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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秘书长林建海： 全球经济正变得更具复杂性和互联性 本报记者 杨逸淇 由IMF内部培养，并于去年出任IMF秘书长这一要职的林建海，在此次访谈中着力向读者解释了IMF的职能和运作方式，并就金融危机爆发5年后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中发生的变化，以及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我刚进入IMF时，只有两个中国雇员，现在有120多位了。”林建海是IMF内部培养的人才，他深刻经历和感受了IMF和中国的变化。 1980年，当中国恢复在IMF的合法席位时，林建海尚在北京对贸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没有预料到自己和这个国际性机构会有任何交集。 1989年，拥有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金融博士学位的他进入IMF，听到的是这样的讨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是彻底的变化。而中国进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这是渐进式的变化。这两种变化哪种会取得成功？”当初，IMF内部大多数人认为，是前者。但是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很成功。 2012年3月，林建海被任命为IMF秘书长，成为IMF成立以来首位获任此重要职位的中国籍雇员。 上个月，林建海回国休假之际在上海作了题为“全球挑战与策略应对”的演讲，并接受本报专访。 言谈之间，林建海特意提议，借采访之机对IMF的职能和运作方式做一清晰解释。针对经济学家对IMF“有条件地”批准经济援助的批评，他说，IMF执行董事会一年需要召开400来次会议，IMF也一直在自我评估并学习改进，尽其最大能力帮助成员国度过这次金融危机。 他指出，从两千年的历史来看世界GDP，很久以前，中国、印度和欧洲引领着世界的发展。展望未来，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将会提高，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重返未来”。 “中国的改革是明智之举，”林建海不时向记者强调。 解决高失业、高负债的根本是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 文汇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有5年，最严重的时刻显然已经远去。但《二十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领导人宣言》认为，世界经济复苏势头还相当微弱，世界各地区经济增速还存在较大差距，风险仍在加剧。您认为全球经济真正走出危机阴影面临哪些挑战？如何认识不同经济体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林建海：当前全球经济仍面临着诸多挑战。第一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增长不均衡。全球经济在复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三种局面：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中表现良好，但近期发展势头减弱，市场不确定性增加；一些国家仍然任重而道远，比如欧元区；还有一些国家介于两者之间，比如美国，其经济呈现好转迹象，但仍需努力。 第二是大范围的、持续的高失业率。据估计，全世界有2亿人失业，其中，7000多万是年轻人，每5个失业者中有2个人的年龄在40岁以下。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大学毕业生。需要警惕的是，很多长期失业的工人会被认为是退出了劳动力大军，而不被统计。所以，实际的失业状况，只会更严重。失业问题在欧洲尤显突出。金融危机之前欧洲主要国家平均失业率为6.4%，危机发生后，许多国家的失业率高达两位数，其中，希腊、西班牙失业率高达30%。 第三是居高不下且仍呈上升趋势的政府债务。2007年，除日本之外，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远远低于通常所认为的60%安全水平线。如今，几乎所有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比例远高于100%，日本达到了250%。其原因来自三个方面：GDP增长非常低甚至是负值，国家税收的下降，为应对危机而发生的财政支出大幅增长。 上述挑战总结为“一低两高”：低增长，高失业，高债务。 第四是全球金融银行系统改革进展缓慢。全球金融、银行体系改革的重点包括会计标准、影子银行、数据缺失、金融衍生品市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改革、以及巴塞尔协议III等。其中，一些领域的改革已接近完成，而其他领域的改革还远未结束。 解决高失业、高负债的根本是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一战后的1918年，英国的公共债务达到其当时GDP的120%，为了降低债务，英国政府做出了巨大的财政调整努力，从1918到1933年，其每年的财政盈余都超过5%，在某些年份甚至接近10%。可是，当时的经济策略并没有奏效。债务水平从1918年的120%，增加到了1923年的195%，之后虽有小幅回落，但债务水平于1933年再次达到190%以上。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可是也深刻地说明，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单凭财政调整是很难达到降低债务的目的。纵观二战后一些国家努力降低债务水平的过程，无一不是漫长而崎岖的。加拿大，从占当时GDP115%的债务比率降到59%，用了12年；澳大利亚，从92%到29%，用了17年；新西兰，从148%到41%，用了28年；英国，从270%到47%，用了29年。 通常，政府可以采取宽松的财政或货币政策刺激内需或出口，解决增长与就业问题。目前的难题是，如果再采取财政刺激，公共债务就会进一步升高，而且许多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已经非常宽松，能够再次刺激经济的空间很小。因此，要解决“一低两高”的问题，政策的制定需因地制宜，结合强有力的中期财政整顿来降低风险，重建信心。财政政策必须是透明的、现实的、可预见的。具体地说，为了稳定市场预期，政策制定者需要一个详细的降低债务比率的中期计划，而这个计划必须得到具有约束力的立法或财政框架的支持。 文汇报：金融系统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影子银行问题。G20旗下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曾警告，对于影子银行的不断壮大，若全球不趁早预防，2015或2020年则可能再度爆发危机。对此您有何评价？ 林建海：据统计，全球范围内，银行和非银行部门的规模相近，各有100多万亿美元。如果把影子银行从非银行系统中分离出来，全球近三分之二的非银行活动都属影子银行范畴。粗略估计，影子银行规模约有65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110%。 但是，并非所有的非银行金融部门都是影子银行，影子银行也并非完全有害。影子银行也有积极的一面，它们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大多都对经济有利，因为它们促进了信用流通，补充完善了金融市场，也丰富了融资机会。 当然，影子银行的发展也给金融体系带来风险。首要难题是影子金融活动几乎不被监管，看不见，摸不着，相关数据非常不足。金融机构一方面没有收集并上报数据的动力；另一方面影子银行活动的复杂性也增加了统计难度。监管影子银行，最重要的是要用数据说话，严密监测其发展和风险。虽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绝对是势在必行。通常监管影子银行有两种方法：其一是间接通过银行调节；其二是直接限制影子银行活动，包括对冲基金、私募基金、证券回购市场、货币市场基金等。 文汇报：您如何评价新兴经济体市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应对之策？其面临的挑战又有哪些特点？ 林建海：与欧元区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在应对危机上表现相当不错。自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三得益于新兴市场，其中仅中国就贡献了约三分之一的世界经济增长。从国际贸易角度讲，25年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只占全球总额的16%，如今这一比例接近40%，并且呈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不过，新兴市场也面临着重重挑战。 首先，庞大的、高波动性的国际资本流动给经济带来一系列压力。在危机情况下，国际资本甚至可能在一夜之间逃逸，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打击。近期，许多新兴市场出现动荡，也是与资本外流息息相关的。 其次是快速的信贷增长。近年来，主要新兴市场的信贷增长仍处于较高水平，高于相应的名义GDP增长速度。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久而久之很可能引起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膨胀和影子银行的发展，给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压力和潜在风险。 第三是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大幅价格波动可能带来很多经济问题，比如，当商品价格走高时，出口国该如何管理和合理使用预算之外的收入？而进口国又该如何在满足进口需要的同时，保证财政和经常账目的平稳？ 第四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严重。1990年，中国平均每11个劳动力负担一个老人；2010年，降到9个；而到了2030年，据估计每4个劳动力就要负担一个老人。鉴于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文教卫生、社会保障和机构治理等多方面的不足，人口老龄化给它们带来的压力尤为明显。 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应对，则主要包括重建财政空间并防范风险冲击；实施谨慎的货币和汇率政策；促进金融体系的发展并加强监管；继续推动结构性改革，以高效率带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规模继续扩大，世界经济将“重返未来” 文汇报：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进行转型升级，这种转型赢得了全球商界领袖压倒性的肯定。但转型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您认为需要攻克那些难题？ 林建海：对于中国而言，过去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现在一个广泛的共识是，这种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需要改变。中国的发展必须转移到以内需为主动力，以高质量和福利共享为目标的增长途径上来。 中国“十二五”规划本着提高发展质量的原则，在社会、经济领域各方面为中期发展描绘了一幅壮丽的、共同进步的蓝图。那么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进的政策重点有哪些？首先，提高居民家庭收入和促进包容性是一项发展重点。其次，在劳动力成本日益提高、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的情况下，要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生产率和竞争能力。第三，要为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做好准备。虽然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可能要在若干年之后才出现，政府已开始采取措施，包括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并将更多资源投向养老金、医疗和教育。最后，要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加强风险管理，以确保中国的金融体系能够支持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 文汇报：您提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地要从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转型到以高生产率拉动增长的模式上来。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升级基础设施，改善商业环境，提高教育质量，保障广大民众的医疗和养老福利等等。于是，政府支出也就会逐渐增加。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林建海：我们的一项研究发现，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发达国家的公共开支占GDP的比重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从1950到1989年的40年间，财政支出从占GDP的20%，逐渐上升到70年代的30%，之后又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上升到GDP的40%左右。 有趣的是，如今的新兴市场，从人均GDP角度看，相当于50年前发达国家的水平。以此推理，新兴市场是否也会逐渐面临一个类似的公共支出增长的压力呢？ 其实，政府支出上升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关键在于如何合理、高效地把公共资源运用到最需要、最能产生回报的产业领域。同时还需要继续推进税收改革，以使得政府债务保持在稳定的、可持续的范围内。 文汇报：中国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对世界也将是新的、更大的机遇。基于此，您如何预测全球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 林建海：事实上，当我们专注于全球危机的同时，不应忽略身边悄然发生的一些变化，因为这些变化可能会对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两千年的历史来看世界GDP，很久以前，中国、印度和欧洲引领着世界的发展。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了，而美国和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 展望未来，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将会提高，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重返未来”。 从全球经济的组成来看，新兴和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总GDP的比重，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在未来10年内有可能从现在的55%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而这些国家的金融业也将取得长足发展。 从国家角度来看，今天美国GDP比重大于中国，然而到了2030年，中国很有可能成为比美国更大的经济体，同时印度经济规模也会继续扩大。 文汇报：那么，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林建海：它意味着全球治理的机遇和挑战。所有国家在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密切合作，而多边主义甚至会比今天更加重要。 随着收入和财富的崛起，人们对社会抱负、美好生活的追求也随之凸现。当我们的经济基础得到巩固以后，我们必须面对另一些挑战，一些出自对社会抱负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所产生的挑战，全球气候变暖问题、非政府组织的崛起、社交网络的兴起等等。 实现这一点同样需要制度建设，需要改善机构治理、提高透明度，需要继续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改革开放。这也意味着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共享的增长和可持续的增长。 IMF份额调整认可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 文汇报：您作为IMF的秘书长，能否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该组织的职能和运作方式？ 林建海：IMF是根据1944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签订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于1945年成立的。它与世界银行同时成立，并列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现在世界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扶贫，IMF则侧重于国际宏观经济的分析监控和调整。 从职能来讲，第一是进行双边和多边的经济磋商，展望中长期经济前景，并提出应对政策。其重点是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金融体系和其他结构性改革。第二是信贷，为受危机冲击的国家提供融资，帮助解决经济困难。IMF可用资金1万亿美元左右。我们常听到的“特别提款权”就是该组织于1969年创设的。第三是向成员国提供无偿技术援助，帮助成员国改善经济、金融机构，提高其运作能力，并向成员国官员提供诸多培训计划等。 目前IMF有188个成员国，雇员3000多名。中国是IMF的创始国之一，现在中国职员已经有120多位，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朱民现任副总裁。 执行董事会是IMF负责处理日常业务工作的常设机构。一年需要召开400来次会议，这些会议都是秘书部安排的。执董会由24位执行董事组成，基金总裁兼任执董会主席。美、英、德、法、日、中、俄与沙特阿拉伯各派一名执行董事，其他执行董事由其他成员国按选区轮流选派。非常重大的决策需要超过85%的配额通过，美国是IMF的最大股东，具有16.75%的份额。 文汇报：有经济学家认为，IMF的经济援助都是“有条件地”批出：受援国需要实行基金建议的经济改革，而这会影响国家的社会稳定，实际效果适得其反。IMF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就曾受到此类批评。您怎么看IMF在目前这场金融危机中的表现？ 林建海：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深化和网络的广泛应用，全球经济、金融活动正在变得更具复杂性和互联性。一个国家的问题很有可能通过贸易、金融、市场信心等渠道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发展成为一个更大范围的问题。IMF也在不断地努力，改革其监测职能和贷款政策，尽其最大能力帮助188个成员国度过这次危机。近年来，基金组织进一步放宽了经济援助的贷款条件，危机期间对非洲和其他低收入国家给予零利率优惠贷款，并根据国际宏观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不断调整其工作侧重点，深化对21世纪全球经济政策外溢作用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政策建议，包括2008年的全球财政刺激，欧元区银行资本重组，及有利经济增长的财政调整方案，等等。 当然，IMF一直在自我评估并学习改进。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国际经济金融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文汇报：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发达国家需要同新兴市场国家共同承担责任，需要给新兴市场国家更大话语权。就IMF而言，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林建海：IMF历史上不断地对其治理结构和份额进行审查和改革。最近的第14次份额总检查，是基金组织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份额与治理改革，也是一次最大规模的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调整。这次调整认可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地位和作用。该次总检查生效后，“金砖四国”（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将全部跻身IMF份额最高的十大成员国之列，其中中国投票权将位列第三。 文汇报：世界范围内曾经出现过多个国家和地区出资的外汇储备库，如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CMIM)，欧洲稳定机制(EMS)等。现在，金砖国家已就建立应急储备安排基本达成共识，并在不远的将来建立规模1000亿美元的联合外汇储备库。您对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未来“百花齐放”的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有何看法？ 林建海：这个设想中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属于一种国家间和地区内的融资安排，简称“区域融资安排”。它有着其特有的比较优势。比如，更了解、针对本地区的具体经济情况；有利于鼓励成员国之间互相监督、审查其经济发展和政策实施情况；甚至促进成员国政策协调和区域一体化，消除贸易限制，等等。而IMF具有更强的全球监测能力和更大的融资能力。 IMF也在探索与这些区域融资安排合作的可能性和途径，以便进一步加强全球危机预防系统。这些区域融资安排与基金组织之间的协同发展，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区域内特有的政策经济状况，交流经验和专业知识，并在全球范围内增强应对危机时可使用的资源。 另外，全球和区域金融安全网的携手共进不应仅限于危机期间。经济稳定时期持续合作会更有效地增强全球预防危机的能力。合作应遵循促进严格监测，公平监督的原则，并本着促进全球和区域金融及货币稳定这一共同目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