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华
林海音先生的热情和干练是有名的。她与我过从多年，很少写信。她说“打电话便当、快捷、效率高”。每每都是她从台湾打来，谈完正事便拉家常，一拉半小时都放不下。一次我们聊到南京，我请她将来得便时到南京做客，她在慨叹一番“老了，走不动了”之后，又说她跟南京真有缘，她的老公公夏仁虎（枝巢老人，国学大师——笔者注）先生就是南京人，家住颜料坊，故居还在；她的亲家公——二女儿夏祖丽的老公公张维寅，以前也一直生活在南京，世事变迁后，不知下落了……末了对我说：“方便的话，帮我们找一找亲家公的下落。”我当即一口承诺。
1999年春，夏祖丽为写《林海音传》、《何凡传》，专程来南京搜集资料，离宁时，她又提出请我帮她找老公公下落的事。回墨尔本后，她寄来夫婿张至璋刊在《联合报》上的《镜中爹》一文，洋洋五千字，追忆幼时他与父亲在南京的生活——自1948年母亲携他投工作在台的大姐后，仅与父亲通过一封信，还是托人转交的；只知父亲1949年入南京“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便音讯杳无了……生死两茫茫，血肉亲情溢满字里行间。祖丽希望我能找一家全国发行量大的报纸将该文重发一次，以期有信息反馈。谈何容易，那么长文字，语境又不同，很难有报纸接纳。我只好将《镜中爹》做了大压缩，费了好大的劲终在贾平凹主持的《美文》上发表了。但三个月过去，如泥牛入海。与此同时，我“双管齐下”，给南京市公安局写信，到第二历史档案馆查资料，可惜两处结果都是“查无此人”。我只好将公安局的回复寄给夏祖丽并告知林海音，算是一个交代。
夏祖丽来信除感谢之外，还附来张至璋的长信，叙述父子失散50年思父之苦，弦外之音我听得出来，分明是一种明知没有希望的希望。于是我将他的《镜中爹》作了改写，以另一种形式在南京本地的一家报纸刊发一次，希望能有一些回应。结果一样令人失望。但得了点稿费，我忽发奇想，何不用来刊登广告？
我拟了一则“代友寻父”的广告，连续刊登三日。第四日下午，我接到一个陌生女性的电话，说她看到了这则寻人启事，据她所知，南京叫张维寅的人有几百个，只有两位有点靠谱。我询其祖籍、年龄后发现根本对不上号，我说此人如在世，该有一百岁了。那位女性仍很热情，希望我提供更多的线索，比如亲友之类，可以顺藤摸瓜。我请她示知名姓、工作单位等联络方式，以便沟通。对方回答很干脆：“没有必要”，只给我一个电话兼传真号，说有事只要发传真就行了。我不便深问，我的通讯本上至今写的仍是“帮张至璋寻父者”。此后给她发的三封传真，抬首写的就是她传真号末三位“六三九”。我的署名则是电话尾数“三七一”，活像潜伏的地下工作者。夏祖丽、张至璋夫妇的孩子在美国，他们常台湾、美国满世界跑。我打电话无人接听，也不会用电邮，只有写信。月余，夏祖丽夫妇来了长信，张至璋说：他“1948年赴台时，年仅5岁，对家庭的亲戚关系不清楚，现在母亲也过世了。只知家父张维寅有一个弟弟张维辰，张维辰有一子张靖璋，还有没有其他子女不知道了”。“我自小在南京出生，成长，我的叔叔一家不在南京，也许在北京、上海或香港。”我立即将这些信息整理后传真给“六三九”。对方并无回复，连这封传真是否收到我也全然不知。我以为没戏了。
奇迹终于发生。大概半个月后，2001年6月30日，“六三九”突然来电话，语气挺激动，“大海终于捞到了针了！”说她在上海找到了一个张靖璋，并有他家中电话，虽未联系上他本人，但找到他在某医院工作的妻子邵女士，还与她通了话。“六三九”说据她的判断，这个张靖璋，应该是张至璋的堂弟。我当即将张靖璋的家中电话告知在墨尔本的张至璋。夜间十二点，张至璋来电话说他已与张靖璋通电话，“经谨慎求证”后认定是他的堂弟。他很高兴，说找到堂弟又多条线索了。
“六三九”真神通广大，五日后，她又来电话告诉我张维寅解放后落脚上海的一些具体情况，说他已经过世了。我立即将最新进展告诉夏祖丽夫妇。
张维寅，北京人。华北大学文学系毕业，教过书。敌伪时期曾在伪政权的“教育部”、“司法部”担任一般小职员。“华大”毕业后，在上海、吉林、黑龙江等地教书，生命最后七年在上海一家小厂当铸造工。在历史档案中，他有意把年龄写小七岁，把家属的名字写错，真真假假，以求平安。
张至璋夫妇飞到上海，费一番周折后终于找到父亲的工作单位上海锻压某厂，始知其父已于1980年去世。他从厂方的存档中得到的只有一张父亲在龙华火葬场焚尸单据，追到殡仪馆，但无骨灰。馆方说，因时过多年，骨灰已以无主户被集体深埋了。张至璋在距上海七十公里的奉贤县杭州湾海边找到墓地，一块石碑上刻着：“……由于亲属的遗忘和放弃，我园让他们回归这片绿色土壤中……”呜呼！
献花、焚香、默祷之后，张至璋捧起一抔墓碑边的黄土，带回了台北。
至于那位“六三九”，至璋夫妇来南京时，央我一定要约请到这位热心的女士见一面。好说歹说，她才同意前来。席间至璋说要给媒体写篇稿子表扬“六三九”，她急了，“千万千万别写！”我们请她告诉名姓时，她挤牙膏似的挤了半天，只报出了一个姓“童”。我好奇地问她的职业，她淡淡一笑：“警察。”
当至璋夫妇把这一切告诉台北的岳父母时，林海音正处于走向生命尽头的前一个月。我为最终完成了海音先生之托松了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