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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父亲在单位离了职之后，也不是整天呆在家里不出去工作。后来他加入了街道劳动服务站，由服务站介绍到一个活计，是替位于珠江河南面郊区地段的广州灯泡厂处理破碎的玻璃废料，把这些碎玻璃卖到中山县石歧镇一家工厂。老爸得使用箩筐扁担，在烈日下肩挑手抬地搬运碎玻璃。姐姐初中毕业后无出路，曾有一阵子也跟过老爸干过活。服务站扣除了灯泡厂的货款及服务站的劳务费，剩下不多的才是老爸的劳力所得。但老爸的工作不是规律性地常有，收入也就时有时无极不稳定。大哥读书至初中二年级因为被留级就干脆缀学了，也进了服务站，被派至广州市城建委勘测处当学徒，每天的工作是在外面跑，在需要建设的桥梁工程动工之前先进行一系列数据的测量，位于沙面的人民桥他们有份参与测量，建成后大哥还获得了一枚纪念章。被服务站扣除劳务费后每个月也能有十来块的工钱，后来还涨到二十多块，但不算正式职工，只是合同工。按说加上老妈每月寄回家的一百港元家用（那时折合约人民币四十元，后来更低，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只能换得三十来元)，在那个时期，与大多数有四五个孩子的普通工薪家庭相比，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应该不算太差，可恨的是老爸极不会持家，开销没有计划，手头松一点时就吃几顿好的，小时候记得家里曾吃过烤鸭、烧肉，也记得有一次吃过一个好甜好甜的木瓜。我们兄弟姐妹长大了，懂事会思考了，才会回想，那烤鸭烧肉、木瓜岂是我们这些人家可以吃的？大家都对老爸非常的不满。老爸这样做的结果是常常半个月就把一个月的用度花个精光。我童年乃至青年时代的记忆里，除了破烂的家，尽是老爸向亲戚借钱、问邻居借米、或把家里的东西拿去典当、后来当无可当就翻找旧书报杂志拿到收购站卖的场景，以及老爸永远愁苦的脸。
由于老爸一直没有给舅舅缴纳房租，我们一家在那满屋是床的窄小木板房也不能住下去了。舅舅寻了个由头，派她大女儿出面，三番五次要求老爸搬走。那时候，没有房屋租赁市场。解放后，很多私有物业被改造了，稍有空余的房子都由政府安排了由不是单位就是民众占住，就算有住得还算宽敞的人家，大多都不愿把房子出租给别人，一来政府核定的租金太低，二来怕租出去之后收不回来，所以那时候在市面上基本上找不到有出租的房子。好不容易，有一个邻居叫谢细的，在西村一个蔬菜公司任职司机，非常帮忙，他在他工作单位附近帮我们联系到了一个专门以房租收入维生的女业主，愿意租给我们一个房间。那时是一九六五年夏天。
老爸跟谢细去跟女业主商谈租赁事宜的时候也带上了我。我八岁了，听得懂也记得住大人们讲的话。这女业主是一个六十出头的老太太，矮胖，一脸横肉。原本跟谢细已经说好了月租是十六块，也许是吃定了老爸急切要租的心态，在我们坐下之后短短几分钟内，租金一再加码，最后以每月租金二十块钱确定下来。其实那个房间由房管局核定的公价才仅是六块钱，且这是给私房订的价，公房价会更低。谢细当时也租下了女业主那幢楼房三楼通往天台的楼梯屋里那个仅能以九十度角摆放一张小床和一张书桌的小房间，租金多少我不清楚，后来是谢细的一个兄长叫谢剂的在住着。
可是，花二十块钱高价租住的却是一个什么样的“房间”啊！它是由一道板障在一个单元的客厅里隔出一条走道变成的“头房”（“头房”后面有原装的三个房间）。据女业主说是十平方米。我们在里面左右两侧各安放了前文里的那张大床和小床，两张床头之间一字排开摆下了那个窄小的梳妆柜、书桌和那张马壶凳，多余的东西通通收在床底下，这基本就是我们一家五口的全部。由于是头房，有一面墙朝向马路，上面有一个大窗户，拐九十度角朝南的另一面墙上也有一个大窗户，采光非常好，但也由于楼房正面朝西，夏天的日子里午后的阳光直冲我们家非常热。这个“头房”因是加建而不是原装的，间隔的板材质量非常次，手工也非常粗糙，我们得在板墙里面糊上白报纸，把板缝封住，才不至于走光。朝南有窗户的那面砖墙破了两个大洞，露出里面的砖及抹在砖面的松散的黄色沙土（看得出这幢楼房建筑材料不好，那时候也有豆腐渣工程？）。两张床尾之间就是我们的家门口---这个头房门口了，由于地方不够，门扇只能横向推拉开合。房门外是横在面前的公共走廊，往里去经过三个更小的房间门前，通入里面尽头处的公共厨房。里面三个房间都住了人家，还好总人口不算太多，尾房和第三房各住了一对夫妇（后来他们都各生了一个孩子，只是第三房那对夫妇的孩子后来没长大，死了），第二房住了一个单身汉。我们家在天台谢剂住的小屋门口的楼梯口平台处，支起了原来姐姐睡的那爿窄床板，晚上大哥睡在那里，女业主倒没另收钱。除了谢剂住的天台小屋没有安装电灯，每个房间都有一盏电灯，电费由各用户分摊。厨房则五户人共用，每户在厨房里一道靠墙矮矮窄长的水泥台上各摆了一只煤炉，炉前一条窄窄的通道可以让大家各就各位烧饭，你在炒菜而旁边在煽煤炉吹起许多煤灰的情形是常事。对了，厨房也没装电灯，晚上进厨房要带上手电筒（记得我们家还是用那盏煤油灯)。除了谢剂住天台屋不算，我们四户人家共住的是这幢楼房二楼的一侧单元，女业主一人住了楼梯口对面那侧单元的全部，一楼包括一个大院落则全部被一家橡胶厂占用了。二楼楼梯口有一个水龙头，各户人家都在那里取水，水费按人头并按天数分摊。楼里没有厕所与盓洗间，还好公厕不太远，座落在附近一条横街口，下了楼出了大门口右转走几十米就到了。在一楼大门楼梯口处是一块约一平方米多的空地，门扇旮旯的墙上膝盖高处又有一个水龙头，平时各户在那里洗衣服，晚上关上楼房大门，再在二楼楼梯口斜放一把扫帚算是通告禁止通行，水龙头前那爿空地就成了临时冲凉房，家里女眷盓洗则在扫帚前站一个家人把守。只要有一人在洗澡，全部住户都休想进出。
我这可不是在编故事！那楼房有街名有门牌号码，广州市西村西湾路八号二楼即是。如果不加注“二楼”，寄信会被送到楼下的橡胶厂。不过在当今的城市改造大潮中，那幢破败的楼房一定已经不复存在了。家里的穷困使我刻骨铭心，居住环境的恶劣更令我永世难忘。如果我描述的内部环境算是恶劣，那它的外环境简直就是恐怖了。我们搬到西村头一年，这幢楼房面前还是一条尘土飞扬的黄土路，后来才铺设上水泥。顺这条黄土路往北步行约十来分钟，是一家超大型水泥厂，三支高高的大烟囱日夜喷发着水泥灰，冬天常刮北风，每天一觉醒来桌面上能用手指写字。楼房对面原是一片空地，我们搬去不久后建起了一家制锁厂，一年后文革开始，这家锁厂的高音喇叭白天用极高分贝反复播放着同一首革命歌曲，那首歌只有两句旋律，却有八段词，记得第一段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然后同样的旋律又唱第二段歌词、第三段歌词......，让人总觉得这首嘈杂吵闹的歌曲没完没了。晚上又总有几个工人在锁厂大门口值班，边高谈阔论还边大声开着收音机直到天亮他们下班。楼房南侧有一家喷漆厂，常年散发着有毒气体和噪音。喷漆厂过去一点，不到两百米处后来建起了一个新增线路的十七号汽车总站，每天早上五时发车，又有他们汽车引擎声、汽车喇叭声、和高音喇叭扩音器一齐响起来。这楼房的一楼整层及大院除了是橡胶厂用做仓库和办公，还住着负责人郑伯一家人和他们家常来的亲戚，他们做饭时用废橡胶做燃料，橡胶燃烧时散发出整天驱散不掉的刺鼻臭味，空气中常年漂浮着一小朵一小朵黑色的橡胶灰烬。那时西村算是近郊，到处还有很多农田，蚊子们轰炸机般成群成群出没，记得搬家的头天晚上，没有准备蚊帐，第二天全家人被叮得满头包......读者诸君，如果你们认真看完了上面几段文字，请仔细想一想，你们可知道有谁还能比我们家居住环境更糟糕、有谁比我们家位于这个社会更低层的吗？
可是当时那个环境，我觉得老爸很满足了，因为觉得大大的改善了。我和二哥幼小的心灵里也很满足，犹记得我和二哥第一晚看到家里用上电灯那股兴奋劲！有一阵子，老爸手头松了一点，---就是在那段时间，姐姐常常跟老爸到灯泡厂抬玻璃，可能挣了几个小钱---家里买了一套旧沙发，两张旧铁架床（象医院使用的那种，但不是白色而是绿色的），把原来那一大一小两张破木板床淘汰掉，两张旧铁架床换了个九十度方向并排摆在原来大床的位置（两床之间能还剩一点儿空隙，可以让人挤入到床口上下床），在原来放小木板床的位置摆下了那套新买的旧沙发及配套的茶几。又找人做了一张折叠式餐桌，在家具沿着墙边围成“门”字形摆放之后留出的中央那小爿空地，一家人还能支起餐桌围在一起吃饭。不久后姐姐考上了一家叫“智用会计学校”的半工半读夜校（不过，姐姐曾提过，她是问别人借了准考证才能参加考试，不知技术上是怎样做到的，我见过她的毕业证书是姐姐的名字，现在姐姐不在了，无从查考），白天在电池厂卷电池，每月可挣得十二元，晚上上课。大哥正常天天上下班，虽然他老是紧锁着眉头。然后，老爸又向西村街派出所提出了他锲而不舍的申请。
其实老百姓是很好养的，特别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因为他们无知，不知道生活本来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只要不把他们太逼急了，他们会很安分守己、容易满足。我想，我们一家，老爸、大哥以及姐姐可能都以为生活就是这样平平静静地过下去了。如果说当初姐姐的班主任在她的档案里写下那句害人一辈子的话时，我想姐姐其实都还没有那个想法，或没有那么高的水准会作那样想，毕竟一个十五六岁的初中生懂得个屁！但是接下来后面发生的事情，倒真是让我们一家对这个症权有了负面的看法了，直白地说了吧，后来的生活经历使得我，很讨厌这个症权。
我和我的农友们在天台拍的照片。照片背面注明是一九八一年六月，那是搬进这幢楼房的第十六个年头。我参加了七七年全国文革后第一次高考从农村回到广州上大学，这时在念四年级了。其他农友们也回城了。我们家所住的那侧单元已经换了房东，其他房客都搬走了，只剩我们家和新房东一家住在一起。我家还住头房。新房东很爱她家的这个产业，在天台拦河种了好些盆花。背景的大楼应该就是新丰喷漆厂，只是记忆中好象没这么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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