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即将揭晓，毫无疑问这又将引来无数关注的目光。自从莫言以国内作家身份荣获这个奖项之后，国人少了些对之的盲目热情和一度堪称壮观的慌张感，某种程度上也令改奖回归至其本来位置。
而每年关于诺奖的热门人选也当然是热闹话题，但在我看来以“获得提名次数”这个来说事儿的，通常是一种“民意”上志愿，而非事实本貌。流行的、时尚的、通俗的、大众意义上的纯文学作家，当然更容易被世人“推荐”为“提名作家”。村上春树、菲利普·罗斯、乔伊斯?卡洛尔?欧茨等今年热门人选都是如此。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当年据说荣获数十次诺奖提名的作家格雷厄姆·格林，以及他那部经典的小说《哈瓦那特派员》，是如何展现流行小说魅力并成功擒获大众读者芳心的，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图注：亨利·格雷厄姆·格林，OM，CH（Henry Graham Greene，又译格雷安·葛林，1904年10月2日－1991年4月3日），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1991年卒于瑞士沃韦。他的小说混合了侦探、间谍和心理等多种元素。图片来自网络。）
看《哈瓦那特派员》的时候常常让人悲中带笑，为小人物的悲哀和他们身上不可剥夺的喜剧，更为凡庸常人的琐事如同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自己。跟那些黑色幽默的电影一样，小说中的人物“伍尔摩”卑微可笑，混得差是他身上的标志，捉襟见肘的生活在他那儿带来的是喜剧效果，也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幽默。
“消解”应该是格雷厄姆·格林《哈瓦那特派员》这部小说的重要主题。
格林这部间谍小说，消解了人们对间谍的某种天然成见，可能格林是想告诉给他的读者，即便间谍也有一种可以称之为窝囊的间谍，他们左右不逢源，情感、生活、亲人、朋友、事业都处在低谷和为难之中，而且看不到所谓的尽头。
007当然很风光，美女、美酒作伴，但那只是一种幻象，跟“伍尔摩”这种蹩脚的骗子、常常擦枪走火的间谍比起来，有美感而无质感，换言之那种凌空蹈虚的美感充满了欺骗性。在格林这个真的当过间谍的作家来看，间谍工作也只不过是某些人谋生的一种手段，没那么高级神秘，也没那么可怕卑微，跟你一样，上班养活自己而已，那只是份工作。尽管格林在结尾留下一个光明看上去不那么黑色幽默的结尾，两个主人公相爱并打算过一种真正的生活，但格林通篇的消解作用已然完成，神秘感消失，本真可爱凡庸的生活破茧而出。
格林的小说中擅长用对话来展开情节。密集的直接对话，容易让人想到“轻浮”，这当然是个不负责任的判断。在格林的小说中，人物个性鲜明，意图明确（对于人物本身和作者来说都是如此），就连作者对某人的轻视或者嘲讽都十分精准直接。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对于一个好看的故事来说，这是首先应该做到的。格林给他的读者无不是清晰、准确的信息，在他的小说很难发现无效、杂乱、过于个人感受的东西，也就是说，格林不会去做那些容易导致混沌不明的暗示。
这样的小说，在我看来非常适合改编成电影，无论从题材到形式（格林几乎涉及了全部“流行有效”的题材，间谍、爱情、惊险、宗教等等），可以说格林与电影的某种逻辑暗暗契合了。如果改编《恋情的终结》、《哈瓦那特派员》这样的小说，对于编剧来说应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作者在故事中已经尽最大可能地把脉络、关系交代清楚，不管是悬念还是其中含有的智慧、幽默、态度，都已经刚刚好地用恰当的文字表现出来了。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格林的大批作品都曾被改编过电影，甚至在更早一点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格林的小说对于好莱坞制片商来说简直可以用炙手可热来形容。至于名单就不在这里一一列出了，我要说的是，你看改编自格林的那些电影的名字，大多数会感到陌生，除了年代久远的原因外（近年的作品也不少，《沉静的美国人》是2002年的），大概还有原因就是那些作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典作品，对于势利的“时效性”来说，它们显得有点轻薄了。
改编自格林的电影不够经典，这样说当然不是为了得罪格林的粉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格林创造了英文小说在上个世纪的一种经典范式——既照顾商业利益，又能满足文学爱好者的阅读需要。以格林为代表的欧美作家，他们的成功是具有时代意义上的成功，这里面的应该包括很多人，绝大多数不愁衣食的欧美作家，无不是以格林这样的路线为主要轨迹，换句话说，这没什么不好的，除了那些文学批评家会轻浮地嘲笑所谓的商业化或者不够思想深刻，对于读者来说，这样轻松有趣、有质量、有技术含量的作品，实属难得。
而当我们回过头来观望汉语文学的境况之时，可以发出感慨的也应该是，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拥有精湛技术的优秀商业小说作家。所说的商业作家当然不是指南派三叔或者何马之类的人，而是真的掌握点关于小说的技术和出色的见识，乃至将文学视之为一种艺术去追求的人。
现实是我们有一些获得商业成功的作家，随之他们自己会“高看”自己一眼，不是摇身变成了所谓民意里的知识分子，就是不自知地要去撼动什么跟自己无关的文学类型。对于艺术来说，真的不是商业格局就低级、文艺范儿就高级，它们当然都可以在自己的向度上做到顶级。
站在纯文学的角度，格林的作品也值得认真阅读，在应该作者表态的时候，格林从不吝惜那些直指人心的“文学”语言来洞悉真相。这也是格林区别于流俗大众文学家的特质之一。《恋情的终结》中，在复杂爱情中备受折磨的主人公反省道：“爱情已经变成了一桩有开始、也有结束的风流韵事。”从价值观上来说，格林掌握了普世价值，并将之恰当地运用在自己设定的情节中。
《哈瓦那特派员》里的女间谍“贝翠丝”在破解“真实”对比捏造的间谍工作时说：“撰写街头演说的讲稿、画政治漫画、写广告词、当骑警队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里发言，这些都很不真实。可是金钱是真的，下班后的生活是真的……我的意思是，你的女儿是真的，她的十七岁生日也是。”真实生活到底在哪儿？击破一切伪真实的时候发现，原来这世上我们曾那么在意的很多东西都是无意义、不真实的，并且质疑之后是可以放弃的。
说实话，除非有必要，否则个人不太喜欢那种在小说中用典的办法，格林跟很多有阅读修养的欧美作家一样，喜欢在自己的小说里引用前人作家，或意念或语言，当然，这样做是作家的权力，不必为招惹了哪个多事的读者负责。但是在翻译中，用一些母语特有的元素来翻译就真的显得多余了，因为翻译不存在随意和必要，那些母语文学中或经典或特有的元素读起来犹如你吃煎牛排的时候蘸了点东北大酱。
当然，有特殊爱好，这没什么，但作为翻译来说这样做太冒险了。举一《哈瓦那特派员》的例子，父女俩在一见钟情的问题上对话，女儿说：“……它们来的突然，去时则不带走一片云彩。”除非十几岁的女儿梅莉是徐志摩的读者，否则这大酱加的有点让人倒胃口。
传说中格林曾经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多达21次之多而终未获奖，不知道别人怎么看这件事，在我看完几部格林的作品后，我倒是觉得这样的结果是个十足的好事。没有被最高文学奖青睐，换句话说这可以让格林继续在市场的舞台上跳他自己擅长的光鲜之舞，而不是所谓登堂入室地去接受学院里教授、文学批评家的摧残。要知道，既然你获了这个星球上最高殊荣，那么这里的某些自诩或真的是最高级的批评家一定不会放过你。而格林的作品不应该陈列在那种解剖台上等待被阐释的阵列里。
毫无疑问，格林的作品更适合摆放在书店的货架上，任读者凌厉的眼光和多变的口味来挑选，而不是堆放在批评家的书桌上，被他们刻薄的阐释和看似高明的奚落。
（责任编辑：王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