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山东济南人。是元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他做过地方官员，曾任堂邑（今属山东聊城）县尹；做过监察官员，曾任监察御史；做过中央政府的官员，曾在中书省（相当于行政院）任右司郎中，参议中书省事，以及礼部尚书等职。1329年，关中大旱，他被任命为陕西行台中丞，在救灾工作中，积劳病逝，终年60岁。张养浩一生居官勤廉，心系民瘼，以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一首散曲里自抒心志：“乡村良善全性命，廛市凶顽破胆心，满城都道好官人。还自哂，未戮乱朝臣。”疾恶如仇、意欲澄清天下的苦心孤诣可见一斑。
一
我喜欢张养浩，是从那首简单、朴实、明白而又对劳苦大众充满深切理解与同情的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开始的。在勘破人生无常，富贵功名转头空的同时，张养浩道破了寻常百姓在专制时代的悲剧定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我敬佩张养浩，是缘于他的高风亮节。无论何地，官居何职，他均为过去和现在的为官者做出了优秀榜样：
在监察御史任，他上《时政书》，直斥当朝皇帝元武宗十大弊病：一曰赏赐太侈；二曰刑禁太疏；三曰名爵太轻；四曰台纲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号令太浮；七曰幸门太多；八曰风俗太靡；九曰异端太横；十曰取相之术太宽。
在堂邑县尹任，他拆毁淫祠、感化盗贼、捣毁黑社会团伙，以致“三年之间，田者嬴，工贩者足，老幼服于礼节，强者不得病夫弱细矣；智者、谲者、饕餮顽暴者，戢而不得肆矣。得尽其才，得尽其力，庶几以道养民者也！”（《县尹张养浩去思碑》）真是士农工商各得其所，鳏寡孤独尽得其养。所以他离任十年后，当地百姓仍念念不忘，“犹为立碑颂德”。（《元史·张养浩传》）
在礼部尚书任，他首开科考，既为元王朝网络人才，又为有志于报效国家的优秀士人提供了晋升之阶。
在参议中书省事任，他赶上元英宗登基后的第一个元宵，听说英宗“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他毅然决然，上疏谏阻：“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闾阎之间，灯火亦禁；况阙庭之严，宫掖之邃，尤当戒慎。今灯山之构，臣以为所玩者小，所系者大；所乐者浅，所患者深。伏愿以崇俭虑远为法，以喜奢乐近为戒。”（《元史·张养浩传》）最终阻止了这一奢靡之举。
二
我崇拜张养浩，是缘于他身居高位，依旧洁身自好，因为看不惯统治集团的腐朽黑暗，急流勇退，归园田居，且六征不出。但是，到了“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的时候，他竟然临危受命，赴陕赈灾。并于行前做好一去不返的思想准备，“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一路上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在灾区真正地做到了想灾民之所想，急灾民之所急：
打击囤积居奇，杜绝发灾难财；拿出官府积蓄，大力赈济灾民。实现了“乡村良善全性命，廛市凶顽破胆心”（《喜春来·满城都道好官人》）。
在全活了一方生灵的同时，却置自己的身体性命于不顾，“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终日无少怠。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元史·张养浩传》）最好地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典型的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死。
我更叹服于张养浩的不断总结、反省，“在守令则有守令之式，居台宪则有台宪之箴，为宰相则有宰相之谟”（明·张纶《林泉随笔》）。形诸文字，供普天下为政者参考借鉴：“己为令长，得牧民之道，欲使天下牧民之吏人人尽其道。己为宪臣，能振纪纲，慎举刺，言人所难言。欲使天下为宪臣者人人皆然。公其心于天下而不私其身，虽令尹子文之忠不及此也。”（元·林泉生《风宪忠告序》），留下了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三事忠告》。
《三事忠告》即《风宪忠告》与《牧民忠告》、《庙堂忠告》的总称。明洪武二十二年广西按察司佥事扬州黄士宏合为一卷刻之，总题曰《为政忠告》。宣德六年，河南府知府李骥重刻，改名《三事忠告》。
《三事忠告》问世以后，流播甚广，受到历代统治者和为官者的高度肯定：“养浩为县令时著《牧民忠告》……为御史时著《风宪忠告》……入中书时著《庙堂忠告》……其言皆切实近理，而不涉于迂阔。盖养浩留心实政，举所阅历者著之。非讲学家务为高论，可坐言而不可起行者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陋规无数、贪腐不止的封建官场，《三事忠告》长久地传递着一股清明刚健的正能量。
三
以下让我们对《风宪忠告》略作赏析，以期与纪检监察工作者共勉。
《风宪忠告》大致可分为相互关联的三大类，即修养类，有自律第一；工作类，有示教第二、询访第三、按行第四、审录第五、荐举第六、纠弹第七、奏对第八；节操类，有临难第九、全节第十。
不能自律，谈何约束？大千世界，无限诱惑把握不住，必然堕落。诸如较为普遍的古今官员的贪污腐败，确是不能自律的必然结果。
诸如寻常所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貌似旧时官场的正常现象。但是，严于自律如南宋杨万里、杨东山父子，不仅不贪，相反的还用私俸济贫，真正做到了在官场一腔正气，归故里两袖清风。又如张养浩，上陕西行台中丞任之前不仅“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上任之后，“恳悃率倡，务用仁术，官币不继，倾己囊橐”（元·《归田类稿原序》），这都不是一时兴起的偶然性行为，而是长期修养的结果，是严于自律所使然。
作者开宗明义，提出了一个“严”字，从下往上，层层加码：“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严也。然有官守者则当严于士焉；有言责者又当严于有官守者焉。”对监察官员（有言责者）提出了人品修养的最高标准：士，固然要严于律己，一般官员得严于士，监察官员又得严于一般官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监察官员是“执法之臣，将以纠奸绳恶，以肃中外，以正纪纲，自律不严，何以服众”！一如我们今天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自己过硬，才有资格管人，才具备了管好别人的基本资质。
张养浩采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值得我们今天的纪检监察工作者学习借鉴。他说，严于自律应该达到如此水准：“严如处子之居室，一行、一止、一语、一默，必遵礼法，厥德乃全。跬步有违，则人人得而訾之矣。”纠风正纪者要像古代待字闺中的女孩那样，每一动作，每一停顿；每一句话，每一沉思，都得遵守礼教规定。如有半点违背，所有的人都会看不起你。说白了，监察官员必须经得起各种可能的严格挑剔，不致因自己行为的不检点而落人口实，唯其如此，才能维护自身的威信，才能做到无私无畏，才能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陈松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