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三百多年，是我国历史上烧造瓷器最兴盛的时期。著名窑口非常多，尤其是明朝以来大肆宣扬的“汝官哥定钧”最为著名。南宋人叶寘（号：坦斋）在《坦斋笔衡》中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此文献明确介绍了北宋官窑建立之前，宫廷采用的几个贡御窑口：首先是定窑。定窑在谋取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不断改进工艺、节约成本，于是出现了大批量生产而成品率很高的覆烧工艺。覆烧工艺能使圆器保持器型不跷跛，烧成率大大提高，但有一个弊病就是：为了防止圆器口部的釉汁与匣钵粘连造成损坏，所以采用口部不施釉的方法，烧成的圆器就成芒口瓷器。芒口器肯定是不会被宫廷采用的，于是在芒口上镶嵌金银铜边。绝大部分镶嵌银边，宫廷开始采用定窑芒口镶银边圆器，有两个原因：一是定窑的印花工艺和施釉工艺是当时其他窑口无法与之相比的，并且，银边用器还可用于检验毒食；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没有比定窑更好的瓷器可选【特别提示：可能是因为战争、洪水或其他原因，北宋早期的越窑贡御瓷器和宋真宗前后的景德镇贡御瓷器，在这期间没有名气了，或者是工匠变换、工艺不如从前而不被朝廷看重】。
但是，芒口镶嵌银边毕竟在使用上不是很方便。由于定窑不是宫廷的窑场，对于定窑的做法也无可奈何。于是北宋中期的朝廷向全国发出诏告，选择工艺好的民窑来竞争贡御瓷器的生产，这次选择并不是定向的。通过竞选，有河北、唐、邓、耀州、汝州和龙泉县榜上有名，而汝窑为魁，高中榜首。宫廷采用的瓷器不单一只用汝窑瓷，就像朝廷用人一样，不可能只要一个状元，其他次于状元的都不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战争、洪灾、旱灾、地震等原因的影响下，朝廷经济出现危机（宋神宗时期），宫廷经费也非常紧张，于是朝廷采取厉行节约方针。南宋人周煇的《清波杂志》记载："汝窑，宫中禁烧，惟供御捡。退，方许出卖 "。“惟供御捡”与“宫中禁烧”是相互呼应的。宫廷中的等级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唯供御”并禁止宫中其他人拥有，一方面体现了“御”的至尊至高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宫廷的经济不宽裕。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巨，贡御汝窑终于停止烧造（其时当在哲宗时期）。
贡御汝窑已停烧多年之后，轮到徽宗登基。徽宗面对多灾多难、经济脆弱的大宋王朝，毫无登基称帝之心，实在是迫于形势和祖制而违心称帝。
徽宗登基后并无心于朝政，而是沉迷于书画艺术和享乐于山水自然的美景之中，这大概是受《道德经》影响太深之故，所以，徽宗十分崇尚道教。
徽宗在位期间并没有让他喜欢的瓷器，只是后来因为栽种兰花、珍竹等奇花异草需要，才决定自置窑烧官窑器。
从叶寘的记载中只看到“政和间京师自制窑烧造名曰官窑”的记录，官窑是什么釉、什么胎质、什么地点烧造、品质怎么样都只字未提，为什么呢？一、有可能其产品的用途不属有益之物（不是祭祀和生活必须用具）；二、有可能其产品的颜色不符合宋代人的审美情趣（太过张扬、不含蓄）。所以，叶寘不予品论。而叶寘对于“中兴渡江”后的南宋修内司官窑却大加赞赏：“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叶寘对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截然不同的态度跃然纸上。由此可知，北宋官窑远不如南宋的修内司官窑。
北宋官窑到底是什么品种、品质怎样？我们一无所知，唯一的线索是“政和间”这个时间，可以用来判断谁才是“北宋官窑”。除此之外，只有通过考古发掘的实物和宫廷用品来寻找依据。
不过，特别要明白的是：在现有的宫廷藏品中，没有一件是北宋宫廷保留下来的。金人将北宋宫廷掳掠一空，尽人皆知。现在有些专家瞎说宫廷瓷器传承有序，真是愚人自愚之法，可笑之极！
宫廷遗留的现有宋代瓷器都是来源可疑的征集品，不具备权威性。因此只能做为一种参考依据。
在北京和台北故宫的宫廷用瓷中，有南宋“澄泥为范”的修内司官窑瓷器（旧窑）和“紫金土”修内司官窑瓷器（新窑）、还有宋元文献没有记载的“钧窑瓷器”。现在很多人把澄泥胎骨的官窑瓷器当作北宋官窑瓷器，其理由是地处中原的河南开封有丰富的“澄泥”。从理论上来说，开封确实具有烧制“澄泥为范”的官窑瓷器的条件。因为官窑的胎骨烧成温度不高，黄河澄泥加石英、方解石、长石或高岭土都是可以的（汝窑、钧窑、哥窑、南宋官窑的烧成温度都不高，残存着陶的性质，算不上完全成熟的瓷器）。从持北宋官窑瓷器“类汝”青瓷观点的专家学者所列实物来看，北宋官窑瓷器土色和釉色奇杂，没有定制，与专家们对宫廷瓷器严格的"制度规范"还有很大差距。是现代专家要求太高了？还是宋代宫廷太宽松了？
对于北宋官窑瓷器“类汝”这一观点需要“政和间京师自制窑烧造”的时间依据和考古发掘的官方物品作支撑。到目前为止，这一观点尚无有力的可靠依据。
那么，宫廷用瓷中的钧窑瓷器又怎样呢？
历史上的政和年间发生过什么事情需要宫廷自制窑烧造瓷器？
从历史记载，政和年间，江南遭大劫，奇花异草和太湖石大量运往东京（开封），百姓苦不堪言。
从遗留下来的钧窑瓷器看，多为栽种花木的花盆。这些质量上乘的花盆绝不是宋代穷百姓的常用之物，其官窑性质是无疑的。
可是，我们不仅在南宋的文献和元朝的文献中找不到关于钧窑的记载，就连明朝初期曹昭写的《格古要论》也没有钧窑的名称，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妨多打几个问号！另一方面，史料中记载的“政和间，京师自置窑”又长期没有得到考古证实，这又是为什么？
村夫拙见认为，北宋官府在钧台建立的钧窑，当时的名称绝不是“钧窑”而是“官窑”。因为钧台官窑是在民钧窑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所以，官钧窑决不会以产地来命名【例如：南宋修内司先建的官窑名为“内窑”，修内司后建的称“新窑”，并把先建的“内窑”称“旧窑”——南宋没有“郊坛下官窑”这个名称——这个名称是现代专家凭主观臆想给强加的】。
玫瑰红钧窑盆托
根据赵青云先生的研究，该窑在生产官钧窑瓷器之前的北宋之初，以烧造白地黑花瓷为主，兼烧民用钧瓷，刻花汝瓷、青白瓷和宋三彩瓷，后来也烧过珍珠地划花、绞胎、绞釉和天目瓷器。由于该窑烧造的钧瓷工艺精湛，被官方看重而成为进贡瓷器。又因政和年间的“花石纲”之故，宫廷为大量栽种奇花异草和珍稀竹木之需，钧台窑就被官方收购、改造成为专烧宫廷用瓷的官窑了。由于官钧窑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所有权属于皇家的官窑，若以产地来命名，就无法体现皇家至高无上的尊严和地位。所以，顺理成章地“名曰官窑”而不称“钧窑”，应该是必然的选择。是故，北宋末年到明初，所有文献都没有“钧窑”的名称。
玫瑰红釉官钧窑盆奁正面
按照逻辑推理，该窑若以产地来命名为“钧窑”，那么，该窑在被官方收购之前生产的白地黑花瓷、刻花汝 瓷、青白瓷和宋三彩瓷、珍珠地划花、绞胎瓷、绞釉和天目等等瓷器都可以称为钧窑瓷了。 因此，村夫拙见认为，官钧窑在北宋的名称应该是“官窑”而不是“钧窑”。南宋文献记载的“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就是政和间宫廷在钧台建立的“官窑”;南宋文献记载的“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就是政和间宫廷在钧台建立的“官钧窑”。
1974年，钧台窑址发掘出的官用型钧窑瓷片和钧窑瓷泥制作的宣和元宝铸钱模具，经过专家的考察论证，充分肯定了钧台钧窑属于官窑性质。而且钧窑是北宋时期唯一的一个具有实物证据，可以证明它是官方所属的窑场。不仅如此，宫廷收购钧台窑的所有权，使其成为官窑的属性的时间正好是政和年间也是可以肯定的。因为该窑场的创建，不是为了专门烧制宣和元宝钱模，而是为了满足栽种江南各地源源不断运来的奇花异草和竹木珍品的需要。所以该窑烧制的器具绝大多数是各式花盆和盆托（盆奁）。
著名古陶瓷研究专家李辉柄先生在《宋代官窑瓷器》一书中就写得很明白：‘北宋末年，朝廷确实在禹县建立了“官窑”，而官窑的建立，正是因为历史上的“花石纲”之故’(见该书41页)；‘朝廷为了种植远路运来的奇花异草和制作怪石盆景，便在河南禹县建立了官钧窑，烧制各式花盆、盆奁、鼓钉洗等陈设用瓷’（见40页）；‘这批陈设用瓷是按照当时宫廷陈设式样烧制的。因而钧台的“官窑”，性质是可以肯定的；从而确认它建窑于北宋末年是毫无疑问了’（见该书52页）。
盆托底部酱釉的老化状态和“三”字第一笔自然附生的钙化物
李教授的论述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个官钧窑，就是北宋政和年间由官方建立的窑场。除了钧台的官钧窑，再也没有任何窑口能够找到符合政和年间建立的、具有官窑性质的佐证。所以，我认为北宋政和年间的京师自置官窑，非钧台官钧窑莫属。
钧窑盆奁（盆托）釉层里的老化釉泡和附生物 【显微图】
官钧窑瓷的工艺精湛，造型规整、线条流畅；釉面光泽油润光亮；胎骨呈深浅不同的香灰色、黑灰色和深灰微带紫红色，胎体坚实，扣之略带金属声。官钧窑主要烧制各种样式的花盆和盆奁。花盆有葵花式、海棠式、莲花式、渣斗式、仰钟式、长方形、六角形、方形等样式，每个花盆都有相应配套的盆奁（即盆托），同时官钧窑也烧制少量的宫廷陈设器和生活日用器皿。如出戟尊、各式瓶、枕、钵、盘、碗、洗等等。官窑钧瓷的造型厚实端庄，线条流畅，古朴大方，器体沉实，胎骨坚硬。
玫瑰红釉官钧窑盆奁的支钉断面自然附生的钙化物和周围釉面的自然老化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