的理由，尤其是既有学术争鸣，更有师承授受，形成医学流派具备了基本的条件。而且在《汉书?艺文志》中又记载有医经家、经方家之不同，前者在研究中医理论，后者侧重临床方药，各研究不同领域。任应秋先生认为这是医学流派形成的明确文字记载。 对于任应秋先生的观点，亦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一种学术见解能否在学术上形成系统，成系统者可称之为流派，不成系统者只能称为一家之说。河间、易水、伤寒、温病四大派的存在没有争议，但古医经、古经方是源不是流，而东汉以后研究《内经》或《难经》诸家，不仅没有就某一新的见解发展成为系统，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各不相同，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只不过都是以阐发经旨作为统一命题而已，医经学派不能成立。经方诸家，尽管从六朝至北宋之间，历代对方剂学十分重视，金元以后又有不少医家对经方很重视研究，但二者无共同之处，前者是收集整理经验方，后者是研究仲景之方，只能算方剂学的两个小学派，因 此提出，战国及以前的医学流派是源不是流，不同意学派产生于战国时期。 《中医各家学说》五版全国教材又提出了学术流派产生于汉代以前，?既不同意纪晓岚的“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说，又不肯定任应秋先生医学流派源于战囱之论点。在教材中提出：“这一时期，有不同的师承授受关系，又有不同的学术理论见解，出现学术上的争鸣，说明早在汉代以前，就有了产生医学流派的条件”，但肯定学派形成于战国时期，缺乏充足的史料，而伤寒学派是众所公认的。《中医各家学说}五版教材首先介绍伤寒学派，该学派的宗师张仲景为汉代医家，由于其《伤寒杂病沦》的成书，才为后世研究提供了有关内容，学派因之而产生，因此，教材中提出，学派之产生，最迟不应晚于汉代。 以上可以看出，对医学流派的产生时代，大致有三说，一为战国以前，二为汉代以前，三为金元时期，形成了学术上的争鸣。 二、学派的划分 关于学派的具体划分，历来学者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民国时期谢观先生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一书中，将其分为七个学派。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出“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倡金元四大家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朱丹溪各成一派。早在明代，王纶于《明医杂著?医论》中倡四子大全之说，提出“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将张仲景、李东垣、刘河间、朱丹溪作为不同学术观点的代表人物，对后世学派的划分有着一定的影响。《中医各家学说》二版全国统编教材提出了河间、易水、伤寒、温病四大学派； 《中医各家学说}四版全国教材提出了医经、经方、河间、易水、伤寒、温热、 汇通七个医学流派，《中医各家学说》五版全国统编教材又将七大医学流派改为伤寒；、河间、易水、攻邪、丹溪、温补、温病七个医学流派，众说不一。为什么对学派划分出现不同见解?这与研究者分析问题的角度不一有密切关系，为此，我们应当正确看待。 学派的划分原则或标准，不外乎两个方面：一者是在学术上的共性，或共同研究一个领域、课题，或在学术上有共同的见解；二者是有一定的学术联系或继承性，或属师承授受，或为私淑。所谓私淑，指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但后人尊崇、学习前辈的学术观点。有此二者之一，划为一个学派就不可非议。但具体到不同的医家，由于研究者分析问题的角度不一，可以有不同看法，以朱丹溪为例，其师承于刘河间的门人罗知悌，而且其学术上受到刘河间火热论学术思想的影响，故将其归属于河间学派是有根据的：但是，朱氏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倡导滋阴泻火的治疗法则，于杂病又提出以气、血、痰、郁辨治杂病的观点，其门人甚多，成为金元时期滋阴学说的代表和杂病治疗大家，将其划为一个学派的宗师，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再如，李东垣学医于张元素，受张氏脏腑病机学说的影响，注重脾胃内伤病的研究，创立了脾胃内伤论，张元素是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将李东垣归属易水学派是无可非议的。但李氏脾胃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其门人与私淑者亦甚多，后人称其为“补土派”的代表，将其另立一个学派也未尝不可。鉴于学派的划分是后人研究前人学术发展沿革的一种方法，因此，研究者认识分析问题的角度不一，会产生不同见解，是不足为奇的。也正是由于各个研究者分析问题角度不一，更有利于我们对中医学术发展和医家学术思想的深入，可以避免片面之弊病。此外，对于学派的划分，亦有以地域为界者，如江南新安地区，历代名医辈出，被后人称为新安医学派。有以南北地域区分医家，分为南方派、北方派者，也是一种划分方法。还有以临床处方善用仲景方者称为经方派，凡不善于或不拘泥用仲景方者，统称时方派，则又是一种流派划分的方法。对此，笔者认为：对于学派的具体划分和医家在学派中的归属，不必强求统一，只要研究者有划分学派的具体原则，具体划分时有其理由，立论有据，便不必过多论其是非。 第三节 研究学术流派的意义 中医学术发展历史悠久，名医辈出。每一位著名医家的成功都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前人的宝贵经验，更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前进，形成了个人的独到见解和学说，因而形成了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我们要研究中医学术的发展，深入研究每一位医家的理论见树与临床经验；脱离了其学术上继承性的了解，往往难以深入。因此，研究学术流派就有着十分积极和重要的意义。其主要意义有二：其一，通过学派的研究，可以理清中医学术发展的思想脉络，总结学术成就取得的历史经验，为我们今后中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其二，通过学派的研究，可以更深入研究每一位具体 医家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分清其中哪些是对前人的继承，哪些是继承中的发展，哪些是个人的创新见解与经验，以便更好地为今日中医学术发展发挥作用。 例如，张仲景之《伤寒论》问世至今，注释研究者不下千余家，有从文字注释者，有从医学理论研究者，有对其方药进行研究者，还有从临床应用研究者：他们采取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也各不相同，有从《内经》《难经》-等经典理论角度分析者，有从病机角度分析者，有注重研究其辨证方法者，有对其遣药组方、治则治法研究者，还有从版本、条文编排、文字错筒进行研究者，不一而足。若从伤寒学派的发展角度去研究，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就会发现，金元以前众多医家研究《伤寒沦》．多从研究伤寒病入手．偏重于如何提高疗效，把仲景《伤寒论》仅作为二部研究伤寒病的代表著作，认为其成就突出而已；因此，对其条文 字义，内容编排、方药理论研究诸方面均不侧重，故尔，或补充临床方药，或重新汇总编排，或抒己见，并未把《伤寒沦》作为经典：而金元以后研究《伤寒论》诸家．将《伤寒论》奉为经典，因而在条文次序上产生了错简与非错简之争(所谓错简，是古代写书以竹简代纸，错简是指文字次序有错讹之处)。对仲景之方．则多从理论与应用角度进行研究，但很少有对仲景之方加以补充与修定者；进而又有对伤寒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研究者，有对六经分经研究者，有对六经实质探讨者，使对《伤寒沦》这部原著的研究不断深入，这些都是受《伤寒论》学术地位提高，被奉为中医经典著作的影响。通过这一学派的研究，对我们今后如何进一步研究《伤寒沦》，会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从中得到启迪。 又如，探讨朱丹溪的学术思想，若仅从其代表著作中研究，虽可以看出朱氏于杂病的证治中以气、血、痰、郁进行辨证，亦可发现其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及相火论的认识观点。但欲进一步理解其学说，若不从学派师承角度去分析研究，则难以深化。朱丹溪从师于罗知悌，罗知悌又是刘河间的再传弟子，其将刘河间、李东垣、张子和诸家之书传给朱丹溪学习。朱丹溪虽另成一派，但其学术渊源于刘河问、李东垣诸家，可以说朱氏之说是河间学派发展的一个分支，又是易水学派之绪余。其宗刘河间之学，刘氏探讨外感火热病机，反对外感热病滥用温燥之品，朱氏则提出内伤亦易生火热，大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提出相火易动，内热易生，阴精易伤，力主滋阴降火，也强调火热病机的重要性。从二者之间学术上的师承角度去理解朱丹溪之学，则更易深入。但朱氏论相火又提出“相火为人身动气”、“相火妄动为贼邪”，此说又与李东垣“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的观点相一致，均从内生火热角度阐发内伤杂病病机，只是东垣侧重于气火失调病机的阐发，而朱氏则强调火伤阴精病机而已。东垣之学对丹溪学说的形成亦很有影响。此外，朱丹溪提倡杂病治郁之法， 强调气、血、痰、火、湿、食六郁致病，治疗时强调当从中焦人手，认为郁证以“阳明为多见”；而李东垣则认为脾胃为人身气机升降之枢，脾胃内伤，百病由生。联系二者，可以看 出朱氏治郁从中焦人手与东垣脾胃升降学说关系密切，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可以认为，注重学派研究、注重师承关系与学术上的继承性，对深入探讨医家的学术思想，充实发展中医学术，是十分重要的。 但应认识到，学派的研究并不是研究中医历代各家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的最佳方法，亦有其不足之处。仅从学派分析医家的成就，往往有以偏盖全之弊。如叶天士、王盂英均是温病学派的中坚，若仅从温病学派角度研究二家的学术成就，则往往忽略二人在杂病治疗方面的理论与经验。又如，喻昌是伤寒学派代表医家之一，其三纲学说颇有影响，但仅从伤寒学派研究其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遗漏其对大气、秋燥及杂病方面的研究成就，亦不能全面反映其学术思想。因此，学派的研究对中医学术思想的沿革、发展，对医家学术思想的研究，均有积极重要意义，但不是唯一最佳方法，应当正确认识，恰当对待。 [复习思考题1 真．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对中医学术发展的意义。 2．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时代，有何争吗?你如何看待? 3．学术流派划分的意义。 第二章 主要中医学术流派 第一节 伤寒学派 在中医学术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都有过许多著名医家致力于《伤寒论》的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在中医各家学说领域里，将历史上不同时期研治伤寒而卓有成就的医家统称为伤寒学派。该派始于晋唐，盛于明清。其学术研究历千余年而不衰，对中医理论和临床医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体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伤寒学派诸家以《伤寒论》为其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伤寒论》原名《伤寒杂病论》，东汉医学家张机所著，成书于东汉末年。《伤寒杂病论》代表丁东汉以前医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其特点是把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融理法方药为一体，从而确立了中医临床医学辨证论治的基本体系，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由于该书具有极高的临床指导价值，一经问世，立即受到人们的青睐，当时名医华佗就曾赞誉：“此真活人书也”。可惜的是，由于汉末战乱，该书问世后不久就散佚不全，未能广泛流传。直到晋?太医令王叔和通过收集整理，将其书中的伤寒部分的内容重加编次，名曰《伤寒论》，成为流传后世的唯一传本。后世医家所藉以研究的正是经过了王叔和重编的《伤寒论》。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导致了后世医家在《伤寒论》条文真伪问题上长论》学术研究中的——个重要方面。总之，伤寒学派诸家以研究张仲景的《伤寒论》为指归，各自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和发挥，形成了阵容强大的伤寒学派。根据不同时期的学术研究特点，伤寒学派大致可分为宋金以前伤寒八家和明清时期伤寒三派，? 一、宋金以前伤寒八家 仲景《伤寒论》自叔和重编而流传后世，受到历代医象的普遍重视。从晋迄宋，研治伤寒卓有成就者约有八大家，他们是晋?王叔和、唐?孙思邈、宋?韩柢和、朱肱、庞安时、许叔微、郭雍、金，成无己。兹分述如下： 王叔和，字熙，晋太医令。其对已散失不全的《伤寒杂病论》进行收集整理和重新编次，使《伤寒沦》得以保存并流传后世。其所整理的《伤寒沦》传本为十卷22篇。一般认为，前三篇《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和后八篇即汗吐下可与不可诸篇，均为叔和所增。中十篇即?《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到《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保留了仲景辨治伤寒的基本内容；其所增诸篇内容反映了叔和研究《伤寒论》的成果，可知其研究思路是从脉、证、病、治人手，尤其重视对脉诊的辨析和治法的宜忌。这在伤寒研究中是有其独到之处的。另外，其中《伤寒例》中对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寒毒发病说，引《内经》以例伤寒三阴三阳，倡言风伤卫、寒伤营等，皆为首倡，并对后世学术研究起到了导向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思邈，唐代著名医学家，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其研究伤寒的内容见于{千金翼方》的第九、十两卷中。孙氏创用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以方为纲，归类相从，以揭示伤寒六经辨治的规律。例如，太阳病分为“用桂枝汤法”、“用麻黄汤法”、“用青龙汤法”、“用柴胡汤法”、“用承气汤法”、“用陷胸汤法”等。这种以方为纲、比附归类的研究方法开后世以方类证研究之先河，也为其他多种分类研究方法提供了借鉴。孙氏研究伤寒的另一重要观点是他特别推崇太阳病中桂枝、麻黄、青龙三法的运用，他说：“寻方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凡疗伤寒，?此之三方，不出之也。”这一观点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方有执、喻嘉言宗其说而发挥为“三纲鼎立”之说，成为错简重订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之一。 韩祗和，北宋医家，著《伤寒微旨论》，惜原本已佚。今有传本，系后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者。其析伤寒之病机为阳气内郁，冶伤寒杂病于一炉，强调从脉证人手分辨，主张杂病证为先，脉为后；伤寒脉为先，证为后。主张师仲景之心法，而不泥论中之方药，故临证多白拟方。尤以依时令用药为特色，大致分立春以后至清明以前，清明以后至芒种以前，芒种以后至立秋以前三个阶段。这种重视因时制宜的观点在诸家中颇为突出。 朱肱，字翼中，自号无求子，曾任奉仪郎，故后人又多尊称为朱奉仪，北宋医家，著《南阳活人书》。其治伤寒，重视经络的作用，曾谓“治伤寒须先识经络，不识经络，触途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认为伤寒三阴三阳病即是人之足六经为病，主张从经络辨识病位，伤寒六经经络之辨自此倡言。其又注重病与证的鉴别诊断。主张“因名识证，因病识证”，可谓是病与证结合辨析的首倡者。诊断．卜强调脉与证合参以辨阴阳表里，方药研究则承袭孙思邈之法，以方汇证。颇切实用。 庞安时，字安常，北宋医家，以善治伤寒闻名于江淮间，著《伤寒总病论》。阐发广义伤寒的病因为冬伤于寒毒杀厉之气，即病者为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发为温病，至夏发为暑病，至长夏发为湿病，遇八节可发为中风。此说系承袭《伤寒例》而发挥者。其又强调人的体质强弱、宿病之寒热、地域之南北高下、季节气候寒温对伤寒发病与转归的影响，颇具临床指导意义。其讨论天行温病为感受四时乖戾之气而发，具有流行性、传染性。其辨治既与伤寒大异，也不同于一般温病。其结合发病时节与证候，将天行温病按孙思邈《备急干金要方》中的命名分为五种。曰青筋牵、赤脉空格，黄肉随、白气狸，黑骨温，各系以主治方药，大率以清热解毒为法，重用石膏组方。虽其证治方药均取材于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然其汇集成篇，以示有别于伤寒，亦属高人之见者，对后世余师愚治疫不无影响。 许叔微，字知可，宋?真州毗陵(今江苏武进)人，著《伤寒百证歌》 《伤寒发微沦]《伤寒九十论》等。其于{伤寒论》的八纲辨证最有研究，主张以阴阳为纲，统领表里寒热虚实，并把六经分证和八纲辨证紧密地结合起来。其《百证歌》《发微论》均体现了这一思想。许氏对伤寒方证的临床应用十分娴熟，其{伤寒九十论》就是他临床应用仲景方的骏案汇编，共收集其临床伤寒治验g)例。其辨证、方治及论说皆本于《伤寒论》，颇具启发性。该书既是一部伤寒验案集，又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医案专著，有一定学术价值。 郭雍，字子和，宋-河南洛阳人，著《伤寒补亡沦》。其因于《伤寒沦》中方药有缺失，遂摭取后世方以弥补之。其所取以朱肱、庞安时、常器之三家为多，兼取其长。朱、庞之书，世有传本，而常器之论著已佚，赖《补亡论》存其一二。常氏善守仲景方而活用之，对原论中未出方治诸条，常氏每取论中它方以补之，而颇切当。如“疮家身疼痛不可发汗”条，原论未出方治，常氏谓可与小柴胡汤；“太阳病吐之，反不恶寒，不欲近衣，，，条，常氏补以竹叶石膏汤。若非对{伤寒论》有深刻研究者，不能有此高见。郭氏收采世说以补亡，确有意义。 成无己，金?山东聊摄人，著《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他是注解《伤寒论}的第一家，有首创之功。其注释的特点可概括为以经释论，即以{内经》《难经》的理论来解释《伤寒论》条文的机理。例如，他引证《灵枢?邪气脏腑病形》“形寒饮冷则伤肺”来解释论中小青龙汤证外寒内饮的病机，故其注释水平较高。他还特别重视对伤寒症状的鉴别，所著《伤寒明理论》就是一部关于伤寒临床症状鉴别诊断的专著，列举《伤寒论》中五十个常见的主要症状进行类症鉴别，如发热、寒热、潮热、烦躁四者的异同，四逆和厥冷的鉴别等，其于定体、分形、析证、明理四方面详加辨析，颇有独到见解。 从晋唐至两宋研治伤寒者不下数十家，举以上八家为其代表，各从不同角度阐发《伤寒沦》的辨证论治精神，他们的学术成就对后世治伤寒诸家有很大影响。至此，伤寒学派已初具规模，成为我国医学史上形成较早的一个学术流派。 二、明清伤寒三派 宋金以前伤寒诸家治伤寒各擅其长而无争鸣。自明代方有执倡言错简．实施重订，方启后世伤寒学术争鸣之端。至清代诸家各张其说，由争鸣而渐次形成伤寒内部不同的学术流派，即错简重订派、维护旧论派和辨证论治派。 1．错简重订派 认为世传本《伤寒论》有错简，主张考订重辑的观点为明末方有执所首先提出，清初喻嘉言大力倡导之。而后从其说者甚众。形成错简重订一派。 方有执，字中行，明，安徽歙县入．著《伤寒论条辨》。其云：“曰伤寒论者，仲景之遗书也；条辨者，正叔和故方位而条还之之谓也。”其所重订，削去《伤寒例》；将《辨脉法》,《乎脉法》合二为一，并移置篇末；对六经证治诸篇大加改订，把太阳病三篇分别更名为《卫中风》,《营伤寒》,《营卫俱中伤风寒》，将桂枝汤证及其相关条文共66条、20方列入《卫中风》，麻黄汤证及相关条文共57条、32方列入《营伤寒》，青龙汤证及相关条文共38条、18方列入《营卫俱中伤风寒》。六经之外，另增《辨温病、风温、杂病脉证并治篇》，计20条、3方。以为如此便基本恢复了叔和所诠次之《伤寒论》原貌。 喻昌，字嘉言，江西南昌人，清初医学三大家之一，著《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其赞赏方有执错简重订的观点，并发挥为三纲鼎立之说，即：四时外感以冬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以太阳经为大纲，太阳经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以此三纲订正仲景《伤寒论》为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其《尚论篇》虽保留叔和之《伤寒例》，但其意在驳斥其非；对成无己之校注亦大加批评。喻氏之论，与方有执尊重王叔和，含蓄地批评后世注家的做法自是不同。以致后来从其说者无不攻击王叔和，批驳成无己，喻氏可谓始作俑者。 主张错简重订的其他医家还有： 张璐，字路玉，号石质，清初医学三大家之一，著《伤寒缵论》,《伤寒绪论》《伤寒兼证析义》等。观点悉从方、喻，尤以喻昌之说为法。 吴仪洛，字遵程，清?海盐人，著《伤寒分经》。推崇喻昌《尚论篇}，附和其三百九十七法之说。 吴谦，字六吉，清?安徽歙县人，清初医学三大家之一。乾隆时任太医院院判。奉敕编著《医宗金鉴》，内有《订正仲景全书》。其中《订正伤寒论注》其编次悉以方有执《条辨》为蓝本，取方、喻之注亦复不少。因其为御赐书名，颁行天下，故其影响甚大。幕后从方、喻之说者甚众，与此不无关系。 程应旄，字郊倩。清?新安人。崇尚方有执之说，故名其所著为《伤寒论后条辨直解》，倡伤寒六经统赅百病之旨。 章楠，字虚谷，清?会稽人，著《伤寒论本旨》，依方有执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之例编定。 周扬俊，字禹载，清?吴县人，著《伤寒论三注》。兼采方、喻两家之说，合以己见，故名《三注》。而每一篇首必揭示经脉环周之说，为其独创。 黄元御，宇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清?昌邑人，著《伤寒悬解》。侈言错简尤甚，兼采方、喻之说，而以阐发五运六气见长。 总之，错简重订之说，自方、喻倡之，附和者众，故尔成派。诸家以错简为由，行重订之实。其所重订，大多围绕风寒中伤营卫之说为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仲景伤寒六经辨证论治的规律性。该派医家思想活跃，不囿于旧说，有一定创新精神，为伤寒研究注入新风，固为可嘉。然而，若过分强调以恢复《伤寒论》旧貌为目的，则不免有强加于古人之嫌了。 2．维护旧论派 维护旧论派是指主张维护世传《伤寒论》旧本内容的完整性和权威性的众多医家。同讥讽王叔和、批评成无己的错简重订派诸家相反，维护旧论诸家对王叔和编次《伤寒论》和成无己首注《伤寒论》持基本肯定和褒扬的态度。认为王叔和编次《伤寒论》使之流传后世有功于仲景；成无己首注《伤寒论》，引经析奥，为后世诸注家所不及。因此，世传本《伤寒论》的内容不能随便改动。尤其是《伤寒论》中十篇即六经证治部分并无错简，无须重订。只可依照原文研究阐发，才能明其大意。主张仿照治经学的章句法进行注释，故称维护旧论派。该派代表医家有张遂辰、张志聪、张锡驹、陈修园等。 张遂辰，字卿子，明末仁和县人，著《伤寒论参注》。他认为，王叔和所编次的《伤寒论》虽卷数略有出入，而内容仍是长沙之旧；成无己依旧本全文加以注释，其“引经析义，诸家莫能胜之”。故其《伤寒论参注》，悉依成氏注本的篇卷次第，并成氏注文，一仍其旧，并选择性地增列了后世医家如朱肱、许叔微、王潜善、张洁古、庞安时、李呆、朱震亨、王安道、王三阳、王肯堂诸家之说。各曰《参注》，良有以也。在伤寒诸家中，张氏可谓是尊王赞成之最为旗帜鲜明者。 张志聪，字隐庵，清?钱塘人。张遂辰之高足，著《伤寒论宗印》和《伤寒论集注》。其承师说，认为《伤寒论》传本之条文编次不但没有错简，而且义理条贯，毫无阙漏。故就其原本“汇节分章”，然后“节解句释，阐幽发微”，如此则“理明义尽，至当不移”。此即所谓章句法，成为维护旧论的有力武器。但其认为《伤寒例》确属王叔和所作，初稿附于沦末，后竟删之，并将《辨脉法》《平脉法》置于论末，是与其师不同处。张氏对方、喻等人的三纲鼎立说大加反对，对成无己的某些注释也表示了不同见解。其首倡六经气化说，主张以五运六气、标本中气之理来理解伤寒六经的生理病理，认为伤寒三阴三阳之病，多是人体六气之化，而人体六气之化．“本于司天在泉、五运六气之旨”。自此，六经气化说成为伤寒六经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陈念祖，字修园，清?福建长乐人，著《伤寒论浅注》,《伤寒真方歌括》,《长沙方歌括》,《伤寒医诀串解》等。他是继钱塘二张之后，力主维护旧论，反对错简，影响最大的一家，成为维护旧论派的中坚。并悉依隐庵所分章节，定为三百九十七法。自《太阳篇》至《劳复篇》十篇。节本《伤寒论》，自此风行。其对二张从运气阐发六经之理，颇为赞赏。 3．辨证论治派 明清时期伤寒学派诸家中，有一些医家着眼于张仲景《伤寒论》辨证论治规律的探讨和发挥。他们对错简重订和维护旧沦的观点均持反对意见，认为不必在孰为仲景原著、孰为叔和所增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而应当在发扬仲景心法上下功夫。这些医家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伤寒论》，形成了伤寒学术研究中的辨证论治派。根据其研究特点，大致可分为以柯琴、徐大椿为代表的以方类证派，以尤怡、钱潢为代表的以法类证派和以陈修园、包诚为代表的分经审证派。 (1)以方类证： 以方类证的方法可以导源于唐代孙思邈的方证同条、比类相附，宋代朱肱亦曾用此法进行方证研究，至清代则有柯琴、徐大椿进行以方类证研究卓有成就。 柯琴，宇韵伯，清?浙江慈溪人，著《伤寒论注》,《伤寒论翼》,《伤寒附翼》，三书合称《伤寒来苏集》。他根据《伤寒论》中原有桂枝证、柴胡证等语，提出了汤证的概念，即将某汤方的主治证称作某汤证，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等。并采用以方类证的方法，汇集方证条文分属于六经篇中。如《太阳篇》汇集了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青龙汤、五苓散、十枣汤、陷胸汤、泻心汤、抵当汤、火逆、痉暑湿等共十一证类。桂枝汤证类则汇集桂枝汤脉证16条，桂枝坏证18条，桂枝疑似证1条，与桂枝证相关的18方，如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加附子汤等。在六经研究上，以经界释六经，提出六经地面说， “凡风寒湿热，内伤外感，自表及里，有寒有热，或虚或实，无乎不包”。并据此而提出了六经为百病立法，指出：“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节制。”这对于扩大六经辨证论治范围是很有意义的。 徐大椿，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清?江苏吴县人，著《伤寒论类方》。其穷研《伤寒论》数十年，结合临床实践，悟出仲景之辨证心法，“不类经而类方”。于是他大胆突破六经的束缚，把论中一百一十三方分作桂枝、麻黄、葛根、柴胡、栀子、承气、泻心、白虎、五苓、四逆、理中、杂方等十二类。除杂方外，十一类各有主方与其主治条文，次列与主方有关的加减方。如桂枝汤方类即以桂枝汤为主方，以桂枝为基础的加减方则列入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桂汤、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小建中汤、桂枝新加汤、桂枝甘草汤、苓桂甘枣汤、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 汤、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大黄汤等共19方。这种类方研究更切于临床应用。其类方虽未分经，但将六经主要脉证汇列于后，以便观览，并要求学者“熟记于心”，是知徐氏并非轻视六经。 柯、徐二人均以方类证，惟柯氏以方名证；证从经分；徐氏更侧重于类方研究，方不分经。 (2)以法类证： 钱潢，一名虚白，字天来，清?虞山人，著{伤寒论证治发明溯源集》。其以研究六经分证治法为指导思想，所归纳治法较为详细。如太阳中风证治分做：中风正治、太阳坏病、中风失治、中风火劫、中风误吐、中风误汗、汗下颠倒、中风误下、中风蓄血等九证。其在以法类证研究中吸收了方、喻的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的观点，故其《太阳上篇》为中风证治，《太阳中篇》为伤寒证治，《太阳下篇》为风寒两伤营卫证治。是承袭三纲学说而以法类证者。 尤怡，字在泾，别号饲鹤山人，清?长洲人，著《伤寒贯珠集》。其治伤寒以突出治法研究为特点，三阳篇归纳为八法，曰正治法、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明辨法、杂治法和刺法等。如太阳以麻黄、桂枝为正治法；以大小青龙、小建中、炙甘草及桂枝二麻黄一为权变法；以真武、四逆为斡旋法；以大小陷胸及诸泻心汤为救逆法。可知其所立治法一以其主证病机为针对。此外，太阳还有类病法，阳明又有明辨、杂治二法，少阳则有刺法；三阴经亦有表里温清诸法可辨。如此则一部《贯珠集》，以治法提纲携领，归于一贯，颇受后人好评。 尤怡与钱潢均注重《伤寒论》的治法研究，但钱潢墨守方、喻三纲之说，所立治法亦过细；尤怡则超脱方、喻之说，以治法为纲，统领病证、病机与方药，别具一格。 (3)分经审证： 陈修园，为维护旧沦的中坚。其对《伤寒论》的临床应用，采用分经审证的研究方法，益见其临床指导价值。如太阳病分作经证、府证和变证。经证有虚实之分，虚者桂枝汤，实者麻黄汤；府证有蓄水蓄血之异；，蓄水证用五苓散，蓄血证用桃仁承气汤；变证有从阳从阴之化，阳虚者多从少阴寒化，四逆汤、桂枝加附子汤，阴虚者多从阳明热化，白虎加人参汤、承气汤之类。他如阳明、少阳皆分经府，太阴有阴化、阳化，少阴有水化、火化，厥阴有寒化、热化。如此分证，深得六经六气之旨，对于掌握六经病机、传变特点和证治规律极有帮助。 包诚，字兴言，清，泾县人。著《伤寒审证表》，亦主张从六经审证。其将太阳经分作本病中风、本病伤寒、兼病、阳盛人腑、阴盛人脏、坏病、不治病等七证；阳明经分作腑病连经、腑病、虚证、不治病等四证；少阳经分作经病、本病、人阳明病、人三阴病、坏病五证；三阴经均有脏病连经，脏病两证，少阴、厥阴又各多出不治病一证。综其分证特点，经病主表，脏腑主里，腑病多实，脏病多虚而已。 陈、包二氏之分经审证俱从六经分证。惟陈氏融人六经气化之说，将深奥的理论落实到临床证治，实属难能可贵；包氏注重从经、腑、脏的传变上分辨表里虚实，亦切于临床实用。 总之，明清时期所形成的错简重订、维护旧论和辨证论治三个伤寒学术流派是伤寒诸家不同学术观点争鸣的结果。这种学术争鸣反映了伤寒学术研究的兴旺，也推动了伤寒学术研究的发展，促使伤寒学术研究逐步达到更高的水平。 [复习思考题] 1．宋代以前研究伤寒八家指谁?各自的研究特点是什么? 2．明清研究伤寒三派各自代表医家是谁?三派各自研究伤寒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辨证论治派研究；《伤寒论》，又有哪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各自的代表医家是谁? 第二节 河间学派 河间学派是以宋金时期河北河间著名医家刘完素为代表的一个医学流派，以阐发火热病机、善治火热病证而著称于世。学派形成之初侧重于外感病的火热病机、病证，其后则渐及内伤杂病之火热病机、病证，或涉及各种外感、内伤之实证，而分别另成一派，故该派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河间学派的形成 宋代，《和剂局方》盛行，“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为俗”。由于《局方》用药多偏温燥，故对于温热病人或阳盛阴虚患者，不但于事无补，反因滥用而成弊，造成热病丛生。此种现象在北方亦很明显，因北方气候干燥，其人“秉赋多强，兼以饮食醇酿，久而蕴热，……人情淳朴，习于勤苦，大抵充实刚劲”。即使外感风寒亦往往容易化热生燥，不耐《局方》药物助热劫阴之苦，何况感受温热呢?另外，这一时期的医学界，因循守旧之风仍很强劲，一些人墨守张仲景《伤寒论》陈规，不问伤寒还是温病，治辄投以辛温，每每贻误病人，助热为患。除此之外，宋金之际，战乱频繁，北 部的广大地区沦为战场，社会动荡，生活不安定，加之天气炎热，致使温疫病不断流行，众医束手无策，亦非局方、经方所能奏效。 面对这样的形势，生活于北方的刘完素(字守真)在当时社会革新思想的冲击下，首先起而探讨解决这些内外伤热性病的新方法和新理论。他在运气学说的影响下．潜心钻研《内经》病机十九条的理论。发现六气之中，火居其二，病机十九条中，火热居其九，认识到火与热是导致人体上述病变的重要因素。于是用它来阐发这些疾病的机理，不仅扩大了《内经》中火、热邪气致病的范围，而且形成了以火热为核心的学术观点(即火热论)。在病机上，力倡“六气皆能化火”说，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说，在治疗上，力主寒凉之剂解表攻里，或降心益肾，分别适用于外感、内伤热性病。其中尤殚心于六气化火说及寒凉解表攻里的治法(即侧重于外感热性病)。自此，刘完素始与局方、经方立异，形成对峙之势，而成为主火论、寒凉派的开山。 二、河间学派的发展与演变 自刘完素创火热论独树一帜后，承袭其术者不乏其人。据史料记载，亲炙(直接受到教诲或传授)其学者，有穆大黄、马宗素、荆山浮屠等。 穆大黄，姓穆，人以大黄称之，其为善用寒凉者无疑，名字、里籍及著作俱无从考证。惟《三消论》锦溪野叟跋云：“麻征君止取《三消论}即付友人穆子昭，子昭乃河间门人穆大黄之后也。” 马宗素，金代平阳人。 《宋以前医籍考》云： “按《医学源流}引《列代名医图》曰：‘金有何公务、侯德和、马宗素、杨从正、袁景安’。而是书又载正治反治之法，曰闻诸守真之言，则宗素亦金人，当得亲炙于守真之门者。”著有《伤寒医鉴》一书，从伤寒病的角度来宣扬刘完素的火热论，并有所发挥，详细内容见温病学派。 荆山浮屠，姓氏、里籍与著作亦无从考。《明史?方技?戴思恭传》云：“震亨……学医于宋内侍钱塘罗知悌，知悌得之荆山浮屠，浮屠则河间刘守真门人也。”可知其学一传于罗知悌，再传于朱震亨，使河间之说由北方而传到南方。 罗知悌，字子敬，号太无，元代钱塘人，著作不详。宋濂《丹溪先生墓表》云：“罗司徒知悌，宋宝佑中寺人，精于医，得金士刘完素之学，而旁参于李呆、张从正二家。尝言医学之要，必本于《素问》,《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长沙之书，详于外感，东垣之书，详于内伤，必两尽之，治病方有所憾，区区陈、裴之学，泥之且杀人，”知悉其学传至朱震亨时已非刘完素一家之说，实融三家之说于一炉。 朱震亨，字彦修，元代婺州义乌人，世居丹溪，后人尊称为丹溪翁。其沿袭罗氏之学，尤重相火为病最多之说，大倡“阳有余阴不足论”，治疗肝肾相火妄动的病证强调滋阴降火，而开后世滋阴一派的先河。此外还擅长气、血、痰、郁等杂病的论治。足见刘完素之学传至朱震亨已渐变矣。 传朱震亨学说的门人，主要有赵道震、赵良仁、戴奸、戴思恭、王履、刘叔渊等。最有成就者，当推戴思恭、王履。 赵道震，字处仁，明代金华人。(定远县志》谓其“凡轩岐以下诸书，靡不精究。受学丹溪，所造益深。洪武己巳，徙籍定远，活人频多，未尝言利”。著有《伤寒类证》一书，可惜未见有传本，其学术思想，难以测知。 赵良仁，字以德，明代吴人，后挈家去浙。《苏州府志》载其“少试吏宪司，即弃去，从丹溪朱彦修学医，治疗多有奇效，名动浙东西，所著{医学宗旨》《金匮方衍义》，并《丹溪药要》等书”。《宗旨》《药要》两书均未见，《衍义》亦未能梓行，直至清代康熙朝经周扬俊补注，名为《金匮玉函经二注》之后，始有传本，该书系研究仲景学说的专著。 戴*(音尧)，字仲积，浦江人。因母病死于庸医之手而弃儒从医，率子戴思恭(宇元礼)徒步至义乌，受业于朱震亨。朱氏“爱思恭才敏，尽以医术授之”。“当时游丹溪之门者，弟子颇多，惟元礼父子最得其传”，而戴思恭更是高足。可惜戴虫未见有著作传世，其学术思想不可得知。而戴思恭则著有《推求师意》，《证治要诀》等书，畅发其师的“阳有余阴不足论”及论治杂病的心法。他所发挥的气血盛衰论(即“气属阳动作火论”与“血属阴难成易亏论)，可谓发展了朱丹溪乃至刘河间研究火热的学术思想，并对后学汪机的学术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履，字安道，号畸叟，别号抱独老人，明代江苏昆山人。《明史列朝诗集》述其“精医药，从金华朱彦修游，尽得其传”，著有《医经溯洄集》等书。其学术思想一本朱丹溪“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也《素》《难》诸经”之说，对《内经》《难经》的理论多有独到见解。此外还倡伤寒温暑为治不同论，实属对刘河间火热论的发挥。 刘叔渊，字橘泉，明代吴陵人。其子刘纯(字宗厚)著《医经小学》序云：“昔丹溪朱先生以医鸣江右，家君亲从之游，领其心授。纯生晚学陋，承亲之训有年矣。”可惜刘叔渊之学不传，惟从刘纯著作中窥测。刘纯实为朱丹溪的再传弟子。其著作尚有{玉机微义》等，反映了朱氏论治杂病的学术思想。 私淑(未能亲自受业但敬仰其学术并尊之为师)朱震亨，竞传其学的，则有汪机、王纶、虞抟、徐彦纯等，尤以汪机、王纶成就最著。 汪机，字省之，明代安徽祁门人，世居石山，因自号石山居士，人称汪石山。著有《石山医案》等书。其服膺丹溪之学，并受到戴思恭观点的影响，而倡卫有余营不足论，认为卫有余无待于补，而营不足则以人参、黄芪补之，补营之气即补营也。实与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及滋阴降火之旨，面目全非。 王纶，字汝言，号节斋，明代浙江慈溪人，著有《明医杂著》等书。其传扬丹溪之学，尤对丹溪论治杂病的心法体会深刻，强调“气、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有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误药杂乱而成郁”，故临床治病常“以郁法参之”，如气病兼郁，则用四君子汤加开郁药，血病、痰病亦如此。不愧为学丹溪而最著成就者。 虞抟，字天民，号花溪恒德老人，明代浙江义乌人。其曾叔祖虞诚斋“与丹溪生同世，居同乡，于是获沾亲炙之化，亦以其术鸣于世”。虞氏遂世代相传，皆以丹溪为宗，至虞抟时亦“承祖父之家学，私淑丹溪之遗风”。其对朱丹溪治杂病的心法，理解较深，在所著《医学正传》的各个病症里，都列有“丹溪要语”、“丹溪心法”、“丹溪活套”等内容，可惜高明之见不多。 徐彦纯，宇用诚，明代浙江会稽人。 《玉机微义》杨士奇序中谓其私淑朱彦修。著有《医学折衷》，《本草发挥》等，前者言杂病证治，多采刘完素、张从正、朱震亨等诸家之说，可见其师丹溪而尤重丹溪治杂病之心法，但仅仅是阐扬而已，缺乏独到之见。该书后经刘纯续编，更名为《玉机微义》。 略早于朱震亨而私淑刘完索之学的，有葛雍、镏洪、张从正及弟子麻九畴常德等。 葛雍，字仲穆，号华盖山樵，金代临川人。《医籍考》谓其“亦为传河间之学者”，著有《河间刘守真伤寒直格》，简称《伤寒直格》。 镏洪，号瑞泉野叟，金代都梁人，著有《伤寒心要》一书。《伤寒辨注》云 寒，大率以热病为主，此得河间之一偏。” [复习思考题] [复习思考题] [复习思考题] [复习思考题] 页脚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3 引文来源 【转载】中医各家学说 - 经络秘密的日志 - 网易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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