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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不过通胀的古人储蓄
著有《银元时代生活史》的民国名医陈存仁曾回忆，当年家中分家时，先人曾说家中窖藏了二十缸银子，但最初只挖出了八缸。后来，有经验的长辈说再深挖试试，又挖出了埋在下层的十二缸银子。
这是古人储蓄的一种防盗方式。古代没有银行、没有保险箱，家中金银往往埋在地里。但埋法颇为讲究，不能一埋了事，而是挖深后分层放置，各层间往往用石板、砖块叠压，增加盗挖的难度，以免被盗贼“一网打尽”。这个例子也侧面体现了古人的储蓄观：攒一笔存一笔。
这些年来，考古挖掘发现了大量古人窖藏的金银财宝。这些窖藏储蓄未能被储藏者的后人取出，多半是因为战乱或家中变故，但也有可能是因为藏得太隐秘太深，不但防了盗贼，连子孙后代也瞒过了。所以，古人买卖房产时往往有“掘钱”条款。这笔款项由卖主向买主征收，作为将来可能挖到金银财宝的预估补偿款。
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便有相关记录，当时洛阳很多财主都有掘地藏金的习惯，其后人在卖房时便会向买主索要“掘钱”。官员张观买房时，卖家坚持索要“掘钱”，最后张观多付了一大笔钱才能收楼。大家都觉得张观吃了大亏，谁知他竟真的挖出一大笔财宝。
古人爱存钱显然与缺乏保障、急需安全感有关。中国历史上朝代屡屡更替，战乱频繁，贵金属有防身度艰之效。我们所熟悉的“盛世古董、乱世黄金”这一说法便基于此。
(注：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黄金作为货币被大量使用，始于战国时代。但古代中国在相当长时间里实际使用的主要等价交换物并非黄金，而是铜钱。占据人口中绝大多数比例的农民与小市民往往也没有大量藏金的能力，因此大多数古代人的储蓄实际上是“蓄铜”。
1967年冬天，湖北黄石发现一处钱窖，有重达22万斤的铜钱，据推测是南宋人所埋。1981年10月，湖南省攸县出土一处古代铜钱窖，先后挖出的古铜钱三万多斤，据推测也是南宋人埋下。
存铜钱有用吗？太平时代当然有用，但若王朝倾举国之力“办大事”，或社会动荡甚至战乱时，恶性的通货膨胀就是一道击毁安全感的魔咒——你存了几十年的铜钱，可能连一斤大米都买不到。到纸币诞生后，恶性通胀的阴影更挥之不去。
以最有代表性的宋朝为例。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那个时代的工商业空前繁荣，北宋时期甚至出现了农耕时代罕见的现象：农业税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0%，工商税却高达70%。
在这种大繁荣状态下，纸币诞生了。当时，四川通用铁钱，十文铁钱才抵一文铜钱，买东西动辄要扛数十斤铁钱，十分不便。于是，四川老百姓发明了交子。起初，交子是一种纸质票据，不能在交易中流通，只能作为存款和取款的凭据，相当于现在的支票，后来逐步代替铁钱，成为可流通的纸币。
纸币诞生之初就敲响了超发的警钟。本来，若无铁钱作为准备金，交子本身就一文不值。但很多钱商滥发交子，恶意欺诈，造成了社会不稳定。为保证交子的币值，政府先是严选十六户富商作为发行交子的特许经营商，并严格监督交子的印制、发行和经营。至宋仁宗时代，将交子发行权力收归国有，宋徽宗则改交子为钱引。
一开始，宋朝政府对纸币易于仿造和滥发的弱点极为警惕，严格控制发行量。但当政府需要办大事用大钱时，便滥用政府信用，过量发行纸币，造成通胀。宋徽宗时代，钱引滥发情况严重，纸币成了敛财工具。到北宋末年，面额1000文的钱引只能换十几文铜钱，王朝覆亡实是不可避免。
恶性通胀不仅仅发生在北宋。西汉初年，因持续十数年的秦末战争，刘邦称帝时连四匹同色的马都找不到，平民生活更为艰辛。为了敛财，汉初统治者曾降低铜钱中的含铜量，以使相同重量的铜材铸造更多数量的铜钱，结果导致大通胀，饿死者众。好在统治者及时吸取教训，将农业作为立国之本，经七十余年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即位时，经济开始兴旺。但好大喜功的汉武帝爱“办大事”，一场与匈奴的战争，导致又一次大通胀。
其实，农耕社会因发展缓慢，商品种类与数量长期保持稳定。若无天灾人祸，恶性通胀一般不会发生。但若政治腐朽，或统治者好大喜功，都会急于敛财，采用以小充大、以轻代重的铸币方式，或滥发纸币，都会带来恶性通胀，直至改朝换代。而这之中最苦的当然是百姓，他们的积蓄也永远跑不过恶性通胀。 宗族社会里的养儿防老
《事林广记》中有“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之说，这是传统观念，也是一种古老的获取安全感的方式。古代生产力低下，凡事都靠劳动力，男丁的重要性甚至大于贮存粮食。此外，政府的徭役和兵役只能由男性承担，可以改变命运的科举也只许男性参加。 所以，古代还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这已不仅仅是简单的传宗接代思维，更是古代人对各种社会风险的抵御意识。加之古代医学落后，乱世时百姓更是难以自主，生命保障较低，所以男丁要多多益善。一夫多妻固然是男女不平等的陋习，但最初也是父系社会为了增大男丁几率、寻求保障所选择的方式，并制礼作乐，写入典籍。
甚至可以说，养儿就是农耕社会的养老金，以年轻时的红利来获取老年时的保障。这笔红利能不能拿来做别的呢？当然可以，但后果请自负。比如你把这笔钱拿来买粮食，但粮食会坏，不会完好贮存至你的晚年。又比如你把这笔钱存起来，打算等到老的时候再用，可万一遇上灾荒呢？你的钱可能因为通胀而变得毫无用处，可儿子却可以帮忙种粮食。而且那时没有养老院，年长者体弱多病时即使有钱也无法安然养老。
在土地、金钱和儿子这“安全感三大件”中，养儿防老是相对最为靠谱的一项。它的靠谱，是因为相比名义上私有、实则随时会成为“王土”的土地，以及跑不赢通胀的货币，血缘关系更稳定牢靠。而且“男丁”作为社会主体力量，也可以带来未来发展的更多可能性，比如寒窗苦读、一跃龙门，就是一种普遍性的期待。
而且，与“养儿防老”如影相随的还有宗族这一传统组织。宗族社会需要男丁维系，个体家庭同样需要男丁才可立足于宗族，二者互相依存。
《尔雅》有“父之党为宗族”一说，所谓“父之党”，即指由父系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群体，不包括由婚姻关系联结而成的母族、妻族。 1917年，王国维发表《殷周制度论》，断定商朝时期无宗法制与嫡庶制。陶希圣也认为，西周以前没有完整的宗法。据载，商末以前，嫡长继承并未确立为制度，“兄终弟及”在商代王位继承中时有发生，其他贵族更是如此。到了商末，才正式确立嫡长继承制，到了西周终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法制度。但在西周，礼不下庶人，只有贵族才存在宗法制度。
两晋南北朝时期，强大宗族(作者注：即士族)达到全盛，相互联姻、相互护持。一般百姓也举族聚居，称为庶族。直至唐朝，宗族聚居仍是常见的人口聚居格局。到宋代时，理学家张载、程颐提倡重建宗族，朱熹将之付诸实践，设计了一套宗族制度和组织模式，包括祠堂、族田、祭祀、家法、礼法、族长等内容。范仲淹曾在吴县设“义田”以养济族众，办“义学”以育宗族子弟。此后，直到清末，宗族一直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和各级士绅的支持。
曾有学者认为，在古代社会，国家政权组织“到县为止”。这个说法其实过于笼统，但不可否认的是士绅在基层和宗族中的作用，他们甚至拥有一定的行政权力。
在宗族体系内，男丁的作用极大，而且往往超越了个体家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养儿防老”的更高层次就是“养男丁护宗族”。
比如说，科举制度给平民提供了上升空间。但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供孩子读书往往是件难事，一来孩子长期读书，等于家中少了一个劳动力，二来又有学费支出，可谓此消彼长。因此，宗族往往对应举男丁予以照顾，举族为之提供经济支持和学习条件(作者注：如就读更好的书院甚至自办书院等)。这种照顾当然不是单方面的，若宗族中有男丁取得功名，步入仕途，又可为宗族提供经济支持和政治保护。而在政治阴暗时，宗族也往往是普通民众用来抵御地方政府压迫的力量。
不过，“养儿防老”也只是相对靠谱，同样无法抵御乱世侵袭。所谓“乱世人不如太平狗”，拉壮丁、流离逃亡都是乱世百姓无法回避的痛。至于宗族力量，在集权面前也有不堪一击之时，比如法律中常见的“株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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