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诗抄大全

2013-10-16  雨亭书馆

雨亭书馆 

 天安門诗抄大全

 

有关部门为了与中央“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定调保持一致,以“非法印刷品”罪名对《清明节革命诗抄》封存,并追查编辑组工作人员政治责任。编辑组准备变卖家产赔偿20万元专款后进监狱……人们从诗抄中不仅汲取了文学养料,而且增加了要求中央改变定性的抗争的决心。

“天安门诗抄”出版前后

华国锋题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出版的《天安门诗抄》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日子里,有记者就“新时期文学潮流是如何引发的”问题来采访,我翻出了珍藏的这样几本书:1、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于1977年7月1日编就的《革命诗抄》第二集;2、由“七机部五○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革命诗抄》编辑组”于1977年12月编就的《革命诗抄》;3、由“北京外国语学院童怀周”于1977年11月编就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签是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的手迹;5、北京出版社 1979年1月出版的《天安门诗文集》,题签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手迹。

经历过那段历史或者对改革开放历史有研究的人,一看这几本书就会明白,这是记录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又称“四五运动”)的。那一年的1月8日,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而报纸等媒体上展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舆论,使人们对再度从中国政坛沉寂的邓小平痛心惋惜的同时,对政坛出现转机无望。

人心在思考中走向凝聚。经过10年犹如漫漫冬夜的“文化大革命”,人们在思考中孕育和积聚的春天的力量,最终在丙辰清明的天安门广场,引发了一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三年后的1979年,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谈到丙辰清明时说:“广大人民群众哀悼周总理,怒讨‘四人帮’,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作了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富于戏剧性的。‘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假如人民在诗歌当中起着统治的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子就也更加靠近了。”把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这句名言与周扬的话相印证,自然可以说明,新时期以来文坛的复苏,恰是这一声嘹亮的号角唤醒的。

不过,这几本书在当年的出版过程——当年编辑出版的有关“天安门诗抄”的书很多,我的收藏仅仅是一小部分,本身也是文学史和出版史上有意义和有趣味的事情,值得钩沉一番。

天安门广场上抄诗的人们

“非法出版”的“天安门诗抄”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在欢庆的呐喊声中,人们渴望的万象更新、生机勃勃的春天却推迟了脚步。由于“两个凡是”指导方针的提出和推行,人们提出的涉及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某些错误决策的正当要求,被压制了。被毛泽东定为“反革命事件”的“四五运动”,自然不能触及。

但是,“两个凡是”也无法阻挡人们要求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渴望,搜集和传播天安门事件中的诗文,就很自然成为人们这种渴望的一种斗争手段。

“四人帮”刚垮台,原七机部二一一厂资料科和工艺科的15位同志就自发组织起来,首先在厂内贴出了手抄的《丙辰清明天安门诗抄》。诗抄一贴出,反响极大,人们辗转相抄并补充。一些有心人又从公安部立案的材料中,从本单位“追查”时收缴的诗词、胶卷和照片中,共收集了1800首诗词,一百多张照片,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成册,形成了一部完整的诗稿。这大概是第一部反映天安门事件的诗抄。

诗稿形成后,为了扩大影响,自然有了印刷成书的想法。原七机部的领导人顺应民意,支持这一做法。但是,在中央依然维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定性的情况下,诗稿在北京印刷显然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有人把书稿送到了辽宁省丹东市的一家印刷厂。几经周折后,1978年9月,这部名为《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诗文集印刷成书,印数10万册。这本诗文集除编选了丙辰清明张贴在天安门广场的诗文外,还收录了1977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张贴在天安门部分诗词。

1976年12月,原七机部五○二所二室和七室的二十多名同志也自发组织起来,搜集、整理和刻印天安门诗文。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他们把一百三十多首天安门诗词张贴在天安门广场和中关村的墙上。而此时,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一些人,也在做这样的工作。于是,两家一拍即合,成立了“七机部五○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革命诗抄》编辑组”,四处搜集有关天安门诗词。他们通过各种关系,从北京市公安局、中国科学院保卫部门得到了许多立案侦察时被封存的诗稿和影印件,于1977年12月编就了《一九七六年清明节革命诗抄》。自动化所领导支持“编辑组”的正义行动,专门批了20万元专款作为印刷费用。

为了扩大影响,“编辑组”决定找一位著名人士题写书名。可在当时天安门事件没有平反的情况下,党内著名人士不便找,他们便想到了赵朴初。

赵朴初
赵朴初

赵朴初既是知名人士,又是著名书法家、诗词学家,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仅仅具有这些头衔还不够,最重要的是要敢于承担政治责任,而赵朴初就是这样一个最好的人选。

天安门事件后不久,赵朴初就在激愤之中,写下了一首表露自己心迹的词:

春寒料峭欺灯暗,听风听雨过夜半。门前锦瑟起清商,陡地丝繁兼絮乱。人间自古多恩怨,休遣芳心轻易换。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

1978年8月,赵朴初把这首词录给了楚庄,并题:“芳心一词寄调木兰花1976年作楚庄同志两正1978年8月赵朴初。”

 

1998年10月,我和桑思奋兄拜访楚庄时,他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把这首词展现给我们看。楚庄并逐一给我们解释,以怀念赵朴初的凛然正气。他说,“春寒料峭”指春天,当然在这里主要是指当时寒冷的政治空气。“欺灯暗”指1976年4 月5日天安门事件当天晚上,在镇压进行之前,把广场的灯都灭了。“听风听雨过夜半”,是指得知清明节那天要镇压而夜不能寐的焦灼心情。“门前锦瑟起清商 ”,是指天安门前人们悼念周总理。“陡地丝繁兼絮乱”,意指一阵狂风把天安门前扫荡了。楚庄说,这首词的前半段是用文学的语言记录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至于词的后半段,“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一句,人们都能体会到作者当时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所寄予的希望。

1978年3月5日,中共中央党校校刊编辑室编辑的《理论动态》第47期上,又刊出了赵朴初怀念周总理的词《金缕曲·于西山得一幼松移植盆中持归供周总理像前因作》:


莫道盆松小,

是移来,

雪山筋骨,霜崖新貌。

遗像瞻前欣得地,

已见稚虬腾蹈,

待他日撑天夭矫。

自是扶持缘正直,

信人心所向关天道。

今与昔,长相照。

每因睹树思周召,

最难忘,

天安门外,万株衣缟。

泪涌江河流德泽,

袂举风标节操,

知激励人群多少!

大地春雷摧蚁梦,

喜兴邦渐展身前稿。

唱不尽,千秋调。

词中“最难忘,天安门外,万株衣缟。泪涌江河流德泽,袂举风标节操,知激励人群多少!”句,是对天安门事件的最直接的描述。这首词,当年曾被文艺界人士以多种艺术形式演唱,广泛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哀思和缅怀。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至今仍能回想起那低昂激动的旋律。

赵朴初这两首广为流传的辞章表明,他是一个敢于承担政治风险的人。于是,“《革命诗抄》编辑组”找到他后,他欣然为该书题签。

经过一番周折,《一九七六年清明节革命诗抄》印刷成书后,却没有得到发行。有关部门得到该书后,为了与中央“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调保持一致,便以“非法印刷品”的“罪名”予以全部封存,并对“编辑组”的工作人员追查“政治责任”,责令他们写出“深刻检查”。但是,民心不可违。“编辑组”的人无所畏惧,他们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准备变卖家产,赔偿所领导所拨的20万元专款,然后进监狱;另一方面则据理力争,争取该书得到发行的正当权利。经过两个多月的交涉,有关部门终于放行,但要求书名去掉“一九七六清明节”的敏感字样。因此,该书书名改为《革命诗抄》后,才得以发行。到1978年3月,这本诗抄先后共印发了二十六万多册。

1976年12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16位教师,自发组织起来搜集和整理天安门诗文。他们把这个小组取名为“童怀周”——取“共同怀念周总理”之意。1977年1月,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童怀周”刻印成一本《天安门革命诗抄》。他们将诗抄在学院内散发,并张贴在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大街上。同时,为了能搜集到更多的诗词,他们还在天安门广场公开贴出征集布告,并留下了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这在当时是一个危险的壮举。

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指令,严密监视“童怀周”的行动。三月,“童怀周”成员之一白晓朗,因在1月8日张贴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小字报,并被人联系到他编辑诗抄的活动是“社会联系较广、政治背景不清”而被捕。在查抄他的办公室时,那本油印本《天安门革命诗抄》也被抄走。为了防止意外,保存这些诗稿,“童怀周”们一同商量,决定把全部诗稿转移到家住郊区的一个人家里。

白晓朗的被捕,并没有延缓天安门诗稿的征集工作。童怀周的正义行为得到了诸多人的支持。那些曾经留存天安门诗稿的人,按照童怀周在天安门广场留下的联系方式,纷纷将诗稿送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一些干警,也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诗词手稿、照片和影印资料。

1977年清明节前夕,童怀周编印出第一本铅印本的《革命诗抄》。7月1日,他们又编印出第二集。11月,他们又在一、二集的基础上进行了校订和整理,并和原拟编为第三集诗文补入,合为一本,定名为《天安门革命诗文选》,在周恩来逝世两周年前后,印刷发行。

印刷发行这些诗文集,都是童怀周成员们自掏腰包,承担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在《天安门革命诗文选》印刷发行时,他们标上了“工本费1.20元”的字样。该书前面有30页的反映四五运动的照片,印刷精美,以当时书籍定价来看,这样的“工本费”实在不能说是高。

1977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稍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四位同志,也开始从事天安门诗词的搜集和编辑工作。在“四五运动”两周年之际,这本书名为《心碑》的天安门诗文集终于问世。

不过,像《革命诗抄》一样,《心碑》的发行也受到过阻挠。《心碑》发行后,公安部门以外国人弄到了这本书为理由,要求对进行编辑工作的四位同志进行审查,而《世界文学》编辑部的领导则对这种无理要求予以拒绝:“天安门诗抄在香港早已出版了,这有什么稀奇的?!人民的作品为什么不能出版?”该书发行两万余册(参见童怀周主编:《伟大的四五运动》,页241—246;北京出版社,1979)。

这些“非法出版物”在民间广为流传着。人们从诗抄中不仅汲取了文学的养料,而且增加了要求中央改变定性的抗争的决心。

《中国青年》刊登“天安门诗抄”被封存

在此期间,出于对周恩来总理的热爱,一些公开的出版物,也在冲破种种阻力,将天安门诗歌公布于世。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刊的《中国青年》杂志社拟定于1978年复刊,复刊后的《中国青年》定于9月11日出版。复刊号有介绍“天安门事件”中勇敢斗争,在“四人帮”疯狂迫害下坚强不屈的青年工人韩志雄事迹报告文学《革命何须怕断头》,还选登了“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

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万份《中国青年》第一期已全部印完,北京地区已有四万多份邮送到读者手中。

但是,当天下午,共青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韩英接到中共中央一个副主席的电话,具体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中国青年》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四、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中央副主席的命令自然分量不轻,而且这其中孕含着严厉的指责和批评。韩英不敢怠慢,马上将此意见转达《中国青年》编辑部,并宣布刊物停发,等待研究处理。

编辑部当即作了认真的研究,并正式写出报告,说明情况,大体内容是:第一,关于题词问题是在7月份即向华国锋请求,后又多次催请无结果,现又出国访问在外;第二,关于韩志雄材料由北京市公安局提供,并经多方查证属实:韩系共青团员代表,共青团北京市委已公开号召向其学习;第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是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第四,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已有毛泽东 1948年为《中国青年》创刊号写的手迹,并在复刊词中专门说到“以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以示特别尊重。

 

9月11日,编辑部将其上述看法报告给了华国锋及其他几位中央副主席,并同时报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

9月12日晚,韩英召集杂志社干部开会传达了他同汪东兴共同商定的对这期刊物的四点意见:一、由汪东兴去请华国锋题词(华国锋已出访回国);二、增加毛泽东的诗词三首和照片;三、删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的“这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被‘四人帮’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四、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

韩英还特地念了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有关天安门事件和“两个凡是”的段落,说以上两篇文章与华国锋的精神不符,有损毛泽东的形象。

9月13日下午,华国锋的题词送到了编辑部,当晚,编辑部向共青团十大筹委会报告增加华国锋题词和毛泽东词三首,而《革命何须怕断头》与《青年革命诗抄》还是以不改为好。但是,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拒绝了编辑部的这个意见。

在此前后,社会上已对《中国青年》出刊受阻事表示强烈的不满,也有人在西单街头贴出《救救〈中国青年〉》的大字报。

9月14日,编辑部再次上书华国锋及几位中央副主席,阐述理由,表示最好不要删改《革命何须怕断头》及《青年革命诗抄》。

14日晚上,那位中共中央副主席把杂志社小组长以上干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从晚上8点一刻开始,一直开到午夜12点50分。会上,这位副主席说:“刚才第一个是讲出版的组织观念,第二个讲文章内容不符合华主席对天安门事件的估价。华主席在天安门问题上早讲过,为什么有人还在上面纠缠?这样行不行?嘴里讲,文章又那么写,现在还这样干,行不行?内容上有这个意见,叫韩英去谈谈,你们不改也可以。中央不知道,将来你们承担责任就是了。这期《中国青年》没有经过中央审查。已经发了四万一千份,得到了赞扬,你们不要挑这个矛盾,好像中央不让出版,筹委会不让出版。”“童怀周的大字报,贴出来,说不让《中国青年》杂志出版。大字报可以写,但《中国青年》第一期到底发生什么影响,你们要考虑一下,如果你们认为这样行,就按你们意见办。”

这位副主席最后说:“已发出的四万一千份换回来。”

《中国青年》复刊的第一期,惊动了华国锋、汪东兴等中央主要领导,也引发了上述一系列风波,但历经曲曲折折,终于“敲”定了。从《中国青年》复刊号的前前后后,也可以看出当时党内的思想斗争是多么的复杂,多么的尖锐(张湛彬:《思想解冻的春天》,页244—248;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

《天安门诗抄》的正式出版

童怀周编辑的《革命诗抄》和《天安门革命诗文选》,“七机部五○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革命诗抄》编辑组”的《革命诗抄》发行后,他们请《人民日报》社转交给中央领导。《人民日报》社支持他们的行动,立即转交,却招致了中央一位副主席的批评。这位副主席一再下令追查是不是《人民日报》印刷的,是《人民日报》哪个负责人批准印刷的。他特别指出:《革命诗抄》最后一首诗的后两句“总理奇冤今日白,清明旧案何时清!?”,说“这个最坏”。他还说:已经讲过不要再提了,为什么还要提?

在此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拿到了“非法出版”的《革命诗抄》,他们当然想正式出版,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怎样公开出版是要反复考虑的。1978年9月底,他们完成《天安门诗抄》的一切编辑、出版准备工作后,按照“文革”后期的做法,先印了少量的征求意见本分送有关领导人。然后,通过关系打听这些领导人的意见。这些领导人大都希望出版,但又无法公开表态支持。

转眼到了1978年的11月初,虽然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定性仍然没有改变,但是,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高层,都对改变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提出了强烈呼吁。在民间,上海热处理厂的青年工人宗福先创作的直接反映天安门事件话剧《于无声处》上演,引起极大的反响。11月4日,《人民日报》率先发表了关于这一话剧演出后的报道,用的是《歌颂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同“四人帮”斗争的时代英雄 ———话剧〈于无声处〉轰动上海文艺界》的醒目标题。11月10日上午,《人民戏剧》编辑部邀请首都戏剧界人士举行《于无声处》座谈会。11月14日,应文化部、全国总工会的邀请,《于无声处》剧组晋京演出。“天安门事件”不再是禁区。在党内高层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于当时党内外普遍关注的天安门事件,几乎各个组都提出了平反的要求。

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新华社电讯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则电讯稿,本来是在刚结束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报道中的一段话,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的时候,新华社单独摘出来发电讯稿,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在此前后,新闻媒体密切配合,推动天安门事件的平反。11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发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天安门诗抄》的前言和部分诗选;18日,又在第四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天安门群众活动的照片。同日,华国锋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了新华社的电讯:《华主席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

要求华国锋题写书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华的欣然命笔似乎心理准备不足。华的题词送达后,全书早已印好,前言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已不能再改了,也无法以惯例加上一句感谢华主席亲自题写书名的话。只好在扉页反面用红字写明“ 本书承华主席题签”,连当时通用的“英明领袖”都没有,真是对“英明领袖”的不敬了.

“扬眉剑出鞘”

三十年了!当年出生的孩子如今也已进入而立之年。

铁路局山西坞城路三局机电队建筑处机械厂的青年工人共青团员王立山创作的“反诗”

二十世纪下半页那个丙辰清明节无疑已载入历史。因此,时光虽然过去三十年,对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清明时节”,我们还是不能释怀,更无法忘记。

笔者清楚地记得,屋中存放的应该有1976年清明节前后的《人民日报》,可在写这篇文章时还是没翻到。但我毕竟在屋中还是翻出了自己保存的一些近三十年前的旧报,而从其中几张发黄的报纸上又仿佛穿过时空隧道,看见那个有着历史意义的清明时节,看见天安门广场当年那场空前绝后的“四五”运动的情形。

现在我们都知道,三十年前引发那场“四五”运动的直接原因,就是“四人帮”当年操纵上海《文汇报》对刚逝世不久的周恩来总理的攻击。除此之外,当年清明节前夕,“四人帮”多次发出通知,阻止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还说清明扫墓是“四旧”。可这伙人万万没想到,就是他们那几篇文章加上不许人们去广场的做法,居然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悼念周总理的运动,并且“引火烧身”,成千上万的群众在悼念周总理的同时,也对“四人帮”一伙进行了愤怒的声讨。

过来者或许还记得,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有一个普遍的愿望和强烈要求,那就是为所有参加1976年丙辰“四五”清明运动、悼念周总理的人平反,尽快全部释放因参加运动或是张贴悼念总理的诗词而被捕者。这样,时隔两年多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四五”运动彻底平反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争分夺秒于1978年12月出版了童怀周(意即多人)编、华国锋题写书名的《天安门诗抄》。这本蘸着泪水写就的诗抄,单以“目次”来算,也有220篇之多,更不用说其中有的一个题目下有数篇、十几篇或更多;一首《告别》,260行;最长的《墓志铭》300余行。还是让我们慢慢来看吧。

天安门广场,诗词浩瀚似海

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张贴悼念总理文字的呢?

通过《天安门诗抄》,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976年3月30日,纪念碑南侧浮雕下面出现一篇小字报形式的悼词——《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旁边放着一个洁白的花圈,上有28人签名;而小字报上署的是“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部分同志”。后来认定,这篇小字报“是清明节前第一篇贴在纪念碑上的悼词”(见《天安门诗抄》第309页。以下诗歌均摘自此书)。这篇小字报的第一段是这样写的:“今天,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在壮丽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部分同志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沉痛悼念您——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大约也就从那之后,悼念总理的诗词歌赋越来越多,而跑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观看和抄诗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些人甚至从外地专程跑到北京来看诗、抄诗,来悼念周总理。其中有一首《碑前悼总理》,诗前小序记录了当时的景象:“出差来京,时值清明,天安门前,纪念碑旁,自早至晚,人山人海,络绎不绝,身佩白花,手抬花环,悼念总理。缅怀之情,油然升起,拙作一首,略表哀情。”到清明节这天,悼念的诗词、花圈和人群达到最高峰,出现的一个个场面感人至深。去天安门广场悼念的,有老人,有孩子,有北京人,有外地人,还有一家老小一块儿去的;有工人,有农民,有现役军人,有老红军战士,有“工农兵学员”。在诗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二首)后面,署着“一个红军老战士全家敬挽”;一首《花下诗》后署着“一家老小”;《今日在何方》这首诗中还有这样的诗句 ——“一个鬓发斑白的老红军战士/率领全家向总理致哀”。

天安门诗抄

无论是这次运动的背景还是那些壮观场面,在天安门诗抄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天安门诗抄》在《前言》中有这样几句话:“在那几天里,来到天安门广场的革命群众,先后多达数百万人次。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了浩瀚似海的花圈、挽联,张贴、朗诵了成千上万的诗词。那种空前悲壮、伟大的场面,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周总理深沉的爱和对‘四人帮’无比的憎;反映了民意不可违,民心不可侮……”又说:“当时真是‘诵者声泪俱下,抄者废寝忘食’。”并且“不少作品无论思想性或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无论在我国还是世界文学史上,它们必将占有光辉的一页!”(均引自《天安门诗抄·前言》)

而这成千上万首诗词,一是悲痛怀念周总理,表达群众对斯人的深厚感情,二是声讨“四人帮”,倾诉对当时一伙人的愤怒之情。两相对照,泾渭分明。

悲痛怀念周总理的诗篇感人至深,如:“万花结下一语:‘总理,人民想您!’”“几番梦中紧握手:‘总理不能走!’”“天安门前泪人多,碑边尽是断肠人。 ”“丙辰清明,泪雨悲风。英雄碑前,万众云涌。百花滴血,祭文高诵。怀念总理,天地情动……总理不死,人民心中……我悼总理,泪在心中。”“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从今岁岁断肠日,定是年年一月八。”“英雄碑下花无数,皆是心花和泪花。”有的简直就是长歌当哭:“拍遍栏杆无觅处,思罢故人有遗言。”“相逢无语泪先盈,启齿欲言已失声。万众一心由衷曲,愿将百死换一生。”“清明时节泪纷纷,谁入广场不动情。抬头不见总理面,俯首碑前唤亲人。”

对“四人帮”一伙阻止人们悼念周总理的行为自然是愤怒声讨:“不听‘通知’胡说,岂信小丑狂吠。”“前番悼念,又哄又压。九十余日,百人遭抓。今朝扫墓,变本加厉。言称‘破旧’,用心毒辣。”“骨灰尚未冷,歌声压悲声。舞台空座位,人人盼清明。”“谁说清明是‘四旧’,谁说清明习惯臭?”“紧急通知二三遍,岂知令出违人愿。”“光明正大悼总理,何惧五令又三申。”“谁言献花是旧俗,明朝她死定无花。”一个“她”字,显然是咒江青的。有首《我偏要来天安门》别有一番情趣:“左一个‘不准’,右一个‘不行’,说什么清明是‘鬼节’,要‘移风易俗’,‘清明不准去天安门’……说穿了,无非是不让我们纪念周总理。我们上天安门来了,你们就吓得要死,怕得要命。”

扬眉剑出鞘

《天安门诗抄》中有不少诗词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成了名篇,有的还广为传抄,并谱成歌曲。比如《总理和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又如《向总理请示》:“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此外,时隔三十年,除了在《天安门诗抄》一书前面的插页中清楚地看到当时留下的几幅珍贵镜头外,在丙辰清明两年多后,也就是天安门诗词作者全都获得平反后的1978年1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在第4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了“天安门革命诗词作者笔谈”,报纸并为此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伟大人民运动产生不朽诗词》。从评论员文章中我们知道,这几位笔谈作者都是中国青年报专门找来的,“他们都曾因写作和在天安门广场张贴革命诗词,而被‘四人帮’定为‘现行反革命罪犯’”。其中有当时知名度非常高的诗篇《扬眉剑出鞘》的作者王立山。这个作者当时的身份是“山西坞城路三局机电队共青团员”,但他的家在北京。这是个肯思考的青年,他在关于《扬眉剑出鞘》的笔谈中就说:“既然肩膀上有个脑袋,就应该用它去思考。”于是他“把事先写好的几首诗,在四月初的那几天内,贴到了纪念碑上”。

《扬眉剑出鞘》曾风靡一时:“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骨沃中原土,魂入九垓舞;英灵在人间,长擂震妖鼓。”就是这么一首小诗,特别是头四句,用作者在笔谈文章中的话说,“却吓得‘四人帮’心惊肉跳,恨之入骨。他们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歪曲它,诽谤它,攻击它,把它列为‘OO一号反革命案件’,追查它的作者。但是这首诗也借助魔鬼的翅膀,传遍了祖国的山南海北,黄河上下”。后来知道,更卑鄙的是,“四人帮”一伙竟将“洒泪祭雄杰”篡改为“洒血祭雄杰”,诬陷作者,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妄图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然而,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一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可惜,有人不懂。

2008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在纪念这个被镌刻在历史上的日子的时候,我不能不想起1976年清明的四五运动,不能不想起这次运动中产生的“天安门诗抄”,不能不想起“童怀周”的日子,因为它们同周恩来紧紧联系在一起。

1976年清明,天安门广场,人民在悼念周恩来总理。那一天,天安门广场是,人的海洋,花圈的海洋,诗词的海洋,悲痛的海洋,愤怒的海洋。

我们二外院的师生员工也同北京市广大的人民群众一道,冲破重重阻力,投身和参与了伟大的四五运动。当时汉语教研室的许多老师几乎天天都到天安门广场去。而且以笔作刀枪,写下了悼念周总理、抗议“四人帮”倒行逆施的诗文,张贴在花圈上或者纪念碑上,并对别人的诗文进行了抄写。


从天安门广场抄回诗词的人都对诗词进行了紧急处理。我们不舍得撕碎丢弃或者烧掉。这些诗词是人民的心声,是人民的心血,是彼时彼地的产物,以后再很难写出当时的情绪来。更主要的是,我们都坚信,“四人帮”总要垮台,这些诗词也总有见天日的一天。于是我们有的人把抄回来的诗词用塑料布精心包好了,埋在花盆里。黄林妹老师则用很小的字重新把它们抄在很薄的纸上,卷成一卷,再把蜡烛从中截断,把中间掏空,把纸卷塞进去,最后再把截断的蜡烛接在一起,和其他蜡烛混放在我的书桌抽屉里。当时我们那样做其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时,李先辉、黄林妹和我就开始着手准备整理刊印天安门诗词。很快,许多老师先后加入到我们的行列来,一共16人。李先辉给我们这个集体起名为“佟怀周”,也就是共同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意思。我提出“佟”字太生僻,可否改为“童 ”,他接受了,这就是“童怀周”的来历。当时还不能铅印,我们只能刻蜡板油印。但也是由我院印刷厂的师傅刻板和印刷的,他们都非常热心干这个活。印出之日,大家一起为之配页,然后在我院印厂装订。封面则是由当时我院学日语的一个叫叶德增的同学设计的。由于各个环节都很出力,很顺利,所以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就印出了。印数有限,很快发送一空。1月8日那天,分别张贴于王府井、天安门广场等处,还留下了地址、电话和“童怀周”的署名,欢迎与我们联系,更欢迎提供天安门诗词。这一下不得了,寄有天安门诗词的信件雪片般飞来,有的则是珍藏者亲自送上门来。于是我们决定把信收到的天安门诗词加进去,重新印刷。这次决定铅印,就在我们学院的印刷厂。此时得到当时我院的副院长翟良超的大力支持……终于到了发行的时候,每天到二外购买(只收成本价)天安门诗词的人络绎不绝,汉语教研室成了发行所。

1976年10月6日,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这些诗词也重见了天日。

 

天安門诗抄大全

 

  五言诗5首

  一

  一夜春风来,万朵白花开。

  欲知人民心,且看英雄碑。

  二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三

  天惊一声雷,地倾绝其维。

  顿时九州寂,无语皆泪水。

  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

  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

  四

  大鹏暝慧目,悲歌恸九重。

  五洲峰峦暗,八亿泪眼红。

  丹心酬马列,功过任说评。

  灰撒江河里,碑树人心中。

  五

  噩耗惊四海,哭声遍九州。

  碑如朔风啸,哀似寒水流。

  天亦为之痛,地亦为之愁。

  行路原多难,此去更堪忧。引用:

  七言诗6首

  一

  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撒万家。

  从今岁岁断肠日,定是年年一月八。

  二

  云水苍茫意未平,中霄起坐恸无声。

  诗心一点寒梅血,独吊重霄万古灵。

  三

  素纸黑纱含恸剪,苍松翠柏和泪扎。

  谁言献花是旧俗,明朝她死定无花。

  四

  故园风雨几经年,大厦撑持靠擎天。

  心志光明同日月,功勋盖世重河山。

  倾城人哭哀声震,漫地花飞白雪翩。

  空有如涛伤心泪,神鹰高逝永不还。

  五

  三千翠柏卫忠魂,紧束戎装后来人。

  热血已教神州赤,头颅再换宇宙新。

  战时方显男儿志,沙场才见赤子心。

  丹心誓补前人愿,谁惧马革裹全身。引用:

  水调歌头

  少壮扶老弱,街市倚栏杆。万民敬肃哀泣,不知北风寒。

  恸悲震天撼地,灵车驶动何忍,轧碎我心肝。求阻挡不住,

  恨哉八宝山!

  声已嘶,泪流尽,哭苍天。长安道上西驶,一去不复还。

  怎忆当年载舞,曾迎宾友元首,此路仰慈颜。何处寻总理?

  忠魂遍山川。引用:

  满江红

  天亦垂泪,是人岂能泪不挥?纪念碑,花圈林立,挽联素围。

  灰撒江河涛澎湃,骨落青山峰崔巍。功勋卓、永垂青史册,

  壮经纬。

  继遗志,铭教诲,辨真伪,识妖鬼。与贼决斗,勇弃安危。

  痛吊犹觉公健在,光辉榜样育新葵。亿万众与你肝胆照,

  英灵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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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門诗歌

  天安門诗歌产生于一九七六年春北京天安門广场爆发的伟大的“四五”运动。在中国人民同万恶的“四人帮”进行殊死搏斗的历史关头,诗歌成了这场革命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和直接战斗武器。就产生的背景、发挥的作用及其体现出来的文学与政治之间如此密切的关系来说,在中外文学史上,天安門诗歌都是罕见的文学现象。

  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举国上下,万分悲恸。然而“四人帮”却欣喜若狂,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择手段地压制和阻挠人民的悼念活动,并肆无忌惮地散布流言蜚语,继续诬陷周总理,而在这些罪恶活动的背后,他们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目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就被他们破坏国民经济、摧残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罪行激怒了的中国人民,在沉默中思索,在思索中前进,终于在清明节前后采取了历史性行动。三月底,南京首先出现了反对“四人帮”、保卫周总理的大幅标语。接着,郑州、福州、西安、太原等地的人民,也冲破了“四人帮”的重重禁令,以各种方式举行悼念活动。对周总理的悼念,就是对“四人帮”的宣战。人民的这一历史性行动,在全国的心脏北京,规模最大,表现得也最为充分有力。四月五日前后,数百万群众汇集在天安門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用泪水、黑纱、白花、诗词、挽联、花圈、誓言、讲演、血书……表达对人民的好总理的刻骨铭心的哀思,怒斥和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那几天,天安門广场变成了庄严肃穆的奠堂和营垒分明的战场,久蓄在人民心中的爱与恨,象火山溶岩一样迸发出来。“四人帮”在伟大的群众运动面前,胆颤心惊,坐立不安,他们利用一切组织手段,动用所有的宣传机器,妄图扑灭人民愤怒的火焰。然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巧妙的斗争艺术,不断地将斗争推向高潮。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为了挽救自己的厄运,动用暴力把“四五”运动中的英雄们投入血泊之中。伟大的“四五”运动虽然受到血腥的镇压,但在这场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的生死搏斗中,人民是胜利者。人民用自己的行动乃至鲜血,迫使“四人帮”彻底暴露了他们与人民为敌的凶狠嘴脸,在更大的广度与深度上促进了全国人民的觉醒,从而为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的光辉的十月胜利,准备了最重要的群众基础,在我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彪炳千古的一页。

  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富于戏剧性的。‘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①作为“四五”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同“四人帮”英勇斗争的日日夜夜,天安門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张贴了成千上万首诗词。这些诗词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普普通逼的工人、学生、农民、战士、干部……他们以不可遏止的激情,在自己诗词中表达了人民对周恩来同志的深沉的爱和对“四人帮”的无比的恨。当时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赞美这些诗词的:

  纪念碑前洒诗花,诗刊不登报不发。

  莫道谣文篇篇载,此是人民心底花。

  (《神州正演捉鳖兵》之十)①

  正因为如此,它们在亿万群众中就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诵者声泪俱下,听者热泪盈眶,读者奔走相告,抄者废寝忘食。它们象一团团烈火使人民心中的爱与恨越烧越旺,象一把把利剑刺向“四人帮”的心脏,在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揭露敌人、打击敌人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五”运动被镇压,天安門诗歌被“四人帮”诬蔑为“反动诗词”,它们的作者和诵者、抄者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然而人们并没有屈服,在“四人帮”“追查”、“销毁”的道道“命令”面前,仍然冒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把它们藏在蜡烛里,壁炉中,花盆内,土地下……使它们在“四人帮”垮台后得以重见天日。

  在抄录、搜集、收藏、整理和编辑出版天安門诗歌的工作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汉语教研室十六位同志的集体化名)和七机部五○二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革命诗抄》编辑组,贡献最大。他们顶着“四人帮”的高压,甘冒坐牢杀身的危险,搜集并分别于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编辑、出版了《天安門诗抄》、《革命诗抄》。此外,《世界文学》编辑部《心碑》编辑组、二一一厂等单位,也先后进行过天安門诗歌的抄录、搜集、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

  列宁曾经这样赞誉过《国际歌》:“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①在“四五”运动中,天安門诗歌就具有这样的作用。来自各行各业以及各地的数百万人,素不相识,也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然而战斗的旗帜却那样的鲜明,意志却那样坚强,步调却那样一致,其奥秘就在于天安門诗歌中所表现的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拨动着人们的心弦,把人们从思想感情上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

  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无限热爱和对“四人帮”的切齿痛恨,是天安門诗歌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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