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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许多读书人对王阳明先生的推崇，对阳明先生与孔子同称“圣人”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人说中国历史上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标准的只有两个半人他们分别是孔子、王阳明，而那半个是曾国藩。也有人认为真正的三不朽只有孔子和王阳明两人。对先生的学术思想，大家一般统称为“王学”。现就先生的生平事迹和“王学”的精髓作一梳理。 一、关于先生的生平事迹王阳明（公元1472—1529年），幼名云，后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谥文成。浙江承宣布政使司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省余姚市）人，因晚年筑室读书于故乡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 先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家、书法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军功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封候爵。先生生逢明朝中期，此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学术颓败，先生试图力挽狂澜、拯救人心，乃融儒、道、释诸学于一体，集各家之大成，独创“身心之学”，倡良知之教，修万物一体之仁。因而被誉为“一代心学宗师”，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四大家。先生不仅是宋明心学的集大顾者，而且一生事功赫赫，为明王朝立下了不世之功而彪炳史册，故被称为“真三不朽”。其学术思想不仅在中国，在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全球都要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现代社会也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可以让疲惫脆弱的现代人重新获得强大内心，在浮躁的社会中获得内心的宁静、充实与幸福，是现代人修养身心的最佳指导思想。 先生出生于明朝中期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门第，其父王华，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中状元。此后，王守仁随父移居绍兴。王华对儿子家教极严，先生少年时学文习武，十分刻苦，但欢喜下棋，往往为此耽误功课。虽受父亲屡次责备，总不能改，王华一气之下，就把象棋投于河中。王守仁因而顿悟，当即赋诗一首：“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诗中之意，透露出先生决心以卧龙先生（诸葛亮）为榜样，干一番事业。此后刻苦学习，学业大进，骑、射、兵法，日趋精通。 明弘治五年（1492年）秋天，先生在乡试中中了举人，得到参加会试资格。不幸的是连续两次会试落榜。从小未受过挫折磨练的先生，很是有些心灰意冷。功夫不负有心人，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先生28岁那年，第三次参加会试，总算榜上有名，中了进士。进入仕途后，先生行是被派往工部观政，因督造威宁王坟墓有功，被授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被派往山东主持乡试，再次展露才华，引起朝廷重视，被告委以兵部武选司主事。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当时，提督军务的太监张忠认为他以文官授兵部主事，怀疑其中有诈，便强令王守仁当众射箭。王守仁提起弯弓，连发三箭，三中靶心，也因此使先生在军中的威信倍增。 先生做了三年兵部主事，突患肺病，以病告归，结庐于会稽山龙瑞宫旁之阳明洞，也因此而而号“阳明”。 先生病愈后复职。公元1506年（明正德元年），朱氏王朝的留都南京，二十几位言官员联名上疏，弹劾宦官刘瑾，但弹劾的言官反遭被弹劾的宦官刘瑾迫害，或罢官或入狱。此时，职位较低的阳明先生勇敢地站出来，上疏皇帝，为这些敢于直言的言官辨冤。结果，他被处以杖三十廷，并打入监牢，贬为贵州龙场（现贵州修文县城）驿丞。 王守仁遭此惨祸，感到十分地孤独、寂寞和苦闷。他由繁华舒适的京城，陡然漂落到偏僻荒凉的龙场，举目无亲，衣食无着，不由得产生一种巨大的失落感，仿佛由“天堂”坠入“地狱”。他万念俱灰，惟有生死一念未曾了却，于是对石墩自誓：“吾惟俟命而已！”他心乱如麻，终夜不能入眠。 在此绝望之中，淳朴善良的龙场人给予了他无私的援助，使他看见了一线希望的曙光，有了生活的勇气，重新站立起来，与命运抗争。他用“生命的体验”来面对人生，面对残酷的现实，走上一条艰苦、独特的道路，他默记《五经》要旨，凭着自己的理解去领悟孔孟之道，扬弃程朱理学。一天半夜里，他忽然有了顿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龙场悟道”。 “龙场悟道” 既是王守仁“心学”的起点，又奠定了王学的基石，并构建起“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基本理论框架。倘若不经此大彻大悟，王学恐怕很难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长期以来，“龙场悟道”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恍然大悟，而忽略了以前的许多坎坷经历、哲学思考及其理论对辩。这是偶然中的必然，它与王阳明当时的处境和寂然心态有极大关系，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迸发出来的思想之火。 王守仁于正德三年（1508年）忍辱莅任。初到龙场，居无处所，在一天然溶洞内埋头玩味《易经》，洞因名“玩易窝”
亦名“玩易洞”。尔后移居至修文县城北1．5公里的龙岗山。山腰天生一洞，土民称为“东洞”，洞颇宽敞明亮。自王守仁在此栖身后改称为“阳明小洞天”，习称“阳明洞”。洞顶时有滴水，当地少数民族悯其阴湿，伐木结茅，在洞口右下方为之建屋。王守仁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名为“何陋轩”。又在洞口左上方修建一小亭，亭子四周栽些竹子。王守仁以竹子具有“君子之德”，将亭名为“君子亭”。 王守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沉思着，在沉思中“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心境由烦躁转为安然，由悲哀转为喜悦，一种生机勃勃的情绪油然而生。在龙冈，他写成了《五经臆说》。谪居龙场三年，使他最受感动的就是那些朴质无华的“夷民”。 譬如彝族首领安贵荣知道王守仁在龙场的艰难处境后，便主动在生活上给予他各种照顾，为他修房建屋，帮他度过难关。使他看到人世间还存在着心灵与心灵沟通的情感世界，这与京城中“勾心斗角”的情况相比，有如天壤之别。他体味到人间的“真情”，深感“良知”的可贵，从中得到新的启示和灵感。从而鼓舞了他生的勇气，增强了他对人性尊严的信心，激发了他悟道传道的生命热情。他相信人人都有生命成长的要求，天下没有不可教化之人。他在贵州质朴的风气下讲说“本心之至善”，很快就引起了士子们的强烈共鸣，并取得了教化生命的确实效果。这自然对他一度受到伤害的心灵是一种莫大的慰藉。 “卧龙一去亡消息,千古龙冈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乐,桑间无耳听咸英。江沙漠漠遗云鸟,草木萧萧动甲兵。好共鹿门厐处士,相期采药入青冥。”这是王守仁谪贬龙场期间所写的一首诗，用以怀念和赞颂三国时的诸葛亮。如今，这首诗却成了后人对他的赞誉与缅怀。这龙冈，因王守仁而名扬四海；这龙冈，被人们誉为“王学圣地”。天下的王学，无论是浙中、江右、泰州、南中、楚中、北方、粤闽诸学派，抑或是日本的阳明学、朝鲜的实学以及东南亚、欧美的王学，寻根溯源，都以贵州的龙冈为始发地。 王守仁还在贵州创办了龙冈书院，又应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请，主讲文明书院，一时之间，学子蚁聚，风气大开，对贵州教育特别是自由讲学之风，起了推动作用。后来的阳明书院，正学书院，南臯书院都继承了这一传统。 刘瑾被诛后，任庐陵县知事，累进南太仆寺少卿。其时，王琼任兵部尚书，认为王守仁有不世之才，荐举朝廷。正德十一年(1516年)擢右佥都御史，继任南赣巡抚。他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谋略于一身，作事智敏，用兵神速。 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 第二年正月三十日，王守仁到开先寺刻石记功。（开先寺即今秀峰寺，位于秀峰境内的李璟读书台下。这里有一块数丈见方的石壁。石壁上有三处石刻：中间是宋大诗人、书法家黄庭坚书的《七佛偈》，右边是明代徐岱的诗，左边是王守仁平定朱宸濠叛乱后在此勒石记功写的碑文，人称“记功碑”。碑文共136个字，字体庄重遒劲，入石三分。后人评述此碑刻云：“此山此刻同不朽，风雷呵护森光芒。”《记功碑》全文如下：“正德已卯，六月乙亥，宸濠以南昌叛，称兵向阙。破南康、九江，攻安庆，远近震动。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复南昌，宸濠擒，余党悉定。当是时，天子闻变赫怒，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于赫皇威，神武不杀。如霆之震，靡击而折。神器有归，孰敢窥窃。天鉴于宸濠，式昭皇灵，以嘉靖我邦国。 正德庚辰正月晦，都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书。从征官属列于左方。”） 记功碑上称颂武宗的“皇威神武”，“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在短短的碑文中，王守仁也隐隐表达了自己难言的复杂心情。 此后，他以平定“宸濠之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后因功高遭忌，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嘉靖六年(1527年)复被派总督两广军事，后因肺病加疾，上疏乞归，明嘉靖七年（1529），病逝于江西南安舟中，享年56岁。 关于王守仁的家世生平，明史有《王守仁传》。该传有一段概括性的文字，是最能准确评判王守仁的生平：“守仁天姿异敏。年十七谒上饶娄谅，与论朱子格物大指。还家，日端坐，讲读《五经》，不苟言笑。游九华归，筑室阳明洞中。泛滥二氏学，数年无所得。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朱子《集注》、《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 '阳明学’云”。
王守仁是中国十六世纪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书法家，世人敬仰的心学大师。是后人推崇备至的历史人物。 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被封为“新建伯”。1568年（明隆庆二年），再诏赠为“新建侯”，谥“文成”，颁铁券。穆宗皇帝在券文中说：“两间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赏，联甚悯焉！因念勋贤，重申盟誓。”对王守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明史》评：“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 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称：“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清代著名学者王士慎说：“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在随身携带的一颗印章上刻着“一生低首拜阳明”七字。 还有梁启超、蒋介石、陶行知、郭沫若、毛泽东等，他们对王守仁均十分敬佩。比如，梁启超便著有《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蒋介石崇拜王守仁，败退台湾时把台湾的草山改为“阳明山”。 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因受王守仁 “知行合一 ”学说的影响，毅然改名陶行知，郭沫若也是王守仁的崇拜者，著有《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和《王阳明礼赞》等文。毛泽东受老师杨昌济的影响，也很佩服王守仁。毛泽东著名的“实事求是”思想，其中“求是”的原本典就出自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 王阳明还是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中有许多是值得学习传承的，其中特别是他强调的几个原则：一是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衡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而且立志可以促使勤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改过”是指自己主动发现并改正错误；“责善”是劝别人改过。这里面还包括了“谏师之道”，即向老师进谏，指出错误。二是独立的治学精神和能力。三是循序渐进与因材施教。四是强调身体力行。《传习录》中所记录王阳明的一些话，比如，“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为子而傲必不孝，为臣而傲必不忠，为父而傲必不慈，为友而傲必不信 ”，“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心明便是天理 ”等等，都是做人的大道理，一直影响着后世的读书人。 王守仁不只是哲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常游览名胜古迹，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王守仁的一生，著作甚丰。他死后，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传习录》和《大学问》。 余姚“四碑亭”，（ 后人为纪念汉代严子陵、明代王守仁、明清之际朱舜水、黄黎洲而立。严子陵碑和王守仁碑建于清乾隆十九年即1755年，朱舜水和黄黎洲碑均建于清末。）留有纪念王守仁的碑亭。碑文是：“明先贤王阳明故里”。楹联：“曾将大学垂名教，尚有高楼揭瑞云”。（
大意是：他的良知学说，丰富了儒家的经典学说；他的诞生处瑞云楼至今尚存，令人敬仰。）横额：“真三不朽”。（赞颂王守仁立德、立言、立功，光耀史册。） 王守仁在陆九渊“心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形成了更完备的“心学”理论系统——“王学”。 “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至明朝，由王守仁首度提出“心学”两字，至此心学开始有了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 王守仁将“心学”凝成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守仁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遮蔽的心，这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而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善恶的差别。当恶念抬头时，人的判断往往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这时就要反求诸己。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所以，在王守仁看来，“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示其规律，所以，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王学”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致良知”。“致良知”是王守仁的重要伦理观点之一。是他根据孟子的“良知”观点加以综合、发展而创立的学说。（语出《孟子.尽心上》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 ，其良能也 ，所不虑而知者 ，其良知也。”）其要点包括：一是良知即是天理。在孟子那里，良知本是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王守仁对此则作了本体方面的发挥，以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把先验的道德良知视为代表世界本原的天理，因而良知便成为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在王守仁看来，良知是是非之心、好恶之心，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良知人人俱在，自圣人以至愚人，无不相同；人人同具良知，人人有个判断是非善恶的自家标准。因此，他强调，良知就是人人所具有的"心之本体"，它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依良知而行便会产生正确的道德行为，故而无需向外寻求道德行为的来源。二是良知是心之本体。在王守仁看来，良知天理在人们的心中，天理的昭明灵觉就是人心之虚明灵觉。通过它，人们便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从而推动良知，并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机能，以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过程，此即致良知的功夫。由此可见，王守仁的致良知的学说，充分强调了良知在道德修养中去恶为善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使之成为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精神本体。三是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改造。朱熹的格物致如说强调知识在人的通德修养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人心在此一过程中的能动功能。对于朱学的这一内在缺欠，陆九渊曾经表示过严重不满，以为朱学的这一原则实在是支离破碎，并由此而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王阳明在这一问题上，基本是接着陆九渊的思想继续前进，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对朱熹反复强调的格物致知进行了一番新的解释，即将"物"解为"事"，将"格"解为"正"。这样"格物"便是在意念发动处的件件事情中为善去恶，避开主观意念中恶的认识，接近善的感觉。这也就是诚意。 王守仁的致知格物其实就是穷究吾心之良知。从而把《大学》的实践道德思想转变成自己的"格物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 2、“心即理”。所谓“心即理”，在王守仁看来，就是不能像朱熹那样将“心”与“理”分而为二，从而导致“知”与“行”、“学问”与“修养”的分离。为此，他继承和发挥了陆九渊的思想，认为“万物皆归于吾心”，并由此说明进行道德修养只要求之于心，于心上下功夫就够了。 “心即理”很明显地体现于王守仁的一个论断：“心外无物”。也正由此语，他被认为是中国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心外无物”一说，与佛家的充满禅意的一段对话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风动邪？幡动邪？”
“非风动，非幡动，心动也。”“心学”与佛家渊源之深可见一斑。 王守仁“心即理”是注重身心修养的学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在他看来，格物没有内外彼此之分，因此格物是格心之物，是去其心之不正。这样，王守仁的格物不是朱熹即物穷理的求知方法，而更偏重于为善去恶的内心涵养，从而使格物与致良知完全吻合起来。 3、“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知行合一”观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 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实行其事，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所谓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他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从道德教育上看，他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2）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说，道德是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
“良知”的完成。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程朱理学而发的。因为程朱理学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知”然后才能“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纠程朱理学之偏。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程朱理学“先知后行”的弊病，但是同时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王守仁的观点虽然有利于道德修养，但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这就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这些消极因素也因看到。 王守仁认为，人们不仅应当认识事物的规律性，即应当“知”，而且还应当将这种认识应用于实践，也就是“行”，只有把“知”与“行”统一起来，实现“知行合一”，才能称得上“善”。换言之，“知”与“行”应该统一于人们认识事物、遵循规律的全过程。 “知行合一”看似简单，但要真正做到却并不容易。在人们的实践中，普遍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知而不行”与“行而不知”。有些人有了方向，却没有执着的品质；而有些人可能有执着的品质，却找不到正确的方向，两者都难以获得成功。 有鉴于此，很有必要弄明白如何处理好“知”与“行”的关系。 首先，要反对“知而不行”的态度。“知而不行”有两层含义：一是“知而不能行”，二是“知而不去行”。前者是不能用所学的理论指导实践，而后者则是从思想上根本就没有打算去实践。读死书、死读书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者，往往是“知而不能行”者，只是用读书来装腔作势、装点门面，为知而知，自我陶醉，自我欣赏或自我炫耀的人则往往是“知而不去行”者。 一方面，我们批评那些“知而不行”者，指出：知识不等于智慧，更不等于能力。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千万不要走到相反的极端。那就是“行而不知”。 所谓“行而不知”就是仅仅机械地执行，却没有弄明白其中的道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的人靠经验成功，却将一时的成功经验看成不变的规律。无可否认，经验很重要，但我们所处的内外环境总在发展变化，如果一味依赖经验，成功只能是昙花一现。 经验有时是靠不住的。因此，我们的实践必须以科学地分析判断为依据，要克服片面性，要力戒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要“行”在“知”中，而不是人云亦云或盲目蛮干。 造成“行而不知”的原因主要是学习精神、创新精神、团队精神、民主意识、自律意识缺乏，修正自然也要从这几方面着手。 要做到“知行合一”，就必须在“学中干”，在“干中学”， 在“知中行”，在“行中知”，在“学”与“干”、“知”与“行”的良性互动中逐步接近真理。也就是说，只有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实践，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学习，才能实现“行知合一”。 面对瞬息万变的形势，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大量吸收新知识、新信息，科学分析本行业发展的趋势，在“知”的基础上，“行”在本行业的前面。但是，超前要适度，要在“行”的同时不断学习，让我们的“行”不至于迷失方向。真正做到
“知行合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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