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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画报专栏 -------------------- 如果说，突尼斯是因为一名遭受不公平对待的小贩，用自焚的方式激发了民众的愤怒，那在利比亚，让民众走上街头的则是一名律师。 2011年2月15日，利比亚律师法斯因为鼓动和组织民众在2月17日举行“愤怒日”游行，而被当局抓捕，这一天，原本打算纪念在五年前在意大利大使馆前被卡扎菲的军队枪杀的十四名死者。法斯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1996年，一场监狱惨案死者家属的发言人，也因为这样，当他被当局关押之后，一批妇女走上了街头，她们都是监狱惨案死者的妻子，母亲，女儿，或者姐妹。 法斯在第二天被释放了，但是到了17日，大批民众走上了街头，他们被法斯，还有那些家属们的勇气和坚持所感动，也对当局禁止纪念死者感到愤怒。最后，就在这一天，冲突爆发。 事后采访法斯，他并不认为，这场革命是突如其来的爆发，而是因为慢慢的积累。随着卫星电视的普及，人们的资讯多了，也开是有了比较，产生很多疑问，并且开始有了零星的示威，而人们的恐惧在这些小规模的断断续续的抗争中，慢慢的消减着，就好像他自己，已经坐了八次牢，所以对于监禁，早就没有了丝毫的恐惧。正是因为这样，当共同的愤怒超越了恐惧，人们开始用脚投票，走上街头。 同样的在埃及，2011年1月25号在解放广场开始的革命，也不是一夜之间发生。 2010年6月6日，一名28岁，叫做Khaled Said的年轻商人，因为在网络上上载了一条关于警察进行毒品交易的视频，结果被两名便衣警察拘捕，并且拖到一座住宅大楼的门洞里面毒打而死。四天之后，一个叫做“We are All Khaled Said”的Facebook页面被建立起来，很快得到了很多埃及年轻人的回应。在埃及，警察滥权是一个让很多人深恶痛绝的问题，但却一直敢怒不敢言。 事实上，在埃及，能够使用网络，尤其是Facebook的用户，基本上来自于中产家庭以上的年轻人，很多本身就是属于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而且对政治并不关心。但是当看到Said，一个和自己背景差不多的年轻人，惨死的样子之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愤怒了。于是，他们开始在这个页面上，上载各种关于警察暴行的视频和文章。到了2011年1月，这个页面已经有了38万名成员，集合了几乎所有社会运动团体。 如果说，独裁统治下，一个普通人的枉死，引发大众的愤怒，因为人们会想：今天是他，那明天会不会是我？而在相对自由开放的社会，同样的，人们会因为对同样一件事情的不满而走上街头。 就在利比亚的战火还在弥漫的时候，5月15日开始，西班牙的58个城市，开始了一系列被称为15-M的运动。运动者的灵感来源阿拉伯之春，不过到底是怎样的诉求，才能让越多的民众参与进来？毕竟在西班牙，即便存在类似于突尼斯或者埃及，公权力滥权的情况，也属于个案，而且可以透过司法途径解决。更不可能好像利比亚，会有人因为组织游行示威而遭到关押。最终，组织者设计了这样一个口号：Democracia real Ya愤怒者，缩写DIY，他们避免和任何政党有关联，也避免任何有政治诉求的口号，因为他们希望，任何对生活不满意，但不关心政治的人，把这次运动看成一个发泄愤怒的渠道。 不同的社会，能够激发共同愤怒的诉求并不相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主要是以反抗大公司的贪婪不公和社会的不平等，反对大公司影响美国政治，以及金钱和公司对民主负面影响；而今年五月发生在土耳其的一系列示威活动，起因则是为了保护一个公园。而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则是因为环境可能遭受的污染。但是人们愤怒的起点是会不断改变的，从一开始只考虑自身切身，到关注到身边人的遭遇，慢慢延伸到和自己属于同一阶层的陌生人，最终关注自己的同胞。而从物理空间来说，从自己的家，扩展到社区，再到城市，到生活的国家。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曾经写道： “一个国家内的社会运动发展规律以及发生颠覆性革命活动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该国将一般社会运动纳入体制轨道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把社会运动纳入体制的能力很强，该国家发生极端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反之，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就有可能铤而走险，把整个社会搅得天翻地覆。” 这描述的是一个现实。看看突尼斯，利比亚，还有埃及，社会运动一直没有发展的空间，在经历了慢慢的量变之后，在某一天，因为某一件事情，社会产生的愤怒足够抵消人们内心的恐惧，这个时候，当国家机器用强力镇压的时候，人们产生的反弹力量，也就成了革命的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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