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国学,如何少走弯路? ——“国学书目”带领我们登堂入室
治“国学”,必须讲求门径。张之洞云:“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所以他曾写《书目答问》“以告初学”。继张氏之后,“好为人师”而为“初学”开列书目的,大有人在,如康有为﹑胡适﹑梁启超﹑马一浮﹑鲁迅等,都开列过国学书目。下面我选择几个国学大家开列的书目介绍如下: 胡适曾开列过《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据他本人说,书目是“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内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裘毓麐讥评云:“余见胡适所开《国学书目》,标曰‘最低限度’。而所列之书,广博无限”,“若谓综上所列诸门而悉通之者,则自周孔以来,尚未见其人”(参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下编之“白话文”,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497页)。 梁启超《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指出胡适的书目犯了三大毛病:“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第二点误处,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结果不是个人读书最低限度,却是私人及公共机关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其三,“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胡适如此夸饰,逼得我们非得来找一找他的毛病不可了”。 钱穆开列的书目:帮你了解中国文化精神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钱氏本人作为第一个主讲人,他有感于民族传统精神的日益沦丧,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的书目。它仅仅包括七本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坛经》﹑《近思录》﹑《传习录》。这七部书虽然简略,而且篇幅都不大,但确实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或者说“中国文化的精神”。钱穆没有开列《诗经》﹑《楚辞》这样的文学文本,也没有开列《史记》﹑《汉书》这样的史学文本,我想不仅仅是因为从篇幅上来考虑,更根本的原因是,要领略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思想或哲学的著作,应直接而且集中些。 钱穆甚至没有开列号称“五经之首”的《周易》或《易经》这样的经典,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无论如何,它们不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在钱氏开列的七部书中,《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前一个一千(多)年的文化精神,而《坛经》﹑《近思录》﹑《传习录》则代表了后一个一千(多)年,整个书目尤其是后三部书,代表了“三教论衡”的精神。陈寅恪云:“顾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251页)。七部书中,《论语》﹑《孟子》代表了儒家,《老子》﹑《庄子》代表了道家或道教,《坛经》代表了印度佛学和中华文化结合孕育出的新品种“禅宗”,《近思录》代表了道学或“新儒家”中的“理学”一派,而《传习录》则代表了道学或“新儒家”中的“心学”一派。这样,就比较全面而且富有包容性地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所以,可以这样说,钱穆的书目,是为了想一般地了解“国学”或中国文化精神的人所开列的书目。 黄侃开列的书目:中国文化的本源与读经的次序 黄侃又论读经次序云:“读经次第应先《诗》疏,次《礼记》疏。读《诗》疏,一可以得名物训诂,二可通文法(较读近人《马氏文通》高百倍矣)。《礼》疏以后,泛览《左传》﹑《尚书》﹑《周礼》﹑《仪礼》诸疏,而《谷》﹑《公》二疏为最要,《易》疏则高头讲章而已。陆德明《经典释文》宜时时翻阅,注疏之妙,在不放过经文一字。”除了对《周易正义》的评价可能有所争议之外,立论是颇为稳妥的,而且在诸经疏里首重《毛诗正义》和《礼记正义》的立场,皮锡瑞﹑张舜徽诸人亦大致与之相同。他们都是“湛深经术”的人,其看法应是可信的,因而也是值得重视的。 黄侃的书目,可谓是为真正有志于研究“国学”的人指示的门径。 曾国藩开列的书目:为立志做专家的人提出的任务 据吴汝纶云:“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通鉴》也。”曾国藩在其家书中也云:“《史记》﹑《汉书》,史学之权舆也;《庄子》,诸子之英华也;《说文》,小学之津梁也;《文选》,辞章之渊薮也。 这三份书目,层次井然,隐然若有步骤,学完钱氏开列的书目,对“国学”可谓之“登堂”;照着曾氏开列的书目做,对“国学”可谓之“入室”;而按部就班地学习完黄氏所开列的书目,则或许可说对“国学”是在“登堂”与“入室”之间了吧。(王明华)
《中国教育报》2006年11月8日第1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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