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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渠与白渠

2013-09-21  潜夫故里人
作者:佐竹靖彦先生

  战国时期秦国建造的郑国渠,在增强其国力,建立六国统一基础的同时,也成为构筑秦国内部新国家体制的最大要因之一。然而,与郑国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相比,过去的研究却仅限于泛泛而谈,很难说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实情。研究郑国渠的难点之一,是原始史料中并未明确记载其水渠与其他水系以及其与后来汉代在同一地区建造的白渠渠道之间的关系问题。

  本稿以郑国渠和白渠的关系为重点,通过对原始史料和史料中所反映的各种数值进行综合分析的手法,研究郑国渠的状况。

  一 郑国渠渠道的复原

  目前针对这一问题有两种重要的见解。一是源于《水经注补》,后由木村氏等人提出的[1];另一个是由史念海氏提出的[2]。两者最大的分歧点是前者认为郑国渠在与石川河交汇之处转而向北汇人洛水,后者则认为郑国渠一直东流汇入洛水。

  现将两说图示如下:

  以点线表示北流渠道的是木村的见解(《水经注补》说),与郑国渠上游的延长部位标志相同的是史念海氏的见解。由此可见,由于两说的不同,郑国渠的灌溉面积虽然大约出现三比二的比率,但是两说都对郑国渠的评价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为了从问题的**来探讨,在此特引用作为基本史料的《水经注》卷一六沮水的内容,但途中删除其直接引用《史记?河渠书》的部分。《水经注》的这一部分内容有多出错简、重复和脱落之处,极难理解。本来应先照抄原文,然后再说明考证结果,但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先在此分段排列经考证而复原的文章,然后再说明复原和分段的根据。

  [经]沮水出北地直路县,东过冯翊祋祤县北,东入洛。(附注:《地理志》曰:沮出直路县西,东入洛)

  [Ⅰ]A1今水自直路县,东南径礁石山,东南流历檀台川。俗谓之檀台水。

  A2屈而夹山西流,又西南径宜君川,世又谓之宜君水。又得黄嵚水口,水西出云阳县石门山黄嵚谷,东南流注宜君水。

  A3又东南流径役栩县故城西。(附注:县于汉景帝二年置)

  A4其水南合铜官水。

  B1<铜官>水出县东北,西南径铜官川,谓之铜官水。

  B2又西南流径祋祤县东,西南流径其城南原下,而西南注宜君水。

  A5宜君水又南出土门山西,又谓之沮水。

  A6又东南历土门南原下,东径怀德城南。(附注:城在北原上)

  A7又东径汉太上皇陵北。(附注:陵在南原上)

  A8沮水东注郑渠。(原引《史记?河渠书》,今略)

  [Ⅱ]C1<郑>渠渎东径宜秋城北。

  C2由东径中山南,(附注:《河渠书》曰:凿泾水自中山西。封禅书,汉武帝获宝鼎于汾阴,将荐之甘泉,鼎至中山,氤氲有黄云盖焉。徐广《史记音义》曰:关中有中山,非冀州者也,指证此山俗谓之仲山非也)

  C3郑渠又东径舍车宫,南绝冶谷水。

  C4郑渠故渎,又东绝清水。

  C5又东径北原下,浊水注焉。(附注:自浊水以上今无水)

  [Ⅲ]D1浊水上承云阳县东大黑泉,东南流,谓之浊谷水。

  D2又东南出原,注郑渠。

  D3又东历原,径曲梁城北。

  D4又东径太上陵南原下,北屈径原,东与沮水合,分为二水。

  D5一水东南出,即浊水也。至白渠与泽泉合,俗谓之漆水,又谓之漆沮水。

  D6绝白渠,东径万年县故城北为栎阳渠。(附注:城即栎阳宫也。汉高祖葬皇考于是县,起坟陵,署邑号,改曰万年也。《地理志》曰:冯翊万年县,高祖置,王莽曰异赤也。故徐广《史记音义》曰:栎阳今万年矣。阚骃曰:县西有泾渭,北有小河,谓此水也)

  D7其水又南屈,更名石川水。

  D8又西南径郭获城,西与白渠支渠合。

  D9又南入于渭水也。

  [Ⅳ]A9其一水东出,即沮水也,东与泽泉合。

  D5水出沮东泽中,与沮水隔原相去十五里,俗谓是水为漆水也(此应为错复简)

  A6东流径薄昭墓南,冢在北原上,又径怀德城北原,东注郑渠。(原作为又径怀德城北东南注郑渠。盖此全条应为错复简)

  C6<郑渠>合沮水,又自沮南绝注[洛]。(原作为“又自沮直绝注”)

  D5浊水至白渠合焉。故浊水得漆沮之名也。(此应为错复简)

  [Ⅴ]A10沮循郑渠,东径当道城南。(附注:城在频阳县故城南频阳宫也。秦厉公置。城北有频山,山有汉武帝殿,以石架之。县在山南,故曰频阳也。应劭曰:县在频水之阳,今县之左右,无水以应之,所可当者,惟郑渠与沮水)

  A11又东径莲芍县故城北。(附注:《十三州志》曰:县以草受名也)

  A12沮水又东径汉光武故城北。

  A13又东径粟邑县故城北。(附注:王莽更名粟城也。后汉封骑都尉耿夔为侯国)

  A14其水又东北流注于洛水也。

  附注是为区别与各水路无关的部分而使用的临时用语。标有()的部分是包括笔者按语在内的说明,<>是根据上下文关系应当予以补充的内容,[]是经考证应当予以补充的内容。

  《水经注》在描写河川的合流与支流时,采取了首先叙述主干的路线,每逢遇到大的支流,便暂时中断,改述支流线路的方式。两河川汇流时,以注、人来表现流人方,以受、承、得来描述被流人方,两水轻重不分时,则用合、会等严密的用语来表示河川的系谱。

  本稿的第Ⅰ段记述了沮水主干始于北地郡直路县,后分别改称为檀台水、宜君水,又与铜官水合流,最终称为沮水而与郑渠合流的状况。第Ⅱ段是对郑渠的说明。第Ⅲ 段是与郑渠合流的浊水,前半部分叙述至与郑渠合流为止,后半部分是与郑渠合流后,又遇沮水,之后又一次分流最终与渭水合流。浊水又称漆水或漆沮水,浊水、漆水、漆沮水的名称都表现了这一水系具有含有大量泥沙的特征,途中虽先后与郑渠、沮水合流,但浊水仍被视为一支独立的水系,大概就因为浊水具有这一强烈的特征。另外,有关郑国渠,有“自浊水以上,今无水”的记述,这表明在与浊水合流处的上游已丧失了水渠的机能,值得注意的是浊水在汇入郑渠之后才成为现实中的水渠。

  第Ⅳ段记述了与漆沮水分流之后的沮水的水系,但实际上在描述沮水、浊水和郑渠合流、随后分流的复杂状况时,对沮水和漆沮水的认识却出现了混乱、难解的描写。

  笔者认为最后的第Ⅴ段依次描写了沮水下游直到汇入洛水的部分,但多数学者认为这一部分记述的是郑国渠下游的景观。

  由于以上段落以作为主干的沮水为中心,顺便描写与其他支流合流或分流的状况,因此其他支流或多或少散见于数处。在此特将这些水系设定为:A=沮水的主干,B=在被称为宜君水的沮水上游与沮水合流的支流,C=郑国渠,D=浊水。

  在以上的《水经注?沮水》中,最难理解的为第Ⅳ段,为了获得正确理解这一部分的线索,我们先来探讨第Ⅴ段。

  持第Ⅴ段为描写郑国渠观点的典型代表是木村正雄。他认为正如以前有北原郑渠之称一样,此部分的“沮循郑渠”也为郑渠某河段的一个名称,但是,以上的分段作业表明《水经注?沮水》的主题显然是为确定沮水的渠道而作,因此这一见解无法成立,且第Ⅴ段的A14承A12的沮水直接称“其水”也是一个明证。

  同样认为此段为郑国渠的黄盛璋将第Ⅴ段的A10理解为“郑国渠沿着沮水的河道,穿过莲芍故城、汉武帝故城、粟邑故城的北侧,东注洛水”。与木村之说相比,虽然这一见解略微忠实于《水经注》的前后逻辑,但是其将“沮循郑渠”一句解释为“郑渠循于沮”的看法不但从语法上,而且从本条后半部明确记述了沮水的事实来看都难以令人信服。黄氏认为“循”是郑国渠穿过沮水渠道的意思,但在《水经注》中却并无“循”的此种用法。如果要反映黄氏所说的情况,文章应写为“郑渠径沮水”。因此,“沮循郑渠”应按普通语法那样只能理解为“沮循于郑渠”,文中的“循”字大概表现了沮水与郑国渠之间的平行关系。在此段A10的附注中援引应劭频阳县在频水之阳之言,表明在频阳县附近没有其他的水系而只有沮水和郑渠符合这一条件,这也说明两水的渠道不同。

  以如上对沮水的粗略认识为基础,下面我们来探讨无法理解的第Ⅳ段。第Ⅲ段的记述表明,浊水流入现已干涸的郑渠,在与沮水合流之后分为两条水系。其一是第Ⅲ段D5的“一水东南出,即浊水也”,浊水即漆沮水。另一水系如第Ⅳ段A9“其一水东出,即沮水也”所述,为沮水。即在此沮水与浊水分流,沮水向洛水、浊水向渭水流去。如果沮水在接下来的D5处不出现错复简,那么,沮水本身应该成为“隔原相去十五里”的渠道。随后根据下面A67的记载,沮水“径怀德城北东南注郑渠”。这与沮水已与郑渠合流的事实相矛盾,也与第Ⅰ段A6记述的沮水已过怀德城南的记载相矛盾。

  由此可见,第Ⅳ段的记载显然无法令人信服。理解第一大纰缪的关键是D5中漆水的名称在D5中变成了漆沮水。可想而知,沮水和漆沮水两个相似的名称同时并用是引起误解并造成混乱的原因。造成另一个误解的是A9中“其一水东出,即沮水也”之后“东与泽泉合”的存在。

  我们已在第Ⅲ段D5中了解到浊水又被称为漆水和漆沮水的原因是其在与白渠交汇之处汇入了泽泉,至少D5是如此说明的。因此,把沮水与泽泉之水汇合的这一记述转化为漆沮水与泽泉的关系,这似乎更为自然。

  然而,我们暂且不论D5的说明,浊水在流入泽泉之前源于大黑泉之水,被称为浊谷水,其作为浊水的特征在源头就已具备。与之相反,沮水开始被称为檀台水,后来又依次被称为宜君水和铜官水,如在第Ⅰ段的A5所见,到了土门山以西才开始被称为沮水。这说明沮水的泥流化发生在与浊水合流之后。如在第Ⅳ段A9所见,整个水系都被称为沮水是由于其与浊水一样都汇入了泽泉。泽泉即伴有泉水的泥沼之地。由于沮水、浊水、郑渠均注入泥沼之地,才陷入了难于辨别各自渠道的困境。

  但是,我们却在D5中发现了有助于辨别三条水渠渠道的重要事实。根据上述的考证,如果认为“水出沮东泽中,与沮水隔原相去十五里,俗谓是水为漆水也”的漆水非沮水而为浊水(即漆水和漆沮水)的话,在分流之后的沮水和浊水之间,存在一个原。我们暂且不论原之本义[3],单从《水经注》的用法来看,原是指具有一定面积的高而平坦之地。可以推测这个原是浊水与沮水的分水岭。

  如上所述,紧接D5之后的A67虽然描写了相当于第Ⅰ段A6和 A7记述的沮水的路线,但两者却有矛盾之处。在A6中沮水经过位于北原的怀德城南和位于南原的汉太上皇陵北,这是合乎情理的。因此,A67“径怀德城北,东南注郑渠”一文中的“东”字,或许由于“东”与“原”字相仿而把“原”字错写为“东”字了。另外,由于本来的“原”字误写为“东”字,如果把其后紧接着的“东注郑渠”的“东”字改写为“南”字的话,这一部分原本的形式便完全与A6和 A7的内容一致了。

  理解包括第Ⅳ段纰缪的关键是郑渠的流向问题。在《水经注?沮水》记述的三大水系中,记录了源于云阳县的大黑泉最终汇入渭水的浊水(D)和源于直路县最终汇入洛水的沮水(A)的整个路线,但对郑国渠,除引用的《史记?河渠书》的内容之外,对其**和终点的叙述非常欠缺。对其**,由于继《史记?河渠书》有关郑国渠的引用文后直接开始叙述其路线,所以应该省略“郑渠上承泾水”,但不应该省略对终点处的记述。这关系到如何复原难以理解的 C6“合沮水,又自沮直绝注”原貌的问题。

  乍看起来,C6的末尾若与下文相连,便可读为“注浊水”,但联想到上文有关浊水、白渠和漆沮水的关系以及漆沮水的命名源于将沮水和浊水混为一谈的探讨,可以明确C6只能像本稿一样作为独立的一条来理解。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知道沮水、郑渠、浊水均在途中经过了称为泽泉的拥有部分泉水的大片沼泽之地。之后,沮水和浊水经过其分水岭的原而分流而去。那么,以这个分水岭为基准,郑国渠无疑应该属于两水中的某一流域。

  考察这一问题的出发点与该地区的地形以及作为水利灌溉主渠道的郑国渠的机能有关。史念海在《古代的关中》[4]一文中,对在现今的白水县北即当时的粟邑县以北之处郑渠与洛水合流的见解,提出了质疑。他指出白水县的海拔可达七○○米,他反问道:渠道怎可能从平地向海拔七○○米的高地逆流呢?三水分流之处的海拔接近四○○米,从向一定方向迅速侵蚀的黄土的特性来考虑,虽然很难断言当时不可能存在与现在的地形相异的状况,但考虑到该地区北高南低的一般地势,应该说史念海的观点切中了要害。

  然而,只要相信《水经注》的记载,那么,至少在与浊水分流之后,沮水沿东南方向穿过频阳县、粟邑县而注入洛水。虽然有必要重新考虑汉代的频阳县和粟邑县是否在人们认为的现在的位置的问题,但沮水的路线或多或少是沿着该地区地势的一般倾斜方向而流动的。如果说郑国渠在与浊水分流之后是与沮水沿相同斜面流动的话,就会出现其在分流点之前灌溉右岸的土地而在分流点之后灌溉左岸土地的状况。实际上,不但这种想法本身不大合乎逻辑,而且为了让郑国渠充分发挥灌溉作用,其下方必须具有相当面积的舒缓的斜面,由于从该地区的一般地势来考虑在沮水下游不具备这一条件,因此,郑国渠与沮水不可能为同一流向。这样只能认为郑国渠在与沮水合流之后又出现了分流。C6原文中的“绝”字说明郑渠与沮水分流后流入浊水一侧的平面,这正是本稿的推测。有关“绝” 字的这一用法,如《水经注》卷十九渭水有关清水的路线中有“东南流绝郑渠”,“南绝白渠”的记载一样,在《水经注》中随处可见。这是表现两条水流具有交叉关系的用语,同样,如对清水下游的曲梁水有“东南绝白渠渎”,对同卷阴槃水的路线有“北绝漕渠”的记述一样,这种特异的交叉关系的主体一方属于人工渠。在 C6中为表现沮水和郑国渠的关系而使用的“绝”字可以说明郑国渠与沮水分流的事实。由于这个“绝”字所反映的状况与单纯表现交叉关系的其他情况不同,因此,《水经注》才会对郑国渠和沮水采用先为“合”后为“绝”这样慎重的记述方法[5]。在同文“绝”字之前的“直”字或许是因其字形酷似“南”字而发生的错误。至于最后所见的“注”字无法读作注入浊水的问题前文已有所论及。如此一来,此文中欠缺郑国渠注人之河流的名称。由于《水经注》的这一部分内容是引用《史记?河渠书》而来,由此可知郑国渠实际注入的是洛水,或许由于“洛”字形似“注”字而出现错误,同时出现的两个“注”字被视为错简而略去了一字。

  以上的探讨,除有关沮水与郑国渠分流的部分之外,笔者基本赞同史念海的复原图。

  二 郑国渠与白渠的灌溉区域

  前一章省略的在《水经注》中引用的《史记?河渠书》的内容如下:

  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 “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为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通过这一史料,我们了解到与史念海的复原图相近的长为三百余里、灌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的郑国渠的状况。根据汉代里程的换算,其中三百余里的数字基本是正确的,而剩下的灌溉面积又如何呢?

  这一问题应该与周知的白渠的有关数字相关。《汉书》卷二九《沟洫志》中有如下的记载:

  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兄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旁高昂之田。上曰:“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豆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后十六岁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其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

  这一著名的记载却有几处难解的问题。第一,虽然袤二百里的白渠开凿了《史记?河渠书》记载的三百余里的郑国渠的三分之一的渠道,但其四千五百顷的灌溉面积却仅占《史记?河渠书》郑国渠四万余顷的十分之一。为了彻底辨明这一事实的意义,首先必须确定两个灌溉面积之间的关系。

  目前研究此问题的学者并不多,大概仅有木村正雄、黄盛璋、戴应新[6]等有数的几位。他们都认为这两条人工渠的灌溉区域并不重叠。这一问题直接与包括这一史料在内的第二个问题,即郑国渠、六辅渠、白渠三者间的关系有关。

  据上文引用的《汉书?沟洫志》记载,在郑国渠开凿一百三十六年之后的元鼎六年(公元前110年),左内史兄宽奏请汉武帝增筑六铺渠,其目的是“灌溉郑国周围的高昂之田”。颜师古注曰“此则于郑国上流南岸,更开六道小渠,以辅助灌溉耳”。其中关键的问题是,“高昂之田”位于郑国渠的南岸,还是北岸?颜师古所说的“郑国上游的南岸”是指郑国渠上游的南岸,还是郑国渠取水口的泾水上游的南岸?如本稿后文所述,郑国渠的渠道与岐山山脉南麓之间的平地极为狭窄,为灌溉这一部分的土地而开凿新的渠道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沿郑国渠取水口的泾水逆流而上建造新的取水口也同样没有意义。但是,由于对人工灌溉渠道的郑国渠而言,河床内泥沙的堆积应该是最大的问题,而到这一时期在渠道的下方不可能存在高昂之田的问题,因此,兄宽规划的真正目的是在郑国渠取水口上方的泾水上开凿新的取水口,在那里建造六条辅助的渠道以便为过去的郑国渠供水。兑宽采取这种方式是出于对传统供水机构的尊敬,其实际的目的旨在改造已不能充分发挥其机能的郑国渠。汉武帝对兒宽上奏的回答是对这一推测的最好佐证。武帝指出由于在左右内史之地未开垦的荒地众多,才建造了郑国渠之类的灌溉设施来保障水利,然而,现今内史地区稻田的租金很重,应在尽量减轻的同时加紧组织水利建设,以确保农业生产。武帝的上述之言之所以与兄宽开凿六铺渠的上奏联系在一起,表明在当时郑国渠的机能已明显降低,以郑国渠发挥作用为前提而制定的田租额已不合时宜了。十六年后的太始二年(公元前95)白公奏请修筑新的渠道,正是希望吸取开凿六铺渠的成功经验而建造取代郑国渠的新的灌溉网。

  要想证明这一推测的成立,必须探讨白渠和郑国渠之间的关系。在考虑此问题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白渠取水口的位置问题。据说在《陕西水利》季刊一——三中刊载的《历代径渠名称》是目前惟一一部专门性的研究,只可惜现在无法读到原文。据引用该文的黄盛璋介绍,民国时期在惠民桥西宽十六丈的渠口是郑国渠、在其下游约一华里的黑石湾村宽八丈的渠口则是白渠的遗址[7]。

  由于这一见解是以当地调查为基础的,自然具有很大的可信度,但依然存有疑点。首先,如黄盛璋在论文中引用《宋史》的《河渠志》和《长安志图》的泾渠总论等文后所述,至少在宋代以后由于泾水河床的侵蚀而造成的水位下降和人工渠河床内堆积泥沙等综合性因素的影响,取水口存在向泾水上游推移的倾向。很难想像惟有汉代逃脱了这一自然倾向。其次,如前所述,汉武帝认为在郑国渠渠口上游开凿的六铺渠覆盖了该地区整个的灌溉问题。对此《汉书》卷五八《兄宽传》有“宽奏开六铺渠,定水令以广田”的记载,这个水令应该与郑国渠的整个流域有关。由于六铺渠的灌溉区域已包括了以往郑国渠无法覆盖的土地面积,因此,如果在白渠开凿之前郑国渠上游的取水获得了成功,那么,十六年之后建造的白渠的取水口不可能设在郑国渠的下游。

  如在前引的《水经注?沮水》所见,白渠在下游经过郑国渠南端,穿过栎阳,汇入渭水,这也是学界统一的看法。按本稿的推测,如果白渠的取水口参照郑国渠设在泾水的上游,那么,白渠与郑国渠的渠道就会出现交汇,而在两个交汇点上游出现的灌溉区域则属于白渠独自的部分。但是,从实际的地形来看,郑国渠本身是接近岐山南麓而设计的,这样一来,新建造的白渠独自的灌溉区域就变得极为狭窄,因此,建造白渠的意义并不在于扩大郑国渠的灌溉区域,而在于取代机能逐渐退化的郑国渠,建立以重建郑国渠主要灌溉区域为目的的新的灌溉网。黄盛璋认为到了唐代白渠几乎完全取代了郑国渠的地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撰写《水经注》的时候在郑国渠与浊水交汇点的上游部分已干涸成为枯渠,这说明在开凿白渠的时候浊水以西的郑国渠的作用已由白渠取代了。

  如上所述,白渠经过郑国渠的南部和栎阳汇入渭水,因此,郑国渠在与浊水交错后流入洛水,而白渠则仅灌溉浊水以西的耕地。

  在白渠建造的时期,浊水以东的郑国渠处于何种状态却无史料记载。就后来浊水以西的白渠的改筑增建以及新渠道的开凿状况延续至今均有记载,而有关浊水以东状况的记载却直到宋代才出现,其内容也仅限于浊水即漆水或漆沮水的灌溉情况。

  通过分析浊水、沮水和郑国渠的分合流状况,我们了解到诸水相继穿过的位于其中游的大沼泽地的存在极大地左右了诸水的分合流状况。浊水受侵蚀的程度由此加剧,浊水河床的低下又助长了大沼泽地水分的流失,加速该地区的干燥化。郑国渠河床中泥沙的堆积也在不断加大,终于在后来的某一天郑国渠的渠道被浊水截断,其东半部分失去了作为灌溉渠的作用。虽然无法确定这种变化是否能够追溯到白渠建造的时期,但是,史料对浊水以东的状况缄口不语,这不正说明在此之前郑国渠在浊水以东的作用已经陷入瘫痪状态了吗?

  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将郑国渠的复原图与白渠重叠起来考虑,可以推算白渠的灌溉面积约占郑国渠的三分之一。笔者在另一篇论文中指出,在商鞅变法以后,并存着以百步四方为百亩的旧周代的小亩和拥有三倍面积在形式上以百步?二百四十步为百亩的新大亩,后者主要用于与政策相关的场合,虽然到汉武帝之后公式统计的面积表示全都使用了新大亩,但一般的面积尤其是在民间即使到了汉代仍习惯使用周的小亩来表示[8]。如此看来,战国时代盛传的郑国渠的灌溉面积依然是用周小亩来表示的,那么,四万余顷的三分之一就是新大亩的换算结果,将这个数值再分为三份而得出的四千五百余顷与拥有郑国渠大约三分之一灌溉面积的白渠的四千五百余顷正好吻合。

  本稿通过对原始史料进行实证性的分析,对其中遗留下来的诸数值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论证了郑国渠在汉代已完全丧失了其浊水以东流域的作用,浊水以西的主要部分则由白渠取而代之,同时证明了白渠的灌溉面积略占郑国渠的三分之一。

  郑国渠失去对浊水以东地区灌溉机能的原因是因浊水侵蚀出现河床低下,从而造成郑国渠的截流。

  在《长安志图》卷下赵宋的资政殿学士侯蒙撰写的有关丰利渠的碑文中,继白渠之后,有“凡溉泾阳、醴泉、高陵、栎阳、云阳、三原、富平七邑之田,总二万五千九时有三顷。异时白渠所溉不过二千七百余顷”的记载。在七邑中,醴泉位于泾水以西,富平在石川河以东,如果以侯蒙的记述为线索来研究丰利渠的状况,一定会进一步再现这一地区灌溉的变迁状况。

  注释

  [1]参阅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其成立的基础条件》(不昧堂,1964)第二章“大规模治水水利事业的开展和第二次农地的形成”。谭其骧《汉书地理志京兆尹》(《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中华书局)。黄盛璋在《关中农田水利的历史发展及其成就》(《历史地理论集》,1982)的文章中采用的是《水经注补》的观点,而其复原图却与史念海相同。

  [2]参阅史念海《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中《古代的关中》第53页所引复原图。史先生在此并未对复原图加以说明,只写到具体请参阅《郑国渠渠道的探索》一文。笔者曾因此咨询过,得到的回答是,该论文并未刊行,在文革时期遗失了。倘若未遭如此不幸,小论或许也无存在的必要了。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采用的是史念海之说。

  [3]原的本义,请参阅史念海《河山集》中收录的《周原的变迁》、《西周时期的黄河中游的原隰》等文。

  [4]收录于《河山集》。

  [5] 邹逸麟在《汉书沟洫志第一释》(《历史地理研究》一,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一文中,注意到《水经注?沮水》有关郑国渠的“南绝治谷水”“东绝清水”,即以人工河为主均使用“绝”字的问题,认为“绝”为“度”之意,是在自然河流上建造简单的渡槽以便人工河道的穿行。虽然本稿所引的“绝”字多在自然河流上,但“绝”表示特殊的交错关系的看法应该是对的。

  [6]戴应新《关中水利史话》(陕西人民出版社)。

  [7]参阅注[1]的论文。

  [8]《商鞅田制考证》(《史学杂志》96—3,1987)。《汉代田制考证》(《史林》70—1,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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