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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代分封制下宗藩对所在地方及自身所带来的祸害 《明史?诸王传》赞曰：“有明诸藩，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这是指明代的藩王，在地方上不能干预地方长官的民事，有俸禄的享受，没有地方上管理日常政事的职责，依照《皇明祖训》，王国所在只是城中很小的区域，王国的文官由“朝廷精选，赴王国任用，武官已有世袭定制”。那就是诸王即使在王国范围内也没有人事的任免权。《皇明祖训》载：“王国内除额设诸职事外，并不许延揽交结奔兢佞巧知谋之士，亦不许接受上书陈言者。如有此等之人，王虽容之，朝廷必正之以法。”换一句话说，那就封杀诸王，使其不能干预朝廷和地方的行政事务，不能招揽人才为自己服务。《皇明祖训》还规定：“凡风宪官以小过奏闻，离间亲亲者斩。风闻王有大故，而无实迹可验，辄以上闻者，其罪亦同。”那就是地方官不能干预王国内部的事务。至于“庶民敢有讦王之细务，以呈奸顽者斩，迁其家属于边”。老百姓如受诸王欺压那更是投诉无门了。明代诸藩王便是这样生活在各大城市中心，脱离社会又享有特权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王国内的文武官员，诸王却有自行处置的权力。《明祖训》上规定，“如或文武官员犯法，王能依律剖判者听，法司毋得吹毛求疵，改王决治。”这样规定的结果，如谷王朱橞，是朱元璋第十九子，洪武二十四年（公元一三九一年）封在河北府上谷地区，史称：“橞居国横甚，忠诚伯茹瑺过长沙不谒橞，橞白之帝，瑺得罪死。遂益骄肆，夺民田，侵公税，杀无罪人。长史虞廷纲数谏，诬廷纲诽谤，磔杀之。”（《明史?诸王?谷王橞传》）再说一个案例，伊王朱（木+彝）是朱元璋第二十五个儿子，是封在洛阳的，永乐六年（公元一四〇八年）之藩到洛阳，史称：“王好武，不乐居宫中，时时挟弹露剑，驰逐郊外。奔避不及者，手击之。髡裸男女以为笑乐。”（《明史?诸王传》）这个人尽干荒唐事，生活富裕了，又没有正经事可干，所以如此。 明代亲王的俸禄很高，洪武九年（公元一三四七年）初定亲王岁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绢布盐茶马草各有支给。洪武二十八年（公元一三九五年）虽略有减省，但为数不低，还有各种赏赐，藩王名下护卫军及仪卫司人役并乐户之数，其俸饷皆由官府支给。再说这个伊王，世代在洛阳，对那个地区造成很沉重的负担，为此地方欠诸王禄饷，嘉靖八年（公元一五二九年），户部言“河南一省缺禄者八十余万石”。不仅洛阳一地是如此，其它有藩王的地方也一样，结果是诸藩王支庶繁衍，皆仰给国家的赋税，又不让他们出仕及别营生理，最终是宗藩既困，国力亦不支。 另一方面，藩王以王府之尊，居于外郡，其势足以病当地百姓，其官府也往往唯恐避之不及。也是在嘉靖时，伊王世子典楧在地方上为非作歹，几乎是无恶不作，不要说百姓，官员见了他也怕。史着称其“贪而愎，多持官吏短长。不如指，必构之去，既去复折辱之。御史行部过北邙山外，典楧要笞之。缙绅往来，率纡途取他境。经郭外者，府中人辄追挽其车，詈其不朝，入朝者复辱以非礼。”为什么他能那样蛮横无理呢？因为朱元璋在《皇明祖训》有这样一条规定：“凡王所居国城，及境内市井乡村军民人等敢有侮慢王者，即拿赴京来，审问情由明白，然后治罪。”反过来是“王左右人，虚张声势，于王处诬陷善良者，罪坐本人”，藩王本人做了坏事，并不直接负责，故地方官员，及途径洛阳的官员，只能绕道而行。再说这位朱典楧，“府墙坏，请更筑，乃夺取民舍以广其宫。郎中陈大壮与邸邻，索其居不与，使数十人从大壮卧起，夺其饮食，竟至馁死。所为宫，崇台连城，拟帝阙。”他还曾经“闭河南府城，大选民间子女七百余，留其姝丽者九十人。不中选者，令以金赎”。（《明史?诸王传三》） 明王朝对藩封诸王经济上生活上的种种荒唐事，并不太计较，但政治上的防范则非常严密，故《明史?诸王传》赞称：“盖矫亡鉴覆，所以杜汉晋末大之祸，意固善矣。然徒拥虚名，坐縻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以明仁宗第五子襄王朱瞻墡与仁宗的第九子梁王瞻垍为例，两人是兄弟关系，都是明宣宗的弟弟，宣德四年（公元一四二九年）梁王就藩安陆，襄王则自长沙徙襄阳，途中经过安陆，兄弟二人相见，留连不忍去，“濒别，瞻垍恸曰：‘兄弟不复更相见，奈何！’左右皆泣下。”（《明史?诸王传》）为什么兄弟离别时会这么动情呢？因为依制二王不得私自相见，在这种情况下，亲亲之情又从何说起呢？再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后，诸王中瞻墡最长且贤，众望所属，成为继位的候选人，但最终没有被选中，选了英宗的兄弟，宣宗的次子郕王祁钰监国，从此瞻墡也成了犯忌的人物。事实上瞻墡并没有觊觎皇位的野心，他建议让郕王监国，立皇长子为君。英宗复辟以后，瞻墡也被怀疑曾谋取皇位，后来从档案中看到瞻墡的二次上书，英宗方才解除了疑窦，特许他岁时可以与诸子得出城游猎。可见非特旨，藩王是不能出城游猎的，故实际上诸王在藩邸等于被囚禁的状态。明代的藩王在地方上，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在经济上和生活上则往往向骄奢淫逸的方向发展，那么藩封诸王与当地郡县的关系，必然演化为地方上难以处置的累赘。 到了明末崇祯时期，明代藩王的府邸往往成为农民军讨伐和报复的对象，不妨以福王常洵为例。福王常洵是明神宗第三个儿子，由于是神宗宠爱的郑贵妃所生，而王皇后无子，神宗一直想立常洵为太子，但常洵不是长子，最终拗不过群臣以祖训相争，不得已立光宗为太子，立常洵为福王，万历四十二年（公元一六一四年）就藩洛阳，下诏赐福王庄田四万顷，中州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这个常洛在藩邸，“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秦中流贼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援兵过洛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十三年（公元一六四〇年）冬，李自成连陷永宁、宜阳。明年正月，参政王胤昌帅众警备，总兵官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各引兵至。”结果还是这个总兵官开了城门迎接李自成的军队进城，“常洵缒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贼迹而执之，遂遇害。”（《明史?诸王传》）其被杀的过程，在计六奇《明季北略》的李自成陷河南府条称：“自成迹福王所在执之。并执前兵部尚书吕维祺。维祺谓王曰：‘名义甚重，毋自辱。’内官崔升，甫十三岁，劝王宁死勿屈。抱王不去。贼杀王，并见害。王体肥，重三百余斤，贼置酒大会，以王为菹，杂鹿肉食之，号‘福禄酒’。”看来福王临死是屈膝求饶的，结果福王府被烧，“自成发藩邸及巨室米数万石，金钱数千万，赈饥民。”实际上还是福王无休止地聚敛财富害了自己，亦可见农民军对明代各地藩王的仇恨不是偶然的。故农民军所过之处，明代的藩王几乎无一幸免。藩王如此，公主亦难。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长公主十六岁，本来准备行婚礼，结果以“寇警暂停。城陷，帝入寿宁宫，主牵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剑挥斫之，断左臂，又斫昭仁公主于昭仁殿。”（《明史?公主传》）朱元璋立《皇明祖训》希望自己的家族能世世繁荣昌盛，保持亲亲之情，“然自法网之繁，起自中叶。”（《明史?诸王传赞》）结果与他主观愿望完全相反。既然把家事和国事搅和在一起了，把家事变成国事的一部分来处理，那么家人之间亲亲关系必然转化为谁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关系。在一切服从于王朝安全和稳定的前提下，那还有什么亲亲之情可言呢？可悲的是连他们独立谋生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留下唯一的生活出路就是醉生梦死地等待末日的降临。晚明最后一个崩溃的是桂王，桂王是明神宗第七子，藩邸原来在衡州，衡州陷，迁居梧州，去世后由其第三子由榔继位，在崇祯末封为永明王，被广西巡抚瞿式耜推为监国，其时已是清顺治三年（公元一六四六年）。次年桂王建永历元年，在广西云贵地区苟延残喘了十三、四年，最终从云南逃窜至缅甸，随行者水路有六百四十余人，陆行者岷王子以下有九百余人，期会于缅甸，结果陆行者被缅人悉掠为奴，多自杀，只有岷王子八十余人流入暹罗，顺治末桂王朱由榔父子被杀于云南。如果朱元璋地下有灵，看到明王朝最终是这样一个结局，不知作何感想。当年朱元璋拥有无限的权力，他对未来王朝制度的设计抱有非常美好的憧憬，但制度要人去执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在不断变化的，历史上不可能有十全十美最完好的制度设计，关键还在人。朱元璋不可能万岁万万岁，朱元璋身后的事，只能让身后人自己去作主，他为身后子孙设计的制度，事实上反而成为他们难以取得正常人生活的牢笼和累赘。（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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