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逸村夫 官用型影青瓷是景德镇的工艺大师们在北宋真宗时期，为满足皇家偏爱青白玉的嗜好而专门为宫廷生产的高级白瓷。据专家们考证，当时的青白玉被皇家所垄断，但因数量有限，不能满足皇家的需要。所以，在希望拥有更多青白玉而又得不到的情况下，类似于青白玉的影青瓷器便应运而生（注意：这只是专家们的猜想而已）。在追求青白玉质感和翠青色玉质感的瓷器世界中，北宋的官用型影青瓷堪为极品！ 官用型影青瓷包括宫廷用影青瓷和贡御影青瓷两种。其中：御用瓷器为皇帝专用，宫廷内其他人不得使用，也不敢使用。
由于刻花凹陷处的透明白釉和印花釉层的积釉中，还隐约可见极淡的湖水色影子，所以称之为影青。底足的垫饼烧痕有微带黑的土黄色、黄褐色或黑褐色，也就是《格古要论》中所说的“粗黄土足”。而普通的青白瓷釉色泛青较重，有些青白瓷的胎体虽然也能透过光照看到花纹，但是没有影青瓷那样清晰，整器做工也不如影青瓷精细。我曾经见到一个直径约为12cm的梅花瓣形影青花口小碗，釉色净白中泛出极淡的天青色，碗壁的胎釉总厚度只在一毫米以内，整器的透明度非常高，圈足内的垫烧痕呈古旧的褐黑色。冯先铭先生说：‘如果把“假玉器”和“佳者莹缜如玉”的评语用于宋朝景德镇的青白瓷倒是比较恰当和符合实际的’（《中国陶瓷史》第六章）。 北宋有些普通青白瓷的工艺虽然与影青瓷相近，胎体也能透过光照看到花纹，但是没有御用影青瓷的刻花工艺精美，釉质不细腻，釉泡较大、较多，釉面泛出稍重的青绿色，整器做工不够精细。近几年仿烧很好的影青瓷，胎骨和釉面洁白，与宋瓷的胎骨几乎无差别，釉水也是淡淡的湖水色，只是釉质不够细腻，釉层结构不够紧密，釉泡大而且多，釉面浮光刺眼，底足垫烧痕像是故意涂上一层均匀的黄褐色东西，毫无自然古旧的气息。
明朝万历以来极力推崇“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有细纹，制精色异，为古来诸窑之冠”的柴窑器，其声誉超越了汝窑器。但是，自晚唐到元朝，能够与“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评语完全相符的瓷器，哪怕是碎片，也没有；但与之基本相符的只有北宋的官用型影青瓷。那些享有盛誉的秘色、耀、定、汝、官、哥、钧和龙泉都与此评语相差甚远。官用型影青瓷器的胎骨，净白如玉，高雅纯洁。正如冯先铭先生评价的那样：“宋代青白瓷不仅远远超过了越窑，使釉的质感达到了如玉的要求，而且也几乎具备了与玉器无别的质地”（《中国陶瓷史》第六章）。 按照“瓷土完全瓷化，胎体透光性能强，胎骨坚致，结构紧密不吸水，釉质细腻、晶莹滋润，胎釉结合紧密”的最高瓷器标准来衡量，北宋时期的官用型影青瓷才真正堪称“为古来诸窑之冠”。五大名窑中的汝、官、哥、定、钧虽然也都是以追求玉的质感为目的，但是汝、官、哥、钧的胎骨与玉的质感相差较远，而且器体都比官用型影青瓷器厚重。定窑虽然胎骨细腻白净，但透明度、玉质感和音韵也逊于官用型影青瓷。所以，将魅力远远超过五大名窑的官用型影青瓷器排在汝窑器之前，也是理所当然的。
村夫收藏的汝官哥定钧共有十余件，而真正的非芒口贡御影青瓷仅仅一件，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双凤纹影青碗的胎釉和工艺相同者，也仅仅一件。所以，村夫并非为了到达个人获利的目的去有意降低汝官哥定钧过分高的声誉，而是对宋朝的著名瓷器进行比较后，认为贡御影青瓷的工艺水平和精美程度都远胜于“五大名窑”瓷器。 最早以文字形式宣传“柴窑”一词的文献是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曹昭所记柴窑的资料来源，本身就是民间的传说，即：“世传”。谁能证明不是民间传说的源发人，错把北宋的官用型影青瓷当成了柴窑呢？况且五代到明初几百年的时间，特别是宋朝研究和记录陶瓷的人，竟然没有人把当时名冠榜首的“柴窑”记录在文献上，岂不是怪事吗？可见世间传说毫无依据。
曹昭记录的“世传柴窑”也只是耳闻，虽有“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等赞誉词和“多是粗黄土足”的不完美评语，但终非亲眼所见。曹昭以后的一百多年也无文献提说柴窑。到了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1620年），由《遵生八笺》的作者高濂，再度把“世传柴窑”的旧闻进行翻版，谷应泰的《博物要览》和张应文的《清秘藏》更加夸张，如出一辙：“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有细纹；制精色异，为古来诸窑之冠”。他们可能是受《格古要论》的影响，把自己所见的北宋最精致的官用型影青瓷，张冠李戴，冠以“柴窑”之名。把官用型影青瓷器才具有的“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征，未经深入考究便确定为“柴窑”的特征进行宣扬。 清代《窑器肆考》（或曰《文房肆考》）的作者唐秉均，受到明朝晚期人的影响，更是加油添醋，编造了“请示与批复”的故事：“柴窑起于汴，相传当日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 色做将来”。由于明、清这些人用“世传”和“相传”之类的逃责词语，编造了五代和宋元几朝人都不知道的故事，搅乱了近、现代人的思想，使人们把宋真宗时期的贡御影青瓷的特征彻底转移到了“柴窑”这个“世传”名称上来。久而久之，人们再也不提宋真宗时期的贡御影青瓷了。
传说赵匡胤幼时与陈抟有过一面之缘，后来做皇帝也与陈抟有关。所以，北宋的皇帝多崇尚道教，顺其自然，爱惜生命，希望生命像玉石一样在自然界中长存。所以他们在瓷器方面就表现出追求玉质感的爱好之情，并以中国出产的羊脂白玉、青白玉和青色碧玉为追求的目标。南宋时期不仅追求青白玉、青色碧 玉，还追求鸡血玉和带血丝的黄玉。 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是战乱纷争的时期，制瓷业和制瓷技术必然遭受战争的严重影响而停滞发展速度。中原后周的世宗皇帝柴荣，在公元954年才继位，在位仅仅六年时间。征伐南唐就耗用了三年时间，进攻后蜀取得战争胜利后，紧接着又北伐契丹（辽：公元907年～公元1125年）。他在南征北战中取得了许多巨大的战争胜利，但并没有灭掉南唐和后蜀，而且在北伐契丹途中染病，于公元959年病 死。柴荣在6年的战乱生涯中，并没有享受到天下太平的安逸闲适生活，所以根本不会产生“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那种清雅闲适、心如止水、没有奋进激 情的闲情逸致。“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这句话，不过是万历以后的好事者，为了使其编造的故事达到绘声绘色的艺术效果所加的衬 语而已。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万历及其之后的陶瓷研究者，缺乏进取之心，所著“瓷论”，多为传抄编篡，没有多少是通过实践得到的认识。 在五代十国中，吴越国地处东南，国力弱小，于是向强国后梁纳贡示好并受封而得以享受相对安宁，兴修水利，发展商业、手工业和水上交通，制瓷业也因此而得以迅速发展。后周地处中原以汴梁为国都，周太祖郭威病逝后，柴荣即位。柴荣在位六年，不仅时间太短难以突飞猛进的发展制瓷业，就其所辖的中原地域的制瓷水平，也远不及当时的吴越国，因而根本没有烧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 磬”瓷 器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条件和技术基础。所谓“柴窑”，只不过是好事者们，把自己见到的北宋宫廷使用的影青瓷，误认为是柴荣在位时烧制的瓷器，以讹传讹而形成的一个历史错误。 五代吴越国钱镠在位时生产的精品秘色瓷，釉面光洁有如铜镜，胎体较薄，声韵较好，与“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比较接近。但其釉色青绿泛黄或青绿泛灰，与天青之色相去甚远。尽管古代的青色歧义较多，但天空决不会出现秘色瓷那种青绿带黄或青绿泛灰的颜色。《陶雅》中说“蓝色最淡者曰天青”。蓝色最淡者不正是淡蓝的湖水色吗？从客观情况看，“雨过天青云破处”的天空是蔚蓝色的，尤似平静、 深邃而清澈湖水。釉色与此相似的，只有北宋的官用型影青瓷积釉处的釉色！北宋官用型影青瓷的胎体比秘色瓷更薄，釉面更明亮，声韵更悠长。 村夫祖传有一个口径30cm的影青大斗笠碗和口径20.9cm的印花双凤穿花纹大碗，以手指轻叩，声如 铜罄，音韵婉转悦耳，余音缭绕悠长，可达十多秒钟。并且本人也收藏有莲花纹秘色大碗，胎薄釉匀，指叩其声，音韵逊于贡御影青而与定窑薄胎碗相若。可以说，唐宋元明清的所有瓷器，没有任何瓷器的音韵可以与贡御影青瓷器相比。 宋朝的瓷土都是一元配方，可塑性和耐高温程度不及明清瓷器，所以烧成温度比明清瓷器略低一些，扣击其声，多带铜磬音韵，不带钢铁音韵，这是听声音鉴别真假北宋影青瓷的方法之一。北宋时期采用仰烧工艺的非芒口官用型影青瓷器，口沿都不是正圆的，只有芒口瓷是正圆的；官用型芒口影青瓷器做工都很精美。另外，一般所说的北宋薄胎瓷器的胎体，都达不到明清蛋壳瓷那样薄的程度，同时，胎骨的透明度 都稍逊于明清两朝的官窑薄胎瓷。以上几点都是可以普遍运用于鉴别真假宋瓷的方法。 官用型影青瓷并不是突然产生的。江西《邑志》记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诏新平民霍仲 初等制器进御……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景德镇陶录》历代窑考记述：‘景德年间烧造，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真宗命进御，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其器尤光致茂美，当时则效著行海内。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昌 南 之 名遂微’。景德镇的瓷器在唐朝已经称为“假玉器”，可见其制作白瓷器的历史悠久。真宗时期的景德镇贡御瓷器“土白壤而埴，质薄腻”，釉色滋润“光致茂美”，正与明朝人形容的“滋润细腻”、“薄如纸”“明如镜”相吻合。由于景德镇的唐、宋、元到明朝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以前的历史资 料，在几次浩大的洪水中被毁。因此，明末清初的高濂、谷应泰、张应文、唐秉钧等人把元末明初的传闻，当作纪实的历史文献，以讹传讹，把景德镇的贡御瓷器当作“柴窑”也在所难免。同时，我们也无法完整地用历史依据来证实宋真宗时期景德镇的贡御瓷器的精美程度。但是，用贡御影青瓷与“五大名窑”瓷器进行 比较，五大名窑无一与之相争。 真正的非芒口贡御影青瓷器是非常罕见的。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起，到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止，可以在瓷器底部书写“景德年制”款识到时间不足四年，并且当时只为皇室烧制，数量必然不多，历经千年，早已不复存在。从大中祥符元年开始，虽然继续烧制贡御影青瓷器，但不能再用“景德年制”的款识。宋真宗去世后，在真宗时期烧制御用影青瓷的技师和工匠们必然会将其烧制技术发扬光大，继续为宫廷烧制影青瓷。因而，无款识的官用型影青瓷器，在贡御汝窑瓷出现之前都有烧制。北宋中期，定窑与湖田窑在初期烧制的部分芒口瓷器，还是被宫廷所采用，所以也是官用型瓷器。宋神宗时期，贡御汝窑瓷器取代其贡御地位后，它们就不再是宫廷使用的瓷器了。 官用型影青瓷器的艺术美感和魅力感染着北宋的人们，所 以，仿烧制贡御影青瓷器的窑场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形成了我们现在命名为“青白瓷”的一个庞大窑系。因为仿烧的青白瓷精粗不等，而且数量巨大，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北宋青白瓷基本上都是当时仿贡御影青瓷器的“冒牌货”。官用型影青瓷器的胎体很薄，胎质洁白而且透明如玉，釉质细腻、滋润、紧密、坚实，裸视几乎看不到釉泡，在刻花凹陷的积釉处，“光致茂美”而洁白的釉层中，隐约闪现淡淡的蔚蓝色，给人以淡雅而又华丽的美感。官用型影青瓷器是同时代的越、定、汝、官、龙泉、均等著名瓷器和普通的青白瓷无法相比的。我们从宋真宗给昌南镇赐名为“景德镇”，就足以知道景德镇贡御影青瓷在北宋时期占据名瓷第一位置的真实性和对全国的巨大影响力（如果不是宋真宗赐名给景德镇，谁也不敢擅自使用帝王的年号）。 由于仿贡御影青瓷器“当时则效著行海内”，所以普通青白瓷留传至今很多，加之人们长期受明清以来一些错误概念的影响，把精美的官用型影青瓷与普通的青白瓷混为一谈，因而不加深入考究，把北宋极其精美的官用型贡御影青瓷，一概以普通青白瓷而论，无意中就贬低了宋真宗时期的官用型影青瓷的价值。 这种情况与官用定瓷和非官用芒口定瓷不分的情形相同，都反映出导向者们模糊的鉴定水平。宋朝最精美的御用影青瓷器被人们冷落，市场价格低得出奇，甚至有不屑一顾之趋势，而人们不论是否是官用型芒口定瓷，价格一律高得出奇，人们群起追逐。面对如此现状，不禁令人生疑，现在的人到底怎么了，是文化倒退？还是导向者的文化素质太差？当今歌坛那些制造噪音的沙嘶憋哑歌手粉墨登场，追星族们则欢声雷动，而那些给人们以优美动人旋律的优秀歌唱家却很难得到追星族们追捧。难道瓷器鉴赏界也如此离奇，古怪难解？是道德问题，还是文化素质的问题？如今之势，莫不令人联想到‘和氏璧’面世之前，‘卞和抱璞，泣尽继血’的故事：“楚厉王末年，楚人卞和得玉璞于荆山，献于厉王。王使玉工相之曰：石也！厉王大怒，以卞和欺君刖其左足。及楚武王即位，和复献其璞，玉工又以为石。武王怒，刖其右足。及楚文王即位，卞和又欲往献，奈双足俱刖不能行动，乃抱璞于怀，痛哭于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继之以血。有晓得卞和的问曰：汝再献再刖，可以止矣；尚希赏乎？又何哭为！和曰：吾非为求赏也，所恨者，本良玉而谓之石，本贞士而谓之欺，是非颠倒，不得自明，是以悲耳。楚文王闻卞和之泣，乃取其璞，使玉人剖之，果得无瑕美玉。因制为璧，名曰：和氏之璧。” 卞和虽能识璞，王权身边的（权威）玉工坚决否定，奈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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