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操的战略思想

何博士备论中对魏武的评价就是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古来皆称曹操善用兵，然未有确实论证者。近年来三国论者几近鱼龙混杂之态，各执一词，有从日本舶来的阴谋论，还有各种缺乏史料支持的新观念，皆不足为奇。笔者是个比较保守的人，参阅了一点史料以后仍然以传统史家的观念为是：阴谋论完全没有证据可以推翻，更没有证据可以支持，偶见一些捕风捉影的线索，此外阴谋论大量的论断都由想象和毫无逻辑的推论构成；其二针对那些抠字眼的腐儒，非要搞出一些标新立异的观念，把三国志当字典抠字眼作论断，也缺乏原始史料的支持，仅见于字里行间的细节。笔者新近在书橱里找到一本74年中华书局的曹操集，这本书记载了现存史料中所能找到的大量曹操的诗词政令军令等等，通常只见于当代传记的参考书目当中（据我所见这些传记都没能用好这本最接近曹操本人想法的资料集），更可贵的是该书在编纂时录入的曹操注孙子也有很详细的版本校对。通过这些材料和史实，不难对曹操的战略思想管中窥豹，这也正是本文的目的。

首先先谈谈其政治战略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兴义兵以诛暴乱”。这句话带有明显的政治宣传色彩，也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大政治利益所在。可能很多人都认为当时整个国家都像游戏那样被各个势力分裂，而事实上，所有这些诸侯名义上都是天子的朝臣。他们所有的官爵，大多都要由朝廷敕封，当然也有少数“自封”、“自领”的情况，如袁术之流。总而言之，文人作为社会的标杆，大多都是以朝廷为正统的。此说并非空穴来风，证据就在荀彧应对“山东未平，韩暹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北连张杨，未可卒制”这种情况的说辞：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徙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可见一国之君，即便穷途末路，在文人眼里仍然是天下的所在，这里同样还可以引述袁绍手下两位谋士的争论，袁绍传“初，天子之立非绍意，及在河东，绍遣颍川郭图使焉。图还说绍迎天子都邺，绍不从。”引《献帝传》：沮授说绍云：“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讬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绍悦，将从之。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

授曰：“今迎朝廷，至义也，又於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夫权不失机，功在速捷，将军其图之！”绍弗能用。（这里和三国志里郭图沮授颠倒了一下，这个细节与主题无关也无从考据）我相信这段话比荀彧更全面的揭示了当时文人对朝廷的态度，很明显的是《献帝传》中的郭图淳于琼只看到了“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而荀彧则看到了“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可见当时文人态度准确的来说是以天下人心与朝廷之间的关系为衡量，不过百姓支持朝廷背后的推动力是当时的战乱环境。用毛玠的话来说“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存主与恤民，相应于迎帝许都和屯田政策，曹操不仅得到了树立其政治权威的一面旗帜，同时也获得了人心。政治权威的获得，是曹操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以后每每对外用兵，无一不打着天子的旗号，战争对于他而言，已经成为了“义举”，从这个角度看，政治对战争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反馈了曹操本身的政治利益。

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思想，我们还可以从他废立皇帝的态度上看得出来。光和末年曹操刚讨伐完黄巾，王芬等人就“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在拒王芬辞中很明确了点出了当时的政治环境：“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在他的眼里，废立要权成败，计轻重，衡量好政治环境再做决断，并非辄以“大义”为辞盲目废立，后来王芬败而自尽，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之后袁绍等人又想拉曹操入伙，立刘虞为帝，曹操又以“诸君北面，我自西向”婉拒，此事最后也以刘虞拒不就范称帝结束。可见当时汉室虽然倾败，仍有很大的号召力，许多诸侯并非没有看到这点，特别是袁绍，他本人就有行废立失败的切身体会，而是他自己心中所想的是自己称帝而已，这也就是他在曹操西迎天子的时候犹豫不决，而后在曹操迎回天子又暴跳如雷的原因。

战争不过是政治政策的一种延续，曹操以一个领袖的角度协调两者，就是他战略思想最深刻的地方——一方面是政治上的作为要为对外征伐统一服务；另一方面带兵打仗时需要时刻以政治利益为约束。除了上述的政治战略以外，曹操在军事领域的思想则更应当受到重视，而最能反映军事思想的必定是曹注孙子，很可惜的是这条总是被历史学家忽略。同时军事理论的讨论也不应当局限于兵法的字里行间，更需要通过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来分析。军事理论只是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面，以此刺激出在其他环境下的思考方法，而不是提供了万全的灵丹妙药，也不是给后世牵强附会地应用。而曹操带兵的史实和其注解孙子的只言片语正好相为依据，后者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其思想，因此，之后的讨论都会附上大段的曹注孙子以窥得其决策时的思路。

政治上的变化注定是要是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和以往战略家一样，曹操特别重视后勤。孙子中关于战争后勤部分作战篇的注解可以看到很多曹操对战争后勤的见解，开篇就说“欲战必先算其费，务因粮于敌也”。军策令中曹操还提到了一件过往的事情。“孤先在襄邑，有起兵意，与工师共作卑手刀。时北海孙宾硕来侯孤，讥孤曰‘当慕其大者，乃与工师共作刀耶？’孤答曰‘能小复能大，何苦！’”这件事情只是曹操重视后勤的一个侧面而已；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点明了古代战争粮秣是重中之重。而战乱年代，非但粮草不够行军之用，连百姓平日用粮都成了很大的问题，武帝纪上说，曹操刚从徐州回头跟吕布火拼的那一年，“是岁谷一斛五十馀万钱，人相食”。武帝纪引用魏书上说“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虽然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曹操因兵粮退兵，但是很多退兵的记录相信和军粮都有关系，而且曹操的对手也有因军粮不济而败的战例，最出名的就是曹操收编青州军的那次战役。鲍信对黄巾军的观察结果是“观贼众群辈相随，军无辎重，唯以钞略为资”，而后曹操“追黄巾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拿着家伙的就有三十万，而且曾经是“数开示降路，遂设奇伏，昼夜会战，战辄禽获，贼乃败走”的苦战之后，向当时的曹操乞降，军粮问题可见一斑。曹操的对策就是而后建安元年末的“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这里不过多赘述屯田的细节，因为屯田本身就是个不断在改变的政策，“军国之饶，始于枣祗而成于（任）峻”，后来又“使（国）渊典其事”，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其中具体的方法则大多来自旁敲侧击的考据。不过屯田的结果很明显，即“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粮食问题缓解了，但是军粮的运输却是让曹操很头疼的问题，正如他在“中原内虚于家”的注解：百姓财殚而兵不解，则运量尽力于原野也，又可见于“故智将务食于敌”这句的注解：转输之法，费二十石得一石……言远费也。运粮问题主要会在后路被截断的时候凸显出来，孙子又云“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必所救也”，曹公曰：“绝其粮道，守其归路，攻其君主也”。粮道被断，即使军中仍有备粮还是难免会掉入“必所趋”的被动的局面。如曹操在建安三年第三次征张绣，围绣，“刘表遣兵救绣，以绝军后”，又有情报说袁绍要趁机偷袭，在双重压力下，曹操只能撤兵。

关于运粮问题，这里还可以提一下曹操收关中却没有乘刘备在蜀立足不稳时一举征伐刘备，“得陇不复望蜀”。司马懿当时对曹操说：“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征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极言“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曹操本人并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他自己也认为“决水千仞，其势疾也”，不过智者之虑杂于利害，他更要考虑的是进兵可能带来的问题，一方面是朝廷内部可能出现的政治问题，这里别过不提；另一方面则是蜀道艰难。曹操在其诗秋胡行中是这么写的“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堕谷间”，描述了征张鲁时蜀道艰险。有位学者在驳斥蜀道艰难这方面举了张郃的例子，“至阳平，鲁降，太祖还，留郃与夏侯渊等守汉中，拒刘备。郃别督诸军降巴东巴西二郡，徙其民于汉中。进军宕渠，为备将张飞所拒，引还南郑。”。固然对于张郃的部队的确深入过蜀地，不过而后“备以精卒万余，分为十部，夜急攻郃”，一万多人分十部进攻，可见张郃当时的部队规模并不大，至多不会过五千，而曹操如若真的带大军进攻，恐怕至少要数倍于张郃的军力，对于曹操而言千里馈粮，再加之转输之费，蜀道之难，大规模的进攻肯定需要长时间准备，这对于刚刚平定陇右攻取汉中的曹军来说，在没有稳定后勤支持的情况下深入蜀地必然是强弩之末。关于蜀地兵粮运输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诸葛亮北伐一窥究竟。“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司马懿）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断，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机……”可见不仅对于从汉中攻入蜀地，就连从蜀地攻陇右兵粮的运输都是大问题。曹操诗中的牛与车就是粮草辎重的运输工具，可见曹操在进攻蜀地这个问题上真正忌惮的还是蜀道对于后勤运输的约束。

粮草既定，则悉以兵事为重。曹操在军事战略上的诸多思想，可以通过官渡之战看出端倪。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现在对袁绍的评价是成王败寇，而事实上袁绍本身就是有着刚愎自用谋事不周色厉内荏的毛病，这些性格上的缺失是一部分，其战略上的思考能力也很差，三国志上有一段曹操与袁绍的对话：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如何？”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就是这么一段话，两人高下已分。官渡战前，沮授和田丰也劝谏过袁绍，认为刚刚打垮公孙瓒，民众疲敝府库不殷云云，事实上从建安四年灭公孙瓒一直到建安五年出兵白马，期间至少有半年时间休整，因此算不上民众疲敝，至于府库粮秣的问题，在官渡战中可以看得出来曹操虽然屯田，但仍无法支撑他在官渡的军队，而袁绍则不断调兵运粮，可见即使袁绍府库不殷，但还是够支持在前线的军队，而沮授田丰等人的意见更重要的不过是希望能够通过觐见献帝的名义师出有名。因此在战前的确不能说袁绍准备不周，他攻灭公孙瓒，曹操也打败了吕布，还要算上曹操在官渡阵前东征攻灭刘备。有人说袁绍没有趁曹操东征刘备是个错误，事实上我们忽略了一个细节，就是五年春正月董承被诛刘备东窗事发，一直到二月颜良领兵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其间短于一个月，也就是曹操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攻灭了刘备，这一个月不到的时间，袁绍从得到情报，核实情报，调军，恐怕也就这么点时间，何况曹操早已看透了他对手好谋寡断的性格。从这一个月攻跨刘备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曹军训练之精良，军策令中曹操也回忆“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见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时士卒精练，不与今时等也”。曹操在事业初期“不欲多兵”，背后的目的之一就是其精兵思想：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在“十则围之”这一句上，曹操注了这么句话“以十敌一则围之，是将智勇等而兵利钝均也。若主弱客强，不用十也，操所以倍兵围下邳生擒吕布也”，由此不难看出在其势力不断壮大的过程中他的大多数士兵都是精练之师，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一个月攻跨刘备的原因。当然训练的直接证据肯定是漠于史海之中，不过仍然有《军令》一篇，《步战令》一篇遗世，前者规定了军营中不许带箭试弓，不许杀猪卖猪，不许砍桑树等等，犯了就是军杖或者鞭刑；后者连用十个斩字，用来严肃对战时阵中军纪，这些多少都可以反映出曹兵的训练。

曹兵的训练不仅是曹操一个月攻跨刘备的本钱，更是在官渡的第一战斩颜良解白马之围的一个重要因素。颜良围刘延于白马，曹操用荀攸言“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向其后者，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禽也。”，张辽关羽前登，击斩颜良。袁绍坐不住，引兵渡河，当时白马“辎重就道”，他们就开始“分趣辎重”，这时曹操突然杀出，斩袁绍骑将文丑。当时曹操的骑兵不满六百，而袁绍也有六百骑加上步兵“不可胜数”，而竟然被杀得措手不及，行军篇有云，半进半退者，诱也，可见袁绍此人不善用兵是实。颜良文丑被斩，对袁军的士气是个很大的打击，“绍军大震”。然后那些历史都被渲染了好多遍，双方僵持在官渡，曹操想退被荀彧打了气又熬了下去，一直到许攸献计，一直到火烧乌巢出了一段小插曲。当时袁绍闻知乌巢被劫，用重兵进攻曹操官渡本营，而“遣骑救琼”，这些骑兵应该没有曹操军策令上说的马铠和大铠，数量上也不见得很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和淳于琼内外夹击对曹操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曹操的手下一见到骑兵就希望分兵拒之，曹操怒骂：“贼在后，乃白！”，这样“士卒皆殊死战，大破琼等，皆斩之”。官渡一战，很多书中都有详尽分析，不过从刚刚引述的材料来看，曹操极其擅长用轻兵度路军争而战。孙子中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曹操注解曰：必殊死战，在亡地无败者。与乌巢类似，前述第三次征张绣被刘表绝后路之后，曹操引军途中败张绣追兵，用的也是类似的手法。孙子云，兵之所加，如以石击卵者，虚实是也；曹注：以至实击至虚，并不难将这些论词与火烧乌巢联系起来。而曹操对轻兵出神入化的运用，则可以从军争篇的某些片段中得以了解，“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曹注：迂其途者，示之远也；后人发，先人至者，明于度数，先知远近之计也。要军争（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都先要了解地形远近之计，而后他又在注解中阐明他对于百里争利则擒三将军这句话的理解：百里而争利，非也，三将军皆以为擒。轻兵突袭争利不能太远，而轻兵军争，获得了速度上的优势以后，在作战这方面则以类似武田信玄的风林火山四字为准绳，孙子曰：其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曹注总结道：因敌而制胜也。曹操南征北战，“兵之变化非一道也”，大概也就这种“因敌制胜”的泛泛而谈才能概括他的军事思想，毕竟军事理论不能指导战争，诚如岳飞所云，运用之道，存乎一心。

凭借训练有素的轻兵突袭是曹操带兵的一个特点，但是他不仅是局部拼杀的将领，更是个能够在战场上把握全局的政治领袖。三国之谓，即三方斗智。即使在赤壁，孙刘联军主力还是孙权，所谓刘备联吴只是刘备在败局间给自己喘息的空档而已。不过到了建安二十四年七月，整个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刘备已经达到了他事业的最高峰：雄踞益州，从曹操手里夺取了汉中，同时又兼有从孙权处“借”来的荆州，此时的关羽水淹七军，重兵围困襄樊；而孙权此时则是急红了眼，东吴一贯的战略就是把持住长江一线的州郡，先利用天险立于不败之地。此时真正的三角外交上演了，冬十月，“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曹操也因为关羽北伐自许以南诸州郡皆叛而亲征，半途中侍中桓阶对曹操分析道：“今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二者，诚为大王远为之势也。夫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怀死争，外有强救，大王案六军以示余力，何忧于败而欲自往？”曹操一点就明，立刻就遥制诸军，不再往前线走。曹仁等将领都限于死地，照曹操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必殊死战”，襄阳也是大城，虽然为水所困，但关羽急攻失利的事实也证明该城不易破；最关键的是要让孙权动手击破关羽。同时曹操又派了赵俨去曹仁督军，襄樊被围，当然赵俨被留在了徐晃的军营里，他就是要向诸将陈述无论如何都要“缓攻”。当然缓攻并非不攻，曹操表面答应孙权不会将其进攻计划透露给关羽，暗中遣人将消息透露给关羽，此时关羽则陷入了疑惑，趁此机会，徐晃声东击西将关羽打败，解了襄樊之围。不过徐晃并非有勇无谋之辈，他仅仅将关羽打退而不行追击，就是为了贯彻曹操借吴手破关羽的战略，所以传统的观念会认为，曹操重兵云集，就算吕蒙不在关羽背后刺一刀，关羽也必败无疑，而让吕蒙动手，就是曹操最阴险也是最精妙的一步棋。这样的战争部署看似奇怪，战而不追，纯粹为了政治需求而打仗，在历史上的确罕见，不过其成效显著：曹操保住了襄樊扼住了荆州方向的门户，孙权夺取了荆州获得了长江一线的掩护，只有刘备成了冤大头，损失了一员猛将，丢了地盘，最后连自己的性命和蜀军主力都搭了进去。孙子谋攻篇中说，上兵伐谋，曹公曰：敌始有谋，伐之易也。曹操解襄樊之围就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再来谈谈曹操的战术指挥。不同于西方的战争史，我们目前能找到的三国时期的史料中，对于战术细节往往是略过不提的，大多都是某某几年几月与某某战于某地，大破之这样的记载，裴松之注的三国志里引注的魏书却提供了一些记录，如上述官渡之战的战术细节一样，可以提供一些简单的线索。第一个例子是“三年春，太祖军顿丘，（于）毒等攻东武阳。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引注魏书：诸将皆以为当还自救。太祖曰：“孙膑救赵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临菑。使贼闻我西而还，武阳自解也；不还，我能败其本屯，虏不能拔武阳必矣！”乃遂行。表面上看是围魏救赵的翻版，其实和曹操在官渡和关羽围襄樊的情况没什么两样，首先是确保自己的本营不被短时间击溃。这是必要条件，其次就是猛攻其弱点，大胜而归。孙子有云，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第二个例子，是吕布和陈宫占濮阳与曹操交手，“二年春，袭定陶。……布复从东缗与陈宫将万余人来战，时太祖兵少，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引注魏书：于是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树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谓曰：“曹操多谲，勿入伏中。”引军屯南十余里。明日复来，太祖隐兵堤里，出半兵堤外。布益进，乃令轻兵挑战，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骑并进，大破之，获其鼓车，追至其营而还。这段文字有点含糊，大致意思是曹操在东吕布在西，曹操的屯营西面有道坡或者是人造的堤，坡的南面有丛林，曹操的士兵都在收粮食，在营地的不足一千人，而且营也不坚固，曹操让老弱守营（我还没见过野战营地里带女人的），自己派一半轻兵在堤的一面挑战引诱吕布军，另一半藏在堤后面，吕布原本以为曹操会埋伏在南面的丛林里，但是一看到在堤外的一半轻兵就调转方向往大堤那边攻过去，此时吕布的阵形肯定会因为方向的变化而有些散乱，而且“兵益进”的过程中阵形也越来越凌乱，此时躲在堤后的部队突然杀出，从堤上就势冲下“步骑并进”打垮了吕布。这里有些比较含糊的地方其一是“妇人守陴”，这一点与主题无关可以忽略；其二是连一千人都不到的部队，居然打退了万余人，这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不过仔细一想倒是有一种可能是曹操当时只是来不及集合那些在收粮的部队，吕布的疑虑给了曹操时间在堤后部署陆续赶回的部队，一直到杀出堤的时候“步骑并进”。这个战例比以往都要有趣的是它并非传统的布阵会战，而是在会战过程中慢慢组织起自己的阵形。就像虚实篇里说的：夫兵形象水，水之形，趋高而避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曹注：势盛必衰，形露必败，故能因敌变化，取胜若神。在这一战中，曹操清楚地观察到了两边形势的变化，利用地形将自己的调兵和部署匿于无形，是为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曹操就是因敌形而立胜。

自此，从曹操的战略到战术已经在已知史料的基础上做了讨论和概括，其指导思想无非同于孙子，而运用之道却千变万化，曹操本人的戎马生涯，有大胜也有大败，其实很多时候他和周瑜诸葛亮这些对手一样都看清了问题，但是在执行对策的时候往往被自己的性格缺陷所约束，或许正如钮先钟先生所说，对于一个战略家，性格较才智来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