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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绅的年代不讲“人性执法”，在这种暴戾恣睢，六亲不认的官员治下，黎民百姓终日惶惶，不知何时大祸临头，于是纷纷渡江淮而逃难（“邑客黎人，惧罹不测，渡江淮者众矣”）。当他接到属下“户口逃亡不少”的报告后，竟然轻描淡写地说：“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颗粒饱满的总在下面，那些随风而去的秕糠，不用报告”（“汝不见掬麦乎？秀者在下，秕粏随流者不必报来”）。此时的他，早已忘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农夫，早已习惯了“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盛世”。何以故，时空不同也。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鲁迅《准风月谈》）《太平广记》关于李绅的这则记载，是否也在“讹传”、“恩怨”之列，不得而知，就文本说文本，我们不能说李绅的《悯农》诗，就是文非其人，言不由衷。中国古代诗人，无论是名标青史的李青莲、杜少陵，还是《全唐诗》不载、《全宋词》难寻，只会诌几句顺口溜的文人墨客，其诗作总会“言志”的，只不过这“志”有文野、高下、妍媸罢了。 诗人之“志”并非抽象而玄虚，它是作为客观事物的反映而存在的，所谓“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毛诗正义》）穷困时之“言志”，落魄时之“言志”，“在野”时之“言志”，并不能成为判断其富贵时、显达时、在朝时“志向”之依据。“志”之不同，不在其诗，而在其人。赋诗“言志”，只以时空为转移。青年李绅的《悯农》诗，其所“言”之“志”是朴素、纯真、善良、正直的，诗中不仅寄托了对“贫下中农”的深切同情，而且表达了对统治阶级的尖锐批评。而高官李绅之行，则体现了权力的丑恶、跋扈、骄横与暴虐。因此，《悯农》诗的此时此地之“志”，显然不同于当朝宰相的彼时彼地之“志”。志会变，人亦会变，可见以一时、一诗判断人的一生，有时是并不可靠的，人说屁股决定脑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