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描述了汉碑的定义、汉碑的碑文、汉碑书法艺术的分类及其详细描述。
关键词：汉碑、隶书、书法艺术、
正文：汉碑是东汉丧葬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所谓汉碑即指神道碑，这是汉碑与一般汉代刻石的重要区别。“今人谓文之载于石者皆曰碑，其实不然，刻碑之兴，当在汉季，古只谓之刻石。”墓碑的前身是碑。碑是古代宫庙门前及墓地用测日景、拴牲口以及穿绳作辘轳引棺下葬的竖石。据文献记载，碑早在周代就已产生。《仪礼·聘礼》：“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曩），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礼记·檀弓下》：“公室视丰碑。”郑玄注：“丰碑，断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乡率绕。天子六率四碑，前后各重鹿也。”《礼记·丧服大记》：“君葬，用辅，四绰二碑……大夫葬，用辐，二绰二碑……土葬，用国车，二绰无碑……凡封用绰去碑负引。”郑玄注：“凡柩车及圹，说（脱）载除饰而属绋于柩之缄，又树碑于圹之前后，以绋绕碑之鹿卢，鞔棺而下之。”
在东汉晚期的仪式化，使它取得了官方正体的地位，由此．隶书由出自徒隶的庶民化书风，一跃而成为庙堂体。隶书的这种“文本”演化，超出了它的原初文化学规定，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误读”。
与汉碑体制的高度成熟相适应，汉碑碑文也已成为典型化的文体，即诔文。文字多达千字左右。详细记载墓主的姓名、职官、功绩、生卒日期以及立碑人书碑人姓名，并有华丽腴饰的四言韵文的颂词。
东汉晚期，汉碑构成礼仪文化的中心“语境”，同时，儒学也开始向汉碑全面渗透。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汉碑多出在儒学中心的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尤其是山东省济宁市地区，有“天下汉碑半济宁[2]”之称。这个时期，汉碑在整体上已消蚀掉早期汉隶的博大气象和自然意味，但由于刀与石的营构，进一步夸张修饰了简帛书法的特征，使汉隶在本体语言上趋于全面成熟。
汉刻石文字记载了两汉时的政治制度，历史变革、文化发展、文字演变等重大史实，特别是作为文化普及和文字规范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汉刻石不仅创造了我国不朽的文字史而且创造了我国的书法史，这一时期的国策和社会环境也为我国的文字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奠定了汉字走向规范化的基础，同时在文字书写过程中也创造了书法艺术的辉煌。汉代隶书空前的发展，使这一书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出现了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对后世影响极大。
在灿烂的中华文明的篇章里，以隶字为基础的汉代隶书书法对推动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时代，在秦篆、秦隶的基础上完成了隶书的变革并使其渐臻成熟，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汉隶书法风格。
汉隶丰富多彩的书法艺术风格呈现出多种气象：以厚重、大气、古朴、率真、自然天成等多种风格展示给后人。以下为汉碑书法具有的主要艺术特点：
一、汉碑书法艺术上承秦篆，下启正楷。完成了一条演变的过程。其间从官方推广的隶书文字与民间的隶书体相结合，达到互为融合，交汇补充，现让我们从河南美术出版新近出版的《汉碑全集》中可以览读其发展的脉络。
1、简约篆法。从西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群臣上酬刻石》来看此碑，笔势相似与秦篆有了明显的变化，体势已初步走向方扁形质。《徐州龟山楚王墓石刻铭》其字已介于篆向隶的变化之间，行笔更加率意，结体自由使然。刻于新莽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的《连云港界域刻石》，基本上完成了隶的形态，结体已彻底改变了篆书的结构，已完成了隶书独特的风格。
2、草通隶法，西汉在完成了篆字向隶字演变的过程中，大量吸取了民间书刻字的形态，在刻石的过程中，由于石质坚硬，刻镌困难，在刻石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变化，特别是一些民间的石匠，以自然心态完成一件作品时暗生了多种的效果。如在河南永城市芒砀山出土的西汉《梁孝王李后墓塞石》，石近三千块，每块上都刻有文字，共万余字，或表示宫室方位、或表示施工次序，或刻有石工的名字和记时，这些字体草意十足，这些率意的结字规律，为篆字向隶字结体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推广隶字。汉朝继承了秦朝推广标准汉字（隶字）的使命，把推广隶字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这不仅是为了便于文化的传播，政治制度的贯彻，而且为隶书发展也带来了良好的生成空间，推动了隶书的发展。在西汉时代的426年里，隶书达到了十分完美的艺术高度。西汉石刻较少，当下的实物有限，可到了东汉，有了很大的转变。由于东汉大兴立碑之风，为隶字的推广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我们从记事碑、功德碑、墓碑、祀神碑、庙碑、摩崖刻石、画像石、记、造像题记、契约刻石、界石、阙身刻石、碣、石券、黄肠石刻铭等，为刻石文字提供了十分充足的实料展示。到了东汉末年，在洛阳偃师的太学府，一为了张榜《易》、《经》、《诗》、《礼》之典章，二来规范之隶书的写法。立碑200余块，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这不仅是一部教科书，也是时政规范汉隶文字的典范。汉隶文字是书写的艺术，带有先祖们创造的成果，她不同于宋代以后的活字印刷。我们在认识隶字的过程中，与中国的书法艺术联系在一起，汉代刻石文字，确为中国隶书时代的一座高峰。
二
1、雄浑壮美。收录《汉碑全集》中的此类刻石以《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石门颂》、《西峡颂》等为代表的壮美大气的摩崖刻石，留给人们一种勃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刻于西汉永平六年（公元63年）的《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刻于陕西褒城石门西南半里的山崖间，现石移至汉中市博物馆。因在山崖间刻石，出在荒野，刻书者可任其石面的变化而发挥自由，从而产生了自然天成之意趣，质朴而少拘紧，纵横舞动，以其开通韵意展示给后人。此摩崖被康有为评为“朴茂雄浑，得秦篆笔意”。杨守敬则视为“百代下无从摹拟，此之谓神品”。二者对此碑评价极高，我们从中看到这满纸烟云横生、电闪雷鸣的壮美的作品，感受到的是一种摄人心魄的震撼。《石门颂》虽然晚于《开通褒斜道刻石》85年，同在一地，亦受其书风的影响，与《开通褒斜道刻石》有一脉相承的艺术风格，以其凝炼、圆劲、宕荡的用笔，奇纵散朗的结字，呈显出野逸清奇、古质空灵的审美意韵。杨守敬评曰：“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刻于东汉建宁四年（公元171年）的《西峡颂》在甘肃成县天井山栈中。此摩崖书体，已达到了成熟，有别于此前两摩崖，这可能是由于地域的区别及年代的推移，隶书趋于成熟，此书古厚雄健，气象率真，用笔遒凝，圆中寓方，摇曳振荡，动中妙造，雄迈而静穆。
2、古朴质美。这一类型的汉碑书法艺术，见于西汉和东汉早期刻石文字，但也见于两汉不同时期非主流碑刻文字。如西汉早期《群臣上酬刻石》是在秦篆的基础上走出来的，虽未彻底摆脱秦篆，但体势已略有改变。已从秦篆长形结体趋于方扁，趣味横生，表现出简单淳真之美。而《霍去病墓前石刻题字》“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孟”10个字，隶意十足，可谓字字古意天成，简捷雄畅。刻于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的《麃孝禹碑》和刻于公元16年的《荣子候刻石》也属于此类作品。刻于西汉晚期的《石墙村刻石》，用笔圆转，波磔草化，生动多姿。刻于东汉末年的《乐山萧坝十五年二月崖墓题记》，字形忽长忽方，变幻率意，自然天成，稚美无华。
3、秀逸流美。收入书中的《曹全碑》、《孔宙碑》、《刘熊碑》、《乙瑛碑》等碑，突出地展现出华美典雅的艺术风格，是书家自我心声的流露。这些作品飞动畅达、飘逸秀美，充分彰显出书家的激情和艺术追求。《曹全碑》以极精到的用笔，喻圆于行笔之中。其字体秀隽生动，风神逸宕，展示天姿之美。《孔宙碑》略放于《曹全碑》，显其流丽横逸浑劲舒展之态。《乙瑛碑》隶法实佳，骨肉匀适，情文流畅，可谓之各有千秋，各显其神韵。
4、朴茂雄厚。以《张迁碑》、《肥致碑》、《冀州从事冯君碑》为代表的碑刻书法作品，尽显汉隶风神。《张迁碑》用笔遒劲如屈铁，会篆于隶、朴率生动的结字势态，茂整方雄，气象中含有一种古拙天真的意趣。《肥致碑》字方磔圆，拟出自然丰茂、质朴灵活的笔触，工巧中含其质拙。《冀州从事冯君碑》是近期在洛阳新出土的碑刻，此碑断为两截，现仅存上半部和碑额。此碑用笔方圆相生，气象万千，结体平正方茂，极尽浑朴丰厚之美，展现出一种壮伟的境界。
5、风范永存。这类作品多出现在残石、残碑中，本书收入的残石和残碑达数十种，如《谒孔子庙残碑》、《池阳令张君残碑》、《建宁元年残碑》、《熹平残碑》、《汉建安残石》、《荡阴里等字残石》等。这些残碑和残石虽石残、字残，但存字完美动人，仍显示出其书法艺术的魅力，其风格同样包含了几类：一是雄强朴质、纯厚大度。二是天真烂漫、气象万千。三是风骨劲健、行云流水。在用笔上更是丰富多彩，方中寓圆有之；中带方有之；长短相宜者有之；夸张强调波磔者有之。这些残石、残碑能让读者有一种看后眼前为之一亮的感觉，是书家和文字研究者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参考文献：《汉碑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