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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一百岁感言

 尚韵 2013-10-13
 

       杨绛:一百岁感言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

  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坐在人生的边上

            —杨绛先生百岁答问

  笔会:尊敬的杨先生,请允许我以提问来向您恭祝百岁寿辰。

  您的生日是1911年7月17日。仔细论起来,您出生时纪年还是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尚未发生。请问,7月17这个公历生日您是什么时候用起来的?

  杨绛:我父亲是维新派,他认为阴历是满清的日历,满清既已推翻,就不该再用阴历。

  他说:“凡物新则不旧,旧则不新,新旧年者,矛盾之辞也,然中国变法往往如是。旧法之力甚强,废之无可废,充其量不过增一新法,与旧法共存,旧新年特其一例而已。”“今人相问,辄曰:‘汝家过旧历年乎,抑或新历年乎?’答此问者,大率旧派。旧派过旧历年,新派过新历年。但此所谓过年,非空言度过之谓,其意盖指祭祖报神……今世年终所祭之神,固非耶教之上帝,亦非儒家之先圣先贤,不过五路财神耳。此所谓神,近于魔鬼,此所谓祭,近于行贿。”

  7月17这个公历生日是我一岁时开始用起来的。我一岁时恰逢中华民国成立。我常自豪说:“我和中华民国同岁,我比中华民国还年长一百天!”7月17日是我生日,不是比10月10日早一百天吗?

  笔会:您从小进的启明、振华,长大后上的清华、牛津,都是好学校,也听说您父母家训就是:如果有钱,应该让孩子受好的教育。杨先生,您认为怎样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

  杨绛:教育是管教,受教育是被动的,孩子在父母身边最开心,爱怎么淘气就怎么淘气,一般总是父母的主张,说“这孩子该上学了”。孩子第一天上学,穿了新衣新鞋,拿了新书包,欣欣喜喜地“上学了!”但是上学回来,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除非老师哄得好。

  我体会,“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言传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妈妈操劳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总要翻翻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读得津津有味。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hào)读书,读好书入迷。

  我在启明还是小孩,虽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爱心感染,小小年纪便懂得“爱自己,也要爱别人”,就像一首颂歌中唱的“我要爱人,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爱人,因为有人关心。”

  我进振华,已渐长大。振华女校创始人状元夫人王谢长达太老师毁家办学,王季玉校长继承母志,为办好学校“嫁给振华”贡献一生的事迹,使我深受感动。她们都是我心中的楷模。

  爸爸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我是通过他的行动,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的。他在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任上,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有位军阀到上海,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属下列入欢迎者的名单,爸爸不肯欢迎那位军阀,说“名与器不可假人”,立即在报上登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上海沦陷时期,爸爸路遇当了汉奸的熟人,视而不见,于是有人谣传杨某瞎了眼了。

  我们对女儿钱瑗,也从不训示。她见我和锺书嗜读,也猴儿学人,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居然渐渐入道。她学外文,有个很难的单词,翻了三部词典也未查着,跑来问爸爸,锺书不告诉,让她自己继续查,查到第五部辞典果然找着。

  我对现代教育知道的不多。从报上读到过美术家韩美林作了一幅画,送给两三岁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画拿来要韩美林签名,问他签名干什么,小孩说:“您签了名,这画才值钱!”可惜呀,这么小的孩子已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价值观的教育难道不应引起注意吗?

  笔会:您是在开明家庭和教育中长大的“新女性”,和钱锺书先生结婚后,进门却需对公婆行叩拜礼,学习做“媳妇”,连老圃先生都心疼自己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宝贝女儿,在钱家做“不花钱的老妈子”。杨先生,这个转换的动力来自哪里?您可有什么良言贡献给备受困扰的现代婚姻?

  杨绛:我由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从旧俗,行旧礼,一点没有“下嫁”的感觉。叩拜不过跪一下,礼节而已,和鞠躬没多大分别。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那么,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不合适不要结婚。

  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我与钱锺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锺书说他“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

  我成名比钱锺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使我很自豪。

  钱锺书知我爱面子,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场。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他怕我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当然洗得一塌糊涂,统统得重洗,他的体己让我感动。

  诗人辛笛说钱锺书有“誉妻癖”,锺书的确欣赏我,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对我的鼓励很大,也是爱情的基础。同样,我对钱锺书的作品也很关心、熟悉,1989年黄蜀芹要把他的《围城》搬上银幕,来我家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我觉得应表达《围城》的主要内涵,立即写了两句话给她,那就是: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意思是“围城”的含义,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钱锺书很赞同我的概括和解析,觉得这个关键词“实获我心”。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笔会:您出生于1911年,1917年即产生了新文学革命。但您的作品,不论是四十年代写的喜剧,还是后来写的《洗澡》《干校六记》等,却没有一点通常意义上“现代文学”的气息。请问杨先生,您觉得您作品中和时代氛围的距离来自哪里?

  杨绛:新文学革命发生时,我年纪尚小;后来上学,使用的是政府统一颁定的文白参杂的课本,课外阅读进步的报章杂志作品,成长中很难不受新文学的影响。不过写作纯属个人行为,作品自然反映作者各自不同的个性、情趣和风格。我生性不喜趋时、追风,所写大都是心有所感的率性之作。我也从未刻意回避大家所熟悉的“现代气息”,如果说我的作品中缺乏这种气息,很可能是因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上承传统,旁汲西洋,背负着过去的包袱太重。

  笔会:创作与翻译,是您成就的两翼。特别是历经“大跃进”、“文革”等困难年代、最终完成《堂吉诃德》的翻译,已是名著名译的经典,曾作为当年邓小平送给西班牙国王的国礼。很难想象这个工作是您47岁自学西班牙语后开始着手进行的。您对堂吉诃德这位骑士有特别的喜爱吗?您认为好的译者,有良好的母语底子是不是比掌握一门外语更重要?

  杨绛:这个提问包含两个问题。我先答第一个。

  我对这部小说确实特别喜爱。这也说明我为什么特地自学了西班牙语来翻译。堂吉诃德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眼前的东西他看不见,明明是风车的翅膀,他看见的却是巨人的胳膊。他一个瘦弱老头儿,当然不是敌手,但他竟有胆量和巨人较量,就非常了不起了。又如他面前沙尘滚滚,他看见的是迎面而来的许多军队,难为他博学多才,能数说这许多军队来自哪些国家,领队的将军又是何名何姓。这等等都是象征性的。

  我曾证明塞万提斯先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他的遗体埋在三位一体教会的墓园里;他被穆尔人掳去后,是三位一体教会出重金把他赎回西班牙的。虽然他小说里常有些看似不敬之辞,如说“像你妈妈一样童贞”,他也许是无意的,也许是需要表示他的小说不是说教。但他的小说确是他信仰的产物。

  现在我试图回答第二个问题。

  “作为好的译者,有良好的母语底子是不是比掌握外语更重要?”

  是的。翻译是一项苦差,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不仅了解字句的意义,还需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蕴,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作的内容按原样表达;内容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原文弦外之音,只能从弦上传出;含蕴未吐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达,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释或擅用自己的说法。译者须对原著彻底了解,方才能够贴合着原文,照模照样地向读者表达,可是尽管了解彻底未必就能照样表达。彻底了解不易,贴合着原著照模照样的表达更难。

  末了我要谈谈“信、达、雅”的“雅”字。我曾以为翻译只求亦信亦达,“雅”是外加的文饰。最近我为《堂吉诃德》第四版校订译文,发现毛病很多,有的文句欠妥,有的辞意欠醒。我每找到更恰当的文字或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就觉得译文更信更达、也更好些。“好”是否就是所谓“雅”呢?(不用“雅”字也可,但“雅”字却也现成。)福楼拜追求“最恰当的字”(Le motjuste)。用上最恰当的字,文章就雅。翻译确也追求这么一个标准:不仅能信能达,还要“信”得贴切,“达”得恰当——称为“雅”也可。我远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相信,一切从事文学翻译的人都意识到这么一个目标。

  2

  笔会:钱锺书先生天分、才学过人,加上天性淘气,臧否人事中难免显示他的优胜处。曾有人撰文感叹“钱锺书瞧得起谁啊!”杨先生,您为什么从来不承认钱先生的骄傲?

  杨绛:钱锺书只是博学,自信,并不骄傲,我为什么非要承认他骄傲不可呢?

  钱锺书从小立志贡献一生做学问,生平最大的乐趣是读书,可谓“嗜书如命”。不论处何等境遇,无时无刻不抓紧时间读书,乐在其中。无书可读时,字典也啃,我家一部硕大的韦伯斯特氏(Webster's)大辞典,被他逐字精读细啃不止一遍,空白处都填满他密密麻麻写下的字:版本对照考证,批评比较等等。他读书多,记性又好,他的旁征博引、中西贯通、文白圆融,大多源由于此。

  钱锺书的博学是公认的,当代学者有几人能相比的吗?

  解放前曾任故宫博物院领导的徐森玉老人曾对我说,如默存者“二百年三百年一见”。

  美国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哈里·莱文(HarryLevin)著作等身,是享誉西方学坛的名家,莱文的高傲也是有名的,对慕名选他课的学生,他挑剔、拒绝,理由是“你已有幸选过我一门课啦,应当让让别人……”。就是这个高傲的人,与钱锺书会见谈学后回去,闷闷冒出一句“我自惭形秽。”(I'mhumbled!)陪同的朱虹女士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还有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我一无所知。

 钱锺书自己说:“人谓我狂,我实狷者。”狷者,有所不为也。譬如锺书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中,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乖乖地把自己变成一具便于使用的工具,只闷头干活,不出主意不提主张。他的领导称他为“办公室里的夫人”,他很有用,但是不积极。

  人家觉得钱锺书“狂”,大概是因为他翻译《毛选》,连主席的错儿都敢挑。毛著有段文字说孙悟空钻到牛魔王的肚里,熟读《西游记》的锺书指出,孙猴儿从未钻到牛魔王的肚里,只是变了只小虫被铁扇公主吞入肚里。隐喻与原著不符,得改。

  钱锺书坚持不参加任何党派,可能也被认为是瞧不起组织,是骄傲。其实不然,他自小打定主意做一名自由的思想者(freethinker),并非瞧不起。

  很多人有点儿怕钱锺书,因为他学问“厉害”,他知道的太多,又率性天真,口无遮拦,热心指点人家,没有很好照顾对方面子,又招不是。大家不怕我,我比较收敛。锺书非常孩子气,这方面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但钱锺书也很风趣,文研所里的年轻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他又佩服又喜爱。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几十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对他又敬又爱的好友。

  笔会:钱锺书先生拟写的西文著作《<管锥编>外编》当初是怎样构思的?为什么没有完成?有没有部分遗稿?

  杨绛:钱锺书拟用西文写一部类似《管锥编》那样的著作,取名《<管锥编>外编》,起意于《管锥编》完成之后。这种想法并非完全没有基础,他生前留下外文笔记178册,34000多页。外文笔记也如他的《容安馆札记》和中文笔记一样,并非全是引文,也包括他经过“反刍”悟出来的心得,写来当能得心应手,不会太难,只有一一查对原著将花费许多精力时间。锺书因为没有时间,后来又生病了,这部作品没有写成。

  钱锺书开的账多,实现的少;这也难怪,回顾他的一生,可由他自己支配的时间实在太少太少,尤其后半生。最后十来年干扰小了,身体又不行了。唉,除了遗憾和惋惜,还能说什么呢?

  笔会:在您翻译的四部作品中,《斐多》是您的跨界之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进入哲学,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愉快、高尚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这本对治忧愁的译作,有纪念钱先生的特别意义吗?

  杨绛:1997年早春,1998年岁末,我女儿和丈夫先后去世,我很伤心,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因为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

  我选定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我按照自己翻译的习惯,一句句死盯着原译文,力求通达流畅,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

  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我译前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感到女儿和锺书并没有走远。

  应该说,我后来《走到人生边上》的思考,也受到《斐多》的一定启发。

  笔会:听说《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二十册即将出版,是吗?

  杨绛:这个消息使我兴奋不已。我要向北京商务印书馆内外所有参加这项工程的同志表示感谢。《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依据钱锺书手稿影印而成,所收中文笔记手稿八十三本,形制各一,规格大小不一,因为年代久远,纸张磨损,有残缺页;锺书在笔记本四周和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写满小注,勾勾画画,不易辨认。锺书去世不久,我即在身心交瘁中,对他的全部手稿勉行清理和粗粗编排,此中的艰难辛苦,难以言表。此次商务组织精悍力量,克服种种困难精心编订目录,认真核对原件,核对校样,补充注释,工作深入细致,历时三年有余,成效显著,这怎使我不佩服和感激莫名!相信锺书和襄成此举的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同志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2003年出版时,我曾作序希望锺书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能对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有用;现今中文笔记出版,我仍这样想。私心期盼有生之年还能亲见《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出版,不知是否奢望。

  3

  笔会:杨先生,您觉得什么是您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最值得骄傲的品质,能让人不被摧毁、反而越来越好的品质?您觉得您身上的那种无怨无悔、向上之气来自哪里?

  杨绛: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是肯吃苦。因为艰苦孕育智慧;没有经过艰难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有了亲身经验,才能变得聪明能干。

  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我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上海终将回到中国人手中。我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

  我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如我们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我们同自愿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家、文化人泾渭分明,不相往来。

  有一天,我和钱锺书得到通知,去开一个不记得的什么会。到会后,邻座不远的陈西禾非常紧张地跑来说:“到会的都得签名。”锺书说:“不签,就是不签!”我说:“签名得我们一笔一划写,我们不签,看他们怎么办。”我们三人约齐了一同出门,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扬长而去,谁也没把我们怎么样。

  到“文化大革命”,支撑我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对文化的信仰,使我得以面对焚书坑儒悲剧的不时发生,忍受抄家、批斗、羞辱、剃阴阳头……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我绝对不相信,我们传承几千年的宝贵文化会被暴力全部摧毁于一旦,我们这个曾创造如此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会泯灭人性,就此沉沦。

  我从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发,对外小心观察,细细体味,一句小声的问候,一个善意的“鬼脸”,同情的眼神,宽松的管教,委婉的措辞,含蓄的批语,都是信号。我惊喜地发现: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许多革命群众,甚至管教人员,虽然随着指挥棒也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挥拳怒吼,实际不过是一群披着狼皮的羊。我于是更加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笔会:能谈谈您喜欢的古今作家吗?

  杨绛:这个题目太大了,只好作个概括性的回答。我喜欢和人民大众一气的作家,如杜甫,不喜欢超出人民大众的李白。李白才华出众,不由人不佩服,但是比较起来,杜甫是我最喜爱的诗人。

  笔会:杨先生,您一生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可是,在您生命中如此被看重的“自由”,与“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却始终是一物两面,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深自敛抑、“穿隐身衣”,“甘当一个零”。这与一个世纪以来更广为人知、影响深广的“追求自由,张扬个性”的“自由”相比,好像是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

  杨绛:这个问题,很耐人寻思。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决不还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我会说:“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为我当杀人犯呢?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儿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笔会:孔子“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那一段话,已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个生命的参照坐标,不过也只说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期颐之境,几人能登临?如今您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吗?能谈谈您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吗?

  杨绛: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newexperi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

  树上的叶子,叶叶不同。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发生。我每天从床上起来,就想“今天不知又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八段锦早课,感受舒筋活络的愉悦;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要求自己待人更宽容些,对人更了解些,相处更和洽些,这方面总有新体会。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笔会:有人认为好性情只能来自天生,但您的好性情,来自您一直强调的“修炼”。您大部分作品是70岁以后创作的,堪称“庾信文章老更成”的典范。您认为“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您看重曾参所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走到人生边上》的自问自答中,您得出的结论是“天地生人,人为万物之灵。神明的大自然,着重的该是人,不是物;不是人类创造的文明,而是创造文明的人。只有人类能懂得修炼自己,要求自身完善。”“这个苦恼的人世,恰好是锻炼人的处所,经过锻炼才能炼出纯正的品色来。”对您这些话,我没有疑问,也不求回答。在此复述一遍,只为给您一个响应。

  最后问一下,您和钱锺书先生作品收入所得设立的“好读书奖学金”是怎么运作的,运转得好吗?

  杨绛:由钱锺书和我的作品收入所得、于2001年建立的“好读书奖学金”,设在我们的母校清华大学。截至2011年5月为止,基金已由起初的72万元,增至929万元。为268名品学兼优的清华学子颁发了奖学金,获奖的学生中有的也是我和钱锺书作品的读者。他们手写书信给我,谈谈自己的成长和校园生活,我由此得知现代大学生的一些状况和心态。有的同学说我与清华同岁,邀我百年校庆时回校与清华同过生日。我曾请获奖同学来家作客。大家说说笑笑顶高兴。他们争着翻阅钱锺书批注的韦氏大辞典,对老学长的精深细致惊叹不已。

  “好读书奖学金”由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管理,他们运作很好。我们的信托协议中有约: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在享有钱杨作品的财产权利的同时,有保护钱锺书、杨绛作品著作权及其人身权利的义务,我对基金会认真履行约定感到满意。

  “好读书奖学金”在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众多的项目中,基金数额不是很高,但他们很重视这项奖学金的人文含蕴和它背后的故事,我们合作愉快。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会长贺美英女士是贺麟先生的女儿,我们住干面胡同时的邻居小友,她和基金会的同志对我很关心,常来看望,大家成了朋友。钱锺书逝世十周年,基金会请来锺书在社科院的同事罗新璋、薛鸿时先生演讲,介绍钱锺书的学术人生。夜晚,同学们聚集大草坪,用烛光、朗诵和提琴演奏追思他们的老学长。我年老,未能身临其境,但深为他们的真诚感动。

  4

  笔会:亲爱的杨先生,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赞美您有“种子之性”,柔弱,又坚韧,深自敛抑,且一生有少女相。我的几位师友看了,觉得文章还少了一层意思,那就是“种子的信仰”。我现在把他们特意找出来的梭罗的这首诗抄在这里,献给您,真的算恭恭敬敬为您拜一个寿——

   Though I do not believe

   that a plant will spring up

   where no seed has been,

   I have great faith in a seed.

   Convince me that you have a seed there,

   and I am prepared to expect wonders.

   ——Henry David Thoreau

   我不相信

   没有种子

   植物也能发芽,

   我心中有对种子的信仰。

   让我相信你有一颗种子,

   我等待奇迹。

   ——梭罗

   恭祝您健康快乐,智慧平安!

  杨绛:我一向把理解我作品的读者当成知心的朋友,感谢朋友们多年对我的关心和鼓励。我现在很好,很乖,虽然年老,不想懒懒散散,愿意每天都有一点进步,better myself in every way,过好每一天。

  我从年初开始,再次用毛笔练小楷,抄写锺书的《槐聚诗存》,一天写几行。练练字,也通过抄诗与他的思想诗情亲近亲近,今天(6月19日)凌晨两点,全部抄完。

  我有时也写点小文章,多属杂忆与杂写之类,等将来攒到一定数量,当结集出版请大家指教。

              答报情痴无别物

               —钱钟书与杨绛

                                 岚枫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

              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钱钟书

  1932年,春,古月堂。

  1932年的清华女生宿舍,有个很典雅的名字,叫“古月堂”,入夜时,古月堂前常常站着等女友的男生,他们把“约会”戏谑为“去胡堂走走”。

  那时候的清华同现在并无二致,男多女少,女生都是被宠爱的。古月堂不设会客室,男生们便都立在门口,无论春冬,无论寒暑,古月堂前总能看到一两个焦灼的身影,眼巴巴地盯着大门,盼着那一位千呼万唤始出来。

  在那些等待的身影里,有一位面容俊朗的男子,他名叫钱钟书,是清华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在西语系,他是有名的才子,当时,他,曹禺,颜毓蘅被大家称为“三杰”,他又格外出众些,教文学的吴宓教授称赞他:“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为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

  他是江苏无锡人,出身名门,他的父亲钱基博是近代著名的古文家,曾先后担任过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校的教授,他的母亲姓王,是近代通俗小说家王西神的妹妹。他在家中是长子。

  他的中学时代就读于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辅仁中学,两所学校都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注重英文教育,他因而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而他的国文由父亲亲自教授,也渐渐有了深厚根基,他的古文造诣远高出同龄人,未考入清华之前,就以代父亲为钱穆的《国学概论》一书作序,后来书出版时就用的他的序文,一字未改。

  他的国文和英文很好,数学却极差,幼年时他读《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唐》,孙悟空,关云长,李元霸使用的武器斤两却能记得一清二楚,却不识得阿拉伯数字。他是1932年春考入清华的,入学考试时,他数学得了零分,本来是不能录取的,但因为他中英文特别出色,校长罗家伦就决定将他破格录取。因着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他一入清华,文名就已传遍了全校。

  他并没有让罗家伦失望,清华的课业素以繁重著称,别人都挑灯夜读,他却不仅轻松学完本专业的课程,还有余力钻研中国古典文学。他的读书数目之多,涉猎范围之广,让同班同学叹而观止。他的一个同学饶余威就曾感叹过:“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

  他在文科方面有一种卓然的天赋,记忆力超群,过目不忘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恋书成痴,读书于他全然不是一件必须去完成的任务,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他无书不读,连辞典都看得饶有兴趣,在读书中,他能感到无上的愉悦。

  他要等的这个女孩子名叫杨绛,她小他一岁,完全是他的同道中人,将阅读视作生命。

  杨绛是今年考入清华的,在西方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就读。她和他是同乡,也是江苏无锡人,但后来定居苏州。她的家世背景丝毫不亚于他,在苏州,杨家是有名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杨荫杭是著名的律师,他曾赴美日两国留学,获宾西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他创办过无锡励志学社和上海律师公会,担任过上海申报编辑,历任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等职。他有两部有名的著作《名学》《逻辑学》,流传后世,连钱穆也说深受其影响。杨绛还有一个姑母,名叫杨荫榆,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后来,在日军攻陷上海时为维护学生而被枪杀。

  她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先后就读于北京女高师附小,上海启明女校,苏州振华女中,成绩都很优异。她开始念书的时候,喜欢在课堂上淘气,她玩一种吹小绒球的游戏,吹着吹着就笑起来,老师看到了生气,就让她站起来回答课文内容,谁知她竟全能准确无误的答上来,老师十分惊讶。自小就聪颖异常的她很得父母和姑母杨荫榆的喜爱。

  十七岁的时候,她考入了江苏东吴大学,一年后分科,她选了政治系。可其实她的兴趣并不在政治,她喜欢文学,可是当时东吴大学并没有文学系,文科里比较好的法预科和政治科,她想选法预科,这样将来可以做父亲的助手,还可以接触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可以为写小说积累素材,可是父亲并不同意她学法律,大约是他觉得社会黑暗,宪法如同虚设,从而对法律失了望,又抑或他觉得法律沉重,于一个女孩子并不相宜,总之,他坚决不要她当他的助手,于是,她只好改了政治系,因为不喜欢,她对课程只是敷衍了事,大部分时候都呆在图书馆里阅读文学书,三年下来,她对文学的兴趣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大三时,她得到了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可以去美国留学,可是奖学金并不包括生活费,美国生活费昂贵,她不想增添家庭的负担,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她压根就不打算继续攻读政治,她并不觉得洋学位多了不起,她宁可考清华的文学研究院,她想去中国最好的大学念自己最喜欢的文学。

  她果然考入了清华,一入学,她便赢得了梁宗岱先生的赞赏,那时候,梁先生教教法语,第一堂课是听写,她的程度令梁宗岱刮目相看,他问她法语是什么学的,她坦然道:“自学。”

  杨绛的才气和聪慧并不亚于钱钟书,他和她,一个是出身名门的才子,一个是书香门第的才女,门当户对,佳偶天成,连她的母亲都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他们在清华一起呆了一年,1933年的夏天,钱钟书毕业了,因为他格外出众的才华,清华希望他留校继续攻读硕士,可是,他拒绝了。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自学能力,而且水平并不比在校的研究生差,没必要在同一间学校再学重复的东西,在文学上面,他向来是极自信的。

  当时,他的父亲在上海光华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他便应了父命,去了光华大学任教。

  杨绛还没有毕业,继续留在清华读书,他们第一次短暂分开。

  他离开后,写了许多信给她,他做了很多情诗,皆是旧体诗,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缠绵悱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答报情痴无别物,辛酸一把泪千行。

  依穰小妹剧关心,髾瓣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

  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风声测测寒;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苦雨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这首诗写得文辞典雅,情深意切,放在唐宋佳作中也毫不逊色,他还写过一首诗,内有一句“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运用的宋明理学家的语句,他从不写当时流行的新诗,一律用旧诗体,旧体诗需对仗工整,且讲究平仄,比新诗难做,他却写得挥洒自如,他还自负地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他的才气就是在这样的小事处也会一一彰显。

  他的诗虽做得好,她回信却并不多,她对他说,她不爱写信,他有些抱怨她,“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后来,他写《围城》,还念念不忘这段往事,《围城》里的唐晓芙也不爱写信。

  大约是钱钟书写信写得太勤,连父亲钱基博也看出了端倪,有一天,老先生擅自拆了杨绛的一封信,从而对杨绛大加赞赏,原来那封信是杨绛写来和钱钟书讨论婚嫁问题的,他这么写:“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钱基博看完,也不问钱钟书的意见,自作主张提笔给杨绛回了一封信,夸奖她明理懂事,并郑重其事把儿子“托付”给她。

  有了这一出事,钱钟书和杨绛的关系从此被双方父母知晓,两人所在的家族都是当地名门,于是,双方父母便循照旧礼,为两人订婚。他由父亲领着,上杨家拜会杨绛的父母,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为男家女家的媒人来“说媒”,他们还在苏州一家饭馆里举办了订婚宴,请了双方族人及至亲好友。

  他和她本是自由恋爱,结合却沿着“父母之名,媒妁之言”老老实实走了一遍程序,他觉得这事颠倒了,她也觉得很茫然,“茫然不记得‘婚’是怎么‘订’的,只知道从此我是默存的‘未婚妻’了。那晚,钱穆先生也在座,参与了这个订婚礼。”默存是他的号,她喜欢叫他默存,而他也喜欢叫她“季康”,季康是她的号。

  订婚后,他仍在光华大学授课,她回清华继续念书,她还有一年毕业,这时的她,在清华已经崭露头角,在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写作”课上,她教过一篇作业,叫《璐璐,不用愁!》,描写青春期少女的三角恋爱心理,细腻动人,朱自清很是赏识,推荐给《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后来这篇文章还被选入了由林徽因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小说选》中,出版时题目改为了《璐璐》,署名是季康,那本集子一共选了25位作家,共30篇作品,和她一起选入的还有沈从文,萧乾,老舍,李健吾,凌淑华……,都是当时的名家,她以一篇学生习作被选,难得可贵。

  她这么文才出众,又是大家闺秀,在男多女少的清华自是极受瞩目,虽已订婚,但终究还未成婚,未婚夫又不在身边,所以,爱慕她的人不在少数,“杨绛肄业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七十余人,谑者称杨绛为七十二煞。”但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她不太在意自己的相貌,从来都不觉得自己生得美,很多年后,有人为钱钟书做传,她还特意写信声明:“我绝非美女,一中年妇女,夏志清见过我,不信去问他。情人眼里则是另一回事。”

  钱基博并没有看错,她一直都是理性明慧的女子,世间女子,大凡听到别人夸自己美,就算有一两个面上不露出来的,也会在心中暗喜,她却是例外,其实那些不相干的外人看她美不美又什么要紧,只要在情人眼中她是美的就行,也只有情人的认可方是真的赞誉。对容貌一事,她极是通达,所以,她没有在清华一干男生的追求中昏了头脑,飘飘然自恋成“公主”,一如她的文,她的人也一直保持着内敛和素净。

  又过了一年,1935年春,钱钟书参加了教育部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将英国退还的庚款用做国内青年去英国留学的奖学金,但这种公开招考的录取名额极为有限,英国文学就只有一个名额,钱钟书以绝对优势名列榜首,顺利地拿到了这个名额。

  消息传来,杨绛极为高兴,有哪一个念西方文学的人不向往英国呢?莎翁,狄更斯,曼殊菲尔……那些英伦作家的名字在课本里如雷贯耳,而他们描写的那个国度,那多雾的伦敦,那泰晤士河上迷蒙的晓雾,那些优雅的英国绅士和穿苏格兰格子裙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如梦境般在她的世界里夜夜上演,三年前,她拒了威尔斯利女子学院,这一次,她连毕业都等不及了,迫不及待向同他一起离开,能和志同道合的心爱男子,去梦想之地游学,这当是年少时最叫人愉悦的事了。

  她同教师商量,用论文形式代替考试,提前一个月毕业了,七月中,他们正式完婚。

  婚礼仪式一共两场,杨绛娘家的那场采用西式,新娘披长纱,有为新娘提花篮的花女、及提拖地长纱的花童,有伴娘伴郎,还有乐队奏曲,新郎新娘鞠躬为礼,戴戒指,并在结婚证书上用印,而迎娶至无锡后,钱钟书家的那场,拜天地,敬高堂,入洞房,一切礼俗和仪式都按照中国传统的来。

  他们的婚期正当酷暑,仪式冗长繁琐,他穿的黑色礼服,浆洗过的挺直领圈已被汗水浸得软耷,她被白婚纱一层层紧实裹着,早已从头到脚湿透,仿佛从水里捞了出来,他们一起步入席间,给宾客敬酒,在忙乱和喧哗中,偶尔相顾一笑,天气炎热,彼此的眼神却格外清明。

  从前,她和他提起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她有些自豪道,他说,清末状元张骞曾称她的父亲杨荫杭为“江南才子”。不想他也把张骞致他父亲的信拿给她看,原来在信中,张骞也称钱基博为“江南才子”,她哑然失笑。

  “江南才子”是否张骞敷衍送人的,不得而知,但她与这赞誉却是缘分非浅,她“从一个‘才子’家到又一个‘才子’家,”而且,她嫁的男人,也一样担当得起这四个字。

  一个月后,他们双双离开了江南,从上海起航,乘船去了英国,有关婚礼的繁琐杂事

  都已经尘埃落定,他们终于有了两人平静相对的时光。

  船行海上,猎猎的风吹过,空气中有咸凉的气息,他们都是第一次离家万里,旅途又漫长无际,不知何日才能抵达彼岸。遥望苍茫的海面,她陡然生了一种既甜蜜又惶恐的心情。

  她常听他说自己“拙手笨脚”,现在她才知道原来这个鼎鼎大名的才子分不清左右手,不会系鞋带上的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也是一手抓,在生活上,他完全失去了“翩翩风度”,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处处依赖他,这叫她想起一个古老的词来,“相依为命”,这一辈子,她都要照顾他了,虽然她也自小娇生惯养,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牛津大学秋季开学是十月份,他们抵达牛津时,学校还未开学,他已由官方安排妥当,进入Exeter(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而她也接洽女子学院,希望能继续攻读文学,可是文学的名额已满,只能修历史,她又不肯,于是,她做了牛津的旁听生。

  她偶尔去听课,大部分时候,她都呆在图书馆里,牛津的图书馆古老而恢弘,中世纪建筑宛若一座城堡,还在东吴大学念书的时候,她便在图书馆中寻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如今,到了以藏书丰富著称的牛津图书馆,又有大把空闲时间,她开心异常,于是定了计划,比照着文学史,一本一本读书。

  午后阳光从高大的窗户里照入,在她的笔记本上洒下疏落的影,她坐在临窗的桌前,读着架上的文学典籍,因是上课时分,馆中学生很少,偌大的厅中,常常只有她一人,那样的清静,连她写字的沙沙声也清晰可闻。

  下课或放假的时候,他也会过来,两个人一起伏在桌上读书,有时候,他们也去市区的图书馆,那里可以借到十九世纪作品和通俗书籍,他们抱上一堆书回家,入夜了,街上的灯一盏盏亮起来,高大的警察慢吞吞走着,挨家挨户检查大门是否关好,邮差也识得他们,半道上遇上了,就把家信给他们,小孩子会和他们要信封上的中国邮票。牛津就是这样静好的小地方。

  他在牛津拿到学位之后,他们又一起去了法国巴黎大学念书。巴黎大学比牛津自由,他们更加肆意的读书,他们除了英文,还读许多法国作家的书,比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尤其是他,不仅读法文,还读德文,后来又加上了意大利文,他们的阅读量叫人叹而观止。

  除了一起读书,他们还一起读诗背诗,中文的,西文的,都来者不拒,他们还喜欢比照着书中的描写一起看风景,看到不同的房子,就一起猜测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家,看到人流中的各等人,就猜测那人有怎样的身份。

  他们有了一个孩子,一个健康漂亮的女孩,他们叫她“阿圆”,她生阿圆的时候,他天天守在她床前,她住医院,他在家和医院两头跑,他老闯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

  他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她每次都笑咪咪的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不过,她出院回家的时候,他却为她炖了鸡汤,还剥了嫩蚕豆搁在汤里,他做得很好,而她也真的把他做的“坏事”都修好了。

  就这样,自小被仆妇照顾的他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从没做过饭的她摸索着学做菜,犯了几次把扁豆壳丢了之类的错之后,居然也做出像模像样的红烧肉,而“拙手笨脚”的他不仅学会了划平生第一根火柴,还包办了他们的早餐,他做的早餐还很丰盛,有香浓的奶茶,煮得恰好的鸡蛋,烤香的面包,黄油果酱蜂蜜也一样不少。

  在牛津和巴黎的数年,是他们最快活的时光,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很多年后,有个叫金庸的武侠小说家,曾在他的《射雕英雄传》中写过一对夫妻,黄药师和他的妻子阿蘅,这虚构的情侣像极了他们,都是聪明骄傲才华卓越的男子,和才智足以与他们并驾齐驱的妻子,只不过黄药师和阿蘅是幻想中的神仙眷侣,而他和她,是红尘俗世里的珠联璧合,有谈诗论文心犀相通,有柴米油盐磕磕碰碰,方叫圆满。

  他们在巴黎呆到了1938年,那年秋天的时候,他们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到了战火硝烟的中国。

  当时,清华北大为避战乱,都已南迁至昆明,共同成立了西南联大,他应清华的邀约,将往西南联大教书,而她的家人避难到了上海,母亲在逃难时去世,三姑母杨杭荫为了保护学生被日军枪杀,她急于回家安慰悲伤的父亲,于是,他们中途分开,他从香港去昆明,而她带着女儿,独自回上海。

  她在上海,一方面照顾父亲和阿圆,另一方面帮着母校振华中学筹建上海分校,还当了一位富家小姐的家教,工作虽辛苦,却有亲情的安慰,他远在昆明,却过得并不如意,他本就才高过人,如今留学归国,学术更是精进,在中国,出头鸟总是被打的,更何况他并不是擅于掩饰的人,与他不相投的人,他一概不放在心上,还常有戏谑之语。他是文字高手,往往只用一两个字便尽显讽刺刻薄之能事,放在西方,这是文人的幽默,放在中国,他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他在西南联大只呆了不到一年就离开了,正好他的父亲也在湖南蓝田师范任教,他便也去了湖南,他在那里干了两年,组建了师院的外语系,1941年暑假,他获悉清华将重聘他回校任教,于是他辞去了蓝田师范的职务,回了上海,他住在家中,一心一意等清华的聘书。

  可是,聘书迟迟未寄,他离开西南联大的时候,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当时梅贻琦校长亲自发电报挽留,可他却没有收到,直到清华校方又发电报来问他为什么不回梅校长,他才得知之前梅校长发过电报,可那时他已经往蓝田师院赴任。

  两封信件都“失踪”得这么凑巧,他是聪明绝顶的人,何尝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据说,他受排挤,是因为他说过一句话:“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笨,吴宓太迂”,这句话他有没有说过,已不得而知,吴宓是赏识他的,为了他还和清华据理力争,称清华无容人之量,但是,在西南联大时,他也真的得罪了叶公超和陈福田,不管是不是为着这句话。

  他是心高气傲的人,碰了两次钉子,自然不愿再回到不受欢迎之处去,于是,当陈福田来上海完成聘他的任务时,仍没收到聘书的他,客气的拒绝了。

  他留在了上海,他们一家在这沦陷的孤岛一呆便是八年。

  日军攻占了上海,振华分校也解散了,那位富家小姐也高中毕业了,于是,她换了另一份工作,做工部局半日小学的代课老师,而他在震旦女子学院授课,还收了两个拜门的学生。

  她的父亲去世了,他家的经济条件也已大不如前,他们不愿向家中求助,她赶很远的路去郊区上课,辞了佣人,包揽了一切家务,自己劈木柴,和他一起自制煤饼,他也一再要求震旦给他加课时,两人纵是这样辛苦,仍敌不过物价飞涨。

  贫穷摧毁了他们一家的身体,她持续不明原因低烧,他几乎每年生一场大病,他们的宝贝“阿圆”也得了骨结核差点死去。比之他们在巴黎在牛津的美好岁月,这是一段太过艰难的岁月。

  可是,他们的日子依然过得生动有趣,她劈柴做饭的时候,戏称自己做了“灶下婢”,他逗女儿,有什么好吃的总“欺负”她,说“baby no eat”(宝贝不能吃),看她发愣便哈哈大笑,他乘女儿睡觉,在她的肚皮上画鬼脸,他总和她一块淘气一块闹。

  生活的艰难,没有折损他们事业的辉煌,他写出了著名的《围城》,这部作品让“钱钟书”这个名字被世人铭记,她翻译出版了《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随铁大少回家》,创作了四幕喜剧《风絮》,被李健吾赞誉道:“我们开始发表杨绛女士的《风絮》,她第一次在悲剧方面尝试,犹如她在喜剧方面的超特成就,显示她的深湛面有修养的灵魂。”

  战争终于在1949年结束了,那年夏天,他们被清华聘请,回到了北京,开始了新中国的生活。

  他们没有选择离开,就像在牛津时他不肯放弃中国的奖学金投靠外国富翁改行读哲学,他们并非无路可走,可是他们留在了自己的祖国,而留下来,也不是为了唱“爱国调”谋什么高职,“我们不愿逃跑……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不愿做外国人。”

  这八年并不是他们生命中唯一的艰难,后来,他们还经历了同样艰难的文革岁月,他们被下放至干校的时候,她被罚去种菜,他担任干校通信员,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十年文革,他写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考证与评论著作——《管锥篇》,所引中外著作上万种,作家四千余人,而她译著了讽刺小说巅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诃德》。

  当时光流逝,生活褪去最初的华彩,逐渐呈现粗粝面目,她不再是当初不识柴米油盐的苏州小姐,他也不再是古月堂前吟诗作赋的翩翩少年。

  战乱和贫穷改变了许多东西,但总有些东西永恒不变。

  那便是“风骨”。

    杨绛这一百年

                            高群

   有时候,活着本身,就是一件艰难且漫长的竞赛。

  尚是杨绛80岁寿诞时,夏衍曾为其题词:“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才有识,独铸伟词。”20年后,题词人已仙去,而杨绛仍活着。

  她在这世界上,已经整整百年。她是钱锺书夫人,是文学、翻译大家,是上世纪知识分子风华年代的亲历者。她的存在,是这凡俗人间的一丝光亮。

  钱锺书在世的时候,几乎不见媒体记者。钱锺书去世后,杨绛也如出一辙,她曾对记者说:“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

  然而,罕逢百年寿喜,出版界也迎来了盛世,形如《百年风华:杨绛传》等一批相关图书问世。即便杨绛本人低调,她的人生,仍是值得一书。

  “缘起一面”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绛在上海读书。从小就学习好,但最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绛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不能坐等,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3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空。入学考试结束后,杨绛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同伴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

  杨绛初见钱锺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季康(杨绛原名)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孝通此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跟杨绛做普通朋友。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锺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钱锺书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费孝通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

  “牛棚”岁月

  1966年 “文革”爆发,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等等。3天后,钱锺书也被打成“牛鬼蛇神”。

  1969年11月,钱锺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罗山县。次年7月,杨绛也被下放到那里,被分配在菜园干活。菜园距离钱锺书的宿舍不过10多分钟的路。当时,钱锺书负责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后来,钱锺书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文革”结束后,杨绛和钱锺书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他们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沉溺于自己的学问事业。即便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

  “打扫现场”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与钱、杨二先生相比,作为女儿的钱瑗实在是太普通了。直到杨绛的《我们仨》面世之后,爱女钱瑗才始为公众所知——她外语才能精湛,学识渊博,目光敏锐坚定,在大学任教时便勇于创新,开创了“实用外语文体学”。在杨绛眼里,“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

  因肺癌转脊椎癌,钱瑗1997年去世。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翌年12月,相伴了60多载的丈夫钱锺书又离她而去。遵循钱锺书遗嘱,后事一切从简。杨绛一直陪送钱锺书的遗体到焚化炉前,久久不肯离去,难舍难分。

  两年间失去了两个至亲之人,只留下87岁高龄的杨绛孑然一身。这个打击几乎致命,但她以那羸弱的身躯挺过来了。这让杨绛对生、老、病、死有了透彻的领悟,希望自己能够“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锺书语)。家里的一切都保持女儿和丈夫在世时的旧样。

  晚年,杨绛开始“打扫现场”,以惊人的毅力整理钱锺书的手稿书信,钱锺书的手稿多达7万余页,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惊叹。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至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2003年,《钱锺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几年来,杨绛以全家3人的名义将高达数百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

  闭门谢客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非常过时的柜子、桌子,老旧的样式,始终安之若素,室内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是浓浓的书卷气。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

  如今,杨绛已是期颐之年,却仍笔耕不辍,每天伏案工作。杨绛一直非常低调,有一年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对此,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

  闭门谢客的杨绛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她曾对记者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打扰特别多,尤其是电话太多,我真担心自己的时间是不是就这样被消耗掉。你能不能代我转达给那些想来采访或看望我的朋友们,杨绛谢谢他们的关心,但千万不要过来看我。你想,即使大家来了,就算同我聊了一天,又能怎么样?我们也不可能只凭这一天交谈就成了朋友吧,还是请大家给我留些时间吧,那样我写些文章出来,大家看到后就权当写给大家的一封信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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