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系列讲座讲演稿

2013-09-08  雪峰读书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闲话燕园与北京城

侯仁之

今天,我将结合北大的校园建设及北京城的规划设计来谈谈祖国的传统文化如何继承、如何发展。当前,我国正进行改革开放,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这个新的形势之下,如何对待祖国的传统文化,我认为是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结合实践,结合发展,哪些应该摒弃,哪些应该继承。

首先,谈谈北大。我们的学校以首都命名,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风云叠起的时代,五·四运动的前后期,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任校长时,推行了“兼容并蓄”的治学方针。这个重要的革命传统、学术传统,由北大开始,一直影响全国的高等教育。今天,我们如何继承和发扬这样的优秀传统是我们每个师生所应承担的责任。明年香港回归,后年,北京大学建校百周年,这个时候我们共同探讨一下我们学校尤其在校园建设上如何继承优良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很有意义。

(一)我是64年前,1932年,即“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作为一名新生来到北大的,当时的感觉记忆犹新。我听说过校园所在的这块地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可是详细的情况一无所知,那时位于海淀镇的校园和现在大不一样。我记得当时坐人力车从前门车站来到西北角,穿过海淀镇,出了海淀西大街就是我们学校的西南角。一望无垠的稻田,扩展到万寿山、玉泉山脚下。第一个感觉是这个地方叫海淀是不是与这片江南景色有关呐?那时的校门是现在的西校门,一进校门就见一个小湖上架着座石桥,便想起一首古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过了这半亩方塘,一带草坪豁然开朗,是当时的教育中心。那时学校规模只有现在的十分之一,北侧是文学院、法学院,南侧是理学院,对面是办公大楼,草坪上有两个华表。向前进,过了办公楼是一带丘陵,树木、道理曲折迦旋,起了个传统的“影壁”的作用。中国校园建筑与外国的相比有很大的特色,外国的校园或公园一进大门一望无际,一眼看穿,平坦浩大。可中国的规划设计是曲折有致,不让你一眼望穿,在有限的范围内创造无限的时间,徘徊其中。北大这个地方本来属于皇家内务府的园林,以后决定改造为大学校园的时候,并没有将原有风格一笔抹杀。利用旧的传统适应今天生活的需要,就是继承与发展。穿过这一带丘陵,向正东方前进,一到东坡,豁然开朗,未名湖展现在眼前。景点的终极是一体和水塔。“湖光塔影”是校园的有名的称号。一带丘陵和未名湖的北侧,是男生宿舍红一楼到红六楼。丘陵树木的南侧,通过一带茂密树林是女生宿舍:一、二、三、四院,后增五、六院。当时男生不能进入女生宿舍,只能按按门铃,找到人后到北阁楼下坐谈。所以称女生宿舍为“紫禁城”。那时到处都可以开放,包括水塔,可以扶级盘旋而上,到了塔顶鸟瞰校园全景,向西一直可望到西门,景色非凡。

(二)北大校园是旧日的皇家园林,乾隆时属于宰相和坤。他的园子叫“淑春园”,它的南门正门就在今天一教和电教中心当中。一进园子,东侧是湖泊,西侧是丘陵,当时它的建筑规模相当大,在今天临湖轩所在地,但残余的唯一的建筑“临风待月楼”,后来也被破坏了。比之更早的是勺园。勺园是非常有名的私人园林,建于明朝晚期。那时,北京城有个书法家叫米万钟,开辟了我们校园的西南角,位置即今天的勺园。园仅百亩,以水取胜,因为建时从海边湖里取一勺水而命名为勺园。勺园当中建了一个很大的建筑叫勺海棠,面向正南,前面一个平台,坦坦荡荡。有个曲桥与周围联系起来。平台的西南角立着一块大的石头,是勺园的重要标志。米万钟很喜欢石头,因而号为“米友石”。燕园中现在还到处可见离散的太湖石,都是米万钟收集的。图书馆善本室藏有米万钟亲笔绘制的当时勺园图,长九尺,这是我们的校宝,到明年这副画正好有380年的历史。世界上有名的大学建校年代长于北大的不知有多少,可有哪一个大学能保存380年前它的校园一角的优美图画到今天?实在是难能可贵。

(三)在北京大学西校门左门角原订着娄斗桥一号的门牌。娄斗桥的称谓来源于明朝。今天的昆明湖是乾隆年间为解决圆明园一带的给水问题,由一个小的瓮山泊扩大而成的昆明湖。没扩大之前,有一条小河从今天万寿山的背后向东南蜿蜒流至西校门外,娄斗桥就架在那条河之上。后来,乾隆开辟秦怡园(颐和园),修了一带宫墙,河水不能再外流,一概纳入昆明湖。娄斗桥水另外一个来源是万泉庄丰富的地下水。30年前,河流改道,万泉河就从今天的芙蓉里向北一直流到了我们的西墙外面。娄斗桥取消了。但旁边还有一个石碑,立于长春园东北界上。长春园东北还有不少石头,可惜被破坏了。我对这种破坏古迹的行为感到痛心,这是无知的表现。爱国就要爱你的土地,爱你的家乡,爱你的学校。所以北大学生了解我们校园的来历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四)新中国成立之后,校园往北去的镜春园、鸣鹤园、朗润园才被纳入校园。令人可喜的是,原来进西校门西边第一座楼(现外文楼),后面应还有一座与其形式一样的楼,可当时没资金兴建。近几年美国有人援助建了塞格勒考古艺术博物馆,当中的庭院里有一块巨石,那是380年前立在勺海前的大石头,最后保存在塞格勒,保存在北大。

这块校园颇有历史渊源,因而名盛一时,成为我们燕园中风景最为优美的地方。海淀区政府开辟的文化风景游园路线就把北京大学包括在其中。听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朗润园开始建立,为此我特地去看了一趟。朗润园当中是小岛,周围是湖泊。虽然小鸟处于残破凋零之中,可让人高兴的是中心房子正在那儿新建,而且按照原来的格式,感到新的生命又在那里延续。

燕园校门是西校门,现在几乎成后门了。南门原是为学生到海淀区方便而开辟的一个旁门,现在反倒成为前门。新图书馆建成后,真正的校门应放在哪儿?我建议,把校门放在逸夫一楼和逸夫二楼之间,中关村向北一点,面向正东方,一条垂直的轴线下去。按城市规划,外面那条路从中关村往北将来还要打通,一直通到圆明园,外面北有物理楼,南有化学楼,再往东去,北有北大出版社等建筑,南面还有住宅区,这可以作为北大象征性大门,进来后正对图书馆前面。

我觉得二体北草坪很好,坦坦荡荡,比一片果树好得多,而且把80几个共产党的烈士纪念碑耸立起来了,象波浪一样站在那片绿色的海洋上。

有一次我从老图书馆西门出来散步,那边都是小土山,在小土山的西边豁然发现“3·18”烈士燕京大学女同学魏的纪念碑。旁边还有一个碑也是北大的校友3·18烈士的纪念碑,是后来从城里迁来的。碑上刻着名字,用小篆书成。我们学校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每个同学都应散步过去看看。

其次,再谈谈北京城。

(一)去年(95年)是北京建成3040周年,史书载周武王十一年伐纣之后,立即在北方分封了两个诸侯,一个是燕,一个是蓟。蓟在北边,就是北京城的前身,当时称为蓟丘。旁边有一湖泊,就是现在的莲花池。这个小湖是北京建城的重要标志。北京西站建在莲花池的东北角,有三个有利条件:一、站前的空地不易被占据;二、自然风光秀丽;三、拥有丰沛的水源,对车站小气候大有裨益。西站的建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明年(97年)香港回归,西站将开出第一列由首都直达九龙的火车,而西站的所在地正是北京城的起源。后来由于水源不够,北京城市中心被迫转移。

(二)从元大都建于北京,到明朝的北京城改造,再到清朝的继承,北京城的变迁在中国历代都城建设史上都是很值得重视的问题,既有继承,又有重大发展。

整个北京城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还有内城和外城,最突出的是其长八公里的中轴线,将建筑物分列两旁。城墙并不单为军事防御,也是平面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当时,北京城核心地带位于今故宫,规划布局尤其符合儒家传统的“核心地带,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祭天于南部”的思想。左边(东边)是祭祖的太庙,右边(西边)是社稷坛,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前面(南边)趋向朝廷,后面(北边)则是全城的市场中心。原来的祭坛叫山川坛,现为先农坛,然后才加了外城。虽然城市设计以帝王之居为宇宙中心的思想现已过时了,但它平面布局的特点还是极具参考价值的。后来我们研究,北京城还有个特点,就是把一带湖泊纳入城市建设中心,这是自古没有的,很了不起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继承了这个规划设计达到最高标准的封建帝都。考虑到它的规划发展问题,50年春成立了都市计划委员会,四年后改成现在的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所。回首四十多年走过的道路,成就是需首先肯定的。但我们也走了一些弯路。很多外国朋友经常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北京城墙拆掉?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北京内城外城共62平方公里,能住的人口有限。再加上战争时期需要迅速疏散人口,保留城墙的弊端显而易见。当时的北京城每个城门有两个城楼,城门里有瓮城,每个瓮城里有小瓮城,瓮城前还有箭楼,互不相同,各具特色。城墙很宽,可以用来散步而不受交通的影响。当时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思诚认为北京的城墙应该保留。为交通便利考虑,可以多开城门多架桥,在护城河外开辟新市区。

79年,匹兹堡大学代表团到北大来,请求北大赠送一块北京城砖。北京大学请示了国家文物管理局,获得批准后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两块有字的城砖。一块上写着“大新样城砖”,另一块上写着“明嘉靖三十六年封窑户王保造”。80年,北大将这两块砖海运到匹兹堡大学。匹兹堡大学收到城砖后首先在董事会上展出,然后专门将两块砖放在一个展馆内,外覆玻璃罩供人观赏,因为实在太珍贵了。现在北京城西南角还留下一段城墙,已经维修过了,只可惜上面用的是现代的砖。对于这段城墙是否应该保留,意见不统一。东城火车站附近也发现了一段未拆的城墙。我认为,重要的不在于城墙的存废问题,而在于如何继承和发展古代传统建筑的问题。

(三)老北京城改造最成功的一例是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前原称为天街,东西长安门是封闭的,西边是前不廊,不允许老百姓进入,后来天街开放了。五四运动就爆发在原来严禁人民进入的天安门广场。建国十周年,经过长期规划,决定打开原来的前不廊,西边扩大。西边盖人民大会堂,东边盖历史博物馆,中间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尽管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面积超过紫禁城全部建筑面积的总和,但不高于天安门,历史博物馆也是如此,从而显得天地和谐。更重要的是,在原来只有一条中轴线基础上又形成了东西长安街这样一条横轴。人民广场的开辟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在旧有的地址上展现了新的面貌,同时展开左右两翼,是很大的成功,具有新的意义。建国三十周年(1979)日本一个新闻记者代表团参观过北京后回去写了本书,叫《三十年的中国》。书中说来到天安门广场,感觉开阔,浩荡,东西对称排列,象一本书,合起来可以完全和谐。看似单调,实则丰富。

(四)四环路的开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北京申办第十一届亚运会成功后,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安置各国运动员,将亚运村和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放在何处。经过反复斟酌,决定放在地域开阔的北方。从全城的中轴线一直北上至现在的北四环。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和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就座落于此。同时靠近机场,可以使各国青年人一下飞机,只需二十分钟车程,即可到达亚运村。这是第一次面向世界,为了青年人相互接触,学习,为了促进世界和平、竞争、友谊的国际盛会的召开而进行的城市规划,很有意义。在这之后考虑了一个问题,新的北京城市规划该如何设计?我估计这个规划到2010年应该完成。

(五)从中轴线的变化来看,北京城的建设发展经历了三个里程碑。第一个是紫禁城。以它为核心建立的封建帝城以其建筑辉煌,收藏丰富,成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最高代表,也是中国人民的最大财富。今天,它被世界教科文组织作为全世界文物保护单位。因此它不仅是中国人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历史遗产,我为此感到骄傲。第二个里程碑是旧的天街扩大建为人民广场。这个人民广场在城市核心,也在中轴线上。在最近的城市规划中准备在中轴线北部进行规划建设,将展现北京城走向21世纪的新风貌。这将成为北京城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

今天,我们有机会在此讨论在经济发展新时代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城市,我觉得大家的责任太重了。希望你们勇于承担责任,锻炼强健的体魄,把祖国推向未来。

(整理:白艳 范敏)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学讲座系列(之二)

   

季羡林

我是研究语言的,但对文化也有些想法,可谓“野虎探禅”,真正的专家讲东方文化与我讲的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是专家。但野虎有野虎的好处,脑子里没有框框,辩证地说,两者各有利弊。这里,我想讨论三个问题,一、文化与文明;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三、东方文化。

    一、文化与文明

文化与文明两词,在报纸上随处可见,但它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如果你查英文词典,会得不到答案,因为“culture”和“civiliazation”均既指文明又指文化。尽管如此,它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虽然,这两个范畴有相交的地方。具体而言,首先从字源上说,‘culture’有“培养”的意思,指“栽种”,而civilization是从civil来的,字源不一样,有差别。其次,从对立面讲,文化的对立面是愚昧;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愚昧主要指智慧的低下,而野蛮则主要指言行粗俗,因而区分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定义非常难下,现存的对文明与文化的定义不下五、六百个,谁也不能说服谁。因而我们求其理解,不求定义,明白文化与文明有统一也有区别。国外对他们的理解也有区别,英国的《历史研究》中把七千年来人类创造的文化归为二十三种文明,而在中国,应该是用文化而非文明。咱们现在天天讲宏扬中国文化,我觉得有很多人混淆了这两个概念。

    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也可称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有一元论和多元论之分。一元论是指由一个地方,一个民族创造,而多元论则认为文化是由多个地方,多个民族创造。我没有研究这个问题,但我认为一元论是不确切的。希特勒是主张一元论的,他认为世界上创造文明的只有日尔曼民族,主要指欧洲北方的白人。他认为,瑞典、挪威、丹麦、荷兰、德国是产生文明的,而其它民族或是受益于或破坏这个文化,因而闹了很多政治笑话。我认为,多元论优于一元论。关于人类起源,至今还争论不休,但从文化与文明的起源看,应该不是由一个民族创造的。世界上民族很多,有大有小,历史有长有短,但每个民族对文化都有贡献,只是贡献不一而已。现在是欧美文化的天下,西方人就自以为是天之骄子,这其实是自欺欺人。

托尼把世界文分成二十三或二十六种文明(),就没有细分下去。我想,自从人类以来,世界文化可以分成四大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期兰的选择文化及欧美文化。日本、韩国、北朝鲜、越南文化均属于中国文化圈,从希伯来直到现在的穆期林文化为伊斯兰的选择文化圈,加上印度文化圈,这三者可总称为东方文化;而从古希腊一直到今天的欧美文化,可称为西方文化,其间并无其它第三种文化。中国文化对其它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圈内国家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如日本等国家,虽然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但其文化基础根源于中国文化。日本的文字中,有一千七百五十个汉字。日本发展到今天,是中、日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的发展就恐怕不是这样。有些国家,坚决反对本国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观点,认为“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词非源于中国,而是语言上的偶合。认为去掉外文中的中国字就是爱国主义,其实,研究历史,首先要实事求是,否认事实决不是爱国主义。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何区别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区别是思维模式、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一分为二;而东方文化注重综合,合二为一。前人在这方面就已有所体现:吴文俊在《九章算经》序中写道:“欧州的数学与中国不同,它从公理体系开始,而中国数学从实用出发”。充分表明了分别以分析和综合作为两种思维方式。另外,庄子曾言:“一尺之杆,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西方则将物质细分,从原子分到电子再到介子;生动地说明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

东方文化注重综合,综合出技术;西方文化注重分析,分析出理论。《丝绸之路》的作者,伊朗籍法国人,在书中曾写道:在穆斯林初期(相当于中国明唐初),在阿拉伯和伊朗(波斯),有个说法:“世界民族很多,希腊人是一只眼,中国人是两只眼,而其它民族则为瞎子”。意思是说,希腊只出理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大思想家;而中国出技术,如四大发明。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结果。其实发展地说,中国也有自己的理论,如诸子百家,但希腊没有技术却是事实。综合和分析是思维方式的主流,虽说没有第三种,但也没有纯粹的百分之百的综合和分析。

但是现在,领导世界科技的是西方,西方人自以为是天之骄子。诚然,工业革命后,西方对世界的发展影响极大,不可否认。但他们歧视东方的想法是没有远见的。他们目前已经暴露出很多的矛盾和巨大弊端:人口爆炸、淡水资源匮乏,臭氧层出洞,这些危险的问题联合起来,不堪设想。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同人生道路样),坎坎坷坷,不可能一帆风顺。因而,西方文明辉煌了二、三百年,这是三十年河西,下一个将是三十年河东,急需东方文化的纠正,否则,世界前途危机重重。西方的邪教宣传“世界未日裁判”,这些都是从现象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人类进步就如同人跑四百米接力赛,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的。在两、三百年以前,中国的地位不是今天这样,是“两只眼”,而希腊只是“一只眼”。因而,我们应该回头看看一百年来中国的发展道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西方这样发展下去是不行,必须改弦易张。我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言:“只有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可以拯救世界。”

    三、东方文化

东方文化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对人一生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这三个问题是: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2)人自身内部情感冲突与平衡。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在人不为人之前,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没有人与自然的对立,而一旦人成为人,人就成为大自然的对立面。人一生的衣食住行,都仰仗大自然。向大自然索取有两种办法:一是强取豪夺;二是朋友相赠。用第一种办法是征服(conquer),目前西方的结果就是征服来的。大自然有规律地运转着,而恰当地掌握规律则很难。如果征服过度,大自然一定会给予惩罚。所谓“天灾人祸”,很大部分是人祸。如云南滇池的围湖造田,西双版纳的森林砍伐,这些都是洪水泛滥的直接人为原因。第二种方法是比较合理的,相互了解,中国古话称之为“天人合一”。中国的道家、儒家均有此论。宋朝的张载言:“民我同胞,物吾与也”。简称“民胞物与”,把大自然看成是人类的伙伴,可惜的是中国有此思想无此言行。如58年的“浮夸风”,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怕你不解放思想。”因而经济遭受莫大损失。到二十一世纪,只有采用“天人合一”的思想才能解决问题,我最近出了《天人合一新解》及《天人合一续本》,提出的建议的是非常公论,有待于二十一世纪实践证明。因为现在看二十一世纪,就好比两个近视眼看匾。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两个人,谁也不承认自己是近视眼,决定第二天到庙里看挂匾一决高低。其中一人先向他人打听到匾文,所以第二天俩人并排向前走时,他没走几步就嚷:“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是‘光明正大’!”旁边不知情者惊问:“你看到何物?匾尚未挂出呀!”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弊端是事实,但科技发展会解决之。我想这是不可行的,科技的发展只会使情况更糟。在香港召开的“二十一世纪前沿科学讨论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室研究所所长认为:“要用天人合一作指导思想研究科技”。与我竟是这样的不谋而合,我倍受鼓舞。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中国儒家有一套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办法,概括起来是八个字“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格”即“格物”,研究万事万物;“致”是“致之”,在研究中找到规律,其余含义分别为“诚义、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好这八字,不但可以处理人际关系,还可以平天下。另外,中国百家均有一套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

人的内部情感  关于人的内心情感,中国哲学史上争论最多的问题是性善、性恶。儒家曾有这样一个故事来测量善与恶:某人用两只筐和两种颜色的石子,每产生一善念就拿白石子放入一筐子,每产生一恶念就拿黑石子放入另一筐子中,用以计量一天善、恶念总数。(据考究,这故事实源于印度),关于性善,性恶,儒家分为两派,旬子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而孟子则认为性善,且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表示怀疑。“食色性也”,性即本能,无善、恶之分。生存、温饱、发展均是人的本能,但人人如此、则必有冲突,因而,善恶的区分标准在于在冲突中能否为别人着想。《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有言曰:“宁我负天下人,勿许天下人负我”,因而被认为是反面人物。当然一心为人之人,我不敢肯定有,但毫不利人专门利己之人,肯定是有的。一个人能百分之六十以上替别人着想,就可以认为是善者。所以,我之所为善是压制本能,多替别人着想。这是人能做到而动物不可能有的,因而,处理人的内心感情就是压制生物的本能,压制得越多越好。

(整理:倪金兰、曹雄飞)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学讲座系列(之三)

中国哲学中的人文精神

张岱年

我今天讲的题目的《中国哲学中的人文精神》。什么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就是以人为本,以精神文明为重的精神。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不是以神为本,西方基督教崇拜上帝,可以说是以神为本。在西方一些学者为了反对当时的基督教思想,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人文”这两个字,在中国古代就有了。在《周易》中有这么两句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手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说通过观察天文的日月五形来考察春夏秋冬的变化。通过看人文来感动天下的事性。”人文”这两字古已有之,我们讲的人文精神,是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而提出的一个新的观念。在西方,从十四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流行一股思潮,叫做“文艺复兴”,也称作“文艺复兴运动”。所谓“文艺复兴”,就是提倡古希腊的思想,来反对当时的基督教思想。文艺复兴运动强调以人为本,不是以神为本,可以说是要恢复古希腊思想。“人文主义”这个名词,是在西方文艺复兴时代提出来的,它的目的是要恢复古希腊的思想,即要表现一种人文思想。我们考察中国古代思想,可以说中国古代思想也是有“以人为本”的这种思想,也可以叫做“人文精神”。今天我们特别强调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这种思想,即关于人文精神的思想。我们现在要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也可以叫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其中一个任务是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内容很复杂,其中比较主要的一点就是人文精神,所以今天特别就“人文思想”,“人文精神”这个问题来讲一讲:

  一、中国古代关于人生价值的学说。这个学说肯定人是有价值的,在《孝经》(在十三经内)记载孔子有句话:“天地之性,人为贵”,也就是说天地之间所有生命中,人是最宝贵的。他强调人是有独立意志,独立人格的,所以人是有价值的。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认为,任何一个平民也有意志,这个意志你是不能随便改变的。他侧重每个人有独立意志,所以每个人都有价值。以后,孟子发挥孔子的思想,提出一个观念——“良贵”,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在的价值,这个价值叫做“良贵”,是一个天赋的内在价值,这个价值是不能被剥夺的,所以孔子把“良贵”与“人之所贵”对比起来,“人之所贵”就是别人所授予的爵位,这个爵位可以给予,也可以剥夺,可是人的“良贵”不能被剥夺,肯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我认为这种思想很有价值。孟子有两句被经常引用的话——“生,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于虫者;死,亦我所恶也,所恶有甚于死者”。他认为生命是宝贵的,可是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死亡是最讨厌的,可是还有比死亡更令人讨厌的。那么比生命更可贵的东西是什么呢?这就是“良贵”。孟子要每个人都要坚持自己的人格尊言,所以在中国古代有“可杀不可辱”的传统,这种思想肯定人格的尊严,人格的价值。什么人格是有尊严,有价值的?就是肯定人是有价值的,承认人的价值,这可以说是古代儒家比较重要的思想。孟子以后的旬子观点更为明确“人之所以为人者”,就是人为什么是一个人,做为人的特点是什么?荀子有几句话(来说明这个问题):“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知有义”,他认为水火是物质性的东西,它们没有生命,草木虽有生命可无知觉,动物有知觉而无道德,而人是一种物质存在,有生命、有知觉、有道德、又有义,这才是最宝贵的,“为天下贵也”,人很宝贵,这话讲得很深刻。宋朝哲学家周敦颐认为“天地之间,二气五形”,二气指“阳气、阴气”,五形指“金木水火土”,由此而“化生万物”。在万物之中,人是最灵的,肯定人的价值。总而言之,从孔子开始,以后许多思想家都肯定人的价值,而肯定人的价值,就是认为人是有道德的,与别的生物不一样。每个人有自己的独立意志,所以有独立的人格,要肯定,坚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思想。

二、关于“天人关系”的理论,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汉朝史学家司马迁做了一本《太史公书》, 后称《史记》,司马迁写这书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意思是要研究自然界与人的关系,汇通从古而今的许多变化。关于天人之际的问题比较复杂,可以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天人合一”,一种是“天人有别”。这里的“人”就是指“人类”,而“天”的意义自古到来有变化,在商朝与西周时代,就是指上帝,老天爷,就是人类, 后来又发生了变化,许多思想家认为“天”就是自然界。把天看成自然界的思想,到了荀子表现得最为明确,荀子认为天就是日月五形,“五形”即“金木水火土”五形,他认为太阳月亮这种天文关系就是天,他不承认有上帝。“天人合一”在古代可以说有不同的含义,孔子,孟子讲“天”的概念比较模糊,有时好象指上帝,有时又指自然界,后来到了荀子讲“天”完全取消了上帝的含义,现在我解释一下“天人合一”的意义。“天人合一”的思想从孟子始,可孟子还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四个字,孟子有这么几句话:“近其心,就可知其性”。是说了解自己的心,就可以了解自己的本性,而“知性则知天矣”,因为性是天赋的。孟子的话很简单,很含混,意义很不明确,可是对后来影响很大,因为他把“天、心、性” 贯通起来了,《周易大传》提出一种思想,也可以收做“天人合一”,其中有几句话“大人与天地合其德”(伟大的人格在品德上与天地相合),“与日月全其明”,“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认为人对天有先后关系,在自然变化未发生时加以引导自然界服从其引导而在自然界变化后要尊循自然界的变化。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天人调谐”。后来汉朝著名思想家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话讲得也不很明确,他还认为“人符天数”。即人的数目与天的数目相符合。他举例说“天”,一年有12个月,而人的身上有十二块大骨头,这就是“天人相符”,这是一种牵强附会的理论,没有什么价值。宋朝理学家张载特别强调“天人合一”,他说的“天人合一”有好几个意思,有好懂的,有不好懂的。他认为天道与人性是统一的,天的普遍规律与人性是相符合的。那么天的普遍规律是什么?人的本性是什么?他认为就是“变化”,天地是变化的,人也是变化的,彼此是相符合的,这个思想很深刻。他有一句话“性与天道,易而已矣,”他认为人性与天道用一个字表示,就是“易”就是“变化”,天在变,人也在变,变化是一种普遍的原理,这种思想比较难懂。他还认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即人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都是我的朋友,我们爱护自己兄弟的同时又要爱护自己的朋友,这两句话比较好理解,符合“天人合一”思想。张载认为人与自然界是统一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的万物存在统一的关系,不要把它们割裂开来。与张载同时代的思想家程颐也提倡“天人合一”思想。他的这一思想比较好理解,他认为天道,人道就是一个道,你不能说天道之外还有人道,人道之外还有天道。天道人道就是一个道,这个道就是“仁义礼智”,就是儒家讲的四种道德。他认为这四种道德就是天道,这也是一种牵强附会的学说,其理由也不充足。南宋的理学家朱熹对“天人合一”的讲解比较详细,他对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做了一个区分,认为天道是“元亨利贞”(引自《易经》),就是说天地的特点就是产生万物(),万物生成后就生长发育起来(),丰富起来(),并且产生果食()。他说植物在春天生生出来后就开花结果,就是“生长遂成”,就是表示“元亨利贞”,这就是天道的内容。朱熹认为人道就是“仁义礼智”,“仁”就是“生”,“仪”就是“道”,“礼”就是“长”,“智”就是“成”。他把这四个字的词序改了,成为“仁义礼智”,又是牵强附会,但他把天道与人道分了一个层次。以上说的“天人合一”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天与人是统一的,自然界与人类是统一的,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其意思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象程颐讲的天道就是“仁义礼智”,把道德规范当作自然界的规律,是一处牵强附会的说法。以上讲的“天人合一”,主要是讲了从古到今许多观念的变化。中国古代还有另外一种思想,就是“天人有别”。这种思想,特别强调天与人的分别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的观点与孟子的观点不一样,孟子讲“天人合一”,荀子则讲“天人有别”。荀子说:“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他认为天有春夏秋冬的变化(荀子讲的天指自然界),而人能够治理社会,所以“天有其时,人有其治”,天与人是有区别的。后来唐朝思想家刘禹锡提出“天人交胜”观点,即天有天的特点,人有人的特点,天有地方胜过人,人有地方胜过天。人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治理万物;天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弱肉强食,谁有力量就能统治没有力量的,主要是一个强弱关系,这就是自然界的情况。可在人类社会就不同,光靠强力不行,还要靠有智慧,有道德,他认为,人能确定是非标准,人有是非,自然界无是非,人与天不一样。刘禹锡讲“天人交胜”,其思想很深刻。中国古代讲天人关系的两种观点各有某些方面是正确的,天与人有统一的关系,也有区别的关系,我们应把两者统一起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有几处是讲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的,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有一致之处,他认为“人与自然是一致的”(159),“自然界与精神是统一的”(200),“思想规律与自然规律相互一致”(203)(《自然辩证法》单行本)。恩格斯认为西方从16世纪末开始强调克服自然,其科技开始发达,他认为这种思想有成就,但也带来消级后果,所以恩格斯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他的思想就是要纠正西方那种克服自然的思想,在西方,从古希腊以来,直到近代,特别强调天人对立,强调克服自然与战胜自然。尽管西方的科学技术很发达,取得很丰富的成就,但也带来消级后果。恩格斯特别提出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思想规律与自然规律的一致,把这种思想用来纠正西方克服自然这种思想的偏差。总而言之,我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两方面,一方面有统一关系,另一方面又有区别,两方面都应注意。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影响比较大,现代也有许多同志在宣扬这种思想,恩格斯提出的人与自然的一致同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有相近之处,也应该意两者也是有区别的,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三、以德育教育代替宗教传统。在中国文化与哲学思想中,强调道德教育代替有神论的宗教,因为宗教是相信神的,对神看得很重要,西方基督教认为人要服从神,强调人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人要服从神,服从上帝。在这一点中国儒教与宗教有区别,孔子有一句名言:“物民之意,敬鬼神而远之,可谓智矣。他认为应努力来研究人的道德问题,敬鬼神而远之,不要求助于鬼神,不向鬼神祈祷,这就算有智慧了。他特别强调生活中不要理会鬼神,只要讲道德就行,对鬼神持有怀疑态度。子路曾请教他的老师孔子如何去侍奉鬼神的问题,孔子说只有侍奉人的问题,没有侍奉鬼的问题,不必讲如何去侍奉鬼神。《论语》中有句话:“不语怪、力、乱、鬼神”,对鬼神不肯定不否定,特别强调道德教育,这是儒家的一个明显的态度,这个态度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孔子之后,有一个人叫公孟子,他特别强调世界上不存在鬼神,否认鬼神。汉宋之后,所有儒家对鬼神都持有怀疑态度,讲究不求助于鬼神,而在西方,基督教影响很大,许多人都相信宗教。有一个故事:20世纪初,西方有一个哲学家叫怀特德,他有自已的哲学体系,他既讲宗教也讲德,原北大教授贺林先生在美国留学时曾问怀特德:以您的哲学体系也用不着讲上帝呀?怀特德说:我不讲上帝,我还算欧洲人吗?他认为是西方人就要讲上帝。可是在(西方)也有人不同,西方有一个哲学家叫罗素,他就不承认上帝。中国儒家也讲天,但儒家所谓的天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宋理学派的理学家有程朱学派、陆天学派,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不讲上帝,不讲神,这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信仰,这个传统是中国哲学文化的一个特点,有一定意义。

 四、和谐哲学。在中国哲学中有一个观点,非常重要,这就是儒、道讲的“和”。在春秋时期,有一个问题——“和同之辩”,认为“和”不是“同”,“同”不是“和”,同是指两事情完全相同、和指两事情不相同,有一种和谐关系。这个思想来源比较早,在西周末年有一个太史叫史伯,他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能把不同的东西综合起来,创造出新的东西,光讲同就不能创造出新的事物。他给和的定义是“以他平他谓之和”,即把不同的东西综合起来,得到一种平衡谓之“和”。我认为,和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包含多样性,仅包含一样性那是同,许多不同东西在一起维持一种平衡,这就是和,用两个字概括为“和谐”。古代音乐特别强调和谐,只有一种声音那不是音乐,许多声音配合起来得到一种平衡,这样才是一种和谐。史伯特别强调“和实生物”,“和”就是多样性的统一,把不同东西综合起来,才能产生新的事物。后来齐国有一个贵族叫晏婴,他有这样一个故事晏婴身材矮小,有一次他去访问楚国,楚国人有意同他开玩笑,给他在大门旁开一个小门,让他走小门。他说,我去人的国访问要走大门,去狗国访问走小门,我是来狗国访问的,走小门。楚国人一听,马上请他走大门。这说明晏婴很有智慧,他也认为和与同的不一样,他有一句话是说明君与臣的关系的:“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而去其否”。他认为君主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臣指出君不正确的地方,这样才叫做“和”,如果君认正确的东西臣也认为正确,君认为错误的东西臣也认为错误,根本不提意见这叫“同”,根本不是“和”,认为应该提不同意见,这个思想很深刻。孔子也接受这种观点,他有两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他认为君子不重复别人的意见,而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而不同’是与别人意见有统一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总之我认为,所谓和谐就是多样性的统一,要保持多样性,这样才能有价值,完全重复一个意见,没有价值。孔子有个学生(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他认为“和”才是有价值的。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团结合作,才能打胜仗。从孔子到孟子儒家。有一个思想就是讲“和”。道家中的老子也讲和,他说:“知和曰长”,他认为只讲“和”才是一个普遍性的道理。在中国古代,“和”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思想,也是有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一种表现。

以上四点,都是讲中国古代人文精神,都是中国古代有价值的思想,很复杂,其中有许多错误思想,可是以其主要观点来说,还是有价值的,应承认中国古代哲学富于辩证思维,辩证思维从《周易》开始,《老子》,《易传》中都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西方,尤其在古希腊,辩证法思想也很丰富,西方有些哲学家认为,中国的老子与西方的赫拉克利特的地位相似,中国的老子就是西方的赫拉克利特,西方的赫拉克利特就是中国的老子,他们都是古代的辩证法思想家,但老子与赫拉克利特也有所不同,如:老子把水作为一种比喻,他认为水很有价值,很有意义;而赫拉克利特特别强调火,他认为火很有价值很有意义。西方的赫拉克利特强调火,就是强调斗争;中国老子强调水,就是强调和谐。中、西方在这点有区别,一个强调和谐、统一,一个强调斗争,但总的来讲,都是对立统一。《易传》有句话:“易阴易阳为之道”,就是指阴阳对立,又相互作用,彼此是对立传统一关系。但中国哲学思想中也存在很多缺点,我们对传统哲学、传统文化要持分析态度,中国文化是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之一,世界文化系统主要有三个,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一直到十四世纪,中国文化都是处于世界文化的前列。最近有本书《丝绸之路》,是一位伊朗的阿位伯学者写的,他研究了很多资料,他认为一直到十四世纪,丝绸之路将中国许多工艺品运到西方,西方有许多东西被运到中国,中西方彼此交流,可当时,从西方运到中国的都是许多原料,如香料、石头之类,西方一直到十四世纪,所使的剪子、刀子都是中国产的,西方自己不会造刀子、剪子。从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之后,西方的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中国却踏步不前了,落后了,其越来越落后的原因也应研究,有人认为,中国有技术而无科学,中国能制造刀子、剪子,可是科学不太高明,这话不太正确,因为西方古代科学也不太高明,西方科学不也是从十六世纪开始才越来越发达,中国的文化,科学固然后来比西方落后,但也有其文化原因,西方以古希腊开始,比较重视科学研究,中国古代也有科学,但之所以落后不发达,也许是许多哲学家对科学研究不太重视,这可以说是一个大缺点,这在儒家,道家都表现很明显。孔子有个学生请教孔子如何去种庄稼、种菜,孔子批评了这种想法,以为这是小人的事情,孔子认为君子应当讲政治、讲道德,用不着去种菜、种庄稼。事实上,种菜、种庄稼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孔子对科学技术不重视,这是一个大偏差,对后来影响也很大。那么旬子强调改造自然,要利用万物,与西方思想比较接近,可荀子思想中也有一个缺点,只强调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而不必去研究自然,这就存在一个矛盾,事实上,不研究自然,如何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呢?荀子有一句话,对天地万物要“不务所其所以然而善用其材”,他认为不必去研究万物的道理,光运用它就可以了。事实上,要善用其材,而不研究其所以然,就不能善用其材,荀子只强调改造自然,反对研究自然,这是一个大错误,是一个大偏差。所以中国哲学从古以来,应该是有科学(内容)的,可许多哲学家对科学不太重视,这是一个大缺点。在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里,对科学比较重视的是墨家,墨家对几何学,物理学都有研究,可是墨家到汉朝之后就断绝了,没有影响了。中国古代哲学有其长处,有其贡献,这就是人文精神,强调人的价值,不求助于上帝,不向上帝祈祷,但也有不足。总而言之,中西文化,各有其长短,我们须认真分析之,扬其长,去其短,加以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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