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戴蒙德

 

彼得·戴蒙德

 

　　彼得·戴蒙德（Peter Arthur Diamond，1940年4月29日－），美国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引领了宏观经济学研究潮流，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为其他经济学家建立了研究标准和方向。以对最优税收理论的研究而知名。世代交叠模型的提出者，社会保障、养老金和税收问题专家。

 

　　戴蒙德在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望。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泰勒·柯文认为，戴蒙德是代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最高水平的教授之一。他在宏观经济很多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包括政府债务和资本积累、资本市惩风险分担、最佳赋税、劳动力市场的搜寻和匹配以及社会保险。

 

　　2010年，他与戴尔·莫特森、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共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他在“对于存在搜索摩擦情况的市场的分析”的贡献。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博客写道“我曾经的同事彼得·戴蒙德，与戴尔·莫特森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一起，共同获得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绝对是实至名归。”能让心高气傲的克鲁格曼这样称赞的人并不多。彼得·戴蒙德在美国经济学界久负盛名，人脉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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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

　　

　　196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数学学士学位；

　　1963年，年仅23岁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教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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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

 

　　自1966年起至今，戴蒙德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2002至2003年，戴蒙德被推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主席；

　　2002至2003年，戴蒙德被推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主席。同时他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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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获荣誉

　　
　　2010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Peter A. Diamond）、戴尔·莫特森（Dale T. Mortensen）和英裔、塞浦路斯籍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三位学者共同获得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将一起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6万美元）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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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诺奖原因

 

　　戴蒙德的理论已经成为一种领先的理论体制，那就是针对劳动力市场而说的，对于解决各种政策问题是很有帮助的。但他的理论是远远可以适用于劳动力市场之外其它领域，可以用于整个房地产市场在经济学以及家庭经济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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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诺奖之后

　　

　　获奖后，彼得·戴蒙德说：“这是一个能让人屏住呼吸的消息，你突然意识到不仅仅这一刻发生了变化，你生命中的所有事情都发生了改变。”
　　
　　“我一定要先好好睡一觉。”几天前，当彼得·戴蒙德第一次听到自己获得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感到“简直难以置信”。
　　
　　当时，他正从新西兰返回美国，他的儿子和太太都已在机场等候多时。但告诉他这一消息的不是他的家人，而是一个远在伦敦的朋友。“很庆幸，当时不是我在开车。”他打趣道。
　　
　　“那么，你会怎么庆祝呢？”当被记者问到这一问题时，彼得·戴蒙德说他得先让脑子休息一下，“所以一定要先睡觉。”第二天，彼得·戴蒙德回到列克星敦市。市长请他到市政大厅，他站在那里和众人一起庆贺。
　　
　　后来，在他就职的麻省理工大学，戴蒙德出席新闻发布会时称：“这是一个能让人屏住呼吸的消息，你突然意识到不仅仅这一刻发生了变化，你生命中的所有事情都发生了改变，机遇一下子全部向你敞开了怀抱。”
　　
　　另一个美国人戴尔·莫特森比戴蒙德更早知悉获奖的消息，他目前正在丹麦奥胡斯大学做访问教授。接到诺贝尔奖组委会的电话通知时，他正和同事共进午餐。
　　
　　莫特森说，组委会要求他不要和别人分享这一消息，因为30 分钟后瑞典官方才会正式宣布。“因此，我坐在桌子旁，只字未提。但我想他们从我脸上的笑容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说。
　　
　　此后，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戴尔·莫滕森和具有英国、塞浦路斯双重国籍的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3 位学者共同获得。
　　
　　在颁奖词中，瑞典皇家科学院如此表示：“在劳动力市场上，很多公司有不少工作空缺，而一些失业人员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岗位。戴蒙德等人所开发的理论，解释了市场上的这种冲突。他们的理论不仅在劳动力市场上是领先的理论体系，而且这些理论可以适用于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其他领域，比如房地产市场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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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轶事

“十分可爱的人”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史蒂芬·莱维特说。当年，史蒂芬·莱维特还是一名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时，就曾当面求教过彼得·戴蒙德。“他绝对是天才，因为他的论文我要看四五遍才能理解。有时候，就算读很多遍之后，也还是不明白。”
　　
　　史蒂芬·莱维特第一次见到彼得·戴蒙德时，看见他脚拖一双凉鞋，但是没穿袜子。“我觉得他这副打扮太古怪了。”后来，莱维特说：“现在，我坐在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里，也是不穿袜子，再拖一双凉鞋。他就是这么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周围的人”。
　　
　　那时，莱维特在写了一篇“有关犯罪”的论文之后，去请教彼得·戴蒙德。在去之前，莱维特在论文上加了一个说明：“本文没有包含犯罪程序等要件。”结果，戴蒙德把这句话重点描黑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过文章了。他告诉莱维特：“如果你做了一个糟糕的假设，你的故事基本就不用读了。”
　　
　　“这影响了我对于世界的看法，”莱维特说， “20 多年来，我一直遵循他的教诲。”莱维特记得和彼得·戴蒙德在一起最有趣的时光，是在大学的研讨会上。“通常，他听着听着，都会睡着了。但是，奇怪的是每当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他就会突然睁开眼睛”。
　　
　　“睡醒”之后的戴蒙德，会向演讲者抛出一个个极其刁钻的难题，让他们站在台上无所适从。但，每次到最后，解围的那个人还是他自己。“因为，他会接着把答案一一道来，从而道出会上最精辟的论点”。
　　
　　“他是一个心地善良而又十分可爱的人。”莱维特说。
　　

“经济神童”

　　
　　1998 年，汪丁丁到美国拜访萨缪尔森，他听到这位经济泰斗评价戴蒙德时，用了一个词——“经济神童”。“对此说法，我完全同意。” 汪丁丁说， “因为我在许多不同领域读书时，常见到戴蒙德的作品，感觉他就像 1920 年代的拉姆西。”拉姆西是一位天才，只活了26 岁。
　　
　　当他的经济论文被31岁的凯恩斯啧啧赞叹时，他才17 岁。
　　
　　拉姆西一生都在用哲学的眼光看世界，戴蒙德亦是如此。除了被世人熟悉的理论“世代交叠模型”，戴蒙德还是美国社会保障研究院的创始人之一、本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公共政策研究者。
　　
　　1996 年，戴蒙德提出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五点建议，如改变退休年龄、个人账户的设立、养老基金投资的多元化等，对各国社会保障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大约十年之后，他来到中国和吴敬链、周小川、项怀诚等人一起，参与了中国养老保障的研究项目。
　　
　　戴蒙德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债务对经济行为的长期影响。此后，戴蒙德开创性地将收入分配与经济效率结合起来，对商品税收进行了分析。
　　
　　1994 年，戴蒙德获得了美国西北大学的欧文·普莱恩奖。在颁发该奖时，西北大学校长阿诺德·韦伯这样说道：“戴蒙德的研究，为其他经济学家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很少有学者能做到哪怕一次，而戴蒙德至少做到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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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在近40年的经济学研究生涯中，戴蒙德教授曾担任多家国际权威经济学杂志的编辑或副主编、经济计量学会会长、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戴蒙德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问题以及社会保障问题等领域中著述甚多。戴蒙德对于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特别是他建立的世代交叠模式，在研究债务问题、最优税收问题以及推动现代动态宏观经济分析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戴蒙德提出了一套搜索均衡理论，把总供给、总需求、货币、价格、劳动力市场均衡和商业周期等重大问题纳入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中。社会保障问题也是戴蒙德关注的问题之一，他的许多观点不仅在理论界影响很大，而且对于美国政府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在当今美国和国际经济学界，戴蒙德是一位相当活跃、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

戴蒙德在宏观方面的成就

　　
　　戴蒙德对于宏观问题的关注是其学术思想的发轫点。1965年，年仅25岁的戴蒙德就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第一篇经典论文《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国家债务》。该文一举奠定了他在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问题研究中的学术地位。在这篇论文中，戴蒙德在萨缪尔逊和拉姆塞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著名的世代交叠模型，并在这个模型中探讨了公共债务问题。一方面，戴蒙德在这篇文章中发展的世代交叠模型是他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的一个成功尝试，该模型实际上是继拉姆塞模型之后以微观为基础的动态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第二个基本模型，而这一点正是这篇文章的最大成就；另一方面，这是戴蒙德以后探讨财政、税收问题的一个基本框架，沿着这一思路，他陆续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经典论文。
　　
　　虽然《国家债务》一文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增长模型中的长期竞争均衡以及政府债务对于均衡的影响，但是该经典文献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地位却是由该论文研究问题所采用的世代交叠的方法决定的。该模式与传统模式的不同是存在人口的交替，并不是仅限于考虑固定数量的生命期无限长的居民户；相反，新的生命不断地诞生，旧的老生命不断消亡。在这种假定下，可以简单地假定时间是间断的而不是连续的，即可以界定到非负的整数集内。这个假定巧妙地把纷繁的宏观经济问题概括到了代与代的交替之中。同时模型也保留了一些新古典的假设，比如存在无数的厂商，其生产函数具有不变的规模收益；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每种生产要素都得到其边际产出，企业在零利润点达到均衡等。但是非常特殊之处是，在0时期，老年人拥有资本而年轻人拥有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结合带来社会产出，资本和劳动得到各自的报酬。老年人消费其资本收益和所得的资产，直到其死亡或退出经济体系。年轻人把劳动报酬分为消费和储蓄，并把储蓄留到下个时期。由此，每个期的资本存量取决于在t期生活的年轻人数量及其储蓄量，这个资本与期年轻人提供的劳动相结合带来新产出，经济运行就这样周而复始地进行下去。世代交叠模式中经济向平衡路径的收敛类似于索罗模式和拉姆塞模式，不同的是政府政策，尤其是国家债务会影响资本市场贴现率，进而影响人们的储蓄决策。例如，当债务变化引起人们对现在和未来的贴现率下降时，年轻人将更多地储蓄，结果能够带来人均产出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这个效应好像索罗模式中储蓄上升对人均产出的影响一样，但世代交叠模式中的效应是可持续的。

　　彼得·戴蒙德

　　
　　人们发现世代交叠模型不仅仅只是可以用来研究政府债务问题，更重要的是，世代交叠模型提供了一个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框架，模型可以很容易地被扩展用来研究宏观经济中很多问题。改进的世代交叠模型引入货币，使得模型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应用。这样一来，世代交叠模型就超出了戴蒙德最初对于债务问题的探讨，获得了普遍的意义，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经典模型。在福利经济学上，世代交叠模型证明竞争均衡并不总是帕累托最优的，模型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种均衡：经济中存在着过度储蓄，通过消费掉部分的资本，可以使每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
　　
　　在《国家债务》一文发表之后，戴蒙德继续对公共财政问题展开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1971年，戴蒙德与后来1996年度的诺奖得主米尔利斯合作发表的长文《最优税制与公共生产：生产效率、税收规则》全面探讨了最优税收问题。这是最优税制理论研究中的开拓性论文之一，也是戴蒙德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尽管对于最优税制问题的探讨始于拉姆塞的经典论文，但是直到1971年这篇论文发表之后，这一问题的研究才真正引起经济学家们的重视而得以广泛展开。在这篇文章中，戴蒙德和米尔利斯用精细的数学工具考察了在以税收和公共生产作为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社会福利和生产效率的优化问题。他们首先证明在税收和公共生产存在的情况下，考虑社会福利最大化时生产效率的存在性，即证明了最优效率点是存在的，并且最优点就在效率可行性边界上。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利用税收工具保证经济处于帕累托有效的状态。随后他们回答了这一问题，并且完善了被称为“拉姆塞一戴蒙德一米尔利斯法则”的税收法则。对于这一税收法则的证明是文章第二部分的核心内容，也是迄今为止公共经济学领域的经典之作。拉姆塞曾证明单个消费者经济中，政府实行差别税率即对不同的商品实行不同的税率，商品各自的税率应该同该商品的价格弹性成反比。
　　
　　戴蒙德和米尔利斯将这一结果扩展到了多消费者经济，使之一般化，指出依照这一税收法则，可以保证生产效率，并给出了一般的最优税收公式。在技术上，最优税收公式的有效性是通过他们证明的最优税收定理而得到保证的。戴蒙德和米尔利斯的这一扩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突破了拉姆塞模式假定的局限性，而保留了其分析方法中的合理性，大大扩展了最优税收理论的应用，使得这一领域内的研究空前地繁荣起来。
　　
　　与最优税收相联系的问题是政府如何利用税收和补贴的工具使存在外部性的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如果说经济中存在着外部性，竞争均衡不一定总是帕累托最优的，这是市场失败的一个表现。在这种条件下，税收和补贴有可能成为政府最优的政策工具来使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戴蒙德认为，在应用政策工具之前，应该先弄明白外部性存在给经济造成了怎样的冲击 如果说消费存在着外部性，那宏观经济又会是怎样一幅情景，竞争均衡情况又会是怎样的？以正外部性为例、许多人凭直觉认为，处于帕累托最优的经济对于正外部性商品的生产要比竞争均衡条件下多。但是在有的情况下，比如当经济从竞争均衡转向帕累托最优的时候，对于正外部性商品的生产反倒减少了，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反常的情况？问题显然比预想的要复杂。戴蒙德再次与米尔利斯合作，严格地分析了当正外部性导致经济由竞争均衡转为帕累托最优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正外部性商品生产反而减少？
　　
　　这样的分析有两种意义：通过规范的动态经济模式，刻画了反常情况发生的条件，为加入外部性因素的宏观经济模型扫除了技术上的障碍；指明了利用税收、补贴工具校正外部性所应努力的方向，即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对产生负外部性的商品征税、对产生正外部性的商品生产进行经济补贴，使经济由竞争均衡达到帕累托最优，而在什么时候又不能这样做。
　　　　

戴蒙德的搜索均衡理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戴蒙德开始致力于发展他称之为“搜索均衡”的理论。搜索均衡理论实际上是戴蒙德的宏观经济理论的深化与拓展，他以此理论为切入点，更加全面地讨论宏观经济中的总需求、总供给、货币问题、价格问题、失业乃至于商业周期问题，但他的目标不是建立某个单一的失业或商业周期理论，而是把它们纳入统一理论框架。众所周知，新制度经济学考察经济体系的切入点是交易费用的概念，交易费用无时不在，只要发生经济活动，就有交易费用。而戴蒙德则从问题的另一方面考虑，作为经济中最为基本的经济活动，交易活动的发生并不是无条件的，它需要潜在的交易者，单一的鲁宾逊是不可能有交易的。换句话说交易需要交易机会，没有交易机会，交易便不可能发生。交易具有强烈的外部性，经济主体的交易活动不仅仅取决于自己，而且还依赖于潜在的交易者，所以要交易必须寻找交易的对象即寻找交易机会，这样就存在着一个基本的搜索过程，这便是搜索均衡的由来。搜索均衡的核心是把交易过程看成是一个匹配的过程，搜索的目的就是匹配，是交易者和交易机会之间的匹配，是交易者互相之间的匹配，而匹配的概率大小依赖于潜在的交易者的数量。不仅交易需要搜索交易的机会，生产也需要搜索生产的机会，就业也需要寻找就业机会。这样一来，从最基本的交易活动出发，戴蒙德把搜索匹配的思想扩展开来：整个宏观经济的运作实际上是无数正在进行机会搜索的经济主体活动的总和。搜索的基本思想构成了研究生产、交易和消费各个环节，以及产品和要素市场均衡的核心。
　　
　　接下来的问题是，“搜索”经济是否存在均衡？如果说存在均衡，那么均衡的福利性质是怎样的，是帕累托有效的，还是帕累托无效的？从搜索匹配的基本思想出发，戴蒙德建立了他完整的均衡理论。在技术处理上，戴蒙德把交易机会的搜索匹配看成是一个离散的泊松过程。实际上，这个搜索匹配过程类似于几个球放到几个盒子里的概率问题。结果，戴蒙德发现搜索经济的均衡仍然是存在的，但是由于交易的外部性，这种均衡和通常的阿罗-德布鲁单一均衡不一样，搜索均衡是一种多重均衡，并且不是每一个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由于交易的外部性，经济活动的水平越高，对于每个经济主体来说交易机会和生产机会的搜寻也就越容易，这反过来又推动经济的繁荣。这其中存在着基于交易外部性的正反溃反之，经济有可能处于一种低水平的均衡，即持续经济萧条，交易机会和生产机会都很少，生产的激励也很小，反过来又使得经济维持在低水平，这是一种无效率的均衡。
　　
　　搜索均衡的思想具有很强的扩展性，在搜索均衡模型中我们可以讨论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学问题。搜索均衡模型本身如果加入预期因素，就可以构成一个商业周期模型，经济在高水平均衡和低水平均衡之间来回波动，戴蒙德和富登伯格就曾经构造了一个产生霍布夫分岔的商业周期模型。如果说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加入存货因素，搜索均衡模型可以很方便地研究存货问题。如果说在交易中引入货币和信用，则搜索均衡模型可以讨论像价格粘性、通货膨胀这样和货币信用相联系的更为复杂的经济现象，这使得搜索均衡模型更加贴近现实经济。
　　
　　戴蒙德对于失业问题的讨论完全是围绕搜索均衡思想而展开的。或许，搜索均衡思想正是在戴蒙德研究失业问题时得到启发的，我们可以从他早期关于失业问题的探讨中看出搜索均衡的影子。失业者对于就业机会的寻找完全被看成是一个搜索匹配的过程。失业者的就业分为两个步骤：在劳动力市场上搜索空缺的工作岗位；考虑是否接受这一工作。在第一个阶段，如果企业在雇用工人时，偏向于选择失业时间最短的求职者，那么这样在劳动力市场上就存在着排序现象；如果企业是随机地选择求职者，那我们说劳动力市场是非排序的。很显然，在非排序的假定下，搜索匹配的规则是随机的概率规则；而现实中，排序的现象更为普遍，很多企业在面对众多求职者时，的确更愿意雇用失业时间偏短、或者说干脆是从别的公司跳槽的求职者。这样加入排序假定的搜索均衡模型更能够解释现实中的工资和失业现象。戴蒙德用加入排序假定的搜索均衡模型证明就业者比失业者更容易获得新的就业机会。第二阶段，由于流动成本和培训成本的存在，失业者有可能会拒绝掉一些就业机会而等待更吸引人的工作岗位，这就造成劳动力市场上的摩擦性失业。而这种摩擦性失业的存在，使得劳动力市场上的长期性均衡并不是帕累托有效的。由此，戴蒙德认为从效率和福利的双重角度出发，即便工人是风险中性的，政府都应该对工人实行失业补偿。由此可见，戴蒙德的搜索均衡失业问题对现实有很强的针对性。比如它在理论上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欧洲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奇怪现象。当时，欧洲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而就业者却对自己如果失业后再就业的前景表示乐观，工资水平也未受影响，劳动力市场上的一切状况都与失业率较低的年份差别不大。该理论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含义也在许多发达国家产生了影响。
　　
　　纵观戴蒙德的搜索均衡思想，和其他的宏观经济理论非常不一样的是，戴蒙德的这一思想一开始就具有厚实的微观基础；并且这一思想也不是从鲁宾逊的单一生产经济出发的，它是以多人经济为出发点的。搜索均衡思想的基点是交易的外部性，交易机会的搜索匹配是整个理论的关键之所在；而搜索均衡理论的落脚点是对于均衡效率和福利的探讨。
　　　　

戴蒙德的社会保障研究

　　
　　在戴蒙德的文章中关于福利的探讨反复出现，而戴蒙德对于福利的关注不仅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而且还有着强烈的政策含义。实际上，戴蒙德是一位积极入世的经济学家，戴蒙德总是为我们揭示帕累托无效在现实中的存在，然后积极地提出政府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矫正这种无效。对于福利问题的关心，对于现实经济政策的关注使得戴蒙德对社会保障问题开始了集中的研究。
　　
　　近一二十年来，西方各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无一不面临着社会保障支出过大、社会保障负担过重、国家财政捉襟见肘的困境。美国虽然不是福利国家，但是普通的民众对于美国社会保障制度信心不足，保险精算结果甚至表明现有的制度到2030年时会陷于破产的境地。这一问题引起了美国公众、学术界和政界的普遍关注。针对这一问题，时任美国国家社会保险研究院主席的戴蒙德发表了大量著述，全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实行正常退休年龄指数化。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使得社会保障制度负担加重。为了抵抗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对于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冲击，很多国家采取了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做法。然而，这却导致了退休人口福利的下降。戴蒙德并不赞成那种对福利的大幅度削减，他提出的建议是将正常退休年龄指数化。正常退休年龄的指数化实际上就是把进入退休年龄时的福利指数化，每年精算师都要根据死亡率和预计的工资增长率来计算调整下一年进入61岁的一代人的福利，以此作为这代人在65岁正常退休年龄到来时退休福利的一个计算基数。这实际是一个折衷的办法，一方面避免了提高退休年龄造成福利的降低；另一方面福利计算的适时调整使得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依赖于波动的死亡率和工资率，无形中加大了体系的负担。
　　
　　第二，社会保障基金应部分投资于私人证券。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主要方向是政府债券，虽然风险小，但是收益也不高。私人证券收益高，但是风险大。戴蒙德认为社会保障基金可以部分投资于私人证券，获得比较高的投资收益，以缓解基金财务上的压力。但是，社会保障基金对于私人证券的投资是对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的一个权衡。
　　
　　第三，不赞成社会保障部分积累制的实行。针对美国有人提出将工资税的2％从社会保障基金中扣除而转入个人账户的主张，戴蒙德认为这样只会增加基金管理成本，并不会对工人的退休收入、资本市场的运作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政府财政赤字的改善和政治风险的化解也徒劳无功。
　　
　　第四，不赞成完全模仿智利模式，实行完全的个人账户。智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的特点是实行社会保障的完全积累制，基金的管理实行完全的私有化，戴蒙德认为智利改革经验表明完全的私有化和个人积累制运作成本太高，并且智利模式并不利于保险市场的发展。虽然智利资本市场的发展得益于智利保障制度的改革，但是戴蒙德认为效仿智利并不会推动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因为美国的资本市场已经是高度发达的。戴蒙德更为关注的是制度运作的成本效率，这可能是他并不赞成智利式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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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戴蒙德认为，在一个自由的市场，无论市场运作多么完善，总会有许多公司发现有不少工作岗位空缺，而一些失业人员又找不到适合的工作，这种失业叫做摩擦性失业。戴蒙德认为，尽管摩擦性失业不可避免，但失业者可以缩短寻找工作的时间，从而提高找到工作的效率。效率的提高与一个国家劳动力市场体制有关。因此，戴蒙德建立了“工作搜索模型”，这个模型解释了失业率和空缺岗位的形成原因，以及如何减少摩擦性失业。

彼得·戴蒙德

　　　　
　　彼特-戴蒙德等人所开发的理论是解释了市场上这种冲突，他们的理论是基于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也就是市场合理产出，他们的工作也就是意味着雇佣工人要更加合理，在招聘人员和需求工作应该提供合理的机制。
　　
　　戴蒙德的理论已经成为一种领先的理论体制，那就是针对劳动力市场而说的，对于解决各种政策问题是很有帮助的。但他的理论是远远可以适用于劳动力市场之外其它领域，可以用于整个房地产市场在经济学以及家庭经济学等等。今年的获奖者他们的理论已经极大的改进了相关的市场理论。
　　
　　1965年，年仅25岁的戴蒙德就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典论文“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国家债务”。文中，他在拉姆齐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著名的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OLG）。正是这个模型所采用的世代交叠研究方法，一举奠定了他在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问题研究中的标杆地位。
　　
　　依据拉姆齐模型，经济中的个体都是彼此毫无差别的标准个体，他们具有无限的寿命，拥有完全相同的理性行为，在永恒的无限生命期界中，依照相同的经济决策方式追求跨期效用最大化，不考虑年龄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即所有人的经济决策都被视为无差别。作为对照，在世代交叠模型中，每个社会成员都仅具有有限的生命，随着年老一代的逝去，新的人口在不断进入经济生活，在相同的时点上，不同代际的人共同生活，不仅同一代人存在经济联系，而且不同代际的人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经济交往。他们的消费、储蓄、投资等所有经济选择，由于身处不同代际（即处于不同的年龄段），必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即不同代际的人之间的交往规律不尽相同，因此，整个经济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由此可见，世代交叠模型考虑到了经济个体的差异性，将其划分成不同的群体纳人分析框架，其分析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更容易解释和研究不同年龄段人群的经济行为差异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真正实现了宏观经济层面与微观个体行为的融合。模型可以很容易地被扩展应用于通货膨胀、收入分配、养老保险、公共财政、消费决策、帕累托效率等研究领域。
　　
　　在“国家债务”一文发表之后，戴蒙德继续在公共财政领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71年，戴蒙德与米尔利斯（1996年度诺奖得主）合作发表长文 《最优税制与公共生产：（I）生产效率、（II）税收规则》，全面探讨了最优税收问题。尽管对于最优税制问题的探讨始于拉姆齐1927年的经典论文，但是直到1971年戴蒙德、米尔利斯这篇论文发表之后，最优税制理论才真正形成了体系。该文对最优税制理论研究具有开拓性作用。文中，戴蒙德和米尔利斯用精细的数学工具首先证明在税收和公共生产存在的情况下，考虑社会福利最大化时生产效率的存在性，即证明了最优效率点是存在的，并且最优点就在效率可行性边界上，接下来提出了使经济处于帕累托有效状态的“拉姆齐一戴蒙德一米尔利斯税收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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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采访

　　

　　彼得·戴蒙德：“被人关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Q：你最早听到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时，你在哪里？
　　
　　A：我正在一个从旧金山到波士顿的红眼航班上。这是一个自新西兰开始的漫长旅程的最后一段。当我下飞机时是早上七点，至此，我对诺贝尔奖一事一无所知。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到机场来接我。然而，并不是他们告诉我这个消息，而是我的朋友从伦敦打电话来恭喜我。这是我第一次得知这个消息。
　　
　　Q：如此忙碌的一天是不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开始啊？
　　
　　A：是的。我已经感觉到了。这对于我而言确实是有着非凡意义的一天。
　　
　　Q：你是那种很享受被公众关注的人吗？
　　
　　A：是，也不是。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它是一个能够让我更多地接收各方信息的机会，按照我平日里处事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是我所需要的。
　　
　　Q：你所任教的麻省理工大学是什么反应呢？
　　
　　A：同事们第一时间写了贺信。在麻省理工大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问到了美国经济的刺激政策以及政府救助银行业的问题，我认为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虽然这些并不是和诺贝尔奖紧密相关的问题，但是它们被大众所广泛关注。
　　
　　我认为美国民众应该认识到，如果不对经济进行刺激，美国的失业率将比现在更高；如果政府不对银行业进行救助，美国的失业率也将比现在更高。所以，当我被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很乐意进行阐述。
　　
　　Q：您曾经也和其他的经济学家有过长期的合作，比如199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
　　
　　A：是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64 年，在苏黎世的一场经济学相关的会议上，之后我们成为好友。1965年我在剑桥工作，1967 年夏天我携同新婚的妻子再次回到剑桥，我们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兴趣，于是我们开始了共同合作。长久以来，我们喜欢一起工作，我们如今仍然一起工作。虽然我们并没有共同发表过什么论文。
　　
　　Q：今年是你和其他两位学者一起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你和戴尔·莫特森、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此前有过合作吗？
　　
　　A：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他们，也很欣赏他们的工作。我之前提到我在麻省理工的研究工作，其中一个有助于我工作发展的关键，就是戴尔·莫特森的一份研究报告。那份报告为我的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很多灵感，所以我经常说他的报告，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Q：得到诺贝尔奖你有想过怎么庆祝？
　　
　　A：睡觉可能是最好的庆祝方法。大脑终于可以停下来，身体也可以得到休息。可能明天我会考虑用其他的方式来庆祝。
　　
　　Q：一开始，你是如何进入经济研究领域的？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吗？
　　
　　A：进入耶鲁大学后，我必须选定一个专业。一开始，我在纸上写下的是“机电工程师”。但我觉得，我同时也得把这个专业的坏处也想想清楚。我认为做一名工程师，肯定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而我的数学和物理都很好。但是，我的手不是很巧。这算不算是一个问题呢？在耶鲁大学，很多新生都和研究生住在一起，我也一样，和研究生住在一起。研究生他们是我们的顾问，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传统。
　　
　　我的室友就是选修的电气工程，他告诉我说，这个学科其实很乏味，全是一长串一长串的方程式。我感到那些对我毫无吸引力，但我实在不愿意放弃数学。后来，我就决定选择经济学，那就可以运用很多数学模型了。当我把决定告诉我的室友时，我永远忘不了他惊奇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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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困局

　　
　　早在1965年，年仅25岁的戴蒙德就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典论文《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国家债务》。从那时，他就建立了著名的世代交叠模型。这一模型可以分析出不同年龄、具有不同消费和储蓄特征的人群经济行为差异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还可扩展应用到通货膨胀、收入分配等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尤其是在1982年，戴蒙德发表了关于劳动力市场搜寻和匹配的论文。这篇论文明确阐述了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异质性，并提出搜寻过程可能会导致在劳动力市场均衡时仍存在失业。
　　
　　论文显示，失业补贴确实能带来更好的匹配，但更高的失业补贴也意味着搜寻的时间变长和失业率的提高。当前，美国社会面临的政府救济金使得失业者不着急重新上岗，耐心寻找合适工作，从而拉升失业率。一些共和党参议员也同意戴蒙德的看法，他们认为美国政府自经济衰退以来，推行的多种失业救济措施使得人们缺乏找工作的动力，导致失业状况得不到改善。
　　
　　英国《卫报》发表评论文章，除了盛赞戴蒙德的才华，认为戴蒙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努力工作的回报外，认为戴蒙德的获奖正好契合了当前两大热点。一是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戴蒙德又对就业有充分研究，他的理论很有助于美国的就业。二是，奥巴马提名戴蒙德担任美联储理事，但是共和党人却不同意，认为戴蒙德不够格。所以戴蒙德的获奖无疑给了共和党一记耳光。
　　
　　和一帆风顺的学术之路相比，戴蒙德近年求索的仕途颇有点郁闷。
　　
　　今年4月，他被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进入美联储理事会。但是8月份，美国国会否决了对戴蒙德的提名。9月，奥巴马再度提名戴蒙德，之后又被否决。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谢尔比表示，戴蒙德缺乏美联储运作所需要的宏观经济经验，并不是货币经济学家。
　　
　　显然，在如此紧要关头获得诺贝尔奖为戴蒙德拿到新的筹码，除了克鲁格曼、莱维特主动撰文赞美戴蒙德，挖苦戴蒙德即使用一半的时间也会比奥巴马现在的经济专家干得好之外，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弗尔曼也敦促参议院共和党人确认有关戴蒙德加入美联储理事会的提名，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经历应是其担此重任的资格证明。
　　
　　戴蒙德本人也顽强地表示：“不，我不会退出竞选！我仍将争取加入美联储！”10月12日下午，在麻省理工大学发表得奖感言时，戴蒙德依然对被任命为美联储理事充满希望。
　　
　　他认为，经济复苏的过程将是缓慢的，且对于整个经济体和那些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来说，将是十分痛苦的。但经济仍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工人和雇主们已经适应了保持整个经济体机能的运行方式。
　　
　　戴蒙德尤其关注社保话题，除对美国和欧洲社保体制改革深入研究以外，他还参与了“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项目”的首期研究，其研究结果认为，记账式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适合中国社保体系发展的方向。
　　
　　曾经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说过，经济学不是单纯的科学，而是一门研究如何最优配给稀缺资源的学问，但资源相对于人的欲望而言，总是稀缺的，所以经济学是一门“忧伤的学问”。
　　
　　应合了这句话，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把经济学研究引向越来越务实的领域，在金融危机造就高失业率带来的社会消极情绪中为西方失业病寻解，同时让一些更为关注社会现实、意在“出仕”的经济学家崭露头角。
　　
　　除了戴蒙德老骥伏枥之外，另一位获奖者皮萨里德斯也表示，“获奖让我感到既惊又喜，我当初想到研究劳动经济学 ，就是因为欧洲失业率的上升。我知道这一问题将会影响政府的政策，将会有更大的社会意义。我愿意研究就业，希望能有助于社会。就业很困难，经济学家能够在这一领域提供帮助。”皮萨里德斯如是说。

彼得·戴蒙德简介　　

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1940-):世代交叠模型的提出者，美国经济学家   

彼得?戴蒙德生于1940年，196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数学学士学位；1963年，年仅23岁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教学生涯。自1966年起至今，戴蒙德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2002至2003年，戴蒙德被推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主席。 　　

彼得·戴蒙德(Peter A .Diamond)是一位相当活跃、举足轻重的潜在诺贝尔奖得主。他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引领了宏观经济学研究潮流，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为其他经济学家建立了研究标准和方向。 

彼得·戴蒙德的学术研究与贡献以世代交叠模型 奠定学界标杆地位　　

1965年，年仅25岁的戴蒙德就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典论文“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国家债务”。文中，他在拉姆齐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著名的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OLG)。正是这个模型所采用的世代交叠研究方法，一举奠定了他在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问题研究中的标杆地位。 　　

依据拉姆齐模型，经济中的个体都是彼此毫无差别的标准个体，他们具有无限的寿命，拥有完全相同的理性行为，在永恒的无限生命期界中，依照相同的经济决策方式追求跨期效用最大化，不考虑年龄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即所有人的经济决策都被视为无差别。作为对照，在世代交叠模型中，每个社会成员都仅具有有限的生命，随着年老一代的逝去，新的人口在不断进入经济生活，在相同的时点上，不同代际的人共同生活，不仅同一代人存在经济联系，而且不同代际的人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经济交往。他们的消费、储蓄、投资等所有经济选择，由于身处不同代际(即处于不同的年龄段)，必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即不同代际的人之间的交往规律不尽相同，因此，整个经济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由此可见，世代交叠模型考虑到了经济个体的差异性，将其划分成不同的群体纳人分析框架，其分析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更容易解释和研究不同年龄段人群的经济行为差异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真正实现了宏观经济层面与微观个体行为的融合。模型可以很容易地被扩展应用于通货膨胀、收入分配、养老保险、公共财政、消费决策、帕累托效率等研究领域。 

发表论文　　

在“国家债务”一文发表之后，戴蒙德继续在公共财政领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71年，戴蒙德与米尔利斯(1996年度诺奖得主)合作发表长文 《最优税制与公共生产:(I)生产效率、(II)税收规则》，全面探讨了最优税收问题。尽管对于最优税制问题的探讨始于拉姆齐1927年的经典论文，但是直到1971年戴蒙德、米尔利斯这篇论文发表之后，最优税制理论才真正形成了体系。该文对最优税制理论研究具有开拓性作用。文中，戴蒙德和米尔利斯用精细的数学工具首先证明在税收和公共生产存在的情况下，考虑社会福利最大化时生产效率的存在性，即证明了最优效率点是存在的，并且最优点就在效率可行性边界上，接下来提出了使经济处于帕累托有效状态的“拉姆齐一戴蒙德一米尔利斯税收法则”。 

反对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　　

戴蒙德的大量文章不仅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而且还有着强烈的政策含义。 

社会保障问题也是他一直关注的重点　　

近一二十年来，全球有着某种公共养老保险体制的国家达到了166多个。在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压力下，绝大多数 奉行现收现付养老体制的国家均面临着社会保障支出过大、社会保障负担过重、国家财政捉襟见肘的困境。

总体来讲，各国处理养老体系问题通常遵循着三种模式： 

一种是根本改革，即实行社会保障的完全积累制，基金管理实行完全的私有化，典型如智利；

第二种是实行稳妥折中性质的改革，在保留部分现收现付制的基础上，引进基金制养老计划和补充养老计划，俗称“多支柱”改革方案。采取这一方式的国家以转轨国家居多，如波兰和中国；

第三种是推行“改良性质”的改革，不断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人们为养老多储蓄，这是一种以公共税收给予补贴的方案，常为最富有的国家，如美国和欧盟等所采用。

寻求一条可以规避不足清偿风险和实 现体制长期均衡的改革道路，是各个国家改革养老制度的共同目标。为此，担任美国社会保障研究协会主席的戴蒙德相继以“社会保障分析的基本框架”等重量文章，全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1、社会保障不可或缺　　

自养老制度诞生直至如今，阐述它存在原因的理论不断推陈出新。戴蒙德把这些理论假说划分为四类：扩大政府收入，收入再分 配，纠正市场失灵和父爱主义。戴蒙德强调：与理想状态下的市场相比，现实世界有三种市场失灵或称三种市场不完全，一种是安全投资机会的缺失，一种是实际年 金的缺失，一种是工作年限不确定问题。那些意图为退休积累资金的人有投资机会但却未见得能获得合理收益的组合和安全的投资回报，尤其对于那些无法进行多元化证券投资的弱小投资者。市场的不完全或者说市场的缺失限制了为确保退休后消费水平相对不变而进行储蓄的能力。即使是共同基金也会受制于短期内个人将财富转化为年金所带来的价值巨幅波动。因此，社会保障必不可少。 

2、反对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　　

近年来，普通民众对于美国社会保障制度信心不足。这一问题引起了美国公众、学术界、政界的激烈争论。美国经济研究 局局长费尔德斯坦等倡导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他们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彻底改革既有助于解决社会保障制度未来的赤字问题，又可以提高国民储蓄率，并促进美 国的经济增长。戴蒙德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并无大的财政问题，只需将退休年龄与人口预期寿命指数化，并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一部分投资于股票市场即可解决未来的财务问题。他不赞成完全模仿智利模式，实行完全的个人账户。 

3、设立记账式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NDC)　　

戴蒙德和米尔利斯共同参与了“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项目”的首期研究，他们认为记账式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适合中国社保体系发展的方向。他们集中讨论了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并运用经济 学原理，参考国际最新经验，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建立以全国统一的社会统筹为基础的、单一的全国强制性养老金体系，同时改革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以提高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率；设立记账式个人账户(NDC)而非基金积累制的个人账户；提高从社会统筹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等等。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瑞典皇家学院2010年10月11日宣布，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Peter A. Diamond)、戴尔·莫特森(Dale T. Mortensen)，英裔、塞浦路斯籍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三位学者共同获得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据介绍，彼得·戴蒙德生于1940年，196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数学学士学位；1963年，年仅23岁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教学生涯。自1966年起至今，戴蒙德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2002至2003年，戴蒙德被推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主席。 　　

上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戴蒙德为美联储委员会理事。 　　

据了解，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是世代交叠模型的提出者，社会保障、养老金和税收问题专家。 

[1] 学术评价　　

[2]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博客发文，对彼得·戴蒙德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以下是克鲁格曼博文原文： 　　

我曾经的同事彼得·戴蒙德，与戴尔·莫特森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一起，共同获得了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绝对是实至名归。戴蒙德获奖的原因是对市场冲突的研究，这是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然而，作为深邃的思想家，戴蒙德的成就不仅局限于这一领域。 　　

就是这个彼得·戴蒙德，共和党议员却曾阻止他进入美联储，因为共和党竟然怀疑他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