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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与中国的几位思想家
一、托尔斯泰与孔子 在传统文化经典中，首先引起托尔斯泰注意的是孔子。托尔斯泰不懂中文，何以能够研究孔子呢？原来他是从读英译本的《四书》开始的。英国汉学家詹姆斯?理雅各（又译莱格，1814~1877）翻译了《四书》、《五经》，分28卷于1861~1886年间陆续出版，英译本总名为《中国经典》。这些书在西方广为流传，也流入俄国。译者理雅各原为伦敦布道会派驻马六甲英华书院院长（1839），后于1843~1873年长驻香港，返英后在牛津大学执教，开汉文讲座。由于译者的名声，其译本影响也大。而俄国人（包括托尔斯泰）竟然不知此前于1870年他们国内已拥有自己的俄译本《大学》和《中庸》，未被传开的俄译本是由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列昂季耶夫译出，在彼得堡出版的。托尔斯泰读的是英译本，他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孔子、孟子的著作。1882年6月曾致信文学评论家斯特拉霍夫（时任彼得堡图书馆员，是帮托尔斯泰寻检书籍的助手），感谢后者给他寄去孔子的书，并着即开始研读。 此后他在书信和日记中多次写下读后感。次年2月末，他写信给好友切尔特科夫说:“我坐在家里，发着高烧，得了重感冒，第二天读孔子，很难想象，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道德高峰，看到这一学说有时竟达到基督学说的高度，你会感到快慰。”3月27日日记里提到：“我认为我的道德状况是因为读孔子，主要是读老子的结果。”到3月30日，他在日记中更表示：“应该使这一学说成为公共财富。” 托尔斯泰研究孔子的成果有两方面。一是在1884年写出了《论孔子的学说》、《论《大学》》等文章；其次是摘编孔子语录，于1904年出版《孔子生平及其学说》，并附托尔斯泰所写《中国学说述评》一文。后者系由布朗热据托尔斯泰草稿整理而成，因而以后再版中也有以《列夫?托尔斯泰阐明的孔子学说》为该文题目。 在《论孔子的学说》一文中他写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他们有四亿五千万，几乎是俄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的总数的一倍以上。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中国人是庄稼汉。他们的皇帝自己也种田。因此，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由此可见，孔子著作让他对中国怀有多么美好的印象。 托尔斯泰身上具有的人道主义，也使他能很快同孔子的学说相呼应，进而用“仁者爱人”这样的思想去规范自己和要求他人。在行动中则是以身作则，厉行“平民化”，并且用作品和各种形式的公开言论去谴责沙皇专制制度压榨人民、残酷对待下层人的丑行，暴露俄国官吏和社会的黑暗，达到为民众的疾苦呼吁的目的。因此，可以说托尔斯泰研究孔子的积极结果，是加深了自身的人道主义精神，从博爱、爱人的原则出发，更加关怀下层民众。 二、托尔斯泰与老子 托尔斯泰这样来介绍老子的一个基本论点：“他（老子）教导人们从肉体的生活转化为灵魂的生活。他称自己的学说为‘道’，因为全部学说就在于指出这一转化的道路，也正因此老子的全部学说叫做《道德经》。” 1891年10月，托尔斯泰在写给出版商列杰尔列的一封信后附上一份“给我留下印象的作品”。这份书目罗列近50部作品，记录了托尔斯泰自童年至63岁这个阶段阅读并留下印象的作品。根据阅读印象，这些作品分为强烈、非常深、很深三种程度。书目中涉及中国的作品有孔子、孟子及老子数种，而《老子》是列在印象“强烈”这个程度，列入这一程度的作品有十部左右。 托尔斯泰接触老子比较晚，是在创作了为他赢得世界声誉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1880年左右，托尔斯泰思想出现巨大困惑。1879~1882年间，托尔斯泰写出一篇表现这种困惑的长文《忏悔录》。他在探索生命意义的精神活动中遇到难题：“在探索生命问题的答案过程中，我的感受和一个在森林中迷路的人的感觉完全相同。” 一段时间，他开始与贫穷、朴实、没有学问而有信仰的教徒、香客、修士、分裂派教徒、农民接近，“我爱上了这些人，我越深入思索我常听到和读到的像这样活着、也像这样死去的人的生活，我就越热爱他们，我自己也就生活得更愉快了”。当然，直到《忏悔录》写完几年，托尔斯泰仍没能从困惑中走出，人生的探求仍在继续。 就在这时，托尔斯泰与老子不期而遇。有确切记录的时间是1884年3月6日，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我在翻译老子，结果不如我意。”3月9日：“读了一点关于中国的东西，骑马在城里转了转。除我以外，人人都在工作……我洗了澡，读老子。翻译过来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 由此看来，托尔斯泰接触老子的时间还应当略靠前一点。因为不可能还没阅读就开始要翻译它。托尔斯泰阅读的老子《道德经》是1841年巴黎出版的法文译本。后来，他与波波夫一起，将《道德经》翻译成俄文。这项工作甚至激起了托尔斯泰写一本介绍中国哲理，尤其是探讨人性善恶问题的书的愿望。 在托尔斯泰眼中和笔下，老子是很难表述的，所以在前引的日记里有“翻译过来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这样的句子。在《中国的贤哲》中，有关“中国先哲老子所着《道德经》”一节，托尔斯泰不得不完全借助老子。他摘译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等若干原文，而自己未发议论或引申，似乎老子本身就可以完全说明问题。 当然，老子对托尔斯泰的处世思想产生了影响。1884年3月10日日记有这样的内容：“一早起身，收拾了房间。安德留沙打翻了墨水瓶。我于是责备他。我脸上的表情一定是恶狠狠的……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没有障碍，它向前流去；遇到堤坝，停下来；堤坝出了缺口，再向前流去。容器是方的，它成方形；容器是圆的，它成圆形。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强。” 托尔斯泰与中国圣哲老子，真可谓时距千年，相隔万里，与老子的相遇，为其对人生的思考增加了一个参照系统，并使其获得了“良好的精神状态”。尽管误读不可避免，但在人类精神活动里，这种交触现象值得人们注意、认识和探究。 三、托尔斯泰与墨子 托尔斯泰对包括孔子在内的中国诸子百家的印象极佳，他曾经多次用文字表达对中国的热爱与尊敬。在1905年12月4日写给留学俄国的中国学生张庆桐的复信中就写道:“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曾经有好几次同日本人见过面，但从没有一次同中国人见过面，也没有发生过联系，而这正是我一向非常向往的；因为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当然，大概是非常不完全的。这对于一个欧洲人是常有的情况）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更不用说孔子、孟子、老子和他们著作的注疏了。遭到孟子驳斥的墨翟学说，尤其令我敬佩。我对于中国人民经常怀有深厚的尊敬，很大程度上由于可怕的日俄战争诸种事件而更为强烈了。” 原来他在晚年的思想探索中一直醉心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从英译本的《四书》、《五经》里读遍了诸子百家的言论，着重在孔、孟和老子，但也寄情于墨子。据戈宝权先生统计，托尔斯泰当时阅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专着和译本就有32种之多。 关于托尔斯泰研读墨子的情况和体会，其书信和日记中多次提及，最为集中的是他在1893年写给好友切尔特科夫的信。信中写道:“开始读墨子，……我重新阅读了老子，现在开始阅读理雅各书中包括墨翟的一卷，我想写一本关于中国智能的书，特别是关于人性善和人性恶的问题的讨论……。” 托尔斯泰作为人道主义者，一向主张博爱。他既热衷于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自然也就欣赏墨子“兼爱”的主张。从这一点来看，托尔斯泰不但与孔子，而且同墨子之间的思想相通。果然，在阅读的同时他就编选出墨子的言论，又经过布朗热的整理编辑成书，以《中国哲学家墨翟——论兼爱的思想》为书名于1910年出版，立即引起文化界的重视。 这个事例再一次证明托尔斯泰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据戈宝权查证，托尔斯泰对孔、墨和老子的研读极下功夫，直至把诸子百家的言论编选成册，或是形成“每日贤人语录”专辑。在1884年到1910年的20多年当中，共写过和编辑过将近10种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著作和论文。“从大量史料中，我们知道托尔斯泰在他的一生中，不仅重视中国悠久的文化和历史，钻研过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他还对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的中国人民表示过深厚的同情。在19世纪的俄国作家当中，恐怕很少有人像托尔斯泰这样关怀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了。从他的著作、书信和日记中，我们知道远在1856年到1860年我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当英法联军先后侵占我广州、天津等城市，放火焚毁圆明园时，……他对帝国主义者的残暴和掠夺，都曾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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