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比埃及和西南亚更早一些。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
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
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 "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
清末张之洞为了指导学生读书，曾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自己认识，给善本提出了三条标准：一是"足本"，即无缺残无删削之本；二是"精本"，即精校精注本；三是"旧本"，即旧刻旧抄本。张之洞大概并非刻意要给善本下定义，但为了指导学生读书，不得不指点迷津，选择善本，于是也就表示了什么是善本的态度。张氏"足、精、旧"善本三定义，归纳起来还是两条，一是无讹脱，一是传世旧本，与古人关于"善本"的概念，并无本质的区别。
在时间上和张之洞差不多，著名藏书家钱塘丁丙对什么是善本也提出了四条标准：一是旧刻；二是，精本；三是旧抄；四是旧校。丁氏大概也无意要给"善本"下定义，只不过根据当时书籍的流传情况，给自己入藏图籍提出了这四条标准。且藏书家常有偏好，以便形成自己的藏书特点，他们的藏书标准，并不等于就是"善本"标准。但是旧日藏书家，无论是学问家还是鉴赏家，对书籍版（传）本也多有一定见地。有些藏书家虽然只是附庸风雅，自己未必真懂，但于版（传）本也总要有人为其掌眼，因此对什么是"善本"也不无见地。钱塘丁氏兄弟算不上什么大学问家，但信而好古，视书如命，是清朝后期著名的几大藏书家之一，因而他提出的四条图书入藏标准，也颇有代表性。从正面说，丁氏四条未必为所有藏书家所接受并承认，但从反面说，符合丁氏四条标准的图书，又谁能否认它是善本！所以丁氏四条入藏标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是"善本"概念的具体解释。
一、 从古书的历史文物性角度界定善本
旧本时代久远，在文字上一般地说是比较接近原书面貌的，视为善本，理所当然。同时，旧本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由于兵燹、天灾、虫蛀、鼠啮，幸存下来的，实属不易。因此，人们对某一时代流传下来的古刻旧抄，有的尽管在文字的准确性上未必尽善，但作为某一时代产生或写、刻的文献实物，于研究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无疑会被视为具有重要的学术资料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的。但是，由"旧"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和价值，来推敲"旧本"这一提法，又感到比较含混。一是"旧"没有明确的时代界限，什么叫"旧"，什么时候的传本叫"旧"，缺乏科学的界说。二是"旧"，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旧"的本质，应当是因其产生的时代早，流传少，而在学术、资料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等方面显得格外珍贵。因此，我们不如扬弃皮毛表面的"旧本"提法，而抓住"旧本"提法的本质，直谓其历史文物性。即对任何一部古书看其是否够得上善本，视其是否具备历史文物价值。来界定"历史文物性"的提法，还能包容"珍本"的概念。古今中外的人们，无一不把传世孤罕的"旧本"视为"珍本"。珍贵的、值钱的传本，其所以珍贵、值钱，并不一定因其文字精确而称善，而亦在其历史久远，传世孤罕，实际亦在其历史文物价值。故以"历史文物性"做为"善本"的一方面概括，"珍本"含义也就自然包括进去了。
二、从古书的学术资料性角度界定善本
前人提到的"精本"，主要是指精校、精注的书本，这确是"善本"的重要标准。任何刻本或抄本、写本，在刊印之前或抄写之后，都应该经过精审的校勘，否则书中就会讹舛层出，不可卒读，自然就要降低该书的价值。古今通人在考察善本标准，或实际遴选善本时，都不能忽略这一点。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把那些脱文断简，错误百出的古书都有看成是善本，那就会造成良莠不分，鱼龙混杂的后果。结果准会搞乱善本的标准，实际上等于没有了善本书的标准。至于精注，在古书中就更显得重要了。古书成书久远，读起来文字障碍颇多，要想弄懂，前人注疏至关重要。至少是自汉代以来，对先秦古籍已注家蜂起。两汉后，非但给古籍原文作注，给前人注文作注的也代有其人。这些带有前人注疏的古籍，其注释水平并不完全一样。其不一样的原因极其复杂，但归纳起来，无非是两点：一是学识水平不够，一是政治偏见。学识水平不高，自然做不出精当的注释；政治上有偏见或御用文人，其注释难免穿凿附会。所以确定善本，其注文的精粗优劣，也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但"精"字的提法，似乎也未反映出事物的本质，实际上其应反映的本质是经过精校细勘和名家精注精疏的抄本、写本、刻本，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或资料价值。任何一本书，如果毫无学术价值或资料价值，那么它的存在就成问题了。
三、从古书的艺术代表性角度界定善本
宋代以后，尤其明、清两代的藏书家，对古刻旧刊除了重视它们的历史文物性和学术资料性以外，还很考究其字体刀法、印纸墨色、版式行款、封面装帧、印刷技术等，形成了从艺术上鉴赏古书的风气。明代张应文在其《清秘藏》中说："藏书者贵宋刻，大都肥瘦有则，佳者绝有欧柳笔法。纸质莹洁，墨色清纯，为可爱耳。"明高濂在其《遵生八笺》中说："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用墨稀薄，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又说："宋版书刻，以活衬竹纸为佳。而蚕茧纸、鹄白纸、藤纸固美，而所遗不广，若糊褙宋书，则不佳矣。"凡此种种，都是从艺术的角度来品评古刻旧刊的，这就从艺术上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考察善本的标准。如果我们由此推而广之，从印刷技术、用纸敷墨、装帧技巧等方面加以概括，又可引伸出一条考核善本的标准，叫作"艺术代表性"。
四、从时代的划分角度来界定善本
所谓历史文物性，当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古书版印、抄写的时代较早而具有历史文物价值；二是指古书可做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献实物见证而具有某种纪念意义。从这样一种理解出发，那么所谓古书的历史文物性，首先就需要有时代概念，也就是说，什么时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古书，才因具备历史文物价值而被视为善本。不明确这一点，在浩如烟海的古书中选择什么是善本，就会茫然失措，无从下手。当然在工作实践中又不能完全拘泥时代界限，完全拘泥这点，呆板地以时代划线，既可能把时代界限以前的古书不分青红皂白、优劣精粗一律视为善本；又可能把时代界限以后的古书一律视为俗本劣本而扔下不管。关于时代界限也有很多不同的划法。日本人关于中国古书历史文物性的时限划法，是划在明朝正德（1521年）及正德以前。也有人划在明嘉靖（1566年）及嘉靖以前。《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委会，则把时限划在明末（1644年）以前。也就是说，在这些时限以前产生的中国古籍，一般都被视为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善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规定，凡清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出版的图书，都在国家法律保护之内，不得走私出口。这虽然不是给善本划定时代界限，但却划出了古书是否具有历史文物性的时代特征。我们在讨论古书是否具有历史文物价值时，完全可以和国家法律一致起来，以1975年为时代界限。对这一年以前产生的古籍，无论它是稿本、写本、抄本和印本，着重从历史文物性的角度，考察其是否为善本。在通常情况下，这样处理一般不会产生什么大问题。至于有些书虽然产生在这个时限以前，但内容平淡无奇，刻印粗糙不堪；或残缺过甚，校勘不精，又世不罕传，则亦可不必视为善本。这样，我们就能在收藏时做到有时限，又不唯时限。
可做为善本书的标准
有些喜欢收藏古籍的朋友，常询问善本书的标准。好像够得上“善本”的，在收购、拍卖时，“身价”就上去了，收藏价值也就高了。有些根本够不上“善本”的，也打着“善本”的旗号，欺世骗人。说实话，善本书的标准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没有铁定的标准，但也并非没有衡量的尺度。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有关部门在整理《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时，就听取了许多专家的意见，将善本书的标准定为“三性九条”。
所谓“三性”：一是因其书年代久远而具有的“历史文物性”，二是因其书内容有重要参考价值而具有的“学术资料性”，三是因其书雕版印制考究、插图等精美而具有的“艺术代表性”。
以此“三性”为原则，延伸出下列具体可操作的“九条”：
第一，元代或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第二，明代刻印或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的除外）；
第三，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
第四，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第五，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第六，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第七，辛亥革命前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刻本、抄本；
第八，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第九，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凡是符合上述九条细则之一者，可称为善本书。
古籍的版别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1）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写本、影写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写本 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图27）。
影写本 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图28）。
抄本 精抄本 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 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 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
原刻本 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 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 递修本 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 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纳本 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纳本。清初人宋犖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祐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祐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 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 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我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 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 袖珍本 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了，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 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 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 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2）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 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 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 两宋时期（公元960~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 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 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近年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 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 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 元代（公元1279~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 明代（公元1368~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 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 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3）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 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 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 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 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 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 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我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我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4）根据刻书才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 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 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 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 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 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槤《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 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 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 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 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 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5）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 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 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他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 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 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 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 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 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 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本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篡，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