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企业经理人的异同
石咏琦 2013-09-23
石咏琦, 新世纪形象管理学院创办人, 1985年入会至今，曾为中华企经会执委、理事、常务理事,现长住北京, 为两岸培训师、教授、学者、作家。
总摘要:
自2007年两岸关系丕变, 企业经理人互访交流, 形成一股互相学习、模仿、借鉴的热潮。但由于两岸企业组织与管理形态的不同, 两岸经理人在本质上、工作中、思惟观念与企业伦理的遵循上，各自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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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 来到北京的那一刻, 我从未想到会成为「北京人」的一份子. 当时来京的目的, 主要是应聘一个外语学校当教授; 没想到抵京后就发生变化, 学校方面因为组织有变动, 当下说声抱歉. 只好自己另订目标, 决定从培训师开始,重新建立在地的关系. 由于台湾当时还是绿营执政, 台湾讲师受到许多企业的歧视和排挤. 好在不久台湾变天, 自此企业领导人观念大扭转, 无论教育单位或者企业组织, 不再戴着黑墨镜看宝岛.
中国内陆的企业大约有百分之八十属于国有企业, 统称国企或央企; 其余百分之二十是民企与外企. 这些企业内的经理人并不明白「经理人」三个字的意义, 在企业内多数称为「高干」或「高管」.我曾经走过大江南北的主要省会和一线城市的各种企业, 也在北京和天津的大学短期执教, 渐渐了解两岸经理人在本质上、工作上、思惟理念和企业伦理上皆有极大的不同. 这些差异在短期内绝对不可能「求同存异」；主要原因是体制上和组织运作上，两岸基本大异其趣.
中国的企业是个「大」单位的概念. 台湾是以中小企业起家, 以「小而精」为成功之道. 并且, 中国的各级单位阶层分布的很明确, 举例而言, 只要是公司或集团挂着「中国」两字为首的一定是国企; 挂着「北京」两字为首的企业一定是北京所属的央企. 一般人注册的公司不可以用这些名字起首, 否则不可能通过. 国企和央企往往是集团公司经营的模式, 下属单位非常多而复杂, 不像台湾是个大企业就会有很多分公司或者转投资公司, 双方的组织结构不一样. 「经理人」自然就不一样. 北京也有企业经理人协会, 同时也曾经与中华企经会交流过. 但是他们的创立和执业都是属国家管辖的, 与台湾的自主自力形态完全不同.
我曾经在广东的企业经理人年会中讲话. 来参加的将近一千多个地的企业经理人当中, 成份非常复杂. 他们参加这种大会的目的不外乎是找商机, 但是除非有机可寻, 多数人见面不太会给名片, 或者暴露自己的真实身分. 他们单枪匹马出门的很少, 多数是一群人一起出来. 最有趣的是大陆的「优秀经理人」选拔, 统称为「十强」或「五十强」等等, 但是都是给钱给赞助就可以得奖. 并且分给多少就给多「强」. 所谓的评审团也都是拿车马费挂名的一群人而已.
国企和央企的「高管」都是名符其实的两面人. 一面是要应付在上面的领导; 一面是要应付在下位的下属. 无论在任何单位工作, 大陆的高管都有公务员心态, 极少数可以有「以厂为家」这种祸福与共的观念. 上班时间找不到人是很正常的, 并不是像台湾的经理人都在忙着开会, 他们多半忙着「地接」--在地接待. 所以大陆干部的重点工作是：办文、办事、办会. 办文是指文件特别多, 尤其是大量的报告, 内文千篇一律. 办事就是指往来接待, 这种事情占了工作的一大半时间. 还有就是办会, 这里指的不是小会议, 而是各式各样的大型会议, 统称活动. 在大陆的企业很少提到「效率」或「时效」这些字眼; 只要是关系够, 事情就好办.
台湾的企业经理人通常忙着修EMBA, 始终担心赶不上时代变化. 大陆的高干们也有这种需求, 但是目的不同.北京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的总裁班价格昂贵, 上课时间短, 还是供不应求. 原因是大家来是看看北京的风景, 认识北京的官员, 更重要的是可以拿一张盖有「清华大学」或「人民大学」钢印的证书回去, 就可以立等升官发财, 俗称镀金. 至于学习的课程当中, 有一半是与政治思想有关, 例如中国当前的局势和经济展望, 还有的是一些国学课. 讲课的都是些国家发改委或国资委的官员, 搭配教授群. 很少有台湾这样的所谓实务专家出现.
「经理人」的待遇当然也大大的不同. 在大陆, 普遍不会很在意工资多少. 原因是只要掌权就是掌钱. 最近这一年中央极力要求各事业公开的「三公经费」, 简单的说就是要求不能甚么东西都开公帐. 举例来说, 在餐厅宴客是最容易报公帐的. 台湾朋友每次来大陆都发现对方派出大阵头接待, 殊不知这一餐吃下来, 对方都可以顺势拿到很多好处. 由于大陆的会计制度不完善, 吃饭之后的发票是随主人喊多少就多少的. 所以, 一桌人吃了五千, 也可以报五万; 其余的钱大家都可以朋分. 更不用说其他日常事务中的公款核销; 即使搭出租车也可以以少报多.
大陆太大, 要约制一位干部的行踪也很难. 不像在台湾, 上班就是在班上; 出差就是到外地. 以北京为例, 从东城到西区可能花掉一个半小时; 可以说一个人一天只能拜访一个客户, 或者做一件事情. 这就阻碍了效率. 特别是内陆的经理人没有「时间规划」的概念. 我在过去七年间, 几乎没见过哪个经理人是把自己的行程放在计算机或手机的「时程表」里面的. 大陆的高管和高干们如果做笔记或纪录, 至今都是用笔和纸写下来; 很少像台湾经理人24小时都要用e-化管理, 并且与时间赛跑.
相对的, 大陆的经理人只要活着一天, 就必须把关系搞对、搞好. 这是只要生命线; 与台湾的经理人只要把事情做好, 靠实力也可以撑起一片天是绝对不同的. 台湾人常常说自己要站在那一边或者在办公室里搞派系, 这样的日子很麻烦. 但是在大陆这是基本功. 如果在任何职务上没有良好的后台, 大陆说「拼爹」, 那么可能会一事无成. 更关键的是许多事情绝对不是经理人说了算, 而是要看上面的意思怎么样. 自己能够做到的「份儿」可以说微乎其微.
所以, 谈到敬业精神或者企业伦理, 这些名词在大陆的企业体还是很新鲜的话题. 大陆的干部或者员工往往说自己压力大, 这样的压力往往不是从工作量而来; 而是从周围环境而来. 产生的郁闷无处可申, 只有到处发泄一下. 网络成了一条路, 喝酒也是一条, 当然小三是下下策. 许多经理人说, 他们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可是没有办法. 年轻人更简单, 下班走人, 上班开溜; 能拖就拖, 能闪就闪, 这也是实情. 在这种大的氛围下, 要谈敬业很不容易. 因此才会有近些年来大力提倡「国学」的兴起; 「国学」在表面上是恢复伦理, 其实也就是要救亡图存.
台湾的年轻人近几年到大陆就业的风气很盛. 许多学生都说台湾没前途, 要到大陆发展; 这和以前许多中生代不敢来的想法差很多. 我在京沪两地的学生, 在陆资或者外资企业任职的不少, 也都做的很好. 基本上现在的企业对台湾的年轻人很欢迎, 认为这些人的形象和素质都很不错. 这可能与台湾人的敬业观念有关系. 台湾人多数都认为拿人钱财, 与人消灾. 不会抱着看笑话或者幸灾乐祸的心态上班. 也许台湾年轻人的学历并不如大陆的经理人高(多半是重点高校毕业), 但是年轻人的道德操守, 还是值得敬重的.
我自从1985年进入中华企经会, 在企业界从基层到高层, 后来创业后教书, 也算资历完整. 过去这28年与台湾的企业经理人交往过后, 来到大陆, 多少有些不敢恭维的感受. 但无论如何, 大陆的进步是一日千里, 改革的脚步也彷佛搭乘飞弹, 相信很快的, 两岸经理人会逐渐拉平彼此的距离.
期待这一天到来, 也祝福中华企经会五十周年会务更加兴隆, 做两岸当之无愧的经营管理知识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