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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地方又有些疼了，司马迁皱了皱眉头，习惯地用手摸了一下，下边空空荡荡。一时万念俱灰，连死的心都有了——他又一次地回想起那场无妄之灾。 司马迁早年生活还是非常顺利的，由于生在史官之家，十岁能诵古文，还能诵读用籀文写就的文献。一方面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古文《尚书》，另一方面又向董仲舒学公羊派《春秋》。二十岁后司马迁又增加了游历的经验，据宋人王正德的《余师录》说：“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郊，过梁楚，西使巴蜀，天下靡所不至。”但是我对《太史公书》的信任，并不建立在他饱游博学的基础上，因为古今这样喜好游历的人太多了，不足为训。 司马迁的父亲曾任太史令，临终时的愿望就是司马迁也能如他那般任太史令，完成修订史书的夙愿。他的口气那么直切、坚决，不由司马迁分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大有把自己意愿强加给儿子之决断。谁料司马迁也乐于子承父志，三年之后果然继任太史令，有了修史的良好的条件。 公元前一0四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的写作，以为投身于此就是钻古书堆，痴迷典籍，不会与政务有太多瓜葛，甚合心意。 可是，钻古书堆也钻出灾祸来。公元前九九年，汉武帝派李陵率五千步兵远赴居延迎战匈奴，遭到匈奴主力数万铁骑的轮番砍杀，弦绝矢尽，戟残刀卷。李陵在被俘后投降，声名俱毁。在汉武帝盛怒之时，司马迁觉得有些缘由值得说道说道，便站出来为李陵辩护。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的治罪对他真有如灭顶。 腐刑，在生理上、精神上对男人都是重创。尽管是一次成功的手术——当时宫中的不少男人都经历这种手术，早把动刀者的手艺打磨得精湛之至。术后干干净净，衣裳之下，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内心苦痛。司马迁觉得遭受奇耻大辱，杀尽了一个男人的尊严、威风。他的形体渐渐地产生一些变化，肌肤滑腻，声调尖细，甚至连行走的步履都少了以往的直截了当，多了一些飘扬。出狱之后，汉武帝还让他当中书令，依旧享有随驾出巡的待遇。此时，他没有一丝的荣耀感，腕间嘎嘎有声，只想早些回去，坐下来查阅史料，再写上一节。 之所以更笃信《太史公书》所言，我觉得和司马迁受到腐刑有关。一个人到这样的处境，他的笔下除了深刻一些，还会更真实一些。 没事就翻动《太史公书》，心想司马迁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会迎合某些权贵，史实就是史实，这正是让人倚重的地方。 由于《太史公书》，司马迁为历史所记载。或者反过来说，由于司马迁的遭遇，使《太史公书》经久不衰。由大辱而至大荣，后人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苏东坡这么看待人生：“生前富贵，死后文章。”司马迁生前并无富贵可言，死后却扎扎实实地以大著传世了。
我每周有两个上午必须外出，开着车穿过嘈杂的市中心，到达僻静的大学城，站在讲台上，做几个小时的老师。古人的文采风流是我经常要言说的，它们的精彩在诵读中，悠扬顿挫地流泄出来，让诵者动容，也让听者感染。便有人来问如何写文，若要细说，可以写一本授业的书，这方面的教科书也是汗牛马充栋宇了，学生早已不相信——这些写书的人自己都写不了一篇好文章——都在一所大学，谁也不用瞒谁。懒得多说，只说：“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在我看来，真能做到这一点，不仅生活状态会更私有一些，笔下飘散的也都是私人的气味。人是情绪之物，即便长成大人了也不敢言说定性。情绪如旋风、骤雨，说来即来，说走即走，真能捕捉这种瞬间往返的感觉，不管字多字少，都是直抵心灵的，有一些急就章让人感到毫无虚笔就是如此。 再改一改——教科书上常这么说。时日充足的话，改不胜改，添油加醋，藻绘沸腾，本真的味道反而出不来了。 我手写我心，通常以为不难，后来心手不一的多了起来，就好像开始走在通衢大道上，闭上眼睛也不会绊倒，而到后来，走到岔路上去。 真的善铺陈锦绣文章者，还是清客。战国时蓄养清客是一大时髦，争战诸国为了笼络人才战胜对方，豢养清客的手段层出不穷，最主要的就是在物质上极大地满足这些有笔墨才华而衣食不丰的人。善写文者在得到利益之后，就不能再信马由缰了，必须思想供养者之需，然后下笔。巧舌如簧的苏秦、张仪，后人只看到他们巨大的煽动力，一夜而暴富，却难以体会背后的脑汁绞尽。一个人能靠嘴皮子而得荣华富贵，世间似乎没有比这门行当更为轻松的了。往往一席话就可以把安定的局面摧毁，或者使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转而偃旗息鼓握手言欢。借助柔软的舌头——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窥视语言的巨大力量的，它迸发时足以熔铄金石。不过，我对苏秦、张仪没有什么好印象，尽管那时的细节凌乱琐细，于今已是虚无缥缈，但是可以确认，苏秦、张仪笔下的那些锦绣策略，是如水一般没有定性的，可以为秦效力，也可以为赵卖命，就看谁给的利益大了。翻手为云覆手雨，说到底就是主子对于奴才的态度——苏秦、张仪的文采是待价而沽，哪一家的俸禄高，就甘心俯首听命，至于正义、道义，都是空的。 真要把自己把握好，还真不易。 现在我们论说苏秦、张仪，大多停留在对于辩才的赞叹，并不以为有何不妥。 想来，诱惑太大。 《左传》称：“人有血气，皆有争心。”名利为争之首要，也就不免付出一些被称为本真的东西。 执掌权柄者都有收买文人的经历，舆论制造和歌功颂德只有靠文人来做，丰厚的生活待遇之下，自然妙笔生花。尤其在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时，他们粉饰太平的本领更会让人瞠目结舌。据说一些进入内阁或翰林院被委以重任的文人，都曾是语多崔嵬，脱屣千乘，独立风标的。但进内阁、翰林院久了，笔下渐显出不自由来，再也不敢由着性子嬉笑怒骂。甚至，还要时时警惕自己的笔调，不要朝着不合时宜的路子上偏——生活如此美好，朝歌暮舞，管弦填溢，只有不识时务的傻瓜才会打破自己的饭碗。至于被文人中的清高奇峭者骂为“媚骨”、“奴相”，权且当成耳旁风。朝廷生活不断地提供御用文人的应制、酬答、题赠条件，都是与掌权者的旨意相适应的，这些人的文笔成了最敏感、快捷表达的风向标。沈德潜说：“永乐以还，尚台阁体，诸大老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而真诗亡矣。”最明显的是李东阳，“历官馆阁，四十年不出国门”，拘囿于宫廷中的人生，可能写出什么真诗？帝王才不管真诗的兴亡，文人首先是听话，其次才谈文学。 有一些人最终成了合格的人才，有一些人还是逃了出来。逃出来的人，物质生活明摆着恶劣了，精神生活却丰富起来。这时，需要拿龚定庵来做个例子。龚一直是官位卑微难以上进，究其原因，与他的文笔有关。帝王喜好的他不写，他笔下流泄的，又是帝王、权贵所忌恨的。龚在为官时就非常清醒，常自责“诗渐凡庸”或“文格渐卑”。当他结束了二十年的仕宦生涯，辞官南归，他的诗心又一次温热了，那些储存于内心如箭、锋刃一样的诗文喷薄而出。在野的日子使他纵笔无碍，如同野草一样恣肆地生长，既野又辣，一派横霸之气，名流王芑孙就认为他是“怪魁”，由于怪而无所顾忌。于是，腕下狂飙四起。 请读他的《咏史》：“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在他眼中，上层社会充斥着一批趋炎附势志向狭小并庸碌无才的官僚，有位无为破碎大雅，已见到朽烂的内瓤。这样的笔调，实际上已把自己推到了众多御用文人的对立面。龚定庵有些孤立无援了，也有许多的寂寞、绝望，他就像落红一样委地，悄然无声。 龚定庵没有善终，他的死因一直与桃色事件纠缠着，有说他与女词人顾春有婚外情而被害，有说与妓女灵箫、小云有瓜葛而致死。一切都变动不居，那些日常生活的琐细，并不具有坚硬的质感，只是一些眼中飞絮，很快随风飘散。 现在，更多的人不知龚定庵了，依稀记住这样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像龚定庵这样的文人，可算得上古今文人中的脊梁了，不是小忧小患一己私利，而是大忧大患于国事安危及内政变革，他笔下真情真趣，如洪流奔涌。 不愿于朝廷里当笼中鸟的文人，做到龚定庵这般忧国忧民者毕竟少。一般文人认为，朝廷腐败干伊何事？自己又无力扭转颓势，何必空怀愁绪，不如以自己优长，信笔写一些小情小调的诗文以自娱。日子的漫长不确定，不安定的因素太多了，还是倾向于自己的心灵更为实在。这样的思路，眼见着离朝廷、权贵远了，甚至背道而驰。这些不入上层者流的诗文流传了下来，慢慢地掺和进后人的文化生活。 这就是柳三变。我对于他的仰望，像是在井栏边上的一个汲水的少妇，被他那些与情爱有关的慢词撩拨得脸颊发热，心旌摇曳。 敢将心中所想成为笔墨文字也是气度的一种体现。作为都市浪子，足迹埋于底层，底层的市民、歌伎他最熟悉。当翰林院的文人奔走于豪门权贵时，柳三变正在勾栏瓦肆、茶坊酒馆中，体验着大多数人低下的生命基地，支撑起他在词中对于寻常人生的真情实感。通常人认为，在这些场景中，买春买醉，柳三变跌入风尘，似乎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可是很多人领略了柳三变的清寒——一个连死后都要靠歌伎凑钱才得以安葬的人，生前恐怕没有太多的风花雪月。其实非也。宋人罗烨在《醉翁谈录》中记录了这么一个事实：“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百倍。妓者多以金物赠之。”由此看来，柳三变是一个很抢手的词人，一词甫成，求索者无数。柳三变生前千金散尽还复来，在挥霍中书写，在书写中挥霍，凭着他擅长的慢词长调，京华生活再适宜不过了。柳三变的笔端直走入了这么一个方向——写女人的容颜、身体之美，写爱情的迷乱和恍惚，写别离的忧伤和无助，写羁旅的苦闷和失意。当然，都市生活的繁华和豪奢，也是他笔下不时要涉及的。 用现在的话说，颜色都是灰的，属不健康之列。当时的宰相晏殊就责难柳三变有“彩线慵拈伴伊坐”的词句。作为太平宰相，又如何能理解柳三变浪迹人生中的腕下世俗风情。 过去了一千多年，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学课程，还是给了柳三变相当大的篇幅，远远比晏殊更有讲头，更有韵致。那些曾经的放纵和浪漫，早就被时间的潮水推到远处。当年他消耗着青春的汴梁，现在已是游历中原必到的古都。他的出身地崇安，已经更名为武夷山市，同样是人迹熙攘游玩的好去处。我在那里见到柳三变的塑像，他的表情被烟雨隔离着，看不出忧喜，只是有一种凭吊般的情绪如水气般浮起。心想，还是回去再把玩他几首词吧。 和到汴梁、崇安想起柳三变一样，到了绍兴兰亭，先是想起王羲之，接下来想起郭沫若。按常情，郭沫若与王羲之是不会联系这么紧的，从郭的书法中也看不出有什么王氏风韵，郭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子。自从郭沫若写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之后，他就与王羲之、《兰亭序》不可分离了。 精美绝伦的《兰亭序》是否出自王羲之笔下，每个人都有言说的权利。一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风景，感觉不免殊异，因此评说尺寸、结论相差甚远。实际上，自《兰亭序》问世以来，人们在欣赏着新桐初引、清露晨流的美感时，疑真疑伪也开始了。先是宋人姜白石，接下来是清人李文田、包世臣、赵之谦。一得之见，一己之见，出自个体对于价值的诉求，完全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就像每一年暮春的风拂起，都会有一些好事者前去兰亭祭拜书圣，畅谈书艺，一脸书生地论说《兰亭序》。此时，即便离题万里也罢，不知深浅也罢，毕竟源于内心，但说无妨。 我的朋友毛万宝调入兰亭书法研究所以后，就有许多时间来梳理和研究这一场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兰亭论辩》，他陆续给我寄来了一些研究成果，还有对当时论辩的背景还原，这使我能够安坐在书房里，看旧时风景。郭沫若一直是文艺界位高权重者，日子比一般文人好得远，浑身的才子气潇洒张放，从他的草书笔势里，通常觉得他的文思、书思是不可阻遏的。从这一场论辩窥探，郭并不自由，他认为《兰亭序》不是王羲之所书，也是与某个权贵的意愿有关，这样就不自在，也不地道了。他不愿说：“不”，只有遵旨而写，还叫一些文人也来写。这时，就可以看出文人的品性了，有人畏于郭的地位、郭的人情，违心写了交差；有人保持沉默，静观风云，还有一些人本着学术良心，就站到郭沫若的对面上了。高二适、商承祚这些先生都是敢遣笔锋、直抒己见的。帖学巨擘沈尹默就直陈：“郭文自相矛盾之处颇多……对此忽尔兴发，写此弘文，实不可解也。” 文人为后世诟病，不在文辞优劣，在于笔意真伪。《兰亭序》真伪至今仍未尘埃落定，但四十多年前的这场论辩，参与者心事的真伪反而先暴露出来了。祭拜书圣仍然求依旧制，穿书道服，向书圣鞠躬。在弯下腰的时候，感觉沉重起来。不同环境下的人，手和笔都有被人制约、指使的可能，真要挣脱，还是要付出代价的。也就在兰亭论辩的前一年，不问政治的陈寅恪拖着羸弱之躯，完成了八十五万字的《柳如是别传》。这位总是按自己脾性行笔的老式文人，物质生活与郭沫若相比显出不足，但自主自得，他的表达如此犀利：“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他能这么说，也真能这么做。 行笔是一种表达。会行笔的人多了一种与外界交流的手段，在表达中显露真身，或者假相。许多的欲求，即使再隐晦的文字，也无可逃心。 这个国度的文明史这么长，无数的文人，腕下的文字，把时空的缝隙塞满。没有谁能算计得出多少是响浃肌髓的真情实感，多少是操守流失后的虚情假意。只有一册在手时，阅者可以发现其中的秘密——这也是后人由文笔的阅读而言说风骨、人格、品性的缘起——文笔的确是无可逃心的。
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惊叹他把一批腐儒的丑形刻画得如此入骨，同时也看到了腐儒之外的一些奇峭人生。围棋高手王太，下棋是脾性的大展示，尽管只是指腕间的起子落子，端的骨气清峻。谁也想不到，围棋高手只是一位卖火纸筒子的小贩，他对于市井日子已安之若素。盖宽开个茶馆，每日应酬四面八方客，还画得一手好画，却从不用画去敲开一扇扇朱红大门。季遐年算上是书法家了，以挥毫为生，既卖钱又自娱，懒得去沾惹院体风光，在腕下龙袍中快慰自足。还有一个弹得一手好琴的荆元，他的职业是个小裁缝，他的情趣都在琴中，左手抑扬、右手徘徊中，若鸾凤和鸣戏云里，若众葩敷荣曜春风，在自遣中无比自在。让人觉得棋琴书画这四种东方闲情之物，喜好者中还是有一些清高自重者，不羡宫廷豪奢，不攀权贵高枝，指腕抚动中，都是自家本色。荆元的一段话可以说是这一类人的心声：“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 如此，即便是引车卖浆者流，粗衣淡食，仍然不会削弱他们对快活的拥抱。 遥想古风，一杆山野中摇曳的修竹和一缕山野中奔跑的动物毫毛，结合在一起便成了笔；一方由森林中的松枝烧成的松烟墨，加上清水便可研成一汪乌黑的墨汁；同样质朴的树皮、竹叶制成的纸，就可以在上边奏响心声了。 书写中有一种快感，还有成就感。尤其是成为铅字装订成册，快感和成就感都上升到最大。书写者的成果是以面世为目的的，没有谁书写已毕束之高阁或孤芳自赏，即使改不胜改，目的也仍是为了推向一个更广大的空间。 文字为世间生命最长之一，有书写癖好之人，枕腕行笔，于腕下消息，焉能不慎。 我想起殷浩的名言了：“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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