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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等五个心理偏差故事

 昵称383435 2013-10-16

修身齐家的五个心理问题
    《大学》本文这一段“齐其家在修其身”的内容,特别提出有五个心理问题,是主持家政的人,也可以说包括所有主持一个社团,或政党的领导人,本身最需要有自知之明,避免容易偏差、容易犯错的主要修养所在。这五个心理问题的内容是:
    一、人之其(有)所“亲爱”而辟焉。
    二、(人)之其(有)所“贱恶”而辟焉。
    三、(人)之其(有)所“畏敬”而辟焉。
    四、(人)之其(有)所“哀矜”而辟焉。
    五、(人)之其(有)所“敖惰”而辟焉。
    这五个“而辟焉”,也可说,就是人们容易犯错误的五个心理问题的专题。“辟”字,在古书古文上,有多重释义,有等于开辟的辟,也有等于庇护的庇。但在《大学》本文这里,“辟”,是等于偏僻、偏差,甚至有病癖的意义。我们先要了解这个文字上的意义,然后再引用比较浅近明白,在历史上有过经验的故事来做说明,就更容易明白这些心理问题了。
由“亲爱”而产生心理偏差的故事
    有关第一个“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历史故事的事例,便是《战国策》所记载触詟说赵太后的先例。在战国的末期,燕赵两国和西面的秦国最接近,也都是秦国急于想吞并的对象。刚好赵惠文王死了,他的儿子孝成王即位,年纪很小,是个寡妇孤儿的局面很难办,只好由能干的赵太后亲自出来掌握政权。秦国看到这个时机,就出兵急攻赵国。赵国没办法,就向齐国求救兵。齐国又把握机会要挟赵国,让赵国必须派遣赵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长安君来做人质,齐国就会马上出兵救赵。赵太后不肯,大臣们极力劝谏她赶快派遣长安君去齐国,否则,就来不及了。赵太后就公开地说:“如果再有人向我说,要派长安君到齐国去做人质,我老妇必唾其面。”
    正在大家毫无办法的时候,赵国的一位老臣触詟(官拜左师),忽然请求要见太后。太后想,他偏要倚老卖老来见我,一定和这件事有关,就很生气地等着他。但触詟是赵国的老臣,威望又高,所以虽然生气,也还不失礼貌地接见他。触詟老态龙钟,慢慢地一步一步走上来,嘴里说:“老臣病足,走得不快,请太后宽谅。我因为很久没有来晋见太后了,怕你玉体欠安,所以想来看看太后你啊!”太后就说:“我是靠坐銮驾走动,还算不错。”触詟又说:“胃口还好吧?”太后说:“老了,平常只吃流质的稀饭。”触詟说:“我真老了,不想多吃东西。不过,每天勉强自己出去散步,走三四里,算是运动。这样,胃口就稍好一点,身体也舒服多了。”太后听了便说:“老妇不能。”讲到这里,太后态度就变缓和,心里也放松了。她觉得触詟这个老头子,完全是和自己说些老人话而已,大概不会讲要长安君去做人质的事,也就完全放心了。
    跟着触詟便说:“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这是说,我有一个最小的儿子,名叫舒祺,很不像我少年时候的努力用功。不过,人老了总是疼爱自己的小儿子。我希望你太后开恩,叫他来补个王宫警卫队的队员。他有了一个位置,我也就安心了,所以我就不怕死地随便说出来。求求你太后准许吧!太后一听,就说:“好吧!他几岁了?”触詟说:“他只有十五岁,虽然还小,但我怕自己快要死了,‘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所以要抢着来对太后请求。”读了这一段,活像眼前看到一个很啰嗦的老头子,唠叨着为儿子求职说话。
    太后说:“大丈夫男子汉,也会爱怜自己的小儿子吗?”触詟说:“哦!男人们比女性还过分呢!”太后说:“女人和男人不一样,爱是真爱。”触詟说:“我看太后你爱你那个嫁去燕国的公主,比爱长安君还厉害。”太后说:“哪里能比,我实在最爱长安君,他实在还太小啊!”触詟说:“做父母的爱儿女,都是要为儿女长远的前途打算。你太后送公主嫁到燕国去的时候,一步一步跟在她的后面,一边又流着眼泪,担心她嫁得太远。看了,真够难受的。但她出嫁了以后,你不是不想她,而且还随时祷告老天保佑,不希望她会回来啊!那不是希望公主在燕国,生个儿子,可以继位为王吗?”太后说:“那是当然的,是这个意思。”他和太后的谈话到了这里,触詟便说:“如果细算三代的事,我们赵国前面历代的赵王,能够继位的后代子孙,好像存在的不多吧!”太后说:“都没有了。”
    触詟说:“其实,不只赵国,其他各国的诸侯后代,能够继位存在的,有很多吗?”太后说:“我没有听说过还有多少存在的。”
    触詟便说: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指公王)。
    这是说,那些目前看得见的诸侯子孙们,都是在眼前就闯了大祸,本身受报应了。有些虽然迟了一点儿,大家也眼见他们的子孙没有好结果。难道是做人民的老板们、做皇帝诸侯的子孙们,都不是善人吗?其实,不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些高贵的子弟们,家庭出身太好,生来就自然有高贵身分的地位,但他本身对社会、国家并无半点功劳,而且因为出身不同,生活“自奉”得很富厚、奢侈、骄纵。得来容易,习惯了不劳而获,并且方便要挟,而取得贵重的资产太多了。例如你太后,现在随便就封了小儿子做“长安君”的官位,又给了他许多肥好的房地产,把好的东西都给他,还有特别的权利。你还不趁现在叫他努力做一点对社会、国家、人民有贡献,有大功劳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你像山崩一样的倒下去了,那么长安君有什么办法自己对赵国的老百姓做交代啊?所以我认为你爱长安君,是不及爱出嫁燕国的公主一样深呢!
    讲到这里,赵太后全明白了。便说:“好吧!我懂了,随便你怎样办吧!”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干齐。齐兵乃出。”原文写到这里,后面还附带一段很有深意的结论说:
    子义(赵国人)闻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这是说,一个赵国人名叫子义的,听到了这件事的经过内情,便说:“你们看,做人们大老板的帝王,他们的子孙,也就是他们的亲骨肉,还不能只靠没有功劳的地位,也不能靠没有功劳的享受。不然,你虽然尊贵,满堂黄金宝玉,也无法守得住的。何况我们做普通的老百姓,有财富,就一定可靠吗?”
    我们引用这个历史故事,是借来说明“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的道理。因为一牵涉到亲情、爱情,心理就有偏差,严重一点,就心理失常。那么,所有的智慧、理性,就都会被自己的感情所蒙蔽了。正如欧阳修所说:“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干所溺。”岂但国家大事,就是三家村里的贫困小户人家,也随时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何况那些有权有势,或是财富大老板们的家庭呢!所以“齐家”之道,在“先修其身”的不容易了。尤其像现代的一家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集中了大人们的亲爱、哀矜、畏敬、敖惰,甚至贱恶于一个孩子身上。真是使人不寒而栗,不敢想象,将来后一代的子孙,是什么样的情况。

      由“贱恶”而产生心理偏差的故事
    有关第二个“(人)之其所贱恶而辟焉”历史故事的事例,也就是孔子所著《春秋》中的旨在“责备贤者”的第一个历史故事,在左丘明发挥解释孔子的大义《左传》上,所谓“郑伯克段于鄢”,就是最重要的先例。
    郑庄公的生母武姜,生她大儿子庄公的时候,正在昏迷睡梦中,被惊醒痛醒了,所以在心理上有了主观的成见,压根就对这个儿子有反感。用后世俗话来说,这真是前世的孽。因此她钟爱第二个儿子共叔段,她希望老公郑武公把王位传给老二。但当时在宗法传统的习惯上,必须以长子作为王位的继承人,如俗话所说:“皇帝重长子,百姓爱幺儿。”况且庄公从小便很聪明能干,有机谋,当然就顺理成章继位了。可是他的生母心里是很不高兴,很不愿意的。
    庄公即位以后,做母亲的武姜,便要求大儿子庄公封弟弟共叔段到制邑去做地方首长。庄公明白母亲的用心,就对妈妈说,那个地方地形险要,上代的虢叔就死在这个地方。妈妈!你老人家另选一个地方吧!
    其实,庄公知道这个行政区域很富有,兵精粮足,弟弟去了要造反夺权就难办了。所以对妈妈说假话,故意推托。这就是亲生母子之间,在政治上、权利上钩心斗角,毫无“诚意”真情存在。武姜不得已,为老二要了京邑。庄公只好照办,因此大家就叫老二共叔段为京城大叔。
    郑国有一位大臣叫祭(蔡)仲,便对庄公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这就是说,你把那么大的最重要地区,封给弟弟去治理,对国家安全来说,是有问题的。同时,又说了许多理由。郑庄公听了,半真半假地说,那是我妈妈姜氏硬要的,我做儿子的,有什么办法,祭仲便说,这佯做,你的妈妈也不会满意的,“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庄公便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你放心,等着瞧吧!
    接着,老二共叔段又另外要求在郑国的西边和北边的两个大地区,一并归到他的范围,这已等于有全国一半的地盘了。宗室的大臣公子吕便对庄公说:“国不堪贰。”一个国家,不能两分。你究竟想怎么做,要把国家交给你弟弟,我们就去报到,不然,就应该另有处置。否则,全国老百姓,也弄不清楚大方向了。庄公说:“无庸,将自及。”你放心,没有用的,他自己会倒霉的。事情愈来愈严重,公子吕又说一次。庄公便对他说,“不义不昵”,他老二不讲情义,不和我做哥哥的亲爱和睦相处。“厚将崩”,累积罪过愈多,垮得更快。
    最后,老二共叔段什么都准备好了,就要发动叛变,用武力来抢夺哥哥的政权,妈妈和他约定做内应,发动的日期也约定好了。庄公的情报很清楚,因此,就派兵去伐京邑。百姓也不拥护共叔段,所以他想抢王位的计划,就全盘失败了。最后,逃到鄢邑。庄公再命令伐鄢。共叔段只好逃去投奔共国。因此,庄公下命令把母亲迁出内宫,下放到一个小地方城颍去住,气得狠狠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就是说,除非我们母子两人都死了,在地下才再见面。换言之,永远不想再见到妈妈了。
    当然,亲生的母亲,虽然最恨她的偏心所造成的错误,但到底还是有母子骨肉的亲情。人世间最难解脱是情的作用,尤其是亲情最难了了。所谓孝道,便是至情的表现。事后,庄公也很后悔,话说得太过头了,事也做得太绝了。总算经过他的另一位功臣颍考叔的劝谏,为了兑现誓言,叫庄公挖了一条地道,再使母子相见,终使母子重新团聚了,恢复原来母子之间的亲情。《左传》记到这里,便说:“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孝敬父母,是人性爱心最基本的真诚。孝敬自己的父母,又扩充到孝敬別人的父母,这才叫做“纯孝”。
    《左传》的原文很精彩,文字写作得很优美,而且简练晓畅,翻成了白话文,反而没有那种纯朴深刻的风味了!我们小时候读它,是要朗朗上口,背诵得出来,一辈子都有用处。变成了白话,就没有深度了,看过了就会丢掉,很少有再启发作用的价值了。孔子著《春秋》,是从他的故国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七二二年),亚述帝国灭以色列的那一年开始。换言之,郑庄公出兵打弟弟共叔段,就是发生在这一年的故事。孔子对郑庄公的贬辞的要点,只用了一个“克”字。因为一个国家,对敌用兵胜利了,才可以叫“克”。共叔段是他亲兄弟,做哥哥的明明知道他被妈妈骄惯宠坏了,为什么不在事先好好设法教导,至少,也应该预先防范处置。但郑庄公却用政治手段,故意培养他、放纵他,造成他犯最严重的错误,叫全国的人看清他的不对。又把他当敌人一样,出兵去讨伐他,表示自己的了不起。其实,郑庄公从基本出发,完全是玩弄手段,制造一个罪过的圈套给弟弟和母亲去钻,因此而赶跑弟弟,甚至在征战中杀了他,还自充好人,是为国家安全,不得已才大义灭亲,这就是阴险奸诈的用心。不但没有兄弟友爱的亲情,对母亲更没有真正的尽孝,为什么不好好事先感化母亲的错误,而且这样做,更是大大不合于“治国”、“从政”的道德,是为后来春秋时期各国的诸侯,开启了坏风气的“始作俑者”。所以孔子只用了一个“克”字来标明他的罪过。这样以一个字来批判善恶、是非,就叫做著《春秋》的“微言大义”的精神所在,也就是奠定了后来中国两千多年,写历史用字用句的典范。
    至于对郑庄公母亲的偏心偏爱的过错,孔子不忍心说“天下有不是的父母”而已。但左丘明却根据孔子的《春秋》,“秉笔直书”,把郑庄公和他的母亲的不能“修身、齐家”的前因后果,都记述得清楚,为后人做警惕的榜样,这就是《左传》所谓“传”也。这也就是不能“齐家”,不足以“治国”的“宪”榜。

   从史实中领悟“畏敬”的正反道理
    讲到这里,我们姑且例举一个历史上的故事,给大家参考,可以由此而悟入“畏敬”心理正面和反面的教育道理。
    在春秋的后期,齐国的贤相晏婴(子)已死了十七年了。有一天,齐景公公开请诸大夫(大臣)们宴会,高兴起来。自己起来射箭,但并没有射中箭靶上的红心。可是大家一起叫好。齐景公一听,变了脸色,叹了一口气,挂上了弓箭回宫去了。
    这个时候,一位大夫叫弦章的进来。齐景公便说,自从晏子舍我而去十七年了,再也没有一个人对我说不对的话,没有人能够当面明白指出我的过错的,你看,今天,我射箭,明明太差劲,但大家都异口同声叫好,这样对吗?
    弦章就说:这是大夫(大臣)们的不肖(不对)。大家“知不足知君之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颜色(没有勇气,不怕你不高兴而生气)。”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臣闻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夫尺蠖(蚯蚓类)食黄,则其身黄。食苍,则其身苍。君其犹有陷(等于憾字)人言乎(你皇上有什么办法叫别人都不恭维你呢)?”齐景公一听,便说:你说得对。今天我和你的谈话,“幸(你)为君,我为臣”。
    说到这里,正好有人报告,海边管理渔业的来进贡一批鱼。齐景公就说,拨五十车的鱼赐给弦章。因此,大路上都被到弦章家去送鱼的车子塞满了。弦章就过去拍拍送鱼的人的手说,刚刚“皇上”射箭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都叫好。他们就是想像我现在一样,可以得到“皇上”赏赐的大批鱼啊!从前晏子在世的时候,碰到这种事,他一定推辞不肯收受,他只是直话直说,纠正皇上的过错。现在他死了,大家都只知道谄谀拍马屁,说“皇上”好听的话,其目的,只想为自己巩固权位,升官发财。所以“皇上”箭射歪了,还一起叫好呢!我现在辅助“皇上”,没有什么功绩.反而得到那么多鱼的赏赐。完全是违背晏子政治道德的行为。因此,我决定不接受皇上的赏赐。你把所有的鱼都送回宮去。“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遗训也。”
    汉代刘向,曾经为齐景公这个历史故事,写过短评,他说:
    夫天之生人也,盖非以为君也。天之立君也,盖非以为位也。夫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顾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宜事也。
    这是说上天生人,都是平等的,并非是指定哪个来做为人君或领导人的。就算是上天给你机会,立你为人君或领导人吧,也不是只叫你占住那个位置,来满足个人的私欲,而不顾一切人民所指望的大事业。如果做人君的是这样一个人,那么,他就是不虔诚奉承天意,忘记了他占有这个人君之位,所应该做的事了(其实,古人所说的天意,也就是后世人所说的命运和机会的代名词而已)。又如说:
    明主者有三惧: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意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齐景公出猎,土山见虎,下泽见蛇。归召晏子而问之曰:“今日寡人出猎,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殆所谓不祥也?”晏于曰:“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详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见虎,虎之室也。下泽见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见之,曷为不祥也。”
    这些历史文化上的故事,都与《大学》所说“齐其家在修其身”的“(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都有相关的经验之谈,值得参考,或者多少会有启发,使你有所“悟”处。“畏敬”的心理,不只是在对上辈的父母,或长官而言。如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也很容易形成偏差。

        从史实中体会“哀矜”的正反作用
    有关于第四个“(人)之其所哀矜而辟焉”历史故事的事例,我们只举出汉武帝与汉宣帝三四代祖孙之间的宫廷(家庭)变故,就是最好的说明。
    公元前九十二年到六十六年之间,是汉武帝刘彻的晚年,因为误信宠臣江充的挑拨离间,造成了西汉历史上有名的类似宗教迷信的事件,所谓“巫蛊”一案。杀了自己的儿子(太子)刘据全家,包括刘据的三男一女,以及诸皇孙、皇孙妃、皇孙女。当时在他嫡系的曾孙辈中的刘询(初名病巳),还不满一周岁。也被关押在专为王侯、郡守们所设的“郡邸狱”中。廷尉(犹如现在执法的部长和最高法院的审判长)邴吉,参加审理这案。他心里知道这是汉武帝一时糊涂的暴戾举动,而且可怜这个皇曾孙刘询是个无辜的婴儿。他就派了一个罪刑很轻,而且刚生了孩子的女犯人,叫她做刘询的奶妈,喂他奶吃。
    这样过了五六年。这个时候,又有那些专讲那“望气”一套的方士们,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传到最迷信神仙的汉武帝耳朵里,当然立即发生作用,就下诏:“狱系者,无轻重,一切皆杀之。”命令到达关押皇曾孙刘询的监狱,邴吉就关闭狱门,拒绝接受诏命。他说:“他人无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这样,就坚持一夜。天亮了,那个派去执法的“谒者”(传达官)郭穰对邴吉的抗命,也无法处理,只好回宫奏报。
    在这个时候,汉武帝的头脑,好像清醒多了,就叹口气说:“天使之也!”不但没有再追究,而且下诏大赦天下罪犯。邴吉就把刘询送到他祖母史良娣的娘家,交给史良娣的母亲“贞君”抚养。
    后来,又有诏,要他认祖归宗,把他放到宫廷的边舍“掖庭令”张贺那里收养。掖庭令,是职掌后宫贵人、采女等总务的官职。张贺原来曾经派在被杀的太子刘据那里任职。太子(刘询的祖父)对他很好。他“思顾旧恩,哀曾孙(刘询),奉养甚谨”。张贺本来还想把孙女嫁给刘询做妻子,因为他的弟弟张安世反对作罢。但他不死心,正好和他的职掌有关的一个单位“暴室”(是管关押宫中皇后、贵人有罪的拘留所,也是宫女们的医疗所)的主管官“啬夫”(官职名称)许广汉(他同司马迁一样,犯了罪,接受“腐刑”,变成了太监,派在这里做主管)有一个女儿许平君,美丽老实。张贺看中了她,就和许广汉商量,愿意自己拿出家财,为刘询作聘金,娶他女儿。许广汉答应了。回家同他妻子一讲,太太大发雷霆。她说:“一般看相、卜卦、算命的,都说我生的女儿将来大富大贵,怎么可以嫁给一个没落皇孙,穷极无聊的赖小子。”但是,许广汉已经答应了张贺,就不变更诺言。把女儿嫁给刘询,小两口子很恩爱,不到一年,生了个儿子叫刘奭,就是后来的汉元帝。
    刘洵这个时候,依靠许广汉兄弟,生活在一起。同时,只有与外婆史家往来。但他也肯上进读书,就跟东海学者复中翁学习《诗经》。“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到处乱跑,所谓:“上下诸陵,周遍三辅(首都长安以外附近各地区)。以是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因此,他不久做了皇帝以后,成为一代明君,庙号宣帝。历史上的皇帝,死了以后,得个“宣”字的谥号,并不太多啊!足以够得上称“中兴”的,才用“宣”字。如史称:
    帝(指汉宣帝)兴于闾阎(起自民间),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朝廷会议,当面听汇报)。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听了汇报,再考察他执行实践的绩效)。及拜刺史、守相(等于省级间地方首长,不过,那时社会形态不同,人口少,不像现在一省那样繁复),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讲的和做的不同,都能知道他根本问题的原因所在)。常称曰:庶民(老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二千石乎!(这是给郡守、省级地方首长的实物待遇,每月粮米二千担。但各级各有差等。这更是指地方首长和基层政治好坏的关键所在)。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者,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其实,西汉的皇朝,从汉武帝以后,能够由刘询来继位做了皇帝,使汉室中兴的功劳,可以强调的说,完全是邴吉的阴功积德所造成,但他从最初救了刘询这个婴儿,又找奶妈养了他,使他长人成人,甚至向霍光推荐他做了皇帝,刘询都不知道内情。邴吉也始终不说,既不表功,更不邀宠。起初只为同情、哀矜(怜悯)、仁慈、正义的心理出发而已。
    刘询汉宣帝做十一年皇帝以后,因为一个老宫女自己表功,告诉宣帝过去二十多年前,曾经在掖庭做过你皇帝的保姆,是怎样的保护你,才讲出当年在监狱中的情形。宣帝一路追究下去,找到当年的奶妈,才知道都是邴吉的功劳。史称:“上亲见问,然后知吉有旧恩,而吉终不言,大贤之。”宣帝是读《诗经》出身的,因此,他就引用了《诗经》上的一句话说“无德不报”,就封邴吉为侯。对于当时保护有功的人,那个老宫女和奶妈等,都加赏赐。但在要封侯的时候,邴吉却病倒了,汉宣帝怕他死掉,很担忧。夏侯胜便说:“有阴德者,必享其禄。今吉未获报,非死疾也。”果然,不久就病好了。
    汉武帝临死的时候,把只有十三岁的太子弗陵托孤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金日碑(匈奴人)及上官桀。这个太子后来就是汉昭帝,很聪明,可惜短命,只做了十三年的皇帝就死了,还没有儿子。霍光就和大臣们会议,迎接刘氏皇室一位昌邑王即位,不到一年,发现这个皇帝“淫戏无度”,又经霍光和朝廷大臣们决议废了他。在这个时候,邴吉才出面对大将军霍光说:
    今社稷宗庙(刘氏的国家天下)群生之命,在将军之一举。而武帝曾孙名‘病巳’,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通经术(诗经、论语、孝经等),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决定大策。
    “光会丞相以下,议定所立。”因此,刘询才得以继位,做了皇帝。他的出身经过艰难曲折,并非是纯粹的“职业皇帝”,所以后来才能成为汉室皇朝的一个“明主”。所有这些经过,可以说,都是邴吉一手所造成,多方极力“诱导”一个刘氏孤儿做为明君的成功史迹。
    霍光对刘家的政权,的确也做到了不负汉武帝的所托。结果,为了老婆霍显,要把女儿推上皇后的宝座,谋杀了汉宣帝在“贫贱夫妻”时候的许平君皇后,因此而弄得家破人亡。历史上既赞许霍光,又替他惋惜。最后为他加上一句评语,是“不学无术”四个字。
    后来在宋真宗的时候,寇准使真宗在“澶渊之役”上立了大功,但被丁渭等同僚的挑拨,说他是拿皇帝性命来作赌注。因此遭贬,路过四川,碰到张咏。寇准请张咏对他的事作一句公平的评论。张咏只对寇准说了一句:“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回来,再拿《汉书?霍光传》来读了一遍,读到最后的评语“不学无术”一句,就笑说,这才是张咏要骂我的意思呢!
    再说,有关于“(人)之其所哀矜而辟焉”。同样的道理,相反的结果,仍然可在汉宣帝的历史故事中,看到成例。
    汉宣帝刘洵,因为少年未得志时候的妻子(皇后)许平君,被霍显谋杀以后,非常伤心,就立了他和许平君初婚第一年所生的儿子刘奭做“太子”。并且特别挑选后宫无子,而且做人很谨慎的王婕妤(婕妤,女官名,等于后世的妃子)做皇后,叫她认养“太子”(后来王婕妤的娘家,就在汉宣帝以后,历代出皇后,因此培养了王家的后代出个王莽篡汉。你看,历史故事的前因后果,真很难说得清楚)。刘奭长大成人以后,个性温柔,又很仁慈,并且极喜欢儒家的学术。看到他的皇帝父亲宣帝所用的大臣,多半是讲究“法治”,注重“吏”治,刑法比较严厉,心里很不同意。有一天,他陪皇帝父亲宴会,找个机会对宣帝说:“陛下持刑太探,宜用儒生。”宣帝一听,变了脸色,很严肃的对儿子说: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道)王(道)道(家)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只讲道德),用周政乎(还用周朝的礼法吗)?且俗儒(通常一般读书人)不达时宜(不能通达时势合适的变化),好是古(认为古代做对的)非今(现在都错了),使人眩于名实(被理论逻辑搞昏头脑),不知所守(他们又不知道自己该守的本分),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刘)家者,太子也。”
    从此,宣帝对太子比较疏远,而且很想换另一个儿子来做太子。但因为刘奭是许平君皇后所生,而且夫妻父子三人,都是从平民艰苦中出身,尤其对他的生母许平君,情深义重,曾经还答应过她,一定把她所生的儿子立做太子。所以始终下不了决心,最后,还是让他做太子。等到宣帝死后,刘奭即位,就是汉元帝。果然,从此以后,西汉刘家的天下,就黯然衰落了,直到王莽假借儒家的学术篡位。不是刘秀“光武”中兴,汉朝的政权,也早就换了他姓朝代。这便是“(人)之其所哀矜而辟焉”反面的作用。
    “哀矜”用现代话来说,便是“怜悯和同情”。“矜”这个字,包涵有“自满”及“怜惜”几重意义。《大学》在这里所用的“哀矜”,是怜悯、同情的意思。犹如孟子所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它是人性固有的爱心和同情心。尤其是女性在这方面的反应,比之男性更为明显。因此常常有人引用古代成语,所谓“妇人之仁”。其实,不要轻易曲解“妇人之仁”这句话,把它当作无用的代名词,扩充“妇人之仁”,才是大仁大义、大慈大悲。就怕你如“妇人之仁”的仁心都没有,就不必假借大仁大义来掩饰自己了。例如,佛说慈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仁”字同一意义。但佛把“仁”心用两极分开来说,便叫“慈悲”。“慈”是如父(男)性、阳性的爱,“悲”是如母(女)性、阴性的爱。“慈悲”、“仁爱”、“哀矜”本来都是好事,但亦不可以受自己心理的蒙蔽,发展变成偏向的一面。如果变成偏心、偏爱,下但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甚至也不能“修身”,不能自处。
        从史实中了解“敖惰”的心理背景
    有关第五个“(人)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的内涵,须先了解所谓“敖惰”两个字的意义。在这里所用古文的“敖”字,就是后世常用的“傲”字,也就是“骄傲”的“傲”字。但严格来讲,“骄”比“傲”更厉害。“傲”是内在的,正如古人所谓,此人有“傲骨”、或有“傲气”,这还代表了有一点赞许的意思。“骄”就有使人受不了的粗暴之感了。如果又“骄”又“傲”,那就什么都免淡了!例如我们现代,常常为了某一件很荣耀、很得意的好事,便说“值得骄傲”。那就完全用错了词句,把中国人自己,变成没有文化的国民了。这是几十年前,那些翻译者的粗心大意,把Proud这个洋文字翻译错了。事实上,是叫做“值得自豪”的意思,那就对了。“惰”字,当然是指“懒惰”的“惰”。但严格的说,“惰”是不太勤力,不太勤快的意思。借佛学来说,叫做“懈怠”,太过松“懈”,又是得过且过,马马虎虎了事,就是“怠”。换言之,“懈怠”就是“惰”。 “懒”就不同了,此“心”从“赖”,根本上,就是什么都不愿意做,不肯动,不想动作,这就叫“懒”。正如《西厢记》上的一句诗说,“万转千回懒下床”,那是真“懒”。
    但《大学》上,却把“敖”和“惰”放在一起,这个用字的方法真妙,它就代表了一种心理状态。因为自“傲”而养成“怠惰”的习性。犹如富贵中人的子弟,古代所谓“世家公子”或“千金小姐”,现代所谓“高干子弟”或“豪门”,富有人家的小老板们,因为从小出身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不知不觉自“傲”惯了,就什么事都“懒”得去做,变成“颐指气使”的神气;努努嘴、抬抬手,或用一个指头点一点,或用眼睛瞪一下,指挥别人去做。这就是“傲惰”的形象。

      现在我们姑且举出历史上的事例,用来反映“敖惰”心理的正反面等情状。首先,引用的历史故事,便是大家平常所熟悉的越大夫范蠡,他辅助越王勾践复国灭吴以后,便飘然浮海而去,转到齐国,改变姓名,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从事农业,亲自耕种,“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勤苦积累资产,没有多久,就成为数十万金的富翁了。齐国的人,知道他有经营致富的经济才能,便请他出来做国家的财“相”。他很感慨地说:
    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
    因此辞职不干,而且“尽散其财,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闲行以去,止于‘陶’,自称‘陶朱公’”。再和儿子从事农牧,兼做贱买贵卖的生意,“逐什一之利”。不久,又“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他在陶地,又生一个最小的儿子,我们通常叫做“幺儿”。这个时候,他的第二个儿子在楚国,不知道为什么事杀了人,坐牢判死刑。陶朱公知道了,便说:
    “杀人而死,职也(依法抵命,应该),然吾闻千全之子,不死于市。”叫最小的儿子到楚国走一趟,看情形。
    “乃装黄金千镒,置褐器中(破旧灰色的背包),载以一牛车”,就要小儿子出门了。但他的大儿子不同意,一定要自己去楚国看二弟。陶朱公坚持下允许。他的大儿子就说:“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小弟。是吾不肖。”便要自杀。陶朱公的太太便说,你一定要派小儿子去楚国,未必能保得住老二的命,现在先死个大儿子,怎么办?在老婆和大儿子的双重压力下,陶朱公也没办法了,不得已,只好由大儿子去楚国,并写了一封信,叫大儿子到了楚国,就送给他的老朋友庄生。而且吩咐儿子,把这一车个镒黄金交给庄生,“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大儿子告辞出门,又私自带了“数百金”上路。
    到了楚国,找到了庄生。他住在城外郊区茅草盖的房子,看来很穷。但他照父亲陶朱公的意思,把信和千镒黄金都交给了他。庄生看了信,就说,知道了,你赶快回家去,千万不要在楚国等消息。就是你弟弟出狱,也不必问其所以然。快走。陶朱公的大儿子听了,只好告辞出来。但并不回家,偷偷找个地方住下。把自己私下带来的黄金,另走门路去活动,找到楚国的政要贵人,要设法救小弟出来。
    庄生呢,虽然穷居楚国,但是廉直之名,全国皆知,“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他虽然接受老朋友陶朱公送来千金,并不想要,他想救了老朋友小儿子的命以后,再全数退回,才是对好友的真情。所以收了黄金,便对他自己的老婆说:“此朱公之金。如有必病不宿诫(他这样做啊,等于是病急乱投医)。后复归(事后要全数归还),勿动。”但陶朱公的大儿子不懂他的用意,认为这个老头子“殊无短长也”(他有什么好办法)。他只是为了父亲的命令,照办而已,心里实在舍不得。
    庄生找个机会去见楚王闲淡,便说:“夜观星象,天象有变,对楚国可能发生灾难,怎样办呢?”楚王一听便说:“这样就做一件大好事来消灾祈福吧!”因此,楚王就派人先通知执法的官吏,把有关刑法的重案,暂停执行。这个消息,被陶朱公大儿子的那个政要知道了,就来对他说:“你弟弟有救了,一定快要出狱了。”
    陶朱公的大儿子一听,就问:“你怎么知道?这样有把握吗?”那个政要便说:“我知道楚王快要发布大赦令了。因为他每次大赦以前,都有这种举动。”陶朱公大儿子一听,真可惜他父亲送给庄生的千镒黄金,反正要大赦,弟弟一定出狱,岂非浪费了千金之赀,愈想愈心痛,就去再见庄生。“庄生惊曰,‘若不去耶?’(你还没有走啊?)”他就说:“不好意思,没有听你的吩咐,因为我实在不放心弟弟的案子。现在听说要大赦了,所以想先来向你辞行。”庄生一听,喔!你送来的黄金,都在那间屋里,你赶快搬走带回去。这位朱大公子也就老实不客气,亲自去把黄金都搬出来带走了。
    庄生第二天,马上又去见楚上说:“你要大赦做好事,消灾免难是可以的。不过,外面已经有了谣言,说是陶朱公拿了大批黄金,买通关节,所以你的大赦,是为了要放陶朱公的小儿子。”楚王一听,大怒。马上命令执法官,立刻先把陶朱公小儿子正法,然后再来大赦。因此,陶朱公大儿子,只好去为弟弟收尸搬丧回家。回到家里,他的母亲和家人,都痛哭不止。只有陶朱公反而笑着说,我早知道他去了楚国,他的小弟一定要被杀掉了事。这并不是他不爱弟弟。因为他“顾有所不能忍者也”。他从小和我一起,劳苦耕田,辛苦经商。他知道为生活太困难,爱钱如命。所以他认为白白丢了千金,很舍不得。我本来要老幺去办,是因为他出生以来,就在富有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玩顶好名牌的车子、养名马、名狗,花钱满不在乎!“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老大)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历史上还记载了陶朱公的经营产业及财富,有三徙(三次迁居别地)三散的经历。这也就是根据范蠡自己的名言所说,“大名之下,难以久居”的原则。有名与有钱,都不是人生的大好事。但是世界上的人,都在拼命追求名利和权位,怎么说也是白费的。只有在名利、权势上亲身打过滚的人,才比较清醒了一点。但是,都是已经到了“尸居余气”的时候,虽然清醒了,太阳就立刻要下山了!像范蠡的一生,除了事功以外,自处之道,非常高明,可说是千古一人,不愧是正统的道家人物。
    我们引用历史上所载有关陶朱公的这件故事,说明“敖惰”的心态。从陶朱公亲切说明刻苦成家子弟节俭谨慎的习性,容易偏向于吝啬;出生于富贵家庭子弟的习性,容易养成偏于放浪轻财“敖惰”的习性。
    但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许多的例外。以我自己一生的经历来体会,单在钱财方面来说,有过极大艰难困苦的经验,身无分文求一饭而不可得的遭遇;也有撒手千金,不知财之所从来的境界。有“臆无不中”,经商得利的时日;也有一夜之间,全军覆没,依然两手空空,身无长物的打击。所以我常说笑,你们的经济学,是从课本上学来的,我是从经验上得来的。只有成功的经验,还只算一半,要有失败的经验,才算满分。世界上最困难的是一块钱,古人所说“一钱逼死英雄汉”,那是事实。有了资本,以后赚钱,那是一半靠聪明,一半靠运气。只有从勤劳节俭得来的,才是根基踏实。赚钱发财很难,但有了钱财以后,用钱更难。用得其时、用得其分、用得其当,并不容易。而且必须要知道财富是不属于你的,是属于整个社会人类的。你纵使有了财富,那也只是有了一时的使用权而已。它毕竟非你之所有,只是属于你一时所支配。
    这篇有关陶朱公的文章,我在十二岁半的时候,由于父亲的教导背诵过来。但我真懂得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了,所以说到这里,便有不胜感慨之思,倚老卖老又多废话了,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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