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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西汉司马迁修撰的一部纪传体通史。
司马迁于公元前145 年出生于夏阳（今陕西韩城）的一个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是汉朝太史，司马迁从十岁开始学习古文。20岁后，走出书房，历游名山大川，足迹几遍全国，到处探访古迹，采寻遗文逸事。后来继承父职，任太史令，尽读皇家图书馆所藏典籍，开始了史书的写作。然而平静的著述生活只过了五年，灾祸就从天上飞来。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汉将李陵说了几句打抱不平的话，惹恼汉武帝，被逮捕下狱，处以宫刑。
出狱后改任中书令，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穷毕生心血，终于为世人留下了《史记》这一不朽的煌煌巨著。
在《史记》写作过程中，司马迁给他的朋友任安写了一封信，即著名的《报任少卿书》。信中以激愤的心情叙述了自己因李陵事件蒙受宫刑的冤屈，同时说明自己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三句话的意思是说，《史记》的写作目的是研究“天”和“人”之间的关系，把从古到今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大势搞清楚，形成司马迁自己的学说。如果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对《史记》在史学、文学上的巨大成就的精当褒赞，那么司马迁自己所说的这15个字则是他本人对《史记》内容的概括评价。
首创纪传体成一家之言的集中体现，便是《史记》在我国史学史上，首先创立了纪传体的编纂体裁。所谓纪传体即主要通过记述历史人物的活动以反映历史的发展变化。
《史记》全书由五部分组成，“本纪”12篇，“表”10篇，“书”8 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共130 篇（又称卷），526500余字。
“本纪”以历代帝王为中心，概括叙述了从传说时代的黄帝到汉武帝期间，约三千余年的历史大事，是全书的大纲。
“表”分世表、年表和月表三种，以时间为中心，综合记录当时发生的各种主要事件。各表前面有一段序文，简略叙述该时期的历史大势，或对时代特点进行精彩的评论，是《史记》的精华之一。如《十二诸侯年表序》将西周末年至春秋时代的周王室衰落、诸侯恣行、五霸迭兴等政治形势和历史特点勾画了出来，《六国年表序》论战国时期的历史大势，《秦楚之际月表序》论秦末和楚汉相争时期的历史变化等。“表”把各个时代的主要线索、历史轮廓搞得清清楚楚，可以当作一个时期的简史来阅读，而它的序则更是画龙点睛。
“书”，以事类为纲，记录典章制度和重要史事。如《封禅书》记载历代祭祀天地、尊神奉鬼、觅仙丹、求长生等宗教迷信活动。《河渠书》是关于水利活动的。《天官书》是关于天象的。《平准书》记载汉代的财政经济，主要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反映了封建经济的超经济掠夺，二写封建统治者对人民无穷无尽的奴役。前者是不顾法律掠夺农民的土地财产；后者任意攫取人民的劳动力，为统治集团服务。二者都抓住了封建经济的本质，写得很
深刻。后来的《汉书。食货志》就大不如这篇《平准书》了。八篇“书”是《史记》中有特殊价值的一部分，也是错乱比较严重的一部分，除《封禅书》外，其他都不完整了。
“世家”记载了诸侯列国和一部分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30篇中，《吴太伯世家》以下16篇是一类，写的是春秋战国的贵族诸侯。《楚元王世家》以下三篇及《梁孝王世家》以下三篇写的是汉代宗室贵族。《萧相国世家》下面五篇又是一类，写的是汉代大臣、开国元勋。另有《孔子世家》、《外戚世家》等各属一类。其中《陈涉世家》记载陈涉的成功与失败，对陈涉起兵的时代背景写得很深刻，对陈涉失败的原因也写得很生动。
“列传”记载了汉武帝以前的重要历史人物、少数民族、邻近国家和各种专业（如儒林、巫祝等方面）的有关事迹。首篇《伯夷列传》并不是专为伯夷而写的。它是列传的帽子，带有总序性质。以下69篇大部分按时代顺序排列，但也不完全如此。从第二篇《管晏列传》以下六篇是讲春秋时候的人，也有战国时候的，如韩非、申不害。《商君列传》以下21篇是写战国时候的人。秦统一以后的，因时间很短，和战国分不开。这11篇里也有写汉代人的，如贾生（谊）。《张耳陈余列传》以下42篇，除部分杂传外，基本上写的是汉代人物。
《史记》列传的编纂有一定规则，如《循吏》、《酷吏》、《游侠》、《刺客》、《滑稽》、《佞幸》等列传，是以性质相同而概括定名的。另如《儒林》、《货殖》、《日者》、《龟策》等以专业或性质相同标名等，都称为类传。合并立传的，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是事迹相关者，《孟子荀卿列传》是行为相类者。
列传次序大致按时间先后排列，但关系相近者也列在一起。如李广、卫青、霍去病都与匈奴战争关系密切，《匈奴列传》便列在李和卫、霍二传之间；司马相如曾出使西南各族，其传便列在《西南夷列传》之后。列传的最后一篇为《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自传，也是全书的序言。
“列传”中还记载了汉朝国内各族、与汉朝有关系的一些邻国的历史，如《南越》、《东越》、《西南夷》、《匈奴》、《朝鲜》、《大宛》等传，都以简明扼要的笔法记述了各族各国的源流和概况，为研究各族各国的古代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料。
“世家”和“列传”共一百篇，是《史记》的主要组成部分，都是取以人物为纲的形式，详记重要事件的发展过程，在“本纪”和“表”中概括提到的事情，在这两部分有较详细的叙述，和“书”的记载也互相联系照应。
《史记》每篇（卷）之末，一般还附有以“太史公曰”为首句的一段小文字，略记作者对篇内某人某事的看法或附记有关之事。后来修撰的史书也都承用这一形式。《汉书》改为“赞曰”，其他史书或用“论曰”，或用“评曰”，或用“史臣曰”，因此这一部分通称为“赞语”或“论赞”，不但是纪传体史书特有的一种形式，就连司马光编纂的编年体史籍《资治通鉴》也沿用这一做法，以“臣光曰”夹议论于叙事中。
总起来看，《史记》的五个组成部分，分别具有三种不同的性质，即以时间为纲的本纪和表，以事类为纲的书和以人物为纲的世家与列传，综合成为一书，这是《史记》的一个特点，也是纪传体的一个特点。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纪传体始终是史书编纂体裁的主流，直到辛亥革命后写《清史稿》仍在沿用。历代正史除在个别形式上稍有变化外，基本没有超出《史记》开创的轨范。《史记》遂由此居于二十四部（加上《清史稿》为二十五部）纪传体正史之首。
《史记》的五个部分，体大思精、包罗宏富、举重若轻、条贯有伦地展现了纵横数千里、上下三千年的历史风云。
究天人之际天和人有没有必然的联系？皇权是不是神授？吉凶祸福是不是天意？在司马迁时代，这些问题既是学术理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得到汉武帝支持的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说，就是把天和人结合起来，标榜天人感应，用天象论断人事的吉凶，属于典型的迷信。《史记》则继承先秦唯物主义思想的传统，对天和人的关系进行了唯物主义的考究和解释。
《史记》最后一卷的《太史公自序》中说：阴阳家对于阴阳四时、八个方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教令，规定了人们哪些事可以做，哪些是要禁忌的。如果人们遵守这些教令，就会昌达得福；违反这些规定，则遭灾或死亡。实际上未必一定是这样的。这样好像一举一动都有阴阳管着，什么事情都叫人害怕，容易使人拘束而不敢大胆地去做事。同时，《史记》又认为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人应该按照这些规律办事。春天万物生发，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是自然界的主要法则。如果我们不遵守，便没有头绪了。所以，四时的顺序是不可以错乱的。《史记》还运用当时的天文科学成果，精确地记载了几百个星体、星座，并指出了它们出现的时间和运行规律，说明天象运行也不是神秘莫测的，而是可以由人类观测到的自然现象。
《太史公自序》里还批评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星气之书”。所谓星就是占星术，气就是望气。阴阳五行家认为天上的星象决定着人间的祸福，还可以对气象的观察推断人的吉凶。例如吕后就曾经说，刘邦外出，无论赶到哪里，她都能找到，因为刘邦头上有五色祥云。司马迁借评论“星气之书”指出这是胡说，是不经之谈。
可见，《史记》对天人关系持有明确的态度：天是天，人是人；天属于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人们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去办事，但不存在什么预兆吉凶和断测祸福的问题。这种观点同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学说是针锋相对的。
作为纪传体史书，《史记》更多的是通过对人事的分析，说明天道不可信的道理。《伯夷列传》写道：有人说，天道是没有偏爱的，总是常常帮助好人。伯夷、叔齐可以称得上是好人了。他们聚积仁德、修养品行，竟然落得个饿死的下场。72位贤人里，孔子特别赞赏颜渊好学。可是颜渊常常闹穷，连最粗糙的食物都吃不饱，终于早死了。上天对好人的报应，怎么是这样的呢？盗跖常常杀害无辜，烤人肉来吃，放纵暴厉，聚集朋党几千人，横行天下，反而能够长寿而终，这又是依循何种德行？这些都是比较明显的例子了。
到了近代，做奸犯科，专干坏事的，却过得很舒服，终身安逸享乐，子孙后代也富贵不绝。有的人小心谨慎，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错走一步路，但他们却多灾多难。我实在觉着很迷惑，倘若这就叫做天道的话，那么天道到底是对的呢，还是错的呢？
在《项羽本纪》的最后，司马迁评论说：秦虐民失政，陈涉首先发难，随后诸侯豪杰，纷纷起事。一时间山东五国各树势力，并立争雄。项羽虽然没有尺寸之地，三年之间却能成为五国诸侯的统帅而灭秦！当时威服天下，分土封王，一切政事，全由项羽一人号令，自称霸王。但是等到项羽背弃先入关者为王之约，已失人心；又怀念楚国老家，失去地利；后来又杀死义帝而自立，更为众意所不许。这样的作为却要求别人不背叛他，那实在是太难了。项羽自以为了不起，不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想靠武力征服天下，结果弄得称王五年就身败名裂。他犯了这么多失误，到死还不觉悟，不仅不责备自己，反而说什么“是天要亡我，不是我用兵之罪”，这岂不是非常荒谬的吗？
《蒙恬列传》记载：秦朝名将蒙恬被秦二世胡亥赐死时，喟然叹息：“我对上天犯了什么罪过？竟然无罪而死呀！”沉默许久，蒙恬慢声说：“我的罪过，本来就该判死刑的。我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筑城墙，挖河沟，一万余里，断绝了地脉，这便是我的罪过了。”于是吞下毒药自杀而死。司马迁评论说：蒙恬身居要职，一味顺承皇帝的旨意，不管百姓死活，大兴武功，他的死属于罪有应得，怎么把他的死归罪到“断绝地脉”上来呢？
有时，司马迁也用“天”字，也讲“天命”、“受命”。譬如《秦楚之际月表》中，他说刘邦能称帝“难道不是天意吗！如果不是大圣人的话，怎能在这种情况下受天命而成帝王呢？”从字面看来，这是在称颂天，认为汉得天下是天命的结果。但分析一下可以看出，这些天意、天命实际指的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司马迁首先交待了秦代禁令繁多，严重地束缚了人民的手脚，为农民起义提供了历史条件。然后写了秦亡汉兴的历史过程；第一个阶段是陈涉发难；第二个阶段是项羽推翻秦朝。但项羽不得人心，刘邦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才得以收拾乱局，诛除凶暴，平定海内，从一介平民登上皇帝宝座的。这种排除神秘的天意，用人事来解释人事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史记》还通过对宗教历史的记述，揭露了迷信的虚妄。《封禅书》便是这方面的重要篇章。《封禅书》主要记载两个内容：一个是讲历代帝王搞了很多宗教建筑，并列举了好多神的名字，而这些神都是帝王们造出来的；另一个是讲由于帝王怕死而追求长生不老，访仙求药。通过这两个内容，司马迁一方面揭露出宗教是统治者捏造出来的东西，不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指出，既然是他们捏造的，他们又去顶礼膜拜，真是荒唐之至。《封禅书》长达几千字，司马迁用客观的笔调，描写了这些荒唐怪诞的活动，有时既不肯定其有，也不明言其无，只是用俏皮的写法来表现。他写秦始皇之所以要到泰山刻石颂扬功德，是为了表明自己做皇帝是上帝所封的，因而要上高山，到离天最近的地方，好去承受天命。
写到汉武帝时，司马迁用了很大篇幅写他找了许多人间神仙——方士。起初是如何如何崇拜他们，后来又怎样发现他们说谎欺骗，最后把他们一一杀掉。武帝虽然对这些方士的怪话越来越讨厌，但还是不断地找他们，希望能碰上个真神仙，因而访仙谈道、建祠奉神的事越来越多，“但其效果如何，大家是有目共睹了。”
一句话点破了汉武帝这种痴心妄想是多么荒诞可笑，徒劳无益。
既然天是天，人是人，天象和人事没有必然联系，那么，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呢？比如，历史上的一些战争，作战双方条件一样，具体情况也差不多，但胜败不一，甚至有时强者败，弱者胜，道理在哪里？
《史记》认为决定于人谋。我们试把《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对照着阅读，便可得到很大启发。项羽一开始就气势凌人，直到临死还是轰轰烈烈，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刘邦就不是这样。在司马迁笔下，显得有些赖皮。
起兵前，他贪酒好色，大言不惭，不务正业；起兵后，老毛病还是常犯。尽管司马迁在情感上明显地喜欢项羽，讨厌刘邦，但仍按历史的真实情况，写了项羽有两件大事不如刘邦。一是项羽虽然战无不胜，但到处烧杀。他在写项羽作战时，不断用“屠”、“坑”等字。如：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攻陷后，将全城居民都活埋；坑杀秦降卒二十万；屠咸阳，焚秦朝宫室，大火三月不灭，等等。
在《高祖本纪》里，这类事情就很少，并着重写刘邦到处安民，入关中，约法三章等。一个到处安民，很得民心；一个到处烧杀，令人失望。这是刘邦、项羽在政治上的很大区别，也是他们之间决定胜败的关键问题。项羽不如刘邦的另一点，是项羽不相信人，不会用人。《淮阴侯列传》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后，对刘邦说的一番话，将项羽这方面的为人分析得非常深刻。韩信说，项羽一声怒吼，千人都吓得胆战腿软，但他不信任人，不能把责任交给有能力的将领。项羽对部下、即使是忠心耿耿的部下，也团结不住。但刘邦却善于用人，必要时甚至敢于把大权交给自己并不完全信任的人，先把这个人笼络住，然后再想办法收拾他。刘邦对待韩信便是个典型的例子。韩信原先在项羽手下，默默无闻，好几次韩信献奇策求见项羽，项羽都不欣赏。后来韩信投奔刘邦，依然无名，只当了个仓库管理员。但因萧何非常赏识韩信，极力向刘邦保荐，刘邦终于同意破格举行十分隆重的典礼，把韩信拜为大将。这是汉军第一次有了大将，从这时起直到击败项羽之前，韩信是汉军唯一的大将。这期间刘邦虽然并不真正信任韩信，但始终放手让他掌管兵权。韩信平定齐国后，要求刘邦封他为齐国的假王（代理齐王）。
当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十分危急，对韩信的请求勃然大怒：“我被困在这儿，天天巴望着你来帮我打退敌兵，你倒要自立为王呢！”张良、陈平在一旁暗中踩了一下刘邦的脚，刘邦立刻明白过来，换了一副面孔说：“大丈夫既然平定了诸侯，要做就做真王才对，干啥只要做假王呢！”忙派张良去封韩信为齐王。结果韩信自以为刘邦对他恩重如山，一直忠心不二。《史记》认为刘邦主要就是靠着以上两个方面的长处，最终由弱变强取得胜利的。
《史记》在许多人物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谋略的威力。《廉颇蔺相如列传》讲秦王强索赵璧。赵王在两难之下派蔺相如奉璧使秦。形势很险恶，但蔺相如无所畏惧，大义凛然，有勇有谋，拼死捍卫了国家利益，完璧归赵。
《春申君列传》写黄歇由于没有听从门客朱英的规劝，后来遭到李园的暗算。
司马迁分析他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陈丞相世家》写陈平几度处境危急，差一点丢掉性命，但最后化险为夷，善始善终。这些都是人事智谋的作用。
《史记》在强调人谋的同时，并不认为光有智谋就能百战百胜，还特别注重“时”、“势”。“时”就是时代条件，“势”就是客观形势。《伯夷列传》讲得很清楚：云随着龙飞起，风随着虎而吹；当圣人出现的时候，万物的本来面目都能显著起来。伯夷、叔齐虽然贤明，得到孔子的赞扬，因而声名更加显著；颜渊虽是好学，因为追随孔子，德行才更加彰明。《管晏列传》引管仲叙述他和鲍叔牙的交情的话说：我曾替鲍叔牙出主意，结果弄得情况更坏了；但鲍叔牙不认为我愚蠢，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时势有利有不利。
时、势往往制约着人谋，历史条件配合得好，加上人的主观努力，就可能有所成就。历史条件不适合，人纵然聪明绝顶，做了种种努力，仍可能失败。
司马迁所说的人的作用，究竟是指哪些人呢？在《史记》的世界里，最显眼的当然主要还是指个别的杰出人物，尤其是王侯将相们。但《史记》并没有单单把青睐倾注到这些统治者身上，还有一大批名位并不显赫的中下层人物，如游侠、刺客、巫祝、名医、商贾、倡优、滑稽大王等等。它把陈涉立为世家，把农民领袖与王公贵族列在一起，这在我国古代史书中是绝无仅有的。
通古今之变上溯五帝，下迄汉武，把古往今来的历史贯通起来，从中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史记》的一个重要特点。但从《史记》内容的编纂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待历史又是略古详今。十二本纪，五帝只写了一篇，夏、商、周各一篇，秦写了《秦本纪》，又写了《秦始皇本纪》，汉代是一个皇帝一篇，只有汉惠帝因实际起作用的是吕后，所以代以《吕太后本纪》。表，三代有一篇，只记世系，而无年代。12诸侯是年表，六国也是年表。秦楚之际变化很大，是月表。汉兴以来表就多了，共有六个，越往后搞得越细。世家自西周以后才有。列传则从春秋时期才正式开始，春秋时的有《管晏列传》等六篇。战国时期包括秦在内共有22篇，汉兴以后的达42篇。《史记》就是通过这些篇章历述古今沧桑，贯通千载风云，勾勒出了历史发展的脉络大势，特别对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的社会重大变革，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和评论。
战国时代的变法运动，是古今之变的一个关键，对这一事件当时或稍后的一些史籍大多缺乏系统全面的论述。《史记》则给予了高度重视，用不少篇幅记载了各国变法的情况。例如，《商君列传》详细记述了秦国商鞅变法的原委，其中不仅写了商鞅先后两次变法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变法富国的客观效果，还写了商鞅多次与甘龙、杜挚、公子虔、公孙贾等人围绕变法展开的一系列斗争，向人们认真地报告了历史上这一巨大变化的真实情况。这是《史记》通古今之变十分突出的一手，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中写历史变化最为杰出的一个例子。
秦汉统一的历史在《史记》中所占笔墨最多，全书有三分之一多的内容反映了春秋战国至秦汉历史的统一进程，特别对秦始皇统一六国和刘邦的再次统一，描绘得非常生动具体。从春秋时期诸侯称霸，到战国之际七雄兼并；从秦国崛起，到始皇一统；从秦朝崩溃，到项羽分封；从楚汉之争，到刘邦建国。前后几百年，风云变幻，事变迭起，透过纷繁迷离的云雾，形象地再现了这一历史大舞台上先后上演的一幕幕活剧，清晰地勾画出了天下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曲折坎坷的历程。
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剧变中，挤进统治集团中的人物的身份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吴、齐、鲁、燕、宋、晋、楚、郑等世家中那些春秋时期显赫一时的世袭贵族逐渐衰落下去，或者改头换面成了新贵。战国时代游士的奔走活跃，客卿的纵横捭阖，已是一种新的社会气象。范雎、蔡泽、苏秦、张仪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从布衣成了相国，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靠着智慧勇猛跻身将帅。到了汉初，匹夫刘邦当上了皇帝，掾吏萧何，狱卒曹参，平民陈平、陆贾，杀狗的樊哙，替人吹箫办丧事的周勃，丝绸小贩灌婴，拉车的娄敬，……或者拜将相，或者封公卿，开创了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的新局面。
在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逐渐强化。《秦始皇本纪》中侯生和卢生议论说：“始皇的为人，天生脾气刚强暴戾，自以为是，博士虽然有70个，只不过充充数罢了。对他们的意见从不采用，丞相以及大臣仅仅接受已经拟好的命令，一切事情都倚靠皇帝办理。”这是写秦始皇专制的点睛之笔，比起《殷本纪》中写的商纣王的独裁行为，更具时代特点。
至于汉武帝的专制，比秦始皇更发展了一步。《卫将军骠骑列传》写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奉法遵职，连士兵都不敢自行招募。《张丞相列传》写公卿大臣都无所作为，当了丞相也只是备员而已，甚至性命难保。《儒林列传》写士人学者噤若寒蝉，只好钻研儒术。《万石张叔列传》更是对当时专制高压下官场腐朽风气的尖锐揭露和讽刺。里面描写的汉景帝、武帝时代的大官，都是极为恭敬谨慎、能不说话便不说话的闷葫芦。万石君叫石奋，长子名石建，官任郎中令，掌管起草文件。有次石建起草了一个文件，颁发下来后，发觉里面有一个错字。他十分惶恐地说：“啊！写错了！'马’字有四条腿，加上尾巴，马字下面应该是五画，现在只写了四画，少了一画。皇上要是怪罪下来，就活不成了！”于是吓得要死。
万石君的小儿子叫石庆，做太仆，是九卿之一，掌管御用车马，地位很高。有一次他替皇帝驾车出行。皇帝问他驾车的马有几匹，石庆就拿着鞭子一一指着数，数完了才举手说：“六匹马。”本来一看就能知道，石庆偏要数了才敢回报，其谨小慎微的程度可以想见。然而就是这样连响屁都不敢放一个的人，却得到了皇帝的特别赏识，最后当上了丞相。在汉武帝面前唯一敢说老实话的正直官员便是《汲郑列传》中的汲黯。汉武帝对汲黯既怕又讨厌，别的大臣来了，武帝很随便，有时连帽子也不戴。但汲黯来了，就不好意思不戴。有次武帝在汲黯面前自吹自擂，讲他如何想施行仁义。汲黯当场揭穿其虚伪，说：“陛下内心欲念太多，只在表面上施行仁义，怎能效法到尧舜的伟大治绩？”武帝听后满脸怒色，愤然退朝，对身边人说：“太过分了！汲黯这家伙，耿直得近乎愚笨！”正因为汲黯好直谏，所以终生不得志。
《史记》抓住从春秋到秦汉这个时期，变法、统一、布衣将相、专制集权等政治方面的几个重要特点，写出了它们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通古今之变中突出的成果。
《史记》写历史变化，还往往把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注意到了经济变化对政治以及整个社会的作用和影响，试图从人类经济生活方面寻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认为人们谋求自身的生活利益是人们的天性，这种天性是不能遏止的，社会生产的发展就是由于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生活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结果。《货殖列传》中明确指出：要靠农民的耕种，才能得到粮食；要靠虞人在山泽的开发，才能得到林木、矿物、水产等物品；要靠工匠的制造，才能得到器具；要靠商人的贸易，才能流通货物。这些事情的进行难道需要用政令去打发、征召、约束吗？
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凭借其专长，竭尽其力量，去实现他们的欲望，这就仿佛水往低处流一样，从早到晚没有停止的时候。
《货殖列传》还引用《管子》的话“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并进一步发挥说：礼节产生于富有之时，而消失于贫乏之时，君子富有了就能施行恩德，小人富有了就能做好工作。河水深了，鱼儿自然就产生；山岳深了，野兽自然就栖息；人富有了自然就知礼。所以说，天下人熙熙攘攘，都为着追求财利而来；天下人攘攘熙熙，都为着奔走财利而往。那兵车千乘的国王，食邑万户的诸侯和百户的大夫，尚且都怕穷，何况那些编户平民呢？
经济上的通古今之变，《史记》主要写了秦汉社会经济的盛衰，并较紧密地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秦的强大自商鞅变法开始，《商君列传》记述商鞅变法，施行了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中没有盗贼，家家富裕，人人充足。《河渠书》记秦国修建郑国渠，使关中皆为沃野，农业丰收，秦国经济日益富强，最终吞并了六国。这使人看到经济与政治的联系，认识到秦的强盛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其经济基础的。秦统一后，虽然有过一些男乐其畴、女修其织的景象，但很快由于大事兴作，不断用兵，穷奢极侈，赋敛苛重，戍徭无已，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经济生活搞糟了，秦朝也就在农民起而反抗的怒涛中垮了台。
《史记》写汉代经济，自汉初到武帝之时也有变化。《平准书》便是集中记载这一问题的。它写道，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国家贫困，连天子的坐车都不能找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来拉。将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车。至于平民更是一无积蓄。
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城里城外的谷仓都装满了，国库里也有充裕的余财，京师积存的钱，达到几万万，时间一久，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以至于无法算清。京师的谷仓里，陈旧的粟米一年年往里堆，满出来了就任它露天堆放着，以至于腐烂得不能吃。百姓在街头巷尾都养着马，田野间更是成群结队，大家都骑雄马，如果有骑母马的，会被人嗤笑。然而这时的社会也开始盛极而衰了，权贵豪富对百姓肆意敲剥，奢侈浪费，汉武帝长时间地南征北伐、大动干戈，出征的人固然自备衣食之具，留下的人也得输送物资，全国纷扰骚动。这样一来，把社会生产破坏了，把积蓄的财货用光了，把人心也搞乱了。老百姓贫弊之余，只好行巧诈来规避盘剥，于是流民成群，“盗贼”滋起。
《史记》在经济上的通古今之变，把民生困苦与否视为国家经济盛衰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把经济盛衰视为国家兴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史记》还生动地描写了历史上思想潮流的发展倾向。例如儒学就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等篇章中记述了孔孟的言行。
孔孟时代的儒家思想是对当时剧变的现实颇为不满，多所针刺，想要拨乱反正。
它一方面真实地暴露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矛盾，另一方面又违时地提出了复古的救世药方。荀子综合分析和批判各家学说而自叙其言，使儒学发生了一个变化。《儒林列传》说，到秦朝，由于秦始皇的压抑，文质彬彬的儒生便纷纷投身于揭竿而起的队伍中。汉兴之时，儒学虽有，但不时髦。
到了汉武帝时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的儒者，以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为代表。这时的他们已不是秦末儒生那样的处境，已不同于孔子的政治态度，他们不是违时而是趋时，不是嫉俗而是随俗，不是追求理想而是争逐利禄。叔孙通制定朝廷礼仪，讨刘邦的欢喜，成了十足的马屁精。公孙弘常常和其他公卿约定某项议论，可是到皇上面前就背弃前约来顺从皇帝的意思，无耻地向汉武帝献媚。在司马迁笔下，汉儒虽然尊奉孔子，实际上只是挂羊头买狗肉的表面文章罢了，骨子里都是些趋炎附势、以做官拿钱为目的的小人。儒学这时已是旧瓶装新酒，把原来的精神丢弃得一干二净了。
《史记》的通古今之变，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其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超前人，泽及后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全面、系统、具体、创造性地写出我国古代数千年，特别是春秋至秦汉时期的一些重要的历史内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艺术风格之美《史记》在纵横几千里、上下三千年的广阔历史背景上，以传神妙笔，刻画了一个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描述了一桩桩雄奇悲壮、婉丽缠绵的事件场面，达到了史学的严谨性和文学的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书中的角色，出身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不同，写法也不同，但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忍辱复仇的勾践；志得意满、欷歔悲歌的刘邦；功高盖世、蒙冤千古的韩信；坚贞豪迈、奋身蹈义的田横；王陵母劝子忠心事主，不惜伏剑而死；卫太子事亲至孝，不逆父命求生；侯嬴行年70犹迭献奇计，一心报国；甘罗年仅12已挟策说赵，立取五城；伯夷孤奋激烈；蔺相如智勇磊落。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秾纤柔婉，备极风流妩媚之妙；述项羽壮怀激烈、惊天动地之后，与虞姬离别时，呜咽悱恻，柔肠寸断。无不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具有与主人公共呼吸、同生死的强大感染力。书中的历史事件也大都具有紧张、热烈、粗犷的特点，各种想象不到的惨事、奇事、怪事、神秘事及风云变幻的大事纷至沓来，交互迭出，读来令人惊心骇目，魂悸魄动。
寓论断于叙事，是《史记》记人记事的一个基本手法。它往往不是先发一套议论再讲事实，也不是把事情说完了，再来一个架空的分析，而是通过历史过程的叙述，引导读者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例如，《叔孙通列传》全篇都在写一个不讲是非曲直、与时进退、以谄谀得势的小人。文章一开始，主人公叔孙通就以一个马屁精的身份登场。那时正当陈涉起义，攻势凌厉，秦二世召博士儒臣问如何是好，有三十多人主张发兵平叛，二世恼了。叔孙通却上前说天下太平，不必用兵，因为上有明君，下有法令，谁敢造反？陈涉不过一伙偷鸡摸狗的小毛贼，何足挂齿。于是二世龙颜大悦，当场赏给他帛20匹、衣一袭，还拜他为博士。叔孙通回到宿舍，诸生问他：“先生的话怎么这等谄媚？”不久叔孙通就投降了起义军。他喜欢穿儒服；刘邦非常讨厌儒生，叔孙通便改穿短衣，刘邦很高兴。刘邦当皇帝后，叔孙通替他制定朝廷礼仪，到鲁国一带寻找儒生。有两位儒生不肯跟他走，当面骂道：“你事奉的主子已经有十位了，都是靠当面奉承得到亲贵。你自己去吧，不要污损我们的人格！”通过简单的白描，借别人的话，就把叔孙通蝇营狗苟、固宠邀荣的嘴脸刻画得一清二楚。
《史记》还常常捕捉一些似乎无关紧要的琐事细节，反映一个人的性格，甚至一个时代的风气。《李斯列传》开篇说：李斯年轻时，在郡里当小吏，常看见官衙厕所中的老鼠吃秽物。每逢有人或狗走近的时候，鼠就惊慌恐惧。
后来，李斯走进仓库，发现仓库里的老鼠，吃的是囤积的粟米，住在大屋檐的屋子里，用不着担忧人或狗走近。于是李斯叹息说：“一个人的贤能或者不肖，好像老鼠一般，就看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了。”这样一个轻松的小故事，写在著名政治家的传记上，似乎有点浪费笔墨，但我们在看完全篇之后，便会明白，李斯一生都在为活在好的环境里而钻营，老鼠的故事实际就是李斯一生的缩影和他的全部人生观。再如《佞幸列传》中，邓通是个重要的人物，但全篇只写了邓通替汉文帝吸吮毒疮一件事。这一件事就把他鄙劣龌龊的人格暴露得淋漓尽致了。
试想，连皇帝的毒疮都肯用嘴去吸吮，还有什么下作的事干不出来呢？
《史记》的传记还善于运用扬抑法和对比法来造成文势的波澜，增强人物形象的立体感。《淮阴侯列传》中，先写韩信乞食漂母，胯下受辱，以及投奔项羽、刘邦等，处处不得志，给人以很窝囊无能的印象。拜将之后，波涛骤起，写他向刘邦阐明天下大势，表现了非凡的政治眼光；又通过一系列战役，表现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最后写他拒绝蒯通劝说，对汉朝忠心耿耿，说明他的思想品质也是无可指责的。从思想到行动，全面铺开，层层深入地塑造主人公的高大形象。文章跌宕有姿，引人入胜。
熔史学、文学于一炉，《史记》不仅作为我国史学史上的绝唱而彪炳千古，而且在文学史上成了一脉相传的传记散文主流。它所记载的许多历史人物、事件，成为后来小说、戏剧的题材。它的艺术手法，特别是它那简洁明练、通俗生动的语言，更成为历代散文大家们揣摩效法的典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