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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万刚  张邦昌 1127年的春节，该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凉、冷清的一个春节。 经营一百六十七年的繁华东京陷落，宋钦宗、宋徽宗、文武百官以及满城百姓，成为金国的俘虏。赵宋皇帝被废为平民，将当作人质远押至金国的大后方。金人立足未稳，对统治诺大的宋地没有信心，决定建从宋朝大臣推举出一人，“以华治华”，先建立傀儡政权。 二月十一日，金军劫持百官，威吓如选不出人，就要屠城。前一年担任过两个月宰相、一向主张对金和议的张邦昌，“有幸”被推选上，当了三十二天的傀儡皇帝，他因此成为《宋史》中“叛臣传”的第一位。 悔罪自首的宋奸 然而，张邦昌的叛国罪，是有着胁迫下被迫为之的现实因素，并有“悔罪”和“投案自首”表现，本该“减刑”的。但中国历史的道德审判传统，却不管犯罪情节轻重，如同要求女子对男人的贞节一样，不容丝毫瑕疵，皆为失节，视为叛臣、奸妇。这种忽视细节差别的道德法庭，在张扬大义的同时，却像规定偷盗与杀人同样被判死刑一样，不仅有失公平，道德要求的苛刻，也让爱国、忠诚成了少数人的英雄事业。 金军的斧钺之下，张邦昌成为傀儡的儿皇帝人选，然后让人在“拥戴书”书上签名，官员、僧道、耆老等被迫同意。秦桧等人稍有异意，即被逮捕到金营。 如果是后来同样被金国选中当了傀儡皇帝的刘豫，或者八百多年后的汪精卫，国家灭亡，被强大的外国新主子看中，本该是兴奋之极的事。可惜，张邦昌虽然位列中国历史叛臣传，却是不合格的汉奸。当金人要让他当皇帝时，张邦昌刚开始准备自杀，结果有人“劝”他：“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涂炭一城耶？”意识是，金军攻城的时候不壮烈牺牲，被推举的时候不自杀，现在不当的话，是要让满城百姓一起被屠杀吗？ 张邦昌不是遇难即能自杀、殉难的贞妇烈士，张邦昌既不原意与敌人“合作”，但又没有勇气自杀，在国土沦陷的时代，张邦昌这样的人是大多数。他们是节操不够，贞节忠诚意识不泯的软弱的大多数。 所以，三月七日，在金国统帅拿着刀，为张邦昌举行皇帝册封大典，他一再痛哭，表示自己不原叛立。有金人撑腰的张邦昌虽然即位，僭号大楚，拟都金陵。但是，他却低调的很，根本不把自己当皇帝。 皇帝都是“南面而坐”，“邦昌但东面拱立”；皇帝自称“朕”、发“诏书”，张邦昌见百官称“予”，手诏曰“手书”；皇帝在正殿办公，张邦昌避而不去；不接受群臣山呼万岁；不许称自己为“陛下”，他只许别人称他“相公”；皇帝必有年号，他不立；他不用天子礼仪，大内宫门都贴上“臣张邦昌谨封”的封条；给臣子封官时，前面还一律要加上“权”……如此种种，并非装模作样，软弱无奈中透露着委曲求全。 四月初一，华北平原该已经变暖了吧。这一天，金军押着北宋两帝和他们所有的皇后、妃嫔、皇太子、亲王、公主、宗室，以及秦桧等“忠臣”，离开东京。 临行前，城内废墟一片，城郊房屋也被金人焚烧，曾经的东京繁华不再。金人临走前表示要留一些军队作为支持，张邦昌婉言谢绝，故意对金人说：“天生南北风习不同，北兵在南不习水土，且少留兵无济于用，多留兵反而不便。”这更坚决了不准备占领中原而只是找个代理人的金军加紧撤离。 等金军一走，张邦昌马上接因废居私第幸免于难的宋徽宗的嫂嫂，即宋哲宗的妻子元佑皇后，入居延福宫，并遣使寻找赵宋皇室在靖康之变中惟一的漏网之鱼康王赵构，劝他当皇帝。四月九日，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邦昌以太宰退处内东门资善堂。 张邦昌在金军的威逼下，当了三十二日的“代理皇帝”，所谓的大楚也由此结束，东京也顺利的回到了赵宋手中，由著名的将领宗泽留守。 然后，张邦昌南下找赵构负荆请罪，到了南京跪到皇帝前求死。高宗赵构问中书侍郎黄潜善如何处置，黄向赵构建议说，张邦昌之罪是金人所胁，如今已知错归来，请陛下谅解处置。流亡之中的赵构原谅了张邦昌，“王抚慰之”，还封这位前任皇帝的宰相为太保。 但是，六月一日，坚决的爱国抗金派将领李纲被任命为右相，他到任后即上书讲出极端值论，“张邦昌已经犯了僭越大罪，岂可留在朝廷？”他当皇帝四十多天，等到金人退后才自我改过认罪。应该陈尸于市，给乱臣贼子警戒。但是，赵构还是没有想杀张邦昌，而是特赦了他，虽然按理该诛杀，但是“原其初心，出于迫胁，可特与免贷”。 不久，张邦昌被贬到潭州(今长沙市)，在李纲们的千夫所指之下，还是被赐死。 张邦昌的节操当然不值得称道。其扭扭捏捏的三十二天的皇帝，到底是出于人性的软弱，还是为了保护汴京官民免于金人屠杀，已经难以分辨。但无论如何，他不是一个合格的为虎作伥、有意出卖国家利益的叛臣。与三年后金兵再次大举南侵，被册立为“齐帝”的前宋朝济南知府刘豫，迥然有别。 忠贞刚烈的李纲却不容忍张邦昌怯懦的一时屈服。对于东京陷落之际被贬在外地的李纲来说，他如在场，是会殉国的；所以，他也要如此要求别人。李纲其实忘记了，像他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少数，多数人也会对忠贞殉国的人感动，爱国的心依然强烈，但总免不了怯懦，于是会做出一些委曲求全、有道德瑕疵的行为。中国的道德审判，却往往不给这种软弱的道德以宽容。 南宋时就有史家王称说，“邦昌之僭，良有胁迫”，这种观点看似不够正义，却还是尊重现实和人性的。黄潜善虽然也被列为《宋史》中的奸臣，其对张邦昌宽大处理意见却有道理，有利于不够勇敢、刚烈、贞节的“大多数”的归附。李纲“正典刑”的主张虽然大义凛然，但过于苛严，并有“判罪”过重之嫌，那些迫于情势而暂时委曲求全的多数人，也因此被拒绝，丧失了改过自新的资格。 张邦昌的节操当然不值得称道，但却不是为虎作伥、有意出卖国家利益之徒，并没有也不想真心真意替金国卖命。张邦昌并没有想真正投靠金人，乃是情势之下情有可原的“下策”，在金人走了之后马上主动取消帝号，投靠高宗。但是，张邦昌的知错而改没有得到宽宥理解，在大臣们一片谴责中丢掉了性命。 对待张邦昌的严厉和高调，大快人心，“正典刑”的主张则失之苛严，没有对真正的投降和虚与委蛇的屈服有所区分，也没有缓和余地，看似义正词严的高调批判，断绝了多数无法逃难迫于情势暂时委曲求全的人的归路，将那些幡然醒悟、一时犯错的人彻底推向了敌人一面。 毫无畏惧、大义凛然的爱国是少数道德精英才能做到的英雄行为，对于历史上的大多数来说，往往受制于各种具体情境，显露出怯懦、委曲求全的人性软弱，然而，并非他们没有向善正直忠诚之心，只要有适当条件，他们的道德情操就会激发出来。如果以精英的高标准要求大多数人的情操，批判道德软弱者，不但不会提高社会普遍的道德水准，反而会在出现几个道德楷模之后，削弱普通人为善的动力。 中国历代为何汉奸多，其实多与高压的道德刑罚有关。即如李陵，正是一步步逼上汉奸的。正如严刑峻法并无助于铤而走险的犯罪减少，对忠诚和背叛的高调张扬，对于中国并没有增加更多的忠诚者，也没有减少背叛者。在民族遭受陵夷的时代，能够不助纣为虐已为难得，当一个亡国奴，不是个人的道德罪过。 彻底的汉奸结局更好 张邦昌死后，类似痛哭请罪的故事再没有发生，再出现宋朝旧臣叛国，就一心一意为金国卖命，与故国为敌了。就像《宋史》中“叛臣传”中排名第二位的刘豫，同列“叛臣传”，他与张邦昌显然性质不同。 1130年，张邦昌之后三年，金国在宋金之间再次扶植建立了第二个傀儡政权，让宋朝的济南知府、57岁的刘豫建立了伪齐政权，建都大名，后来又迁都开封。刘豫曾是1100年北宋的进士，靖康之变后被任命为济南知府，但当时山东一片混乱，刘豫本想让朝廷安排一个南方安全之地，结果带着忿忿情绪而去。金军兵临城下，刘豫在敌人的劝诱之下，杀掉守将关胜投敌。 刘豫被册封为“大齐”皇帝后，全力为金国卖命，将攻宋作为要务。类似现代日本侵华军队与汪精卫政权一样，金军与伪齐组成联军屡屡南下侵略南宋，在1134年、1136年两次大规模南侵。好在南宋军队在分区防守中战斗力逐步恢复，岳飞、韩世忠、刘光世等将领进行了有效抵抗并取得了不少胜利，特别是岳飞从伪齐金兵手中收复了襄阳六郡，因此被封为南宋第五位节度使。 对于刘豫，南宋大臣试图争取他回心转意，弃暗投明，写劝降书，“勉以忠义，开陈祸福，使归朝廷”。但是，刘豫对于南宋派来做思想工作的人说：“独不见张邦昌之事乎，业已至此，夫复何言！” 张邦昌主动归附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宽宥，前车之鉴，不能不让刘豫心寒；后路已断，刘豫只能死心塌地的奉金朝为正朔，全心全意为金国卖命讨好新主子了。 所以，当有个叫邢希的进士人劝刘豫“私下派人与南宋密谈”，弃暗投明，刘豫毫不犹豫的斩首示众。有喝醉酒的人大骂刘豫，“大宋何负于你”，又被杀掉了。刘豫以如此毫不犹豫的行为向金国表忠心，也断了那些想让他弃暗投明人的念想。 不过，傀儡皇帝刘豫毕竟是金国的一个棋子，当金国有实力统治中原地区之时，就派兵捉住他废为蜀王。刘豫哀求金国元帅完颜昌：“父子尽心竭力，无负上国，惟元帅哀怜之。”完颜昌说：“当年赵氏少帝出京时，老百姓们燃顶炼臂，号泣之声闻于远迩。如今你被废，没有一个可怜你的人，你为什么不自责呢。” 走狗下场固然悲惨。然而，刘豫虽然免不了被废的命运，让人尴尬反思的是，彻底叛国的刘豫显然比有悔过表现的张邦昌下场好得多。一心投敌、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汉奸刘豫，被废皇位之后还是蜀王，后来被迁到金国腹地临潢监视居住。1141年，被赐钱一万贯、田五十顷、牛五十头，第二年，又被晋为封曹王。1146年以七十四岁高寿而死。 从沦陷区“归正”成了二等公民 中国一向有一种道德洁癖传统，即对有过遭受敌人侮辱、当过敌人俘虏的人怀疑、腹诽、厌恶，不管受敌人是多么凶恶强大，也不管侮辱是主动还是被迫。在道德精英看来，面对敌人侵害最好是殉节死掉，否则，就是名节有亏，保命的结果自然成了道德上的失败者，自己人如果不对之白眼相看，反而丧失了道德立场。从敌人那里历尽艰辛归来，等待的不是鲜花，而是狐疑的目光，一生的边缘化命运。 如果寻找对不幸的自己人道德洁癖伤害的历史渊源，可以说正是从历代王朝最为屈辱怯弱的南宋开始的。这就是当时的“归正人”群体。 在南宋历史上，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曾是北宋的子民，当国破家亡之际，他们既没有奋起抵抗，洒血卫国，也没有如一些权贵者跟随流亡政府迁徙到了南方，沦为亡国奴；但是，当机会降临，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代们依然向往曾经的王朝，千里迢迢，从北方越过宋金边境，来到了残存萎缩的祖国——南宋。 他们，可谓1127年靖康之变后的一大移民群体，被南宋称作“归正人”。从金国、伪齐逃难、移民到南宋的这个群体，却成了“二等公民”。这个名字本身就是蔑称，乃是南宋以正统自居，对北方沦陷区南下投奔之人的蔑称，即投归正统之人。本是南方人的朱熹就曾说：“归正人元是中原人”，“盖自邪而转于正也。”而且他将这个群体对朝廷的危害与宦官、藩镇相提并论，“古今祸乱，必有病根。汉宦官、后戚、唐藩镇，皆病根也。今之病根在归正人。” 最著名的归正人是著名词人辛弃疾，生于1140年的他是济南人，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辛弃疾的祖父曾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二十多岁时，辛弃疾参加抗金义军，后来杀了南宋的叛臣后归正南宋，其英勇名骚一时。然而，“归正人”的身份却阻拦其仕途发展，长期闲居，而最高官职也不过四品。 在金国他们不堪遭受异族统治，以为找到了“祖国”，却发现自己沦为边缘群体。而时机不对的话，等待他们的甚至是“遣返”，在赵构、秦桧与金国的和议中有一条说，南宋不能容留和议之后的“归正人”，而必须遣返回金国。等到赵构下台新皇帝宋孝宗登基后，才改变了遣返“归正人”的政策，转向主动招诱金国统治下的人“归正”。不过，为了道义上系“中原心”，不伤“忠义之气”，南宋一直明里暗里接纳“归正人”。 有的身在沦陷区的人鉴于被遣返的惨痛经历，“誓死不愿再回”。而“归正人”一旦归来，等待的将是没有前途之路。宋孝宗的宰相史浩曾经提出：“中原决无豪杰，若有，何不起而亡金？”这种逻辑并不陌生，就像当了敌人的俘虏，怎么会是英雄？遭受了敌人的侮辱，怎么会有贞节？只是，该反问这位宰相，如果生在沦陷区或者被俘了，会是什么结果？ 然而，南宋一代却形成了对“归正人”的制度歧视，即不委以重任，往往只给一个闲职而并无实权，甚至会被认为怀疑有异心。如同猜忌武将一样，南宋处处猜忌“归正人”。 当一个人气度狭小，伤害的是些许人；如果一个王朝的心胸狭窄，桎梏的则是所有人的精神士气。南宋之所以是一个让人憋屈的王朝，就在于其所谓正统自恋下的文化内向性发展，让道德文化处处小气、拘谨、束缚。朱熹这样的所谓“大圣人”的出现，相反更让这个朝代显得“小人”。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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