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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1897—1971)，现代画家、教育家。早年名天授，字大颐，自署阿寿、雷婆头峰寿者、寿者。浙江宁海人。擅画花鸟、山水，兼善指画，亦能书法、诗词、篆刻。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教于经亨颐、李叔同等人。其写意花鸟初学吴昌硕，后取法石涛、八大，布局奇险，用笔劲挺洗练，境界雄奇壮阔。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等职。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1958年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著有《中国绘画史》《听天阁画谈随笔》等。
潘天寿，(1897—1971)，现代画家、教育家。早年名天授，字大颐，自署阿寿、雷婆头峰寿者、寿者。浙江宁海人。擅画花鸟、山水，兼善指画，亦能书法、诗词、篆刻。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教于经亨颐、李叔同等人。其写意花鸟初学吴昌硕，后取法石涛、八大，布局奇险，用笔劲挺洗练，境界雄奇壮阔。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等职。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1958年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著有《中国绘画史》《听天阁画谈随笔》等。
潘公凯，1947年1月24日出生于浙江宁海，国画大师潘天寿先生的二公子。1996年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2001年6月至今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网》专栏作家、专家等。教授在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同时也是博士生导师，自1979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国画创作和美术史论教学工作，1992年5月至1994年1月曾赴美国伯克利大学研访。出版论文集《限制与拓展》、专著《潘天寿评传》、《潘天寿绘画技法解析》;主编《潘天寿书画集》(获国家图书奖)、《现代设计大系》;编撰《中国绘画史》。
潘公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的儿子，从小在美术学院的院子里长大，家里有一位大师父亲，美术界前辈进进出出，照常理他“子承父业”是必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了解潘公凯的人都知道，他父亲从未教他画过一笔画，他小时候是个对工程、建筑等各种理工类学科特别感兴趣的人，纯粹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才走上了绘画道路。 潘天寿在对孩子的学业方面完全采取了“放养式”教育。“因为他自己就是从农村一步步走上来的，家庭对他产生的影响很小。”潘公凯说。
潘天寿1961年给花鸟班上课 潘天寿的父亲是宁海县里的一个秀才，不过父亲仅略教他识字，最重要的教育都来自私塾。“我父亲的两个兄弟天资很差，笨到连种田都种不好的程度，父亲则聪明又勤奋。在私塾里的学习很严格，但私塾里出来的学生素质也参差不齐。因此父亲非常强调个人天赋和拼搏，他觉得外界的条件对个人发展的影响很小。” 于是潘公凯和他的兄弟姐妹的学业都被父亲“无视”了，“他甚至搞不清我念几年级。”潘公凯笑道。 说完了学业，聊到生活了，潘公凯好像陷入了绞尽脑汁的状态，因为他知道车上一群人都期待那种温情的曲折的“故事”。然而父亲在他眼里实在是一个太过“正常”的普通人，以致于没有戏剧效果可言。潘天寿言行打扮毫不标新立异，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生活作息严格得像闹钟，他会做蛋炒饭，自己的衣服和房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从不大声讲话，从没打过孩子骂过孩子，从没对妻子脸红脖子粗……他“标准”到几乎“乏味”的程度。
潘天寿在华侨饭店作大画 “我们院子里有三户人家形成鲜明对比。”潘公凯笑道，“我们楼上那家的夫妻成天吵架，杯盘打碎的声音不断;我们隔壁那家则特别‘小资’，一家子都是音乐家，不时有乐器或歌声传出来;而我们家特别安静，吃饭的时候讲话都是小声的，父母谈论的还都是艺术。”
作大画的潘公凯 因为所有的良好习惯在严格自律的父亲身上都是如此自然的存在，来做客的人谈论的都是文化艺术，使得潘天寿一家子充满“修养”的气氛，于是他根本不需要对孩子们说教，一切都是潜移默化。 “这是儒家文化的力量吧，孔子说‘割不正不食’，肉切得不正就不吃，所以做人要从‘修身’开始，当时的文人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潘公凯说，“父亲每天不是画画就是看书学习，所以我们觉得好好学习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偷懒是不正常的;我们家里从不讨论衣食问题，所以我们对吃完全没要求;父亲画完画总是把画笔、桌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他的衣服、被子也叠得整整齐齐，于是我们也是一样;父亲每天早上总是院子里最早起来的，起床后就会去打扫院子，捡树枝，还喜欢料理花草，后来我也习惯养花种草，我在杭州的时候，纪念馆的花木就是我料理的，以此为乐，等我走了，其他人就觉得料理它们是个繁重的任务。”
潘天寿作品 儒雅、内敛，一身修养浑然天成，这就是潘天寿给儿子的影响，无形之中也内化成了潘公凯的一部分，讲话不紧不慢，举手投足文质彬彬，他的身上渗透着和他父亲一样的文人气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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