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赵正孝（柳州市中医院）
吴娅娜（湖南中医药大学）
第四节 明清时期：对中药药理的深入研究
1、李时珍《本草纲目》夹释药理
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以毕生精力亲历实践，广收博采，实地考察，对本草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总结，历时27年编成了《本草纲目》，该书集我国16世纪以前药学成就之大成，可以代表明代药学的最高水平，是一部综合性的本草巨著，对世界自然科学也有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本草纲目》在药物基原考订、药理学说体系化、临床药效总结和甄别三大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序例部分对本草史和中药基本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发挥。各论分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16部，以下再分为60类。各药之下，分正名、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诸项，逐一介绍。其中“发明”项下已经有很多临床用药研究的成果。李时珍阐释药效机理，主要依据药物的性味、形色、归经等，并根据自己的临床用药经验，评论前人药论的是非。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例》中，对金元、明初医家发展的“药类法象”、“归经引经”等药性理论进行了全面整理，扩充了药性理论，而且将《本经》、《内经》以及后世医家发展的药性理论融成一体，使中药学的理论体系更加完整。
李时珍在各药的性味、主治、发明等项目中，多采集前代医家之言，不仅如此，他还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充分运用这些理论来阐述各药的功效，所以在发展药性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本草纲目》“菟丝子”条下【发明】部分，他引雷斅之语说：
“菟丝子禀中和凝正阳之气，一茎从树感枝而成，从中春上阳结实，故偏补人卫气，助人筋脉。”
又如在“茜草”条下，李时珍根据茜根的性味色判断其功用，并据此判断前人对茜根功用理解是否正确，从而以此指导临床应用：
“茜根赤色而气温，味微酸而带咸。色赤入营，气温行滞，味酸入肝而咸走血，手足厥阴血分之药也，专于行血活血。俗方用治女子经水不通，以一两煎酒服之，一日即通，甚效。《名医别录》言其久服益精气轻身，《日华子》言其泄精，殊不相合，恐未可凭。”
再如《本草纲目》“大盐” 条下，李时珍就自注说：
“《洪范》：水曰润下作咸。《素问》曰：水生咸。此盐之根源也。夫水周流于天地之间，润下之性无所不在，其味作咸，凝结为盐，亦无所不在。在人则血脉应之。盐之气味咸腥，人之血亦咸腥。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多食则脉凝泣而变色，从其类也。煎盐者用皂角收之，故盐之味微辛。辛走肺，咸走肾。喘嗽水肿消渴者，盐为大忌。或引痰吐，或泣血脉，或助水邪故也。然盐为百病之主，百病无不用之。故服补肾药用盐汤者，咸归肾，引药气入本脏也。补心药用炒盐者，心苦虚，以咸补之也。补脾药用炒盐者，虚则补其母，脾乃心之子也。治积聚结核用之者，咸能软坚也。诸痈疽眼目及血病用之者，咸走血也。诸风热病用之者，寒胜热也。大小便病用之者，咸能润下也。骨病齿病用之者，肾主骨，咸入骨也。吐药用之者，咸引水聚也。能收豆腐与此同义。诸蛊及虫伤用之者，取其解毒也。”
李时珍对药物的论述，常常别具一格，深得至理。
2、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及其影响
另一位对药学理论有较大贡献的医家是明代末期缪希雍(1546—1627)，当时医药学受金、元医学的影响很大，其中又以李东垣、朱丹溪的学说最为盛行。虽然金、元医家各自的理论建树大都以《素问》等经典医著立论，但他们的处方用药，却已经大不同于古人。金、元药理学说及简化后的药性功效大行于世，《神农本草经》的研究则少人问津。缪希雍认为，《神农本草经》是古“三坟”之一，“观其尝药别味，对病主治，施之百世，无可逾越”，但“从未有发其所以然者。”[明?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自序”，页5；“凡例”，页11]于是缪氏打着尊崇《神农本草经》的大旗，从事药性药效等方面的探索。他的《本草经疏》“开凿经义”[清?张璐，本经逢原，见《张璐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小引”，页771]，发掘阐释《神农本草经》的义理，此后的本草学术才在临床药学研究方面出现了新的气象。
缪氏以“经文”为对象，将每一条文逐字逐句阐释其“所以然”，解释其性味、功效的原理。例如“黄精”的经文内容是：“味甘，平，无毒。主补中益气，除风湿，安五藏。久服轻身延年不饥。”缪氏首先疏解其性味：“纯得土之冲气，而禀乎季春之令，故味甘气和，性无毒。”然后依次阐释其功效之理：“其色正黄，味厚气薄，土位乎中，脾治中焦，故补中。脾土为后天生气之源，故益气。中气强，脾胃实，则风湿之邪不能干，故除风湿。五脏之气皆禀胃气以生，胃气者，即后天之气也。斯气盛则五脏皆实，实则安，故安五脏。脏安则气血精三者益盛。气满则不饥，久服轻身延年，着其为效之极功也。”[明?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卷6，页7]。
由此例可见，缪氏解释药物性味，主要是从其生成季节与环境入手。解释功效则依据药物的气味厚薄、形色、归经，结合人体的生理功能、病因病机，以及他个人的临床经验。缪氏并不排斥金元时盛行的气味厚薄、归经入脏等理论，但对金元盛行的五运六气论病倒是不屑一顾。虽然缪氏的某些疏解也有随文衍义、牵强附会，甚至强词夺理之处，但他毕竟系统地研究了古代药学经典著作中的性味功治，把各药散漫无羁的功效通过串讲联系起来。缪氏是一位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医家，他在阐释药性功治时，特别关注药物实际效用以及药物种类的考订，故其议药时出新见，对临床用药颇多裨益。该书一出，立即引起了明末医家的关注，推动了临床药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明代末期，医林之间的交流已经比较普遍。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医家，互相交往切磋，故学术风气也每多近似。此时杭州的卢复、卢之颐父子和名医缪希雍、王绍隆等均有往来，学术思想也非常接近。卢复尊经崇古的情结又在缪希雍之上，他完成了《神农本草经》的辑佚，该辑本也是现存最早的《神农本草经》辑本。和缪希雍一样，卢复也从事药性功治的探讨，但所论之药不是太多。卢复之子卢之颐，受家学熏陶，潜心钻研医药，撰有《本草乘雅半偈》(1647)。该书各药分“气味”、“主治”、“核”（考订药物基原相关内容）、“参”（讨论药性功治等）四项，其中“参”是全书的重心。卢之颐论药，不看重气味厚薄与归经，而从药物的名称、生态、“法象”（外部特征）等入手，结合《内经》、张仲景医书以及个人经验来探讨药理。卢之颐通儒信佛，所以在论药理之时，又多夹儒理、佛理。《四库全书》肯定了该书“考据该洽，辨论亦颇明晰”，但同时又指出其“辞稍枝蔓”的不足[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104，页879—880]。该书可能因为文辞过于艰涩，一般医生难以读懂，所以对此后临床药学研究影响不大。
和卢氏父子同乡的倪朱谟，完成了另外一部本草名著《本草汇言》。该书初成于1624年，后又经增补开刻于1645年，约刻成于康熙初。倪氏此书的特色，在于他亲自采访当时的医药人士至少148人，包括倪氏师长辈的有12人及缪希雍、张遂辰、王绍隆、卢复、卢之颐、潘楫、方谷、马更生等名家，汇录他们的药学言论，故其书名为《本草汇言》。该书的精华部分是药论。该书论药求理，无意“尊经”，不管药物来源、不拘《本经》旧论，唯求实效。倪氏之书广集诸家论药精粹，非一家之言，其论药涉及面广，既解释用药之理，又围绕临床用药实际，讨论药物配伍、使用禁忌、同类药比较等内容。因此该书药论最能反映明末临床药学研究水平。
3、刘若金《本草述》及其影响
另外一本明末清初临床药理学著作是刘若金（1585-1665）年的《本草述》。刘若金进士出身，官至刑部尚书，明末归田隐居后，专以医药为事。他以《本草纲目》虽体载宏整，博采多门，囊括古今，但对于药性的探讨，或择焉未精，或语焉未详，遂以考校药性为事，详其未备，发其余蕴，纠其违缪，冀以贯通诸说，用心三十年，稿凡十易，终于在八十岁时，写成《本草述》三十二卷，而成一家言。在刘若金书成人逝30余年后其子将《本草述》刊刻传世。全书约八十万字，收载药物491种。每药首列正名，次列气味、主治、附方、修治，继以刘氏本人以“愚按”撰写的按语。“愚按”为全书论药的精华，主要阐发药物理论，洋洋洒洒，议论宏肆，辨析入微。其中精选每种药的传统论述及各家学说，注重总结前人临床实践，除金元诸大家外，明末医家缪希雍、卢之颐、李中梓、张三锡诸子论说也多引录。文字简练，且多骈语，朗朗上口，颇益后学，在历代本草理论著作中具有相当影响。
《本草述》刊行后，因其“文繁理富，一时未易卒读”，乾隆年间苏廷琬将其“摘录大要，诠次成文”，编成《药义明辨》18卷；道光年间杨时泰将其删繁约简，提要钩玄，撰成《本草述钩玄》。《本草述》基础上改编、辑录而成的，还有陈其瑞的《本草撮要》，张琦《本草述录》，以及蒋溶又《本草述录》基础上再加辑补而成《萃金裘本草述录》等等。
在理论总结方面，明末《药品化义》是一本重要的中医药理学专著。该书由明代贾所学（字九如）所撰，清初医家李延昰补订。卷首为李延昰所补订的四篇药论。《药品化义》卷一“药母订例”为药物的总论部分，在中医药理学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贾氏从历代先贤的“确论”中，提炼出“药母”这一概念，作为“辨药指南”。所谓“药母”，就是“药理”之所以发生的“根据”，即所有的药品发生作用的机理，都发源于“药母”。该卷的主要内容是“辨药八法”，即对于每一种药品，必须按先后次序从八个方面（即体、色、气、味、形、性、能、力）进行分析，称为分“八款”。其中药体、药色、药气、药味四者，是“天地产物生成之法象，必先辨明以备参订”。而药形、药性、药能、药力四者，“医人格物推测之义理，而后区别以印生成。”以上八法，要“交相详辨”，才不会被古今诸书所误，以淆惑药理。《药品化义》“辨药八法”的主要内容包括：
【体】燥润轻重滑腻干 【色】青绿黄白黑紫苍
【气】膻臊香腥臭雄和 【味】酸苦甘辛咸淡涩
【形】阴阳木火土金水 【性】寒热温凉清浊平
【能】升降浮沉定走破 【力】宣通补泻渗敛散
《药品化义》指出：凡是药物，必须“验其体、观其色、嗅其气、嚼其味”，这是定法。但如果有不能嗅其气、嚼其味的，就一定要煎汁尝之。凡是辨药必以辨以上四项为先。而后再“推其形、察其性、原其能、定其力，”则各种药物的“厚薄清浊、缓急躁静、平和酷锐之性及走经主治之义无余蕴矣。”现分述如下。
（1）验其体：通过辨药物的“体”和“质”而了解药物的性质和功能。所谓“体质”，是指药物的不同部位、形态、质地等。不同的“体”与“质”都会影响到药物的功用。
以部位而言，根与苗主升，梢与尾主降，头与身主补中守，茎主通，叶属阳发生主散性锐，花属阴成实主补，子主降兼补能生长，仁主补能生润利，蒂主宣，皮能降火主散表，肉主补，汁主润利。
以形态而言，形大者性宽缓，形中者性猛，形小、细、尖者均性锐，通能行气。
以质地而言，体薄或质轻者能升，体厚或质重能降，干或燥者能去湿，湿或润者能去燥主补，滑或腻者能利窍，油多者能润燥。
（2）观其色：五色所主的规律是：青色主肝，红色主心，黄色主脾，白色主肺，黑色补肾。但是，从更深层次而言，人生于天地乾坤之间，脏腑禀受乾父坤母而生，五腑属阳象天而受父气色，五脏属阴象地禀母形色，所以入五脏之色还有其母之色。即：
胆腑与肝脏均受风木之气而色青，而肝还禀木之母（水）的形色（即黑色）而生。由于黑由紫所化，所以木色多紫。
小肠腑和心脏均受热火之气而色红，而心脏还禀火之母（木）的形色（即青色）而生，所以火色中青。
胃腑和脾脏均受湿土之气而色黄，而脾脏还禀土之母（火）的形色（即赤色）而生，所以土色多赤。
大肠腑和肺脏均受燥金之气而色白，而肺脏还禀金之母（土）的形色（即黄色）而生，所以金色多黄。
膀胱腑和肾脏均受寒水之气而色黑，而肾脏还禀水之母（金）的形色（即白色）而生，所以水色多白。
《药品化义》指出，先明了脏腑之色，就可以体会古人所制名方的深刻含意。如犀角地黄汤是用地黄之黄色以清胃，用丹皮、赤芍之赤以清脾，是黄赤相配。如沙参黄芪汤，用沙参之白色入大肠，黄芪之黄色入肺脏，是白黄相配。
（3）嗅其气：五气所入的规律是膻气入肝，燥气入心，香气入脾，腥气入肺，腥气入肺，臭气入肾。五气还各有其功用（五气所能），其规律是：香能通气，能主散，能醒脾阴，能透心气，能和合五脏。（膻燥腥臭四气脱简）
（4）嚼其味：
五味所入脏腑的规律是：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淡入胃。
五味所走部位的规律是：酸走筋，苦走血，甘走肉，辛走气，咸走骨。
五味所养五体的规律是：酸养筋膜，苦养血脉，甘养肌肉，辛养皮毛，咸养骨髓。
五味所主功用的规律是：辛主散，甘主缓，淡主渗，酸主收，苦主泄，咸主软，滑主利，涩主敛。
《药品化义》指出：
“凡药品之功，专在于味。一味之中，又有数能，如升降浮沉定守走破之类。”
所以对于五味的功用，尤其应该详细了解。具体而言：
辛：能散结，能驱风，能横行，能利窍，能润燥。
甘：能缓急，能上行，能发生，能润肠，能补气，能补阳。
淡：能渗泄，能利窍，能下行。
酸：能收缓，能收湿，能敛散，能敛热，能束表，能活血。
苦：能坚脆，能燥湿，能直行，能降下，能涌泄，能去垢，能解毒，能开导，能养血，能补阴。
咸：能软坚，能凝结，能沉下。
滑：能利窍，能养窍。
涩：能收脱。
另外，还有五脏所宜五味及五味所禁的内容。如：
五味所宜：肝宜食甘，心宜食酸，脾宜食咸，肺宜食苦，肾宜食辛。
五味所禁：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肾病禁甘。
宜少食酸之病：肝病、筋病，酸多则肉病。
宜少食苦之病：心病、血病，苦多则皮病。
宜少食甘之病：脾病、肉病，甘多则骨病。
宜少食辛之病：肺病、气病，辛多则筋病。
宜少食咸之病：肾病、骨病，咸多则脉病。
《药品化义》继承前人论述，根据药物的气味分阴阳。主要内容是：
气属阳，气厚为纯阳，气薄为阳中之阴。味属阴，味厚为纯阴，味薄为阴中之阳。
辛甘淡属阳，但其中甘淡二味其性有凉有寒者，又属阴。酸苦咸属阴。
阳则升浮，清阳为天，出上窍，发腠理，实四肢。阴则沉降，浊阴为地，出下窍，走五脏，归六腑。
（5）推其形：《药品化义》将药品的形态分为“阴阳木火土金水”等情况，可惜未能深入。其中提到“体润而水，色赤有火，气香有金，味甘有土”，作者因“前人略而未备”，所以“不敢妄作”，但为后人的研究直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6）察其性：《药品化义》将药物的药性从清浊、所养、所至、所用等方面来分析和归类药物。如就清浊而言，性凉为清，气味俱轻薄淡者为清中清品。清中清品以清肺气补助天真，如沙参、石斛、甘菊、扁豆、山药之类。清中浊品以健脾阴荣华肤腠，如人参、黄芪、白术、芡实、甘草之类。性温为浊，气味俱重厚浓者为浊中浊品。浊中清品以补心血宁养神志，如丹参、枣仁、生地、麦冬、紫菀之类。浊中浊品以滋肝肾坚强筋骨，如熟地、当归、天冬、枸杞、苁蓉之类。
不同的药性对脏腑的作用方面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药品化义》归纳为：温养肝胆，热养心神，湿养脾阴（湿即濡润之品），清养肺气（清即性凉及轻淡之品），寒养肾精。
（7）原其能：“原其能”是指通过对药物的体色气味等的分析，推导其对人体气机的升降出入的影响（“升降浮沉定走破”）。《药品化义》归纳药性所主：寒主沉，热主浮，温主补，凉主清，风主升，燥主通，湿主润，清主和，浊主降。药性所用：用热解表，用寒攻里，用辛甘发散，用淡渗泄，用酸苦涌泻，用咸沉下。
（8）定其力：所谓定其力，即通过以上各项分析，确定药物所具有的具体功效（“宣通补泻渗敛散”）。宣可去壅，通可去滞，补可去弱，泻可去闭，轻可去实，重（实）可去怯，滑（腻）可去著，涩可去脱，燥（干）可去湿，湿（润）可去枯。寒可去实，热可去寒，雄可表散，锐可下行，和可安中，缓可制急，平可主养，静可制动。
《药品化义》的“辨药八法”，是对前人药理学研究的一次总结，同时也有作者的一些创见。在药物各论中，将162种药物分为气、血、肝、心、脾、肺、肾、痰、火、燥、风、湿、寒13类阐述，每种药物均概括其“体、色、气、味、形、性、能、力”八款，所论围绕常用的功效主治，药论之后多以小字注出用药品种特征、简要炮炙方法等，使读者能简明扼要的掌握药物的性质和功能等，具有很强的临床实用性。
广为流传的一些故事证明明代中药药理学盛行。明代许浩《复斋日记》记载了元代名医滑寿“桐叶催生”故事：
滑寿精于医学，他给人治病，不拘泥古方书，而是以意处方，投药即效。一年秋天，一些苏州官员邀请他同游虎丘山。一富家孕妇难产，想拉他回家诊治，官员们不同意。滑寿拾级而上，看到新落梧桐叶，拾起来给病家说：“拿回去赶快用水煎服。”游山的人们还没有坐下宴饮，病家回来说小儿已生下来了。同游的人都惊奇地询问滑寿此方出于何书，滑寿说：“医就是‘意’的意思，以意度之，哪有一定之方啊!妇女怀孕已十月而不产，是肃降之气不足的缘故。梧桐叶得金秋肃降之气而落，借其肃降之气以助产妇肃降之气，哪有不顺利生产的呢?”
有人认为，滑寿借用桐叶得金秋肃降之气而催产。其用之妙，让人叹服。而后人用桐叶催产而不效者，是因为脱离了特定的时间和环境，即“非其时也”。《复斋日记》后人将之归类为“笔记小说”，故事本身的真实性待考，但“医者意也”的思想确实在中医学历史上却影响了很多医家。
4、清代诸家对中医药理学的发展
明亡入清之后，大批士人遁迹医林，这些儒医打起尊经复古的旗帜，将他们的儒学功底用于阐释医药理论。所以在清初一待社会安定，临床药学就蓬勃发展起来。清初名医张璐(1617—1699)说：“壬寅(1662)，儒林上达每多降志于医。医林好尚之士，日渐声气交通，便得名噪一时，于是医风大盛，比户皆医。”[清?张璐，张氏医通，见《张璐医学全书》，医通自序，页5]张璐本人就是一位弃儒业医的名医。他受缪希雍《本草经疏》的影响，撰《本经逢原》(1695)，以阐释《本经》大义为主，兼带讨论张仲景、孙思邈等诸家用药法，“庶使学人左右逢原，不逾炎黄绳墨”。[清?张璐，《本经逢原》，“小引”，页771。]张璐虽尊崇《本经》，但并不蔑视后世本草，所以其书收药近800味，并不局限于《本经》药。他也不像缪希雍那样对《本经》药效逐个议论一番，而是突出各药主要疗效，讲述临床运用要点。与清代其他尊经复古派的医药家相比，张璐论药比较温和折衷，并不偏激。
明末清初医药学最活跃的地区就是江浙一带。钱塘（今杭州）更是名医辈出。清初医家张志聪（号隐庵，1619—1674）不满于《神农本草》之后的历代本草著作“不明《本经》，但言某药治某病，某病须某药，不探其原，只言其治”，因而认为是知药用而不知药性，并认为知药性十分重要：“知其性而用之，则用之有本，神变无方；袭其用而用之，则用之无本，窒碍难通。”于是撰《本草崇原》，针对《神农本草经》药物，逐项阐明药性，解释药物的功效主治。该书解释药效的方法，是从药物的命名、生成习性、形色、性味、五行属性等入手，结合《内经》中的有关论说、张仲景等医家的用药经验，阐释《本经》中的药物功效主治，也对药物的基原进行了比较多的考订。由于该书较多地引用《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医书之论，故后人评价此书的特点是“以经解经”。张志聪著此书未竟而卒，其弟子高世栻（1637—1696）继之完成，成书后对后世本草影响较大，乾隆时陈修园著《神农本草经读》“半师其说”。
徐大椿（字灵胎，1693—1772）是清代著名的医学思想家。在药学方面，他的代表作是《神农本草经百种录》(1736)。该书论药仅百种，每药言语不多，也不旁征博引，但大多数言论都切于实用，能突出药物最主要的效用。徐氏论药与缪希雍、卢之颐、陈修园等尊经派医家相比，更为实在，不是每药必录、每效必解、每解必圆。前人论药，动辄罗列药物的气味、形色、质地、归经、五行属性、产地生境等。徐大椿却认为：
凡药之用，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质，或取其性情，或取其所生之时，或取其所生之地。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故能补偏救弊，调和脏腑。深求其理，可自得之。[清?徐大椿，神农本草经百种录，见《徐灵胎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丹砂”，页55。]
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解释药物的作用，只需要抓住药物的“偏胜”（特性或专长）之点，那就是药物“补偏救弊，调和脏腑”、产生疗效的根本所在。他还很直白地申明，有些药效无法解释清楚其机理。例如菟丝子“去面”，如果说是因为它辛散、滑泽，那么辛散、滑泽药很多，为什么独独菟丝子有这个功效呢？所以他认为药性各有专长，分别含有特殊的成分（“各得天地一偏之气”），自有它治病的内在原因（“其性自有相制之理”）。如果其内在特性能通过形质气味表现出来，就可以推测其机理。但如果其性深藏不露，就“不可以常理求也”[同上，“菟丝子”，页58]。例如古人的单方、秘方，往往可取奇效，比讲究辨证配伍的经方还要快捷。这一说法，等于说中药传统药理并非万能，还有很多解释不了的机理。尽管徐大椿因对《神农本草经》尊崇太过，也间或为“久服轻身延年”之类的方士之言求理圆说，但该书得到了《四库全书提要》的高度评价，认为它“凡所笺释，多有精意”。徐大椿“《药性专长论》曰：药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其说最为圆通”。〔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04，页880。从某种意义来说，徐大椿对具体药物的解释虽然也很重要，但更要紧的是他阐发了考求中医临床药效的许多根本性的问题，为清代本草学术涂上了重重的一笔亮彩。
相较而言，比徐大椿稍晚的黄元御，其考求药效机理的论说远不如徐氏的客观平实。黄元御(1705—1758)，号玉楸子，是清代尊经派的显要人物。他把岐伯、黄帝、秦越人、张仲景奉为“四圣”，主张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他撰有两部本草书，一为《长沙药解》，一为《玉楸药解》。《长沙药解》(1753)收仲景医书所用之药161种，各药之后罗列所在方剂。其书名为“药解”，实属方论。黄氏议药论证，时或侈谈五行、运气，四象生成，使浅显之理，反致虚玄[尚志钧，林干良，郑金生，《历代中药文献精华》，页336。]虽然都是结合仲景用药法议论药效，但黄氏论药水平较陈修园差之远矣。
黄氏《玉楸药解》(1754)收仲景医书未载之药293味，其论药方法与《长沙药解》截然不同。该书每药叙说简要，并没有“药必《本经》”，更不是为《本经》药效作注，甚至还有“《本草》轻身延年之论，未可尽信也”之类的话（见“黄精”条）。黄氏在这本药书中列举诸药主要的功效主治，除少数药物之外，一般不去阐释药效机理。该书最有学术价值的地方是对某些用药时弊进行抨击。他反对将药效简单化，主张辨证用药，辨药治证。例如当时医家用大腹皮治皮肤肿胀，黄氏则指出：“肿胀有根本，皮肤是肿胀之处所，非肿胀之根本也。”[〔清〕黄元御，《玉楸药解》，见《黄元御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卷2，页1076。]大腹皮所治的皮肤肿胀，不适合虚证。又如当时医家好用木香治肝病，黄氏则认为木香辛燥，而肝属风木，凡病皆燥，因此不适合用木香来调气。正因为黄氏在该书中论说简捷实用，所以其书风行一时，深受医家欢迎。
清代医学家唐容川（即唐宗海）（1846-1897）是中西医汇通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所著《本草问答》属药理专著。唐容川认为，物各有性，而其所以成此性者，
“原其所由生而成此性也，秉阳之气而生者，其性阳。秉阴之气而生者，其性阴。或秉阴中之阳，或秉阳中之阴。总视其生成以为区别，盖必原一物之终始与乎形色气味之差，分而后能定其性矣。有如人参，或谓其补气属阳，或谓其生津属阴。只因但论气味，而不究人参所由生之理，故不能定其性也。余曾问过关东人并友人姚次梧，游辽东归言之甚详，与纲目所载无异。本草纲目载人参歌曰：‘三丫五叶，背阳向阴，若来求我，椵树相寻。’我所闻者，亦云人参生于辽东树林阴湿之地，又有人种者，亦须在阴林内植之。夫生于阴湿，秉水阴润泽之气也。故味苦甘而有汁液，发之为三丫五叶，阳数也。此苗从阴湿中发出，是由阴生阳。故于甘苦阴味之中，饶有一番生阳之气，此气可尝而得之也。人身之元气，由肾水之中以上达于肺，生于阴而出于阳。与人参由阴生阳，同一理也，所以人参大能化气，气化而上，出于口鼻，即是津液。人参生津之理如此，非徒以其味而已。然即以气味论，甘苦中含有生发之气，亦只成为由阴出阳之气味耳。”
唐容川说：
“夫辨药之形色气味，正以考其性也，果得其性，而形色气味之理已赅。故凡辨药，先须辨性。有如磁石，久则化成铁，是铁之母也。其引针者，同气相求，子来就母也，以药性论之，石属金而铁属水，磁石秉金水之性，而归于肾，故其主治能从肾中吸肺金之气，以归于根。琥珀乃松脂入地所化松，为阳木，其脂乃阳汁也。性能粘合，久则化为凝吸之性。盖其汁外凝，其阳内敛。擦之使热，则阳气外发而其体粘。停擦使冷，则阳气内返而其性收吸。故遇芥则能粘吸也。人身之魂阳也，而藏于肝血阴分之中，与琥珀之阳气敛藏于阴魄之中，更无以异，是以琥珀有安魂定魄之功。西洋化学谓磁石、琥珀内有电气，其能吸引者，皆是电气发力，能收引之也。有阴电，有阳电。凡物中含阳电者，遇有阴电之物即吸；含阴电者，遇有阳电之物即吸。若阴电遇阴电之物即相推，阳电遇阳电之物亦相推，其论甚悉！琥珀能拾芥而不能吸铁，磁石能吸铁而不能拾芥，以所含之电气不同也。然西人单以气论，犹不如中国兼以质论，则其理尤为显然。磁石之质类铁，故以类相从而吸铁。琥珀之质能粘，故以质为用而抬芥。辨药性者，所贵体用兼论也。阳起石生于泰山山谷，为云母石之根。其山冬不积雪，夏则生云，积阳上升。故或乘火气而上飞，或随日气而升腾也。凡人病阳气下陷，阳物不举者，用以升举阳气，亦以阳助阳之义而已矣﹗蛇形长，是秉水气。行则曲折，是秉太气。在辰属已，在象居北，在星象苍龙。总观于天，知蛇只是水木二气之所生也。蜈蚣生于南方干燥土中而味大辛，是秉燥金之气所生。蛇畏蜈蚣者，金能制木也。蜈蚣畏蟾蜍者，以蟾蜍秉水月之精生于湿地，是秉湿土之气所生，湿能胜燥，故蜈蚣畏蟾蜍也。蟾蜍畏蛇，则又是风能胜湿，木能克土之义。趁此以求，则凡相畏相使相反之理皆可类推。”
清代近300年，所出本草书四五百种。但从本草学术发展来看，成果最大的还是上述尊经复古派对临床药学作出的深入研究。他们的成功在于他们在研究《神农本草经》的过程中，遏制了金元和南宋以来药物、药效日渐简略平庸的颓风，使药物的运用更紧密地与中医辨证论治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药物的治疗作用。除上述医家和本草著作之外，明末李中梓（约1588—1655）三本草（《药性解》、《本草征要》、《本草通玄》）和清代汪昂《本草备要》(1694)、吴仪洛《本草从新》(1757)、黄宫绣《本草求真》(1769)等著作，也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中医临床用药的内容。
清末仲昴庭《本草崇原》的基础上，纂集《本草崇原集说》(1909) [清?仲昴庭，本草崇原集说，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该书以张隐庵的《本草崇原》为纲，而将学术风格近似、同样以阐释《神农本草经》的一类著作中的论说附载于其后。这些著作包括题为叶天士[实际作者为姚球(？—1735)]的《本草经解要》、徐大椿《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陈修园《本草经读》，以及张志聪《侣山堂类辨》、高世栻《医学真传》等书中的药论。所以该书实为一本阐释中药药理的专著。
《本草崇原集说》其阐释中药三百三十多种。所释药物品种根据当时临床用药品种情况，较《神农本草经》有增有减，每味中药先据《本经》等总叙其气味毒性及主治功用，继而对药物来源及形态等进行考证，而后列《本草崇原》等对该药的阐释。其立论多朴实无华，而道理深刻，易于理解。如对菟丝子的阐释：
“菟丝子 气味辛甘平，无毒。主续绝伤，补不足，益气力，肥健人。《别录》云：久服明目、轻身延年。
“（菟丝子，《尔雅》名玉女，《诗》名女萝。始出朝鲜川泽田野，盖禀水阴之气，从东方而生，今处处有之。夏生苗，如丝遍地，不能自起，得他草梗则缠绕而上，其根即绝于地，寄生空中，无叶有花，香气袭人，结实如秕豆而细，色黄。法当温水淘去沙泥，酒浸一宿，曝干捣用。又法，酒浸四五日，蒸曝四五次，研作饼，焙干用。）
“《崇原》：凡草木子实，得水湿清凉之气后能发芽。菟丝子得沸汤火热之气而有丝芽吐出，盖禀性纯阴，得热气而发也。味辛甘，得手足太阴天地之气化，寄生空中，丝茎缭绕，故主续绝伤。续绝伤，故能补不足。补不足，故能益气力。益气力，故能肥健人。兔乃明月之精，故久服明目。阴精所奉其人寿，故轻身延年。
“《经读》：菟丝，肺药也，然其用在肾而不在肺。子中脂膏最足，绝类人精，金生水也。主续绝伤者，子中脂膏，如丝不断，善于补续也。补不足者，取其最足之脂膏，以填补其不足之精血也。精血足，则气力自长，肥健自增矣。久服肾水足则目明，肾气壮则身轻。华元化云，肾者，性命这根也。肾得补则延年。（[批]既云肺药，又云其用在肾，以其从脏腑解到主治，不得不作转笔。若从运气入手，则以下迎刃而解，不转自明。第《经读》曲折善达，能于《本经》命意所在，绝不抛荒，子中脂膏云云，尤觉圆到。）”
从最后一段最后的批注来看，仲昴庭对陈修园《本草经读》解菟丝子的方法十分赞赏，认为运气学说虽然也可解释菟丝子的功用，但他本人认为用运气学说释药，有“抛荒”之嫌，这是非常中肯的。
综观中国两千多年本草学术发展，从早期本草筚路蓝缕草创以来，药物的增加和药效的积累一直贯穿本草发展的始终。为了确保用药的安全、有效，古代本草家花费千余年从事药物基原的考订，最后由李时珍《本草纲目》毕其全功。在北宋医药文献借印刷广泛传播、医学教育重视理论与临床用药实践相结合等历史因素的影响下，金、元医家建构了中医药理体系，丰富了探究药性功治机理的层次和途径，促进中医从经验用药走向理论用药。明末清初以来，为扭转中医用药简单平庸、不明原本的颓风，一批医药学家以尊经为旗号，对《神农本草经》以及后世常用药物的运用进行探讨，深化了药性功治的认识。因此，古代本草学术三大主题（基原、药理、药效）终于取得了比较圆满的进展。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西洋医药学的传入，中国的本草学术又开始面临科学化、现代化的新主题。
明清时期，大量医家成为法象药理学的追随者，从而使法象理论广为运用。清末周岩著《本草思辨录》（1905）一书，谓“古圣垂示气化，实由洞明形质”，其论述了常用的130种药物，都一一从法象的基本理论思之辨之，从药物质地之轻重、纹理之疏密，形状之殊异，色泽之特点，继而气之清浊、味之厚薄，以及五运六气之禀赋、阴阳五行之制化等等方面，将药物奏效之理推之论之。如《本草思辨录》释“水萍”的功用：
“水萍浮于水面，而味辛气寒，能发皮肤中湿热之邪汗，故《本经》主暴热身痒。《伤寒论》云：不得小汗出，身必痒。其身痒为有风寒之邪，宜以麻桂取微汗。此则湿热不汗出而痒，故水萍主之。水萍亦汗药也，而与麻桂有霄壤之殊。丹溪谓发汗胜于麻黄，不加分别。后遂有视水萍为峻剂而不敢用者矣。《本经》以下水气，止消渴，两许水萍。盖以其状外帖水面，内含血络，水不能濡，则水气自下。《本经》未尝言风，而后世以风药推之。要知其所治为风热之风，非风寒之风。如《古今录验》以水萍与牛蒡子、薄荷治风热瘾疹，则药病相当矣。”
5、近代中西医学汇通对中医药理的影响
辛亥革命以后，西方文化及西方医药学在我国进一步传播，这对我国的社会及医药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随之出现了一股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中医药学的发展受到阻碍。但是，在志士仁人的努力下，本草学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继承和发扬方面均有新的发展。
一些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良思想影响的医药学家，试图通过中西汇通的道路，吸取西方医药学的内容，取长补短，提高中药学术水平。他们采用西方药学理论及名词术语，表达和阐发中医药学术，或利用自然科学和西方医药的某些成果，阐明中药治病之机理。如阮其煜、王一仁《本草经新注》（1933年）载药280种，以西医药理论对药物性味、主治功能逐一注释，属于中西汇通类文献。其它的著作还有温敬修《最新实验药物学》（1933年）、郭望《汉药新觉》（1937年）、蒋成瑞《药物学类纂》、黄劳逸《新中药》、恽树玉《论药集》、张锡纯《药物学》等。他们用中西药理，互为解说，其间深浅得失参差不齐，有的能启发新知，有的则难免牵强硬套。但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历史的潮流。
随着中医学校的建立，涌现了一批适应教学和临床运用需要的中药学讲义，如浙江兰溪中医学校张寿颐的《本草正义》、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柯廉臣的《实验药物学》、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秦伯未的《药物学》、天津国医函授学校张锡钝的《药物讲义》等。这些中药讲义，对各药功用主治的论述大为充实，其中尤以《本草正义》的论述和发挥最为精辟中肯。”
近代和现代科学的发展，为中医药理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中国医药学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与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结晶，是世界优秀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千百年来，中国医药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促进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中医药理学的理论一直掩质埋光，分散的深藏于众多医药学著作中，没有得到系统挖掘和整理，也没有随着近代科学的进步而出现理论上的新进展、新突破，这是十分可惜的。
应该承认，由于古人科学认识的局限，中医药理学的一些具体内容还不够完善，甚至还夹杂了大量唯心主义的成分，但是，其基本思想和基本理论是正确的，随着近代和现代科学的进步，为中医药理学的思想的发展提供基础，为中医药理学的大量新的依据。
总之，中草药学自汉代到清代，各个时代都有它的成就和特色，而且历代相承，日渐繁富。到了现代，中草药已达 5000 种左右。今后，但是，在中药理论上未有重大发展和突破。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医药理论自身的封闭性，以致未能与现代自然科学同步发展。因而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包括西医药学的方法和技术，对中药基础理论进行研究，从而促进中药理论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1.梁然淑.明清前药性理论发展溯源.中医药学刊] [梁永林 朱向东 李兰珍等 甘肃中医学院。试谈中药药象学研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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