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跟着建华走出吊唁厅。
他是一家杂志的副主编，念本科的时候跟我同班。我坐他的车回去。
拉上车门，建华说：“校党委的悼词真够意思，咱们一下子都成名师之徒了。我记得何老师为人挺好，但他上课讲的东西全忘了。”
可是我却记得很清楚。一入学，何老师就给我们上课。他中等个头，偏胖一点，讲课的声音很大，每次都讲得满面通红。
那座楼是“大跃进”时盖的，隔音很差。有一天，隔壁教室的老师来敲门，把何老师叫去讲了几句。何老师回到讲台对我们说：“钱老师说我嗓门太大，影响他们上课，”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高考恢复了，教学正常了，我很激动。”
何老师把讲课的声音放低了点，但过不了多久又提高了，把坐在前面同学的耳朵震得嗡嗡响。
下课后，我在走廊追上他，问：“您说凡事都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自然解决了。是吗？”
他说：“没错。”
“那么，如果汽车发动机坏了，轮胎也爆了，修好了发动机，车胎就自然好了？或者补了轮胎，发动机就能转了？”
何老师很和气，说我钻牛角尖。当时我年轻，不懂得给老师留面子，对他说，不管是不是钻牛角尖，只要我能找到一件相反的事情，他讲的“普遍真理”就靠不住，何况我还能找出一大堆例子。像许多老练的教师那样，何老师找些话混了过去。
不过我觉得他讲的东西太老套，后来经常逃他的课。我们班就二十来人，当时我傻乎乎的，上课爱提问题，我不去，何老师肯定知道。
（二）
何老师是学校的优秀教师，布告栏里不时有他的大头照，广播喇叭也经常表扬他。
当时“文化革命”刚结束，考上大学的年轻人都觉得进了“科学的春天”，大家应该像陈景润那样攻世界难题。听说何老师的书在省里得了一等奖，我跟两个要好的同学说：“那样的东西得奖，咱们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国际水平！”
期末考试，一看卷子，我就觉得逃课逃对了。把文革时从“工人理论队伍”听来的那一套哗啦哗啦地写了几页纸，我混在同学里，低着头把答卷交了，快快走出教室。当时我只想拿个六十分，了结掉一件事。过了几天，建华回宿舍，说我得了九十一分，全班第三。我突然觉得很对不起何老师。
毕业后，我到北方念研究生，转了一圈，又回到广州做事。
何老师退休后还参加一些讨论会，讲讲辅导课，不断写文章写书，有一次还托人给我带了一本新出的著作。我翻了翻，对太太说：“现在全球变热，南北极冰雪融化，可能是因为中国人老将自己和别人的旧东西抄来抄去，拼命砍树印书。”
现在何老师走了，我后悔当时口不择言，讲话太刻薄。
在车上，我不知怎么回答建华。我记得何老师讲过什么，但我知道他在课堂上和书本里说的，完全没有自己的创造。他勤勤恳恳干了几十年，一辈子没有做出一丁点新东西。当学者跟当民工不同，写不出自己的东西就等于啥都没干：别人完全可以看旧书、旧杂志。
不过有两个场合讲话不能太认真，一个是欢送会，另一个是追悼会，所以我没接建华的茬，另外说了点无关紧要的事。
（三）
下午四点，小芸来告别。
她念本科的时候喜欢我的课，听过一遍，第二年又来听。有一次他们班补课，把时间占了。她在我办公室的信箱留了一张纸条道歉。其实她只是旁听，来不来都可以。不过她道歉后写的话特别好玩：“昨天是我的生日，寝室里的同学都等到夜里十二点跟我一起切蛋糕。我二十岁了，如果在旧社会，或者在印度，一定已经生了好多孩子。不过我觉得自己还很小，还很想玩。”
本科毕业时，她说我的课有趣，跟我念硕士生。
有一次，研究所搞完一个项目，一位教授做了很长的总结讲话，从头到尾都是振奋人心的豪言壮语，例如，“我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个重要任务，得到领导的肯定，是因为大家发扬了去年抗洪抢险的英勇精神！”
开完会，研究生让教师先离开。出去之后，小芸腾腾腾地追上我，笑得嘴都合不拢：“赵老师讲话太逗了！我们搞项目跟抗洪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敢笑，差点没憋死！”
小芸念完硕士，我推荐她到一个名牌大学念博士。现在博士学位也拿到了，过来跟我告别。
我不喜欢上馆子，光点菜就要十几二十分钟，需要太大的耐心。我对美食又没有半点鉴赏能力，完全是牛嚼牡丹。学生都知道我的毛病，毕业就到我家喝杯果汁，聊一会天。
（四）
我的博士生都认识小芸，也一起也来了。
大家知道她要回西北一个小城市，到朋友的公司做事。小芸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我肯定她不会是成功的商人。她家乡的生活水平跟广州也差得太远。
现在年轻博士在广州找工作的确不容易。小芸学习挺好。要是我有一官半职，或者是个什么“委员”，能够在大学申请设博士点的时候投一票，那么我的推荐会管用。可惜我除了上点课之外，什么本事也没有，帮不了小芸的忙，小芸也懒得跟我讲。
但她完全可以留下。据我所知，起码有一个大学让她去教必修课。但她觉得那课没意思，宁可回乡做些实实在在的事，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事。大家都觉得可惜，但没有人愿意讲，客厅里有点强颜欢笑的味道。
有一个女孩终于忍不住，说小芸没长大。
小芸笑起来，指着窗外说：“要是有人让我每天把花园里的草叶子数一遍，个个月定时发工资，这样活着有啥劲？有个男生说我的书白念了，但如果一辈子干没用的事，我妈就白生我了。”
我抬起头看看她。小芸是没长大，跟硬说国王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一样无知。
“袁老师专招美女，”这是江彬教授造的谣。其实我既没有那样的嗜好，也没有那样的机会。
我的学生美女不多，但有些的确很可爱。
（责任编辑：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