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新石器时代的地缘结构（5000——7000年前）
在周人还没有占据中原，并形成华夷五方格局之前，最初的“中国”（如果我们能将之称为“中国”的话）是由两大族群组成的。分别是居于西方黄土高坡的“原始西羌”族群，和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原始东夷”族群。
概而言之就是“原始西羌”居于黄土高原之上；而“原始东夷”则散布于辽河平原向南，直至“东南沿海丘陵”北沿的沿海地带。
原始华夏文明地缘结构图
关于“原始东夷”的分布区域，我们可以确切的知道是在东部沿海地区。也就是说他们比之黄土高原上的族群要更具有“海洋属性”，这也让他们能够沿着漫长的海岸线进行迁徙并传播文化，由此也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文化区。即位于辽东半岛西侧，以辽河平原为主的“辽河文明”区；山东半岛上，地形特点为“丘陵”地带的“海岱文明”区（“海”为黄海，“岱”为泰山）；长江以南，位于太湖周边，南至“东南沿海丘陵地带”北沿的“环太湖平原”的“太湖文明区”。
关于这三个文明区之间的关系，目前已为考古方面所证实。最为显著的证明是生活在这几个地区的先民们，都具有类似的制陶工艺（黑陶）和玉器文化。事实上在华夏族尚未完全融合这一地区的时候，也的确将之冠以不同的前缀命名为各类“夷”族（如“徐夷”“鸟夷”一类的）。
由于后世按照考古发现的地点而命名他们所发现的所谓“文化区”，因此即使是有着强烈亲缘关系的文化也会有不同的名称。当然，以原始先民的交通能力而言，在地理相隔较远的区域内，相同的文明来源经过较长时间的演变，的确也会产生差异。将之命名为不同的文明也说得过去。
就我们今天所在说的“原始东夷”的三个主要聚落区来说，按照现世考古学家的命名，我们可以分别找出三个有代表性的文明符号来。即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红山文明”；以山东丘陵地带为中心的“龙山文明”；以及太湖以南的“良渚文明”。
下图〈华北平原岸线变迁示意图〉，大致的标示出了黄河下流地区的这种变化。其大致的起始日期是在6150年前，在此之后海岸线开始向东推移，也就是说在我们所要讲述的历史当中，这是海洋所能推进的极限了。
在图在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黄土高原上的“原始西羌”来说，海水的高低并没有实质的影响。而对于处在东部沿海的“原始东夷”族来说，却要直接面对岸线变化的影响。
第二章 黄河与最初的地缘单元
2.1黄河改道的影响
关于原始东夷的三个主要聚落区，我们已经认定有“辽河流域”“山东丘陵”及长江以南的“环太湖平原地区”了。将这三个文明区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在它们三者之间，也就是广义上的黄河下流地区，一直没有存在稳定的文明区。也就是说三者之间的联系是继续的。这固然与海水的侵入有一定联系，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黄河下游的频繁决口与改道而造成的。
如果大家注意的话，会发现我在〈原始华夏文明地缘结构图〉中用蓝虚线勾勒出了一个扇形的区域。并将之标注为“黄河下流变道区域”，这一区域也大致位于现在我们所说的华北平原之上。
相信对于抗战史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有个“黄泛区”的概念。当年老蒋为了抵挡日军南下，将郑州以北的花园口大坝炸开，以至于黄河以南的位于黄淮流域的，豫皖苏3省44个县成为黄泛区，其影响一直到长江以北。——人为制造黄泛区在历史上毕竟是少数。而在历史上黄河由于自身的原因决口改道可以说是不计基数。仅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史书第一次记载黄河改道以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的这2500多年间，有记载的决口泛滥就有150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2、30次，洪水遍及范围北至海河，南达淮河，纵横25万平方公里，可以说两个华北平原地区都在它的影响范围之内。
附：黄泛区示意图（花园口决口后）
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黄河下流的走向，也仅仅形成于19世纪中叶。在此之前的历史当中，黄河无数次的以山东丘陵为中线，上下摆动。时而比山东丘陵的北部流入渤海湾，时而又南下覆盖淮海，并反客为主“夺淮入海”，流入黄海（可怜的淮海现在被搞得只能流入洪泽湖，而没有出海口了）。
黄河这样的反复无常在地缘上所造成的后果有两个，一是使得华北平原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这使得在整个华夏文明史上，治理黄河都成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其成败与否甚至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性；另一个后果是，黄河从黄土高原上所带下来的大量泥沙，淤积在入海口处，使得华北平原的海岸线逐渐向东推进，这一进程至今仍在进行中。
我们可在大致勾勒出广义上的黄河流域所覆盖的区域。这与现在所认定的黄河流域的区别主要在下游地区。目前我们习惯于将黄海以北的华北平原称之为“海河流域”，以南的区域称之为“黄淮流域”。不过在历史上，这两条黄河的小弟弟却无数次被这个喜怒无常的大哥鸠占鹊巢。这也让华北平原的部分地区也被黄土高原上的黄土所覆盖了（主要是太行山以西，燕山以南地区）
附：黄河流域示意图（广义）
最后附一张“黄河故道图”供大家参考一下。需要注意的是，这上面仅仅是标注了6次比较著名的改道事件，其中包括传说中的大禹所治的那条“禹河故道”
黄河的水患在周以后，很大程度是由于黄土高原上的水土流失过于严重，而造成下流的河床不断抬高。当河床高于两岸的堤坝时，河水就开始漫出，甚至决口改道。而在此之前，黄河（包括从发源于太行山，流经华北平原的几条河流），实际上也还是在不断的将黄土高原上的黄土带入华北平原，只是没有后期那么严重罢了。
水患使得华北平原的大片土地长时间处在不稳定的沼泽状态，特别是在那个扇面冲击区内。最终的结果就是无论是黄土高原上的“原始西羌”族，还是处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原始东夷”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大规模的向这一地区渗入，双方基本在各自的区域独立发展。这一情况大概持续到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时候。
2.2东部三大文明
由于双方在不同的区域独立发展，因此“原始东夷”与“原始西羌”在生产力方面也一定会有差别的。就目前所发现的情况看，东部的发展程度显然要比西部更高。我们知道“玉”和“龙”是中华文明的两大象征。而两样东西基本可以确定是源于东部。在前面所确定的三个“原始东夷”聚落区中，处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处在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是已知的两大玉文化集中区。
就时间上来说，辽河流域的文明史无疑是最长的。在西辽河地区发现的“红山文化”距今已经有5—6000年了，而“良渚文化”比之要晚上将近一千年。因此现在史学界也有一个观点，即中华文明的源头并非在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上，而是在辽西地区。
如果说是否将辽西地区定位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尚属于一个争论话题的话。那么将辽西地区定位为东亚地区的几个最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却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如果将古中国核心区定位为一个单独的地理单元，将古人天下的概念完全扩张到几个边缘地区。我们会发生，辽西地区完全可以称到上是一个枢纽地区。
附图：辽西战略位置示意图
辽西地区虽然较早的诞生的原始文明，但却在距今约5000年的时候让出了文明中心的位置。在随后的原始文明史中，山东半岛的那片丘陵地区，成为了东部族群的中心地。
这一转移的关键在于西辽河地区所处的位置，我们知道蒙古高原是东亚恶劣气候的发源地。在东北平原中北部，由于有着大兴安岭做为屏障，因此并不会受到蒙古高原上风沙的影响。而在辽西地区，恰巧处在南北向的大兴安岭和东西向的燕山山脉中间的接口之处。地理上的接近使得蒙古高原上的风沙可以轻而易举的对这一地区产生影响。因此西辽河地区的黄金期不能长久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原始东夷”的三个聚落区中，辽河流域已经因为气候的原因，在5000年前没落了。而处在长江以南的环太湖流域，由于长江的阻隔，暂时还不会与黄土高原上的族群发生地缘冲突。这使得他们得以相对独立的发展自己的文化，直到4000年前才又一次进入我们的视线。
山东半岛对于“原始东夷”来说，无疑是最具有地缘优势的。处在另两个亲缘文明的中间是一个因素。丘陵地形也是它能够形成稳定文明的重要因素。尽管在古典时期，大片的冲击平原是农耕民族所不懈追求的生存之地。但在原始文明初期，由于人类治理水患的能力有限，高地与平原地区的结合部才是最佳的选择。
当原始东夷在山东半岛的丘陵地带边缘形成稳定的文明之后，很自然的选择是向华北平原拓展生存空间。尽管这一地区有大片土地被水浸泡而被沼泽、湖泊所覆盖。但在那个扇形冲击面的西部，靠近黄土高原的的地区，还是很适合人类生存的。
不过，“原始东夷”们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族群。在黄土高原的“原始西羌”们也正有意走下高原，争夺这片同样被黄土覆盖的土地。只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先完成内部的整合。
2.3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如果按照方位来划分，我们可以依黄河“几”字型的河道，将“几”字当中的区域标注为中区，两侧则为西区和东区。就目前我们所要涉及的历史来看，故事将集中发生在中区与东区的交界处。
附：黄土高原方位示意图
第三章 炎黄之争
3.1关中渭河平原的选择
我们知道，最适合耕种的土地一般是位于河流下游的冲击平原区，古典时期的很多文明区也正是集中在类似地区。一般而言，在大江大河的入海口会形成较大面积的冲击平原，如果人类能够掌握水流的规律并加以控制，无疑是最适合人类开展农业生产的地区。不过地球上的河流并不总是直接流入大海的，特别是那些大河的支流，在这些支流的中下游地区同样会形成小块的冲击平原，而这些地区同样有可能诞生人类文明。——如黄土高原
我们可以在地图上将这几个小块的冲击平原标注出来。它们分别是，位于黄土高原中区的“渭河平原”，也就是“关中平原”（陕西境内）；位于黄土高原东区的“汾河平原”，也被叫做“汾河谷地”（山西境内）；还有就是位于黄土高原边缘，与华北平原相接的“河洛地区”（河南境内）。——其平整的地形，和富有养分的土壤同样适合人类生存。并且由于有着高山的庇护，在很多时候它们往往会比那些处在入海口的三角洲地区更为安全。
附：炎黄初始聚落区示意图
对于“原始西羌”族来说，尽管它们最初的来源还存在争议，但他们无疑是最先选择了“渭河平原”做为最初的根据地。这块被后世称之为“关中平原”的盆地区，因为孕育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的皇朝——秦帝国，因此又被称之为八百里秦川。事实上它做为中国地缘中心的地位一直延续到了1100年前唐帝国覆灭的时候。
如果“原始西羌”族已经决定了在黄土高原上，完成他们向农业社会的转型事业的话，那么它们有几个合适的地区做为备选方案。
除却我们刚才提到的三个主要由黄河的支流冲击而成的平原地区外（渭河、汾河、洛河），黄河本身在那个“几”字型的西侧和北侧河道两旁还冲击而成了两块条状的平原地带。这两块平原地带有时被合称为“河套平原”，不过大多数时候它们有各自独立的称谓。西侧的那块一般被称之为“银川平原”，北侧的那块更多时候才是“河套平原”的代言人。
“原始西羌”也许曾经向这两个地区努力过，不过在这里他们必须面对蒙古高原甚至青藏高原边缘地区族群的竞争。事实上这种竞争一直贯穿于整个古典时期。尽管汉族曾经据有过这些区域，并以此这跳板向西、北的游牧民族发起反击。但更多的时候，这两块水草丰美之地起的作用是反方向的。
尽管“原始西羌”们无法了解他们的后世子孙们为了占据这两块黄河冲击平原所做的努力。但面对同样的地缘结构，他们所能做出的选择却是相同的，就是占据最为安全而又农业条件极佳的渭河平原做为根据地。
1.这块北有陕北高原庇护，南有秦岭阻隔的盆地区，的确适合安静的发展文明。
2.厚达数十米，质地松软的黄土层，非常适合仅仅拥有石质工具的原始先民的耕种。而同时期的东部沿海及长江中下流地区，尽管由于拥有丰富的渔猎资源，并以此而获得文明初始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但由于土质较黄土更为坚硬，要想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始终是非常困难的。这些地区的大规模开发要等到金属工具能够完全运用到农业生产之后了。
这也能从一方面解释为什么“原始东夷”能够创造比“原始西羌”更为先进的石器文化（玉石文化是石器文化发展的顶峰），却最终还是败于“原始西羌”之手。在技术手段落后的上古时期，易于开垦的黄土地始终是最佳的农业用地。谁占据了这块土地，也就意味着谁就拥有更大的人力资源。
3.2西羌族的内争（炎帝姜水-皇帝姬水）
对于“原始西羌”来说，尽管我们可以将他们看做一个统一的整体，但他们之间也同样存在的争斗。而这些争斗也正是围绕着那几条河流而展开的。
关于炎、黄二族最初的聚落区，历史学家们已经多有考证。炎帝族被认为最初是聚落于“姜水”之畔；而黄帝族被认为是“姬水”之滨。
姜水的争论无非是在岐山以东还是以西罢了。即渭河平原的西头。
姬水则是洛水的一条支流（此洛水又被称为“北洛水”，是渭水的两大支流之一），也就是在渭水之北的陕北高原之上，现在那里有一个黄陵县，被认为是黄帝发源及归葬之处。
结合历史的记载以及当地的地理特点来看，炎黄两族最初的坐标我认为是可信的。即在“原始西羌”内部，炎帝族应该是最先进入关中平原，并取得优势地位的。而在此之后黄帝族也随之从陕北高原进入渭河平原。
关于炎黄之间的争斗，一般被认为是争夺中原的统治权。尽管中原的概念被后世扩展为从潼关一直到泰山的区域，或者说是整个河南省及周边部分地区。但对于最初的“原始西羌”族来说，中原更多的是指黄土高原东部的边缘地区，也就是连接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河洛地区”。
对于成熟于渭河平原的“原始西羌”族来说，当关中平原已经不足以满足生存需要的时候，最为合适的拓展方向便是向东。不过当他们走到黄河那个“几”字形河道右侧的拐点时，他们会遇到两个选择。一是向北跨过黄河进入汾河平原（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境内），二是沿着秦岭与黄河之间形成的那条狭窄通道，进入河洛地区（中心为黄河与洛水的交汇之处），进而进入华北平原。
我们无法确定炎黄二族是谁先到达了河洛地区，不过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黄帝族最终取得了胜利。而炎帝族最终不得不跨越黄河去开发汾河平原了。
关于炎黄二帝争夺部落话语权的那场战争，史书上记载为“阪泉之战”。对于阪泉究竟在哪，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一般而言位于太行山东侧，华北平原之上的“涿鹿”（河北）；位于黄河以北，汾河平原以南的“解城”（山西）；以及位于洛水与黄河之交的“洛纳”（现属郑州所辖之巩义）。
首先可以排除的是“涿鹿”，“原始西羌”内部的统一战争还不至于跑到华北平原去解决。 可能的地点应该是在后两个地区，“解城”可以理解为进入汾河平原的桥头堡；而占据“洛纳”更是可以被理解为取得了中原的所有权。如果按造史学界一贯的观点，认为炎黄之争是为了争夺中原的统治权的话，那么“洛纳”应该更有可能是矛盾的爆发点。
附图：中原逐鹿
第四章 崤函通道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关中平原的地缘结构，就能够更深切的理解它的地缘优势。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渭河平原实际上是一个相对落差极大的盆地区，这个结构可以极大的保证它少受外部的干扰（包括人为和气候的因素），但这并不代表这是一个封闭的地区。
对于身处盆地区的族群来说，高大的山脉很大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保护。不过当生活在高山之间的族群希望向外部拓展空间时，这些山脉本身又成为了最大的障碍。——对于处在黄土高原上的渭河平原来说，沟通东面的华北平原最佳的路径当然就是顺着黄河的流向而开辟道路了。
由于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结构上的差别，使得黄河中游并不会象下流那样频繁改道，它更多的是在两条山脉之间冲出一条通路，因此在黄河中游地区我们会看到很多著名的峡谷。这种地理结构也使得黄河中游的河道更具有稳定性，也更具有唯一性。涉及到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崤函通道”而言，这条位于黄河与秦岭之间的通道，自上古时期起，就是东出渭河平原的重要通道。很多时候甚至可以称之为唯一通道。
如果将“崤函通道”理解为陆地上的“马六甲海峡”并不为过，当然这里指的是它在沟通黄土高原（主要是渭河平原）与华北平原乃至东部其他地区的重要作用而言。
从现实的行政区划去做理解，大致可以从陕西的华阴划到河南的洛阳。对于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黄帝族”来说，一开始并无可能走得太远，选择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区做为新的聚落区是最佳的选择。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能够积蓄力量，继续向华北平原及至山东半岛渗透；另一方面也可依托黄土高原的故地，做到进退自如。——黄帝族所选择的这一聚落区也就是所谓“河洛地区”，（洛河下游与黄河交汇处周边地区），洛阳正是位于这一地区的中心，这一地区的东界可以延伸到现在的郑州市。当然就“郑州”这个城市名而言，它是一个新兴的城市，也是一个平原城市。不过在它的西面及南面你仍然可以看到山，这其中就包括登封和新郑。前者就是著名的嵩山少林寺所在地，而后者据信就是黄帝建都之地。从地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建立在传说当中的历史是有可信度的。毕竟做为向东拓展生存空间的黄帝族来说，嵩山是他们进入平原地区之前所能见到的最后一组有显著特征的山峰。而将所谓“都城”选在嵩山以东方向最后的丘陵地带，符合华夏族将政治中心放在“国土”边缘的习惯。更为重要的是，尽管这里的地形地貌虽不能跟黄土高原一致（已经渐变为丘陵了），但对于刚从山地高原上走下来的“黄帝族”来说，却是最后可以依托的“靠山”了。
就在黄帝族走下黄土高原的同时，以山东丘陵为中心的“原始东夷”们也开始向西渗透。实际上这种渗透应该早就在进行了，因为从地理的角度看，生活在山东丘陵周边平原上的“原始东夷”们进入华北平原“河洛地区”的难度，显然要比它们高原上的对手要低的多，而且也更容易适应。对于这个地区，从距离上来看，渭河平原向之渗透的优势显然是更为明显的，而且从地形上来说也更利于防守。不过从黄土高原到山东丘陵的这一地带，注定会成为东西两大族群争斗的焦点。这一地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原”，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省范围。
附：中原地形图
第五章 山西高原与炎帝东进
5.1炎帝部落进展
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说说进入汾河平原的炎帝族了。尽管炎帝族已经丧失了通过“崤函通道”——河洛平原进入华北平原的机会，但还有其他进展。
我们大致可以将整个山西的地貌理解为“两山夹一沟”，或者说是两边高，中间低的地形。两边为西面的吕梁山与东面的太行山，中间则包夹着呈南北走向的条状平原。
我们知道平原基本上是由于河流冲击而成，因此我们需要知道在这两条山脉之间都有哪些重要的河流。一般而言，汾河是山西的代表河流，但它所滋润的土地仅仅是山西的中南部，也就是汾河中下游地区。山西北部的平原主要是由“桑干河”冲击而成了。
附：山西地形图
我们之前分析过，炎帝族（这只是个代号，即使不认同就是所谓“炎帝族”也可以理解为其他“原始西羌”族）越过黄河，首先进入了汾河平原。只是这并不会是终点，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继续寻找合适的土地拓展生存空间是必须的。
沿着河道行进是不二的选择，这不仅是因为河流能够提供必要的水资源和行进的道路，更重要的是河流两边的冲击平原往往是最适合耕种的土地。
既然炎帝族首先进入的是汾河下游地区，那么延着汾河自下而上向北走就是很自然的选择了。由于河流两岸的平原被夹在山脉之间，这些平原又被称之为盆地。按照地形特点，这些位于汾河流域的平原从南至北又被分别称之为：运城盆地、临汾盆地、太原盆地。
如果我们随着原始先民们的脚步走到现在的山西省会太原时，会发现再延着汾河向北走的话便已经不再是平原地带了，这显然不是已经向农业社会转型的“原始西羌”族所追求的目标。不过好在只需要将视线稍稍向东北方向偏一点，他们马上又会发现一个新的盆地区，那就是忻定盆地。这里同样是一片适合耕种的土地，只不过是由另一条叫做“滹沱河”的河流冲击而成了。由此再向北，炎帝族还可以进入“大同盆地”，从而完成他们对山西境内主要平原地带的开发。
需要注意的是，整个汾河流域平原的三个平原（盆地），直到“忻定平原之间并没有高大的山脉阻隔。只是在进入“大同盆地”时需要翻越一条山脉，这条山脉也就是“恒山山脉”。
但在古典时期，恒山山脉的军事用途便显示出来了，在大同盆地失守于北部游牧民族的时候，华夏族得以在恒山山脉构筑一条新的防线，这条防线在明朝时被称之为内长城。事实上这条防线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今后的历史当中，我们会发现不断的有游牧民族侵入“大同盆地”并以此为跳板进入黄土高原核心地区。只是上古时期的炎帝族暂时还不必有这些烦脑，马匹还没有为蒙古高原上的原始游牧民族所利用，因此缺乏机动性的“牧民”们暂时还没有能力南下“打草谷”。对于炎帝族来说，最为现实的问题是向北继续拓展空间已经不现实了（再走就是蒙古高原了），再想获得新的土地就需要延着桑干河向东走下高原，象他们南边的兄弟（也是曾经的敌人）——黄帝族那样进入华北平原了。
从地理结构上来说，山西是一个半封闭的状态。黄河在西、南两面成为天然屏障，而太行山的存在又使得从华北平原进入这一地区是非常困难的。北面与蒙古高原接壤的地区相对来说危险性最大，但依阴山山脉——恒山山脉建立的两条防线最起码可以保障太原以南地区的安全（也就是汾河流域）。这也使得山西在战乱之时的人口损失相对较小，以至于可以为周边地区提供移民的来源（另一个有类似人口储备作用的地区是“江西”）。当然这也让阎长官能够长期在此做它的“土皇帝”。
沿“桑干河”进入华北平原并非从山西进入华北平原（河北地区）的唯一通道。在古典时期的民族征战中，太行山上又被开辟出了一些通道，这也造就了诸如“娘子关”、“平型关”等几个著名的关口。只是在上古时期，“原始西羌”族还没有这样的压力（或者动力）在太行山中探寻那些小路。在一个个如珍珠链般连接的“平原”之间，蛙跳式前行是最为自然的渗透方式。
5.2炎帝东进与东夷西进相逢——逐鹿之战
当炎帝族在太行山的西侧进行扩张时，他们并不会遇到多大阻力。但当他们沿桑干河向东前行，准备进入华北平原时，等待原始西羌”族的将是来自东部沿海的“原始东夷”们。
我们并不能确认东、西两大部族是谁先行到达太行山东麓的。事实上原始东夷们也有动力迁移到此。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原始位置注定他们只能向西迁移。另一方面是由于桑干河的下游地区正好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角（也就是北京以西的区域），这里正好处在“黄泛区”（广义上的）所覆盖不到的地区。另一个类似的区域则是郑洲以西的“河洛地区”。
附：历史黄泛区示意图
双方最终展开争夺的地区是一个被称为“涿鹿”的地方（桑干河下游）。如果仔细研究它的地理位置以及地形特点会发现，这一区域与黄帝“建都”的新郑地区有类似之处，即都处于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区，地形都已经演变为丘陵向平原地区过渡的特点了。换句话说就是进一步就是华北平原，退一步亦有山可靠。从这一点来看，比较符合刚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原始西羌”的需要。因此如果冲突的爆发点是在这一区域的话，原始东夷作为主动进攻一方的可能性较大。
事实上作为上古族群之间的争斗，是不大可能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来解决问题的。决定东西两大部族命运的“涿鹿之战”更有可能是一系列冲突的统称。关于这场“战役”的过程与结果，“历史”大概记载如下，一开始是炎帝独立与代表东夷的“蚩尤”作战，其结果是以失败而告终。后求助于黄帝族，最终双剑合璧打败了“蚩尤”。
这种记载有一定的合理性，炎黄二族所占据的三个区域（即河洛地区、渭河平原、汾河及桑干河流域）之间是相互连接的，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及信息的互通是很自然的（仅管信息传递的时间很可能要以“月”为单位）。但按照上古时的交通能力，让黄帝族的战士越过黄河，沿太行山北上去驰援在“涿鹿”作战的炎帝族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山东丘陵与“涿鹿”以及“新郑”（黄帝族的政治中心，河洛地区的东沿）的距离，会发现距离本身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如果原始东夷如果是从山东丘陵为中心向西自然渗透，那么与南北两支“原始西羌”发生接触的时间并不会相差太久。当然在与两支“原始西羌”发生接触之后，“原始东夷”选择从北面进攻炎帝族是符合逻辑的。这并不是说黄帝族取得了炎黄争霸战的胜利，就一定说炎帝族的战力要弱一些。而是相比之下，黄帝族经营河洛地区的时间，肯定要早于炎帝族大规模桑干河下游的时间，根基会更为牢固。选择实力较弱的对手作为进攻对象是动物的本能。
（太行山南北两端的两个红框即为炎黄二族东出黄土高原的出口。北以“涿鹿”为中心，南以“新郑”为前沿）在东西两大族群展开大规模冲突之前，双方实际上已经开始接触了。
5.3黄帝部落的东扩与文化融合
仅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沿太行山北上加入“涿鹿之战”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按照后世的兵法来看，直接向东进攻“原始东夷”的大本营——山东丘陵是最佳的战法。这在三十六计中被称作“围魏救赵”。
当然处在上古时期的黄帝族可能还没有这么高的军事素养。对于他们来说，既然两大族群的战事已开，那么直接向处在自己东面的“原始东夷”族进攻才是最为合理的选择。之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双方之前在南北两个点上应该已经全面接触了。（从逻辑和距离上来分析，原始东夷如果向西渗透的话，没有理由只选择东北路线）
最终黄帝族的南线进攻取得了胜利，这一方面是因为原始东夷的主力已经被炎帝族吸引在北线了；另一方面则是黄帝族对河洛地区的经营时间更长，所积累的资源要更多。
之所以认定黄帝族并没有北上直接参与“涿鹿之战”，还因为这场“战役”胜利的标志是黄帝族攻取了“原始东夷”的核心地，也是他们的圣山——泰山，从这个角度看，黄帝族直接沿着正面之敌的败退路线追击，比之先行北上加入“涿鹿战区”，然后再南下攻取泰山要合理的多。在原始部族的争斗中，没有比占据对方的“圣山”更具有标志性了（在华夏族之后与更具原始性的“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你仍然会看到类似现象）。
关于黄帝“封禅”泰山一说，史书有较为明确的记载。根据上述分析这应该是可信的，当然形式上与后世的帝王封禅会有所区别。在古典时期之前，也即山东丘陵地区没有完全融入华夏族之前的这段时间。部落联盟的首领们尊崇泰山更多的是为了融合两大族群的需要。对于黄帝族来说，这一方面可以用来标志胜利，另一方面也是对对手表示尊重。因为依当时的情况来看，双方都没有实力一口吃掉对方，这场大规模的冲突更应该被看作双方融合的开始。自此以后，东西两大族群正式开始“部落联盟”时代。
结合“史书”（传说？）与考古学方面的证据来看，在东西两大族群之间的这场“战役”应该距今大约4600年左右。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当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核心时间处在4000——4600年前的“龙山文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新石器文化现象。一方面这些文化具有一些共性，但另一方面却又象是由不同的文化发展而来的。如河南大部的龙山文化基础，经考证原始基础应该为“仰韶文化”（黄土高原上的文化主体，距今约5000——7000年）；而山东的“龙山文化”又被确信源于本地的“大汶口文化”（距今约4500年——6300年）。
如果结合东西两大族群的争斗时间，这种现象就很好解释了。也就是说大概在距今4600年左右，两大族群在经历过一场大规模冲突之后，开始进入“部落联盟”时期，并开始大规模文化交融。这使得尽管有着不同的文化基础，但双方的文化都开始兼具对方的一些特色了。由于在文化上，东部要更有优势（从玉器的使用上就可以看出），因此更多的是西部吸收东部的文化因素。
当然这些冲突的规模和涉及范围可能并不如后世所想的那么广。最主要的冲突地区应该是在洛河下游地区与泰山之间的那一区域，这一区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原”。尽管后来来自黄土高原的“周”人最终确立了华夏族的正统地位，并随之将同样来自黄土高原的“炎”、“黄”二族奉为正朔，并描写为那场冲突的绝对胜利者。但事实上西部族群并没有就此取得从渭河平原到山东丘陵的统治地位。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一方要想快速取得压倒性优势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会看到上古的一些记忆中，出现了一个和平时期（史称五帝时期）。在这一时期东西两大部族共同推选部落联盟的盟主，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尧、舜”。关于这些盟主的族属向来都有争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东西两大族群都有。
无论这段所谓“历史”有多少可信度，在这一时期东西两大文明出现大规模交融却是有考古方面的证据的。大致的时间段在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000年（也就是所谓黄帝取得“胜利”之后）。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东西两大部族在此期间在华北平原上开始了初步融合。
第六章 黄河与大禹治水
6.1黄河河道分析
如果我们认定“夏”为中华正史的开始，那么“大禹治水”也就是事实存在的了。关于4100多年的那场大洪水规模究竟有多大，禹又是在哪里开始治理洪水的，一直是众说纷纭。我们依地缘结构所推算出的结果，这场大水所覆盖的主要范围都应该是在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直至江淮流域的范围（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而其中主要的水患来源就是那条在下游不断变道的母亲河——黄河。
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条河流象黄河那样多变。也不会象黄河一样对一个民族的发展造成那么大的影响。造成黄河下游如此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一、黄河下流处在华北平原之上，这一地区不象黄河中上游地区有高山做为屏障，限制了黄河的走向。一旦水量骤增，是很容易出现漫流的。
二、黄河下游的悲剧更在于他的中游经过的是黄土高原。那些厚达上百米的，疏松的黄土层，虽然让仅有石制工具的原始先民们也能大规模的开垦，却也极易被黄河带走泥沙。这些泥沙在华北平原上垫高了河床，造成黄河所经之处，河床往往都要高出地面。当然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也和后世的治理分不开的。如果不是人为的加高堤坝，以期减少黄河泛滥所造成的灾害的话，黄河的泥沙将会通过一次次的漫流，均匀的铺在华北平原之上，正如它以前所做的那样。
但就禹所处的位置来说，黄河下游地区才会是他治理的重点。
长达二千多年的治河史中，如果黄河下游所流经的地区不通力合作，一旦黄河决口，它所覆盖的范围有可能北至海河，南至淮河。也就是说大部分华北平原都有可能受到它的影响。
在这种治理过程中，处于上水地区无疑是占据地缘优势的。如果没有上水地区的配合，下水地区是无法治理好水患的。这也能解释，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西部族群，为什么能最终融合东部族群。
对于黄土高原上的族群来说，由于地势的原因，他们本身并不用承受黄河水所带来的压力。而对于黄河下游地区来说，这却是最为现实的问题。
我们知道，黄河下游一直在由北至南呈扇面状变动，这其中大致分为三条路线，一条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路线，从山东丘陵北面贴身而过，称之为中线；另一条是向北沿海河河床进入渤海，称之为北线；第三条就是向南，连通淮河的支流，最终夺取淮河的入海口入黄海，也就是所谓“夺淮入海”，称之为南线。
这三路线的变动点并非在一个点上，但有一个大致的范围。我们从下面这张《黄河故道》图上就可以看出
6.2黄河治理与归顺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出，黄河下游的变动点西部的起点大致在洛阳与郑州的中点，也就是现今郑州与洛阳行政区划的交界地区（都包含所辖区县）。而东部的变动点则在开封以西，约在现在的兰考县附近。也就是说，如果要想治理好黄河下游的水患，或者想改变黄河的流向，这一地区是关键。在中国历史上，“中原”是帝王成就霸业的必争之地。而中原这一概念本身并不是固定的。一般认为现在河南省大致就是中原的范围。不过如果要为中原找出一个核心区，或是最初所指的地区，那么洛阳——开封地区则无愧于这一称号。“得中原者行天下”固然突出的是它在古中国核心区的中心位置，但得之就可以控制整个黄河下游，乃至整个黄淮海平原（华北平原）才是它的地缘价值所在。
在之前的族群争斗中，西部的族群显然已经在这一地区确立的领导地位。因此做为史记中黄帝的玄孙——“禹”来说，能够领导这场治水战役的胜利，并最终成为东西两大族群的共主，是否合地缘规律的。（禹和黄帝是否有亲缘关系，并不能确定，但最起码应该是同族的）。之前曾经分析过，原始东夷的交流范围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最南可达长江以南的环太湖地区。由于长江在此转向东北方向，因此我们可以将北起长江南岸，南到东南丘陵北缘的平原地区称之为“江东平原”（这也是三国中东吴将士自称江东子弟的由来）。历史记载中禹的影响力已达此地，并最终葬于此。但事实上，治理黄河之水（包括受其影响的淮河）所能造成的影响，或战略威慑很难覆盖到这一地区。江东平原和长江以北的的江汉平原，要在1000年以后，方才正式与中原地区发现大规模交集。
如果我们确定禹的儿子“启”最终的确建立了世袭制的“夏”朝。那么他之所以敢于挑战之前的“轮庄”形式，其所依仗的正是发现了治水的关键地区正在自己所掌控之中。其所影响的范围更多的应在黄淮平原，最远推至江淮平原（核心区仍在今天所确定的“中原”地区）。“禹”所治理的黄河走的是北线，这条线路也被称作“禹贡黄河”或“禹河故道”。在其后的岁月里被无数河官奉为经典，并认为黄河复归此路为害最小。
关于“禹河故道”是否为大禹所引导，根据史书记载，禹治水成功后，山东丘陵以南的直至东南丘陵的所谓“夷”族纷纷臣服。也就是说黄淮平原、江淮平原乃至江东平原的“原始东夷”族都纷纷臣服。如果这个范围没有错误的话，那么黄河在禹之前所为患的地区应当主要为黄淮平原。也就是说走的是南线，连通淮河的支流，进入淮河“夺淮入海”。并造成连锁反应，使得淮河水向南漫流，为害江淮平原。而禹所治理的办法就是引黄河之水向北，与现河北境内的河流对接，并最终流入渤海。仅仅是这样描述，大家可能依然无法有直观的感受。最起码对这个工作量是否为上古时期的居民所能承受有疑虑。我做了张〈大禹治水地点示意图〉，以从地缘的角度推算了出大禹可能的治水地点。上面有两个圈，绿圈代表黄河可能向南，进入淮河的连接区；红圈则表示大禹引导黄河向北，连通北路的连接区。我并不确定你看了这个距离会有什么感觉，最起码我个人认为这个工作量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巨大。
第七章 夏商周三族的地缘关系
7.1夏朝建立
今天我们已经分析了成就“中原核心区”地缘动力，这个原动力就是控制黄河下游走向的力量。黄河在今后的历史中，无数次或被动，或主动的“以水为兵”，但最先掌握它的力量的是“禹”，他的儿子“启”也因此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不过既然“中原核心地区”的控制力已经被发现，那么希望取得共主地位的族群就必然要以这一地区为争夺目标了。
夏朝是否存在，亦或能不能算一个王朝都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不过通过地缘的推算，占据了中原核心地区的西部族群，是完全有可能凭借治水而形成的影响力以及威慑力，而垄断东西部落联盟的领导权的。对于上古时期的所谓“国家”并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更多的只是一个个城邦，或者聚落区。所谓“共主”更多的也只是名义上的。有些类似于后世对边缘地区族群的“羁縻”统治。也就是名义上承认你的老大地位，真正的利益还是要从自己所控制的地区获得。当“夏朝“首次将共主的位置按照血缘的关系传承下去后，也意味着东西两大族群之间数百年所达成的平衡被破坏了。中原这个位置虽然可以控制黄河下流所能幅射的广大地区，但也味着他有可能遇到来自四个方向的挑战。
最先提出挑战的是来自山东丘陵地带的族群。时间仅仅是在“启”垄断共主地位之后数十年，也就是“启”的儿子“太康”时期。挑战最先来自山东丘陵地带的东部族群是很自然的，基于山东丘陵在东部族群中的中心地位，如果最初的挑战不是来自这个方向倒会让人奇怪。
来自山东丘陵的东部族群最初取得了胜利，并占据了中原核心地带长达四十年（史称太康失国），其后“夏”族又重新夺回来统治地位，并将这种优势保持了四百多年。顺便说一下，这个族群的标签为〈有穷氏〉“后羿”部。如果从地缘的角度分析，“后羿”部之所以敢挑战“夏”的共主位置。除却山东丘陵在东部族群中的中心地位以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泰山周边地区的地貌特征使得它可以免受洪水的侵扰（这也是山东丘陵地区成为东部中心的原因）。这一方面使得“后羿”部并没有受到大禹治水的恩惠；另一方面也让“夏”的战略威慑力无法波及到泰山以东地区。当然，打败了地缘优势最为明显，也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后，“夏”的共主地位的确是更加稳固了。这一次的挑战来自北方，族群的名称叫做“商”。
关于夏、商、周三代之间的关系，我们并不能够想当然的用后世的传承关系来套。这三个符号代表的更多的是三个族群，而不是三个朝代。如果从族群的角度来定义的话，他们之间并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或者说三个族群都是同时存在于同一时空的。所谓朝代只不过是指谁取得了“共主”的地位。
当然这三代与之前的部落联盟形式还是有所不同的，从地缘的角度来看，最显著的特征是，谁如果想成为黄土高原——华北-江淮平原——山东丘陵的领导者，谁就必须占据“中原核心地带”。这也成为后世诸古典王朝确立正统地位的标志，如果放弃了这一地区，那只能成为偏安的小朝廷。
关于商、周二族最初的位置，目前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位的。后者是信史的创立者，因此仅仅依靠史料已经足够确立他的位置了。如果按照本贴的划分，周族最初的位置则是在渭河平原的西侧，也就是西部族群的祖地所在。而“商”族最初的根据地，大批商代遗址的发现说明在入主中原之前，商族主要生存在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之上。当然这里所说的黄河指的是“禹贡黄河”，也就是大禹所引导而成的那条黄河故道。
从地理位置来看，“夏”所占据的中原核心区固然是处在中心地位，似乎天然就有统治四方的地缘优势。但也很容易受到来自四方的攻击。
东面的威协来自传统的对手——山东丘陵地带的“原始东夷”部族。这一地区的挑战早在“夏”族确立共主地位之初就已经开始了。最终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夏”族得以保住了领导权。造成这种结果的很大原因是，受到大禹治水的影响，处在黄淮——江淮平原的“夷”族并没有参与到这次挑战之中。即使他们保持中立，“夏”族也可以从其他的西部族群那里得到支持。此消彼涨，来自东方的挑战以失败而告终就可以理解了
南方也可能存在挑战，但无论是生活在黄淮——江淮平原上的族群是属于东部还是西部系统，都处在黄河的控制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处在大禹治水的余威之下。并没有决心和力量发起真正的挑战。何况夏族所控制的核心区南部已为西部族群所控制，东部族群更多生活在东部沿海地区。因此“夏族”在南部有者足够的缓冲区（在打败来自山东半岛的那次挑战中，也正是依靠这些亲缘族群的支持才得以“复国”。具体可搜索“少康复国”）
从地缘的角度来看，西部的黄土高原是中原地区的最大威协。威协主要来自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区——渭河平原。事实上这一地区也的确有力量入主中原，之前黄帝族已经做到了。不过对于留在渭河平原上的炎黄后裔来说，现在占据中原的是同族兄弟，渭河平原对于“夏”族来说，更多的是可以依靠的后援基地。当然，渭河平原的地缘优势依然存在，只是要等到“异族”占据中原之后才会体现出来。
7.2商朝建立
商族能够最终入主中原，首先要得益于他的地理位置。之前曾经分析过，太行山东侧，燕山以南地区是黄泛区的死角。黄河走南线所造成的危害远甚于走北线，这主要是淮河以北地区河网纵横，黄河一旦泛滥，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而在太行山东侧的商族则不用有这样的担忧，即使黄河出现泛滥，更大的可能也是依地势和流向，向东入海，并不会对处于河西岸的商族造成影响。这使得他们能够稳定的生存下去，并最终壮大自己的力量。
而“夏”虽然通过引导“禹贡黄河”而成为黄淮乃至江淮平原的共主。但这条走北线的黄河也事实上增加了商族与黄河以南地区交流的难度。因此商族可以说并不存在于“夏”的控制范围之中。
商族能够最终渡过黄河，并取代夏族成为中原的主人，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技术优势。“夏”之所以不为西方所承认，很大程度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原地区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青铜时期”。而商族正是以青铜器闻名于世的。商族很有可能是率先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并最终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
商族获得青铜冶炼技术的路径很有可能是向北进入辽河流域，再向西经过大兴安岭与燕山之间的那个缺口进入蒙古高原，然后通过蒙古高原进入中亚地区，并最终从西亚获得青铜冶炼技术的。这条路线最初在人类走出非洲向东亚迁徙时使用过，在后世的东西方交流中也一直保持畅通（只不过多为游牧民族所用）。——关于青铜的起源，国内的“专家”更倾向于中国境内独立起源的观点。能够支持这种观点的是在一些新石器遗址中偶有发现的铜片，或青铜小刀一类的“铜制品”（最早的是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不过这种孤例的存在，我更愿意相信是成品而不是青铜冶炼技术通过类似的路线传入东亚地区。
如果说夏以前的历史主要是东西两在族群在互相缠斗的话，那么“夏”的意义就在于建立了中原的地缘中心位置。即从那以后，谁想成为北至燕山，南至长江，西到黄土高原，东到山东丘陵的共主的话，那就必须占据中原，并以此来号令天下。这个“天下”的概念也就是后来“中国”的概念。当然，他的范围也是一直在扩张的。
中原做为权力中心还造成了另一个后果，就是凡是在此确定政治地位的民族，都不自觉的将自己确立为中心民族，而将四周边缘地区的民族视为低一等的民族。在周以后这一点尤甚，想成为“中国”主人的人甚至还要为自己找一个华夏族的出身。
对于商族来说，入主中原后当然会受夏的影响，虽还至于被完全同化，却也已经和山东丘陵——黄淮平原——江淮平原的所谓“夷”族发生战争了。虽然他们同被归入“夷”族。
我们并不应该为此感到奇怪，东西族群只是根据双方所处的位置以及文化所做的划分，并非意味着他们之间就一定是铁板一块，就象炎黄二族也同样发生过冲突一样。
相对于“禹贡黄河”以南的“夷”族来说（山东丘陵——黄淮、江淮平原）。商族与之的联系会更少，或者说相对于山东丘陵的位置来说，他们更象是边缘部族。这样一个在“原始东夷”中处于边缘位置的部族取得了共主地位，原先臣服于夏的那些东部族群不服也是情有可缘的。（同样的事情在3000年以后也发生了，尽管朝鲜半岛上的某些人认为了“满族”同源。但当满族入主中原后，他们却宁愿承认明为中华正朔。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孤立，如果一定要解释，用“宁赠外邦，不予家奴”这种心理来解读，可能是最恰当的。）
商征东夷的地缘意义主要在于，商与夏的影响力覆盖范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当然，黄河以北作为商族的故地，无论“夏”的影响力当年有没有至此，现在都可以被归入同一地缘圈了。至于以渭河平原为代表的黄土高原，从后来的周族的兴起过程来看，已经奉商为共主是确认无疑的了。
不过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谁占据了中原之地，谁就将成为众矢之的。正如夏要面临商的威协一样，商族也要面临同样的挑战。而这一次的挑战来自于传统优势地区（相对于中原）——黄土高原。而发起挑战的族群就是我们自幼所熟悉的，那些拥有无数天兵天将支持的“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