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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鼎器皿书法《七》

 逸心茶舍 2013-10-08

尹氏簠

钟鼎器皿书法《七》

西周 伊簋

钟鼎器皿书法《七》

西周晚期伊簋。弇口鼓腹,兽首双耳,下有象鼻纹垂珥,矮圈足弇外侈,连铸三个兽面扁足。器口下饰窃曲纹,腹饰瓦纹,圈足饰垂鳞纹。

铭文103字,记载周厉王二十七年正月丁亥日,厉王在周康宫穆太室册命贵族伊,命令他管理康宫中王室所有的臣、妾、百工,并赐给他命服、銮旗等物。伊簋已流于国外。

铭文释文为隹(唯)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朢丁亥,王才(在)周康宫,旦,王各(格)穆大(太)室,即立(位),□(申)季内右(入佑)伊,立□(中)廷,北乡(向),王乎(呼)命尹?(封)册令(命)伊:□官□(司)康宫王臣妾、百工,易女(锡汝)赤巿(韨)、幽黄(衡)、□(銮)旗,攸(鋚)勒,用事。伊□(拜)手□(稽)首,对昜(扬)天子休,伊用乍□不(作朕丕)显皇且(祖)文考□吊(叔)宝□(□)彝,伊□(其)万年无强(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亯(享)。

战国 鱼鼎匕

钟鼎器皿书法《七》

钟鼎器皿书法《七》

战国早期《鱼鼎匕》,残长18.87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

铭文“曰:之司?匕,述(墜)王鱼鼎。曰:钦哉,出游水蟲,下民无智(知),参蚩

钟鼎器皿书法《七》

(尤)命,帛(薄)命入羹,忽入忽出,毋处其所。”

传二十年代山西浑源出土,曾为一代名家罗振玉收藏。匕前端圆,柄首残断。通体有错金铭文,正反两面共残存三十六字。

匕为小器,有较长铭文者实为珍贵。此匕字体接近山西侯马所出盟书。此式匕在山西原平塔岗梁等地屡有出土,也可證系晋人之物。

西周 元年师兑簋

钟鼎器皿书法《七》

【铭文】隹(唯)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才(在)周,各(格)康庙,即立(位),同中右(仲佑)师兑入门立 ? (中)廷,王乎(呼)内史尹册令(命)师兑:疋(胥)师龢父(司左)右走马、五邑走马,易女(锡汝)乃且(祖)巾、五黄(衡)、赤舄,兑(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不(丕)显鲁休,用乍(作)皇且(祖城)公(簋)。师兑(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元年师兑簋,西周晚期。通高22.5、口径19厘米,重4.82公斤。敛口鼓腹,一对兽首双耳,下有方垂珥,圈足下有三个向外撇的兽面扁足,隆起的盖上有圈状捉手,盖沿下折。盖上和器腹饰瓦沟纹和双行重环纹,圈足饰单行重环纹。

铭文大意:在元年五月初吉甲寅日,周王到了康庙,大家都就位了,“同仲”(人名)带着师兑入中廷,周王呼内史册命师兑辅助师龢父,掌管左右走马和五邑走马的官职,并赏赐师兑之祖任官时的服饰五黄、赤舄。师兑行了谢礼。冒昧标扬天子的伟大和善美,而作这个簋,由师兑的子孙永远宝藏。

西周元年师史簋

钟鼎器皿书法《七》

元年师史簋,西周。高25.6cm;口径23.8cm,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

阳陵虎符

钟鼎器皿书法《七》

钟鼎器皿书法《七》

虎符高三.一四厘米,长八.九厘米,相传山东省临城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虎符”为古代帝王调动军队之信和物。授予地方官吏或者统兵将领以兵权,既以虎符的左半授予,待要调动军队时,即派使臣持虎符的右前往驻地。地方官吏或统兵将领两半虎符对合,验明无误,即应发兵。虎符盛行於战国、秦、汉。此件为秦代之物。虎颈至胯间左右各有错金篆书铭文两行十二字,书曰:“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阳陵”。阳陵为秦之郡名,即今陕西高陵县。此件铜质,为秦始皇授予驻守阳陵将领之虎符。此件因年代已久,对合处生锈,现左右不能分开,整体形成一艺术品。伏虎卧地,昂首前视曲尾上翘。虎符字体谨严浑厚,风格端庄,笔法圆转,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宜侯夨簋

钟鼎器皿书法《七》

宜侯夨簋,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西周早期青铜器。宜侯夨簋于1954年6月在江苏镇江大港镇烟炖山出土,经修复成器。口径22.5厘米,高15.7厘米,方折沿,浅腹,有四兽首耳,高圈足,圈足上有四条短扉棱。腹外壁饰漩涡纹,间以顾首夔龙纹,圈足上也饰夔龙纹。簋内有铭文126字,可以辨认的有118字。铭文记载了宜侯夨受封的情况,宜侯为感谢王的恩惠做了此宝器。其铭文是中国记载周初封建诸侯史迹的惟一历史文献。镇江有文字依据的最早地名“宜”也出于此件青铜器的铭文。“宜”是地名,“侯”是封号,“夨”是人名,为仲雍的后代。“簋”是商周时期的食器。

宜侯夨簋铭文内容: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王卜于宜口土南。王令虞侯矢曰:〔迁?侯於宜。锡〔〕鬯一卣、商瓒一口,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宅邑三十又五,〔厥〕……百又四十。锡在宜王人〔十〕又七裏。锡奠七伯,厥〔庐〕〔千〕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大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

宜侯夨簋郭沫若、唐兰二先生的考证,认为夨就是周章,也有人认为“夨”是周章的弟弟——虞仲,还提及由于赏赐的级别很高,甚至超过了后来为周室立大功而被封诸侯伯长的晋文公,说明被封者身份很高(王室近族)。在春秋三传的记录中,周在淮河以东以南的地方并没有转封的诸侯,但是宜侯簋的出土填补了这个缺失,也就是说,曾经有周人转封于长江下游,但是在西周末年东夷的打击之下被摧毁,例如武王之穆中曾有所谓‘邗晋应韩’,其地应该在两淮间的邗沟附近,也不见左传记录,可能也应该已经亡于东夷,所谓诗云:四方姗姗......,因此吴人也完全可能是宜侯之国瓦解与土著文明的后裔。

所谓“宜侯是改封而不是原封,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宜侯是太伯的後人”则不然,首先大伯无后,一直用虞仲之后代表出走之族。那么只要证明吴是虞仲之后就可以了。

中间许多字锈坏,但是从可辨别的字来看,这是康王时器,系康王在审视了东国之地图之后,又把虞候转封在宜。参照周公子转封在鲁,那么同样有可能虞公子转封,并保持虞的称号,因此作器的供奉对象是虞侯之父虞公。由于转再宜地,因此改称宜侯,犹康侯改封在卫而称卫侯,叔虞封在唐而称唐侯也。因此宜侯与虞仲的关系很明确。是宗子转封外地的关系。那么如果吴人想声称自己是虞仲之后,则这种说法的基础就是吴人与宜侯有关系。当是宜国亡国而建立与当地文明结合的吴。

《宜侯夨簋》研究概况

岀土和修复

1954年6月,《宜侯夨簋》岀土于江苏省江苏镇江大港镇烟墩山。1984年,《宜侯夨簋轶事》一文的作者张敏访问了该器的发现者,丹徒县绍隆寺的福贵老和尚。据福贵回忆,54年他还俗在家(后来政策改变,又再次岀家),在村长聂长保家打工,在一块坡地上翻土时,掘岀了一批青铜器。他的发现引发村民的围观,纷纷议论是否是金器。聂长保的儿子为了检验质地,随便检岀了一件,一锄头打得粉碎,他打碎的恰恰就是这批青铜器中唯一有铭的《宜侯夨簋》。现存的《宜侯夨簋》是用碎片缀合的,接缝处的铭文难于辨认,更严重的是碎片没有全部回收,丢失了不少铭文。这是对《宜侯夨簋》的第一次伤害。下聂村发现古物的消息上报后,上级来人进一步发掘清理,后来以江苏省文管会的名义写成简报《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岀土的古代青铜器》,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上。简报说,在烟墩山麓共发掘了三座古墓,得大型青铜器十二件,包括五座青铜鼎和《宜侯夨簋》,另得数目不等的小铜器、瓷器和石器。张敏猜测,简报所谓的三墓实际上是一墓,一墓五鼎,墓主的身份当是诸侯,可能就是宜侯。如此猜测属实,则《宜侯夨簋》就不是从外地流入的。但这是30年后的分析,若无过硬证据,不可能改变简报上共发掘了三座古墓的原始记录。清理烟墩山古墓时的缺失,对《宜侯夨簋》造成了第二次伤害。在修复《宜侯夨簋》时,工作人员在簋腹的四个耳形装饰物下各挂上一个铜珥。展岀期间,某专家指岀耳下不该有珥,才又把四个铜珥摘去。这四个铜珥是那里来的?在缀合簋体的有铭部分时,是否也拼入了无关的碎片?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非专业修复对《宜侯夨簋》造成了第三次伤害。

圉簋

钟鼎器皿书法《七》

圉簋,辽宁省博物馆藏,器身通高29.8厘米,口径24厘米。于辽宁省喀左小波汰沟出土。

这是一件比较典型的方座簋。形制为侈口,鼓腹,高圈足,下连方座。双耳上方以兽头做装饰,两角高出器身一截。在器身腹部和器底的方座均满饰联体大兽面纹,在圈足部分饰龙纹。腹内底铸铭文三行十四字。根据字意的分析,这件簋之成器年代应该在西周康王前后。

【銘文】王(祓于)成(周),王易(錫)圉貝,用乍(作)寶(尊)彝

敔簋

钟鼎器皿书法《七》

敔簋,西周早期。通高15.3~15.7、腹深12.1、口徑19.6釐米。(十二)

侈口束頸,鼓腹,圈足下沿有邊圈,一對獸首耳,下有方形垂珥。口下和圈足飾兩道弦紋,頸的前後增飾浮雕犧首。

【銘文】乍(敔作)寶(簋),用(饙厥)孫子,氒不(厥丕)吉(其福)。

攸簋

钟鼎器皿书法《七》

钟鼎器皿书法《七》

攸簋,西周早期(成康世)。1974年北京房山縣琉璃河鎮黃土坡村53號西周墓(M53.8)。通高28.5、口徑20.3釐米,重4.21公斤。侈口束頸,鼓腹矮圈足。圈足下另有三個虎形高足,虎作後腿直立,兩爪與尾構成鼎足著地,前爪承拖下頜,以額及頸頂承圈足。器兩側有一對象首卷鼻形耳,蓋面呈球面形,上有圈狀捉手。蓋面和器腹各飾四隻垂冠回首大鳳鳥,前後加飾浮雕獸頭,圈足飾目雷紋。

【銘文】(侯賞)攸貝三朋,攸用乍(作)父戊寶?(尊)彝,啟乍(作綨)。

禹鼎

钟鼎器皿书法《七》

禹鼎,西周晚期著名青铜器。为厉王时禹所作。1942年在陕西省岐山县任家村出土。通高53、口径47厘米。宋代《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书著录称为“穆公鼎”。铭文二百零五字,记述鄂侯(名御方)率南淮夷、东夷反周,周王曾以其“西六师”、“殷八师”进攻鄂侯,未能取胜。禹以武公的兵车百辆和徒御—千二百人参预作战,终于俘获鄂侯。1942年陕西岐山又出一鼎,与宋代著录者相同,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禹鼎造型庄重,铸作精致。

【銘文】禹曰:“不(丕)顯(桓桓)皇且(祖)穆公,克夾(紹)先王,(奠四)方,(肆)武公亦弗叚朢?(遐忘朕)聖且(祖)考幽大弔(叔)、弔(懿叔),命禹仦?(肖朕)聖且(祖)考政于丼(邢)邦。?(肆)禹亦弗(敢惷),睗(錫)共?(朕)辟之命。”烏虖(嗚呼)哀哉!用天降大喪于下或(國),亦唯噩??(鄂侯馭)方,?(率)南淮尸(夷)、東尸(夷)廣伐南或(國)、東或(國),至于歷内。王廼命西六(師)、殷八(師),曰:“(撲)伐噩(鄂侯馭)方,勿遺(壽)幼。”(肆師)彌?匌?(怵會恇),弗克伐噩(鄂)。?(肆)武公廼遣禹?(率)公戎車百乘、斯?(厮馭)二百、徒千,曰:“于??(匡朕)肅慕,叀(唯)西六(師)、殷八(師)伐噩(鄂侯馭)方,勿遺(壽)幼。”(雩)禹(以)武公徒?(馭)至于噩(鄂),?(敦)伐噩(鄂),休,隻氒(獲厥)君?(馭)方。(肆)禹又(有)成。(敢)對(揚)武公不(丕)顯耿光。用乍(作)大寶鼎。禹其萬年子子孫寶用。

燕侯旨鼎

钟鼎器皿书法《七》

燕侯旨鼎,西周早期。北京城外出土(分域)。通高20.4、口径16.9厘米,重1.9公斤。平沿方唇,口沿上一對立耳。腹饰三组云雷纹衬底的外卷角兽面紋。

【銘文】匽(燕侯)旨初見事(于)宗周,王賞旨貝廿朋,用乍又(作有姒)寶(尊)彝。

寓鼎

钟鼎器皿书法《七》

钟鼎器皿书法《七》

寓鼎,西周早期,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高26.5cm,宽22.2cm,重3.76kg。鼎为深圆腹,三柱足,二直耳。口沿下饰兽面纹带,纹带的上列有一排旗状图案。

内壁有铭文4行30字:唯十又二月丁丑,寓献佩于王,王赐寓曼丝。对扬王休,用作父壬宝尊鼎。

铭文大意:在十二月丁丑这一天,寓献给王后佩饰,王后赐给寓美丝。为答谢王后的美意,特做此宝鼎,用以纪念死去的父亲壬。

春秋 子仲姜盘

钟鼎器皿书法《七》

钟鼎器皿书法《七》

《子仲姜盘》,春秋早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上海博物馆藏。

此盘口径45厘米,高18厘米,重12.4千克。它形体较大,器质厚重,整器风格质朴浑厚,口折沿,浅腹,圈足,圈足下置三只立体爬行猛虎,老虎身体侧面与圈足边缘相接。盘壁两侧设有一对宽厚的附耳高耸,其外侧装饰有云纹。盘的前后各攀有一条立体曲折角龙,龙头耸出盘沿,曲体卷尾,攀缘于盘腹之外壁,作探水状;腹壁装饰着变形兽体纹。

虎铭文记录6月初吉辛亥日,大师为其夫人子仲姜作此盥洗用之盘,盘既大且好,用来祈求长寿,子子孙孙要永远实用。子仲姜盘盘内能够在平面旋转的小动物平均长度只有6.5厘米,对于春秋早期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进步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这件精美的青铜盘铭文书体工整,文字精炼简要,并且有许多用语用韵异常精妙,整篇铭文是学术价值极高的史料。此盘纹饰精美,造型典雅,铸工精良,弥足珍贵。

释文:佳六月初吉 辛亥大师作 为子仲姜沫 盘孔硕且好 用祈眉寿子子 孙孙永用为宝

西周 走簋

钟鼎器皿书法《七》

【銘文】隹(唯)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朢庚寅,王才(在)周,各大(格太)室,即立(位),司馬丼白(伯)[入]右徒(佑走),王乎乍(呼作)冊尹[冊易(錫)]走,?疋(胥)益,易女(錫汝)赤[巿、朱黃]旂,用考(事)。徒(走敢拜稽)首,對(揚)王休,用自乍(作)寶(尊簋),徒眔氒(走其暨厥)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

走簋(徒敦)西周中期高4.2、腹深3.8、口徑6.2寸,重5.5625斤。(西甲)弇口鼓腹,獸首雙耳,下有方垂珥,圈足。口下飾夔紋,腹飾瓦紋,圈足飾斜角雷紋。

西周 郑季盨

钟鼎器皿书法《七》

西周晚期叔□父盨(郑季盨、叔尃父盨、叔专父盨)。通高19.7、口横14.5、口纵11.8厘米。

体呈椭圆形,直口鼓腹,两侧端有兽首耳,圈足下连铸四条兽面扁足,盖面隆起,上有四个曲尺形扉,可以却置。

铭文字数,盖、器同铭,各39字(其中重文2)。

铭文释文:隹(唯)王元年,王才(在)成周,六月初吉丁亥,吊 □ (剸叔)尃父乍 □ (作郑)季宝钟六,金 □ (尊)盨 □ (四)、鼎十, □ (郑)季 □ (其)子子孙孙永宝用。

宰甫卣铭

钟鼎器皿书法《七》

时间:商,器高31.5厘米,口径1113厘米。

西周 柞钟

钟鼎器皿书法《七》

西周晚期柞钟。通高34、甬高13.5、铣间20、鼓间15、舞修17、舞广14厘米,重10.3公斤。钟体横截面呈椭圆形,甬中空,两面各饰枚六组。鼓部饰回首夔龙纹,篆间饰双头兽纹,舞上饰粗线云纹。

铭文字数,钲间铸铭文21字。铭文释文:隹(唯)三年□(四)月初吉甲寅,中大(仲太)师右(佑)柞,柞易(锡)□、朱黄(衡)、□(銮)。

西周 趁鬲铭文

钟鼎器皿书法《七》

译文: 隹九初吉庚 师X作X文考 圣公文母圣X 尊X其万年子 孙永宝用

中山王

钟鼎器皿书法《七》

钟鼎器皿书法《七》

钟鼎器皿书法《七》

钟鼎器皿书法《七》

中山王璺

钟鼎器皿书法《七》

鼎,战国时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中山王

钟鼎器皿书法《七》

鼎》是1977年在西灵山一号大墓中出土的,鼎为铁足刻铭铜鼎,周身刻铭七七行,计四六九字。鼎系中山王十四年铸,是用以赏赐中山相周的。中山王鼎为王墓中同时出土的九件列鼎中的首鼎,铜身铁足,圆腹圜底,双附耳,蹄形足,上有覆钵形盖,盖顶有三环钮。鼎身刻有铭文469字。据鼎铭得知,此鼎为奉祀宗庙的礼器。中山王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中山王

钟鼎器皿书法《七》

鼎》铭文字数之多,仅次於西周《毛公鼎》,在战国铜器中更属罕见。铜鼎铭文的风格,按近三晋文字,字体修长,匀称流美,装饰意味十分浓厚,有所谓悬针篆风格,令人叹服。

中山王鼎释文:唯十四年中山王作鼎于铭曰呜呼语不废哉寡人闻之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昔者燕君子哙睿恰夫吾长为人宗干于天下之勿纠犹迷惑于子之而亡其邦为天下戮而皇在于少君乎昔者吾先考成王早弃群臣寡人幼童未通智唯傅是从天降休命于朕邦有厥忠臣喜克顺克卑亡不率仁敬顺天德以佐右寡人使智社稷之赁臣宗之义夙夜不懈以道寡人今方壮智天其德省其行亡不顺道考宅唯呜呼折哉社稷其庶乎厥业在只寡人闻之事如长事愚如智此易言而难行也非赁与忠其谁能之其谁能之唯吾老喜是克行之呜呼攸哉天其有于哉厥邦是以寡人赁之邦而去之游无遽惕之虑昔者吾先祖桓王邵考成王身勤社稷行四方以忧劳邦家今吾老喜亲帅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奋桴振铎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寡人庸其德嘉其力是以赐之厥命唯有死罪及三世不以明其德庸其工吾老喜奔走不听命寡惧其忽然不可得惮惮 恐损社稷之光是以寡许之谋虑从克有工智也诒死罪之有智为人臣之义也呜呼念之哉后人其庸之毋忘尔邦昔者吴人并越越人修教备赁五年复吴克并之至于今尔毋大而毋富而骄毋众而嚣邻邦难信仇人在旁呜呼念之哉子子孙孙永保定之毋替厥邦

钟鼎器皿书法《七》

钟鼎器皿书法《七》

中山王

钟鼎器皿书法《七》

方壶,1978年于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方体,小口,斜肩,腹两侧有一对环耳,这是战国中、晚期常见的方壶形式。它在造型上的突出特点是,使用了八条雕龙为装饰。在壶盖上有四个抽象的龙形钮,在壶肩四棱上各雕塑有一条小龙,龙头冲上,独角大耳,颈背生鬃,长尾。这些龙装饰的使用,为光素无花纹因而略显呆板的壶体增加了活泼气氛,而龙身无繁缛的花纹,与壶体协调相称,共同构成一种素雅明快之美感。

该壶最受学术界珍视之处,是它的四个光平的腹壁上,用纤细的笔道、工整优美的篆书,刻下的长达四百四十八个字的铭文。根据铭文的记载,这是一件中山国王命令其相邦(相国)铸造的酒器。该壶铭文云:“择燕吉金,铸为彝壶,节于禋〓,可法可尚,以飨上帝,以祀先王。”意即选择燕国优质铜,铸造铜壶,按照禋祀的礼仪规定装酒,用于祭祀上帝和祖先。在铭文中说该器叫做彝壶,用来盛祭祀上帝、祖先的酒。到了汉代,人们给这种方体铜壶起了个专名叫做“钫”。

中山王圆壶

钟鼎器皿书法《七》

钟鼎器皿书法《七》

中山王圆壶为中山王

钟鼎器皿书法《七》

的嗣王

钟鼎器皿书法《七》

钟鼎器皿书法《七》

为先王所作。圆壶为短颈鼓腹,两侧有二铺首,圈足,有盖,盖饰三钮,通高44.5厘米,腹径32厘米,腹与圈足皆有铭文,腹部铭文59行、182字。

宗周钟

钟鼎器皿书法《七》

钟鼎器皿书法《七》

西周宗周钟,清宫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商代钟形乐器大多数是口部朝上,钟体用长柄支起后再敲奏;西周开始,渐渐改为钟口朝下,钟柄加环悬挂而奏,成为惯见的“甬钟”形式。宗周钟便是甬钟的代表。宗周钟外形上最大的特征,是钟身两面共装饰36枚高突的长形乳丁纹,极尽华丽醒目。此钟音质浑厚宏亮,有宗庙庄严气概。

宗周钟的铭文自钟身正中起读,接着左下角,再转至背面右下角,全篇约123字,是商、周单件钟铭最长者。铭中因为有一个人名,可与周厉王的名字“胡”音相通,故得定为周厉王之器;铭文大意为:厉王时有南方的濮国,大胆来犯周土,厉王便效法他的祖先文王、武王,努力巩固疆土,挥军攻敌,直追到濮国都城,濮君只好派使者来迎,表示臣服。同时,南方及东方的26个邦国代表,也随同朝见。厉王感激天帝及百神保佑,特作此“宗周宝钟”,并祈求先王们降赐子孙福寿,安保四方太平。

宰兽簋

钟鼎器皿书法《七》

钟鼎器皿书法《七》

钟鼎器皿书法《七》

宰兽簋,西周中期後段。1997年7月陝西扶風縣段家鎮大同村西周墓。通高36.2、口徑24.8、腹深13釐米,重13.45公斤。侈口束頸,鼓腹,一對獸首耳,下有較長的垂珥,圈足連鑄方座,蓋面隆起,上有圈形捉手。捉手外和和蓋沿均飾雲雷紋填地的變形獸體紋,蓋上和腹部飾覆瓦紋,圈足和頸部飾獸目交連紋。方座四壁亦飾獸目交連紋,以雲雷紋填地。

【銘文】唯六年二月初吉甲戌,王才(在)周師彔宮,旦,王各大(格太)室,即立(位)。(司)土白(榮伯)右宰内(獸入)門立(中)廷,北(嚮)。王乎(呼)内史尹中(仲)冊命宰?(獸)曰:“昔先王既命女(汝),今余唯或?(又申)?乃命,?(賡)乃且(祖)考事,??(司)康宮王家臣妾,奠?(庸)外入(内),母(毋)敢無??(聞知)。易女(錫汝)赤巿(韍)幽亢、?(攸)勒,用事。”???(獸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不(丕)顯魯休命,用乍?剌且(作朕烈祖)幽中(仲)益姜寶??(簋),??邁(獸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

中山侯钺

钟鼎器皿书法《七》

钟鼎器皿书法《七》

中山侯钺,战国早期。长29.4、宽25.5厘米,一九七七年河北平山出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钺刃部为圆弧形。中部有一圆孔,偏阑一侧饰有变形雷纹和三角形雷纹,两肩各有一长方形穿。内为横长方形,上饰变形雷纹。在孔刃之间竖刻铭文两行十六字,记中山侯作此军钺以警示民众之事。钺本为权力象征的兵器,辅以古朴庄重的纹饰,更显其威严的气势。此钺名[钎],为钺的定名增加了新的资料。

中爯父簋

钟鼎器皿书法《七》

钟鼎器皿书法《七》

中爯父簋,河南历史博物馆藏。南阳市文物部门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南阳城区发现了一座西周末年的墓葬。据该墓出土的一件文物上的铭文记载:“中父宰南申厥嗣作其皇祖夷王监伯尊簋……”另一件簋铭是:“南申伯太宰中父厥嗣作其皇祖考夷王监伯尊簋……”铭文记载的是,周宣王封申伯于谢的同时,还派遣了楚国贵族中父,辅佐申伯到南阳建立申国。

仲競簋

钟鼎器皿书法《七》

仲競簋,西周晚期。通高5.1、腹深3.6、口徑5.1×5.3寸。失蓋,子口,鼓腹,圈足下連鑄四個獸面扁足,頸兩側各有一個獸首銜環耳。頸飾雲紋,圈足飾斜角雲雷。

【銘文】中乍(仲競作)寶(簋),(其)萬年子子孫永用。

周公东征方鼎

钟鼎器皿书法《七》

钟鼎器皿书法《七》

周公东征方鼎,又名丰白鼎,陈梦家先生称其为周公东征方鼎。这件方鼎是西周早期比较罕见的一件青铜器器。长方形,立耳,直口,方唇,腹壁较直,平底,柱足较高。通高26.8、器高21.4、口径21.1×16厘米。1927年地方军阀党玉琨(亦作党毓坤)在陕西宝鸡县戴家湾(今属宝鸡市金台区陈仓乡)盗掘出土。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

此鼎形制和花纹特异,四壁均饰相背的大鸟纹,相邻的两鸟纹会于四隅,鸟喙突出器外,形成扉棱,四足也为立鸟形。有铭文五行35字,合文一。铭文半在器壁,半在器底,除第四行末三字在器底外,其它各行均末二字在器底。铭曰:“隹周公邘征伐东夷、丰白、薄古,咸□。公归荐邘周庙。戊辰饮秦饮,公赏贝百朋,用乍尊彝。”记述了周公东征征服东土四国获胜回归后在周庙进行的祭祀活动。

仲师父鼎

钟鼎器皿书法《七》

仲师父鼎,西周晚期。高15.6、腹深10.3、口径17.2寸。窄沿方唇,口沿上一对立耳,鼓腹圜底,三条蹄足。口下两道弦纹。

【铭文】中(仲)師父乍(作)季始(姒)寶(尊)鼎,其用亯(享)用考(孝)于皇且(祖)帝考,用易(錫眉壽)無彊(疆),其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亯(享)。

柞伯簋

钟鼎器皿书法《七》

钟鼎器皿书法《七》

钟鼎器皿书法《七》

西周《柞伯簋铭》,1993年河南平顶山市应国墓地第242号墓出土,铭文铸于簋内底部,共8行74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柞伯簋出土于M242(中型墓葬)。与之共出的铜礼器还有鼎、簋、觯各2件,尊、爵、卣各1件。此外,还出有铜车马器、铜兵器、王器和陶器等。柞伯簋敞口,斜方唇,短颈内束,浅腹外鼓下垂,腹部一对龙首形耳下各附一垂珥,浅圈足下设一喇叭形支座。颈部饰两组八个以细雷纹作地纹的凸目夔龙纹。每组的四个夔龙纹各以一浮雕兽首为中心,对称地分列两侧;腹部饰两组以细雷纹衬地的凸目兽面纹,且在每组纹样的左右两侧配以两个相对称的夔龙纹。耳的上端饰龙首,下部两侧饰阴线C形卷云纹,整个耳部作龙口吐长舌向下内弯曲状。圈足部饰一周侧视的三角形凸目蝉纹。喇叭形支座为素面。簋内底部铸有铭文,共8行74字。通高16.5、口径17、底座直径13.4厘米。

铭文大意是说,在八月庚申日这天早晨,周干在首都镐京举行大射礼,即举行射箭技艺的比赛。当时将参加比赛的人员分成两个小组。周王命令南宫负责“王多士”(也称小子)组的比赛事宜,又命令师免父负责“小臣”这一小组的有关事宜。此后,周王拿出十块红铜板材作为奖品,说道:“小子,小臣,你们要按长幼次序,谦敬恭和地进行比赛,射中靶子较多的人可以得到这十块红铜板。”结果,柞(胙)伯十发十中,成绩优秀,周王便把奖品给了他,并且又赏赐给他射礼仪式上的某种乐器。柞(胙)伯为纪念这一殊荣,特用周王赏赐的这些红铜为原料,铸造了用来祭把周公的铜簋。

铭文是一篇十分优秀的记叙文,短短70余字,阐明了射礼举行的时间、地点,参加的人物、事件经过和结尾等各个方面,言简意赅,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制度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从铜簋的形制、纹样、铭文字体与内容均显示出周初铜器的特征。铭文中“王”应指周康王,南宫与《尚书·顾命》中的南宫毛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这件铜官是胙国铜器,但为什么会被埋在应国墓地呢?我们认为柞伯簋,应是通过馈赠等手段辗转于应国的。据文献记载,胙国为周公之子的封国,簋铭末尾“作周公宝尊彝”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胙国地望在令河南延津县境。而应国是周武王之子的封国。两国同为姬姓国,共同承担着藩屏周王室的任务,关系理应十分密切。故柞伯簋流落到应国应排除通过战争和掠夺等手段取得的可能性。

柞伯簋制作精细,造型别致,特用支座垫高器体,装饰纹样布局合理,对称庄重,主体为纤细的凸线,又用细如发丝的雷纹衬地,线条流畅自然,轻盈飘逸。铭文字体很漂亮,为早期书法珍品之一。这件铜簋,既具有珍贵的文献史料价值,又具有较高的工艺观赏价值,实在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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