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28.78平方公里。从面积上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并不大。但它的意义非同寻常，这里将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支点。
1979年，正是“在南海边划出的一个圈”，创造了深圳奇迹，并催生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热潮。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里将要演绎的，是与当年深圳特区同样的历史逻辑。
这也可以从两个细微之处看出来：其一，赋予上海自贸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寄予了突破法律政策难点的含意；其二，冠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名，暗含了超出地方试点的潜台词。上海自贸区的奠基，实则是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奠基。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以“特区”形式试点，曾是浓彩重墨的一笔。多位专家认为，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意义堪比1979年建立深圳特区。前30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思维是“特区—优惠政策”模式，通过局地开放、优惠政策来吸引要素流入。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则强调贸易投资便利化、“可复制、可推广”。简言之，上一轮改革倾向给予特区政策红利，而新一轮改革的核心，则是简政放权。
这就不得不提上海自贸区的最大特色之一——“负面清单管理”。所谓“负面清单管理”，是指针对与外商投资相关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换言之，现行的“正面清单管理”是规定企业“只能做什么”，而“负面清单管理”是仅限定企业“不能做什么”，并以“清单”方式进行列示。这种“以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负面清单方式许可管理为辅”的投资准入管理体制，体现了“放权”的改革思路。
观察我国现有的投资管理体制可以发现，外资必须要过政府“审批关”，而管制过多，也往往限制了企业的经营活力。某种程度上，现行投资审批制度带来了资源错配、宏观调控边际效率下滑和腐败等一系列问题，已成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拦路虎”。
放眼全球，当前贸易和投资正发生显著变化，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思维急需“养成”——要进一步思考，政府如何管理市场、服务市场、推动投资贸易便利化；在政府职能转变上，要探索如何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如何提高政府服务的透明度、便捷性等。这些，不仅是上海自贸试验区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避不开的问题。
在更深的层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依靠资源消耗和无限要素投入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尽管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与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仍存不小差距，迫切需要一场制度改革的“洗礼”，来释放新能量。而上海自贸试验区，无疑将变成一场新的制度改革的起点——以开放倒逼改革，带动金融、税收、贸易、政府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变革，并为全国性的改革“破局”。
这也是上海自贸区和深圳等“特区”的重要不同：远远超越“特区”“新区”争取优惠政策的层面，着力探索要素市场开放、政府边界厘清和行政管制放开。这种政府管理的创新，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自贸区将成为我国制度创新的“试验田”。
有评论认为，通过加入WTO，中国获得了通往国际市场的机遇，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全球化；而设立上海自由贸易区，则将开启中国第二阶段的全球化，并通过减少贸易壁垒、加大开放，倒逼国内加快改革步伐。有分析指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迫切需要一个“起搏器”，引领中国经济复苏，上海自贸试验区通过扩大开放、释放改革红利等顶层设计，将成为“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新引擎。
但要从这28.78平方公里积累、释放出巨大的改革开放能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为重要的是，上海自贸区作为试验区，在开放的同时其运行风险水平也势必抬升。比如，可能产生的金融失序。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区域内的改革试验就可能出现动摇。这种情况，在深圳特区早期阶段也曾发生过。
没有改革的跟进，开放带来的财富效应注定是短期的，甚至是更具风险的。只有改革与开放并行，财富效应才能长期释放，并为全国复制。事实上，此前在其他地区的金改试验，就是出于“风险可控”的考量，而失去了实验意义，无法破题。创新开放模式，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无疑被寄予了在改革深水区探索前行的厚望。
上海自贸区的先行价值，不能未开工就主动打折。在修订相关法律为上海自贸区扫清运作障碍的同时，还需激发出更多的改革能量。深圳草创之时，秉持的宗旨是“杀出一条血路来”，上海自贸区建设，同样需要这种劲头。（新闻观察员 杨 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