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 洪秀全为何器重广西人

对于洪秀全是否最信任广西人，传统史学家往往给出断然否定的结论。

应该说，这种结论并非没有根据，甚至可以说，根据是颇切实的。

现存洪秀全最早的几篇文稿之一、创作于早期传教时期的《原道醒世训》，就曾用很大篇幅驳斥“以此国而憎彼国、以彼国而憎此国，甚至同国以此省此府此县而憎彼省彼府彼县、以彼省彼府彼县而憎此省此府此县者”，并依据“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的宗教理论，认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明确反对“存此疆彼界之私”。太平天国《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中29（或30）套书中成书最晚的一套——撰成于庚申十年（1860年）天历七月卅一日的《王长次兄亲耳亲目共证福音书》中用洪秀全哥哥洪仁发、洪仁达的语气，说洪秀全曾经为洪世万题诗，开头两句是“真主为王事事公，客家本地总相同”，尽管从语气上看，这首诗题写于早期，至少远在金田起义之前，但1860年还以官书形式公布、且明言系洪秀全“自证”，足可表明洪秀全在理论上仍持有“事事公”的“公平心”。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完完全全的另一回事。

《贼情汇纂》中言之凿凿，说1853-1855年期间，太平天国军队、各办事机关乃至管理妇女的女营，各级负责人多优先安排广西人，据这本被认为记述“贼情”力求客观翔实的湘军情报汇编记载，在这一时期天京城内各级机关的负责人，广西人占了十分之七，至于另外十分之三被其他籍贯人士占据，照主编张德坚看来，还是因为广西人实在太少，已不敷分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的缘故。早期潜伏在天京城中清方最忠实、最出色的间谍张继庚，曾在致清钦差大臣向荣的书信中反复强调，广西人是“发逆”所最信任的，他曾多次向清方将帅陈情，要求发放“免死牌”，赦免湖南、湖北等地太平军将士，认为这些人骁勇善战，许多已成为基层军官，赦免他们可以更方便地对之进行策反，由于许多清方将领对此建议不以为然，他不惜冒险一次又一次隔着两军对峙的封锁线反复祈请、不断力争，但即便这位有性格、敢言语的清方读书人，也从未对“赦免广西人”提过一言半语，很显然，对不给广西人“免死”，他是赞成，或至少不反对的。

一些史学家对这类记载，通常斥为“偏见”、“污蔑”，其中有些人还对清方记载中，前、后期某些荣衔的“广西情结”加以驳斥，如认为早期荣衔“功勋”并非专加于广西人，而是后期的荣衔“开朝王宗”也非如《平贼纪略》或《金陵纪事诗》中所言，专门授予两广籍官员的，洪秀全或太平天国的用人是“五湖四海”，并没有偏私广西人。

这种说法显然同样可找到依据，如早期的“功勋”中也有罗大纲、林凤祥等广东人，后期被封为“开朝王宗”者，非广西人则更多，如李尚扬是湖南安仁人，李遇茂是湖南道州人，相反，一些广西人却并没能获得这样的头衔，如洪秀全的表亲黄金伦、黄德馥父子，都只能拿到次一等的荣衔“开朝勋臣”，且有黄金伦官印为铁证。很显然，“功勋”和“开朝王宗”的荣衔的确并非以籍贯、而是以年限为标尺划定的，如“开朝王宗”，似乎正如《探穴纪略》中所推断的，是“咸丰三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前”加入且获得封职者有资格获得，晚于此年限，即便血缘再亲密，都只能加“开朝勋臣”。

问题在于，实际情况正是年限越早，“广西老贼”越多。曾多次改版的、纪录太平天国早期军队编制的书《太平军目》，最早的版本（成书于1850-1851年，也即太平天国建国前后）已散佚，但许多细节仍能从零星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书中最突出的特点，是用于举例的各级太平天国军事单位，旗帜上都标有“太平广西”四字，这表明在金田起义前后，主要活跃于广西境内的太平军，各级主官的籍贯大多数是广西人，甚至基层士兵也以广西人为最多。目前保存最早的《太平军目》可能是1853年初在武昌或天京印刷的，在这个版本的《太平军目》里，所列举的旗帜中出现了广东归善的师帅旗，和湖南道州的旅帅旗，但其余所举各级旗号，仍然标着“太平广西”，甚至“太平广西黄旗六个字一军皆一样写”这句已不正确的概括，书中也并未删改。《贼情汇纂》、《粤匪纪略》等前期叙述太平天国事迹较客观翔实的著作，所罗列各级“剧贼”姓名籍贯，同样是广西籍最多。

不论清方或太平军方面，都对广西人格外“另眼相看”。如本身是广西博白人的黄文英，就说洪秀全后期“广西跟出来的都封王”，并称之为“乱了”；郜永宽（湖北人）、周文嘉（江西人）等四王、四天将1853年底在苏州杀死谭绍光（广西人）投降，目击者就亲耳听见他们喊出“三江两湖（江西、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兄弟杀尽广西佬”的口号，而谭绍光一方中幸存者则回忆称，谭绍光生前一直极力褒扬广西人的忠贞，并对“三江两湖兄弟”予以质疑和挪揄，并因此激化了矛盾；前面提到的张继庚，曾冒险游说天京朝阳门守军，这支守军上至主将、官拜殿前丞相和水四将军的广东人陈桂堂，下至将军（疑为总制）江南人萧某和7名师帅、15名旅帅、30名卒长、60名两司马（都是湖南道州人）无一不加以游说，力图让这支控扼天京城防要冲的守军“全军归诚”，惟独对官职既不算高、也不算低的一名监军和一名军帅（比两位将军或总制官小，比师帅、旅帅等官大）却说“不在降数”，从其文件语气看，连说服的尝试都根本未去做过，很显然，在张继庚看来，这两个“广西老贼”说了也是白说。

似乎不能说洪秀全在自己文章里念念不忘的“公心”是在违心欺骗，但客观上广西人又的确被格外重用和倚赖，这究竟是何道理？

首先，正如前文所言，太平天国早期的历史，就是不断转战的历史，最早的上帝会时期和金田团营时期，会众大多数是广西人，自金田至道州，长达一年多的转战，也大多在广西境内进行，这种情况下广西人地位崇高，并在人多势众、家大业大时体现出来，是十分自然的。

不仅如此，由于早期广西人占压倒优势，他们也势必通过各种手段，排斥为数不多、挤入核心圈的非广西人。很早就投入太平军的广东天地会罗大纲、张钊、田芳等部，不久就因广西人杨秀清、萧朝贵等人的排斥产生分化，张钊、田芳等叛投清方，罗大纲虽然留在太平军中，后来也屡受排挤，成为功高赏薄的典型，甚至连曾国藩都为之打抱不平；如果说罗大纲等人是天地会系的“异己”，不算“自己人”，那么广东信宜的凌十八一伙是嫡系上帝会众，金田起义后转战千里，未能和主力会合，最终退回广东死战到底，但这样一群“铁杆”，却仍被杨秀清在《天情道理书》中当作反面典型批判，其中个别逃入太平军中的幸存者被重用，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如后来做到循王的魏超成不仅是杨秀清的亲戚，据说还救过洪秀全的性命）。

其次，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首要口音浓重，存在“交流需要”。

曾有人对太平天国朝中设立“引赞”、“通赞”两种听上去功能差不多的礼仪性官员编制感到困惑不解，批阅当时的各类记载，发现前者是普通的朝会礼仪官，而后者是在朝会时负责把洪秀全的客家方言翻译成“普通话”的专门官员。太平天国始终处于被包围、被追击的非常状态，军情既紧急又诡异，自洪秀全以下，各级首要实际上长期处于高度安全戒备的重压之下，多一个“通赞”，就多一层泄密的可能，也就多冒了一份风险。让更多广西人挑起大梁，恰可在很大程度上回避这种风险。正因如此，所谓“专用广西人”也并非什么广西人都用，确切地说，广西人中的“来人”，也即和洪秀全等人族系相同的广西客家，才在被重用之列，其余的“土人”（广西土著汉族）或壮、瑶族人，尽管许多记载都提到他们，但这些在中外记载中频繁亮相的“非客家广西人”，充当的最常见角色，是高级将领的卫兵，太平天国封官如此之滥，主力中却几乎看不到一例纯“土人”或壮、瑶人军政要员（有传说韦昌辉、谭绍光为壮族、瑶族的，但近年探查家谱后表明，他们都是家族中有壮、瑶成分的客家人），太平军中最后失败的一支——亲天燕李文彩部是广西永淳（今横县）壮族土著，但他系在贵州雪中送炭、归附当时情势危殆的翼王石达开远征军，被封授了一个在当时石达开部算是高官的燕爵，远在天京的洪秀全，怕至死也不知道，在遥远的贵州，有一位广西土籍的“天朝大臣”，将为他的太平天国奋斗到天京陷落后的第八个年头。

当然，清方的另眼相看也是问题的另一面。

张继庚之所以根本不提赦免广西人的问题，很大原因恐怕是“提也白费劲”：清朝将领根本不可能赦免广西人。直到天京陷落，被俘的李秀成还郑重其事请求曾国藩，不要专杀广西人，这条建议被曾国藩写进奏稿，并表示“可采”，除了说明曾国藩也认识到专杀广西人于结束“洪杨之乱”不利，也表明直到此时，“广西人不赦”的大原则并无根本变化。太平天国中后期投降者极多，但其中投降且被赦免的广西人屈指可数，被树作典型的冯子材实际上并非太平军、而是打着太平军旗号活动的天地会刘八部众，而另一个著名人物——韦昌辉亲弟韦俊，其投降获准是因为立下大功，且即便如此，他也在投降前后备受猜忌，成为清方将领后功劳卓著却提升缓慢，最后索性“被退休”了事。“广西老贼”既然处在如此糟糕的境地，便不得不横下心来陪着洪秀全的“爷哥朕幼”走到底，这自然也深化了彼此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

问题是洪秀全本人并非广西人，而是广东客家，那么为何他对广东人却远不如对广西人这般倚赖？

其实对广东人、尤其广东客家，洪秀全同样是信任有加的，其所招的女婿，有籍贯可考的都是广东人，对广东籍将领的封赏也相当优厚，甚至对纪律松弛的广西天地会“花旗”格外宽容。但一方面，毕竟“打江山”最初是广西人担纲来打的，占位子、分东西也有个先来后到，且先占了好位子的广西人也会偏私自己同类，另一方面，广东“老兄弟”又的确流品复杂，忠诚奋战者固有，动辄投降或反复无常者也不在少数，这和他们中许多是不带家眷“裸投”的流民，不少还曾是天地会众有关。正因为“血统不纯”，不仅洪秀全不敢太拿这些真正的同乡当“乡亲”，与之为敌的清方将领也对他们稍“政策灵活”，像前面提到的陈桂堂，尽管是“机警矫捷”、能力堪与罗大纲相比的名将，但因为是广东人而非广西人，张继庚就既敢去游说，又敢向清方主将向荣请赦、请赏，而死守“广西老贼不赦”底线的清方将帅，也对招降陈桂堂的努力睁一眼闭一眼，至少没直接拿“组织原则”的大帽子压人。

（责任编辑：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