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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h Boss与德军军服

2013-10-13  豆子猫
棋子,希特勒甚至亲自过问军服的设计生产。制服中加入了众多装饰物,显得更醒目美观,日常服、礼服采用收腰修身的设计,凸显出军人的体态美。根据当时德国的报道,很多青年入伍参加,为的就是能得到一套漂亮的制服。法西斯的“军服宣传”攻势,在年轻人中收到了奇效。
  因为二战战事吃紧的原因,后期德国军服在款式设计、剪裁要求与缝制工序上进行简化,降低了生产时间和对生产设备、人员素质的要求。不过,这些仅限于普通的士兵阶层,军官制服基本没有受到布料标准降低、剪裁缝制从简的影响,而且一些上层军官的制服,都是找高级裁缝定做的。德国军方每年都会出版关于军装定制的书籍,其中将各种制服的基本样式、板型尺寸、制作工艺、配件图片等等详细列出,以方便将官们按图索骥,找自己心仪的裁缝制作出令人满意的军服。德国上层对军装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今天的战史研究者提起二战时期的德军军服,依然难掩称赞之色。它就像一株妖艳的罂粟,魅力非凡却含有剧毒,总给染指它的人带来厄运。英国王储查尔斯的小儿子哈里王子,曾经在化装晚会上穿着纳粹军服,惹得全世界媒体指责声连连。张曼玉也因为自己主理的时装品牌派对上,出现大量纳粹军装元素而遭炮轰。
  因纳粹制服而顶上骂名的人,着实不少。而靠它受益的,也大有人在。当今著名男装品牌HUGO BOSS 的创始人胡戈-费迪南德-波士(Hugo Ferdinand Boss),就是其中之一。1923年,胡戈在德国斯图加特附近的麦琴根(Metzingen)开设了一家服装店,为客人提供西装定制的服务。不过几年之后,因为德国经济萧条,胡戈的生意濒临破产。1931年,他加入纳粹,并获得了为党卫队、冲锋队以及希特勒青年团制作制服的工作,从此他的制衣厂开始快速发展。
  随着二战爆发,为了完成军方订单,胡戈开始大量使用集中营里的波兰、法国囚犯做劳力。战争结束后,胡戈-费迪南德-波士被认定为“第三帝国的投机取巧者”,并被取消了投票权,罚款8万马克。1948年,他去世了。但作为战后德国邮递员、警察制服的生产者,HUGO BOSS品牌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此后,胡戈推出男装成衣,并逐渐打开知名度。虽然这段生产纳粹制服的历史不甚光彩,如今的HUGO BOSS品牌也希望极力淡化,但长期制服生产积累下的宝贵经验,却让它在战后获得了世界男装界的认可。
  ■ 雅利安母亲
  相比德国军队制服的“耀眼”,法西斯主义对女性时尚的改造也许更为隐秘,但是影响却非常深远。早在1800年,柏林就是一个以生产和出口服装而闻名的城市。希特勒上台伊始,向他的国民保证:“德国女人要成为欧洲最时尚、最有品味的女人”。
  可当时德国一流的时装店大都由犹太人经营,在纳粹“排犹”浪潮中,这些人不得不放弃时装生意,导致柏林作为纺织品和服装加工城市的地位迅速下降,甚至连纳粹骨干戈培尔的夫人马加达-戈培尔,都要向她的朋友写信抱怨柏林时装业的凋敝。
  没有了服装产业的支持,*者究竟依靠什么方法让德国女性认为自己是最时髦的人呢?纳粹选择的是引诱或者强迫女性服从他们的审美观念。第三帝国一建立,纳粹便开动强大的宣传机器,时刻向着公众灌输符合“法西斯精神”的完美女性形象。
  1938年,一本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女性了望》的杂志这样写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所谓‘外国优秀文化’渐渐进入德国。……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那是一个让人迷惑的时代。例如:所有的年轻职业女性都纷纷挤出时间来化妆,以一种精心的态度修饰她们的手、指甲,她们毫不后悔地将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其中,买了许多胭脂香粉、口红等化妆品,她们认为将自己装饰一番才能呈现在别人面前,尤其是在工作日。除此之外,对苗条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文章一再陈述以往审美观念的荒谬,暗示着“新形象”,将帮助德国女性走出“迷惑时代”:纳粹鼓吹用科学测量的方法,从眉毛形状到身高体重,为女性提供一组“标准模样”。甚至还开发了今天看来如刑具一般的身体矫正器和电动整形面具,能实现女性“塑造完美躯体”的渴望。可是就算如此荒谬“扮美”德国女性的举措,也不过是昙花一现。1943年,戈培尔下令关闭所有的美容院,因为它们“浪费电能、热能和人类劳动”。
  相比改造身体审美风尚,纳粹更愿意将精力投入女性社会形象的规训上。在希特勒的理论中,女性的全部价值就是繁衍后代。臭名昭著的纳粹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露骨地宣称:德国女性的特殊价值存在于“延续雅利安人的血脉和种族的繁荣”。
  法西斯统治之下,德国女性唯一的“正确选择”,就是成为拥有金色头发和蓝色眼睛的“雅利安母亲”,装扮高雅,举止端庄,并且“排斥一切与女性最高职责(生育)相抵触的对美的崇拜,大力提倡女性作为一群健康孩子母亲的形象”。一个多产的母亲,甚至能获得国家奖励——“德意志母亲十字荣誉勋章”就是用来表彰生育四个或更多孩子母亲的。
  上文提到的马加达-戈培尔,就被当作“新女性”的代表广为宣传。马加达生于一个上流社会家庭,嫁给戈培尔前曾有过一次婚姻,并育有一子。再婚后,又陆续生六个孩子,她也因此获得德意志母亲荣誉十字勋章。而马加达所有孩子的名字都用“H”开头,以视向希特勒的致敬,希特勒则称她为“全德国最伟大母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加达-戈培尔都在扮演着“第三帝国第一夫人”的形象,是德国女性完美形象的标杆。
  然而,这个集德国女性之美于一身的人,恰恰无法拥有幸福的生活。她必须一次又一次忍受丈夫的不忠和第三者的挑衅,而为了捍卫所谓“传统家庭道德”,第三帝国元首禁止他们离婚。马加达-戈培尔只能向她的朋友表露心声:“我们这一代弃世而去的时候,德国不会有文化,生活也不会有真正的快乐,有的只会是纪律、盲从、制约和命令。”
  和被纳粹宣传机器塑造出来的众多“雅利安母亲”一样,马加达-戈培尔所谓的“时髦生活”完全建立在极权、谎言和规训之上。随着纳粹的垮台,时尚生活变成噩梦。柏林城破之时,她和六个孩子一起,做了恶魔们的殉葬品。
  ■ 虚幻的自豪感
  相比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在改造社会风尚方面的手段也不遑多让。法西斯*者都对召集盛大的*乐此不疲,可是在我们翻看墨索里尼时代的*照片时,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参加活动的意大利女性,着装分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风格:军装制服、运动服和各地区的传统服饰,尤其是穿着传统服饰的女性,会佩戴各种不同的首饰装饰,比如项链、耳环甚至蕾丝披肩、宗教装饰,盛装出行,与我们印象中法西斯主义整齐划一的要求大相径庭。
  怎么解释意大利女性在*中展示的不同着装风格呢?有的风尚专家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反叛个性,是一种对大众选择(毫无疑问,制服风格是当时最“保险”的流行)的反动。不过,更多学者则认为,这是一场法西斯策划的风尚改造工程。服装史学家Patrizia Ribuoli在其著作《法西斯政权下的国家制服》中这样评价:“我们要特别注意,当时的政权允许女性穿着地方服饰,这正是法西斯主义精神的产物:捍卫传统,国家才有荣誉感。”
  1932年,墨索里尼建立了一个旨在监督国内时装生产和创新(尤其是每年两次在都灵举办的时装发布)的政府机构:EAMPNM(Ente Autonomo Per La Mostra Permanente Nazionale Della Moda)。两年后,机构更名为ENM(Ente Nazionale Della Moda),负责组织和推进全意大利的时尚工业生产,并督导女性穿衣风格。
  事实上,ENM的一个重要工作原则,就是去说服女性顾客和制造商从意大利文化传统中寻找灵感。于是,各个地方的传统服饰,被当作“真正的意大利文化”而大力推广。政府开始创办机构,推动各地区与时装相关手工业的发展,如珊瑚加工、刺绣、蕾丝、草编等等。地方传统服饰再也不仅仅是一种服装饰品,而成为了爱国主义、国家自豪感的代名词。
  从当时媒体长篇累牍宣传的论调中,我们不难看出,墨索里尼政权希望通过强调民族传统,培养国家自豪感进而与“危险的”国际社会相抗衡。例如当时有文章写道:“乡村服饰是意大利最主要的风格,而它曾经被都会风格驱逐。……只有穿上这些衣服,才能找回对国家的神圣记忆和精致而诗意的生活。”
  研究这段时间意大利风尚的Eugenia Paulicelli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依靠着杂志上那些充满魅力的模特(其中甚至有王室成员),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警告那些去巴黎(当时欧洲的时尚中心)购物的富裕女性:你们是有罪的。”
  与纳粹德国相似,当时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也捧出了一位“女性形象”代言人——玛丽-乔西(Marie José),当时意大利王子翁贝托(Umberto)的妻子。她身穿典雅的意大利式传统长裙的照片,经常在时尚杂志的内页中,引得意大利女士们趋之若鹜。在塑造国家形象和后来的二战中,她的表现都能用“长袖善舞”形容。不过,华丽优雅的时装没能给她带来一份满意的婚姻。玛丽-乔西与翁贝托王子相处得并不融洽,随着战后意大利王室的衰落,两人也早早地劳燕分飞。
  依靠推广传统服装等手段建立起来的国家自豪感,的确让墨索里尼政权尝到了一些甜头。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时候,不少意大利女性毅然捐出自己的首饰,以资军费。但这并没有把意大利推上强国之路。
  1945年,愤怒的意大利人将墨索里尼的尸体悬挂在米兰罗雷托广场上。墨索里尼妄图通过古典意大利服装建立起来的民族自豪感,最后变成了他的坟墓。
  战争开启的社会风尚的影响大大超出二战的界限,一直弥漫至今。二战之前,制服风格、军装元素绝少出现在女装潮流之中,而自1945年以降,军服风潮被设计师大书特书,尤其是冷战阴霾愈来愈浓的六七十年代,或者“”事件之后这样敏感的时间窗里,女装中的制服元素更是频频出镜。墨索里尼欣赏的典雅、高贵的传统气息,为战后“意式风格”的勃兴打下了基础,手工业保护政策也确保意大利时装产业能迅速复兴,并捧出瓦伦蒂诺、费雷、阿玛尼等一系列时尚大师,重新占据欧洲时尚中心地位。
  虽然无论军装元素还是传统民族风格,都成为二战之后不可或缺的时尚元素,但我们绝无理由把功劳记在极权主义账上。只有植根于自由意志,时尚才有其存在的价值。依靠权力、暴行、诱骗、洗脑,肆意强加于全体国民身上的“美”,那是远比丑陋更丑陋百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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