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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羲之晚年归隐剡东之原因
关于东晋北人南来避难的士族归隐江左会稽的原由，已故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引证丰富，论议入微，此不复及。琅邪王氏当时亦为迁徙会稽之大族。在琅邪王氏中，王导以门阀士族的身份掌握东晋国柄，成为江左胜流者；而后世以文化艺术成就最高者即是王羲之。本篇论及王羲之卒年按陶弘景《真诰?阐幽微》注与张怀瓘《书断》之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之说。依此逆算，羲之当生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据《晋书?王舒传》：“及元帝镇建康，因与诸父兄弟俱渡江委质焉”语，推论王羲之于建兴元年（313）南渡（1），时年十一岁。太宁三年（325），羲之任秘书郎，咸和二年（327），为会稽王友。咸康二年（336），由会稽王友改授临川太守。时与羲之齐名的太原王述从骠骑功曹出为宛陵令，位于羲之下。后王述补临海太守，迁建威将军、会稽内史。永和七年（351），王述因母忧去职，王羲之代其为会稽内史。代任期间，“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2）服终，王述代殷浩为扬州剌史，加征虏将军，位于羲之上，会稽郡于他的治下。在检察是郡时，因办其刑政，“羲之深恥之”。永和十一年（355），王羲之“遂称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3）“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徧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4）自永和十一年王羲之弃官后即归隐剡东，六年后卒。王羲之入剡居住时间始于何时，因史料匮乏，今不能考。《道光嵊县志》：“（王羲之）《宅图帖》：‘丘令送此宅图，云可得四十亩，尔者为佳，可与水丘共行视，佳者，决便当取问其价。’此宅似即金庭，盖在郡日遣人行视者。设在蕺山，则无须图矣。”故知王羲之在任会稽内史时，即遣人于剡东行视择定宅地。
剡乃古地名，因剡溪而出。剡东，即剡溪之东，位于今浙江省新昌境内。高似孙《剡录?县纪年》：“汉剡县属会稽。唐武德四年（621）平李子通，以剡县立嵊州及剡城县。”又《元一统志?绍兴路》：“梁开平二年（908），吴越王钱镠以此地人物稍繁，始分剡县十三乡置新昌县。”古之剡即今之新昌、嵊州地域。是地处曹娥江上游，位于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交叉盘结之区。群峰过峡，众山关健，层峦叠嶂，洞穴幽奇。李白《秋下荆门》有“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句，赞美剡之风光。《剡录?序》：“山阴兰亭禊，剡雪舟，一时清风，万古冰雪。……天下多奇山川，而一禊雪，致有爽气，可谓人矣！江左人物如此，然二戴在剡，王谢在剡，孙阮辈又在剡，非天乎？汉迨晋永和六百余年，右军诸人乃识剡。”真是白居易所称，“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5）
陈寅恪先生指出，王羲之是我国文学艺术史上特出之人物，“其欣赏自然界美景之能力甚高，而浙东山水佳胜，故于此区域作‘寻田问舍’之计……”（6）是说固可成为王羲之归隐剡东之原因。而本篇认为，尚有以下两因素。一是宗教信仰。琅邪一带地处滨海，是神仙学和道教的重要发源地。东汉以来，此地道教炽盛，琅邪王氏即世代信奉五斗米道。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说，六朝人最重家讳，而“之”、“道”等字则在不避之列，实与宗教信仰有关。琅邪王氏从王羲之一辈起，名字上屡世都带一个“之”字，“之”实为天师道之符号，而与名讳无关。吴会临近滨海，当时亦是道教之地域。《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汉末，年过百岁的于吉曾“往来吴会”，传播五斗米道，为孙策所杀。此载虽未可信，但天师道起自东方，传于吴会，亦不尽诬妄。《剡录?纪年》引《道书》：“‘两火一刀可以逃。’言剡多名山，可以避灾也。……自汉以来，扰乱不少，故剡称福地。”《道经》名之七十二洞天。故王羲之居剡，是由于信奉天师道之关系，此乃地域薰习，家世遗传之然也。此时不独王羲之，另如许迈、郗愔、郗昙、殷仲堪等及王羲之诸子皆为天师道浸染传习而盘桓于会稽、剡中。二是身体因素。王羲之出生于琅邪，是地自古开采多种重金属类以制造青铜器。中国古代青铜器制造法，最早见于《考工记》，它由铜（Cu）68?95—70?00%与锡（Sn）22?48—24?65%、铅（Pb）5?25—6?84%合成。（7）无论是开采还是灌铸，这种金属元素对环境的破坏性很大。王羲之自幼体弱，有癲痫、语言障碍，也许此类疾病的根源，来自于当地的环境污染。日本荒金大琳在《王羲之人物考》中，对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中“东床坦腹”故事提出了质疑。指出这并非是王羲之的超逸之举，而是“有障碍的王羲之因为疲劳，所以躺在床上”。（8）又《世说新语?汰侈》：“王右军少时，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啖之，于此改观。”这是周顗对王羲之的体弱之关怀。可世人又有曲解，以为羲之得了如此之礼遇而传为美谈。按《晋书》载，王羲之亦服食（已见前）。张彥远《法书要录》晋王右军书目中，言及其服食和服食后体内反应者凡十五帖，言及体内有可能是服食反映或与他人论服食者比比皆是。服食从魏何晏以来就流行于晋。依照道教的服食养生法，是把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与赤石脂这五种有毒矿物搅在一起服用，名五石散，若服用不当即有生命危险。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叙述甚详。另据《晋书?地理志下》会稽郡条：“上虞，有仇亭，舜避丹朱与此地。”会稽一带以前可以采丹药（水银），即汞（Hg）之区域。王羲之也炼丹。中国的炼丹分内丹与外丹。王羲之属外丹，称之为丹鼎道派。中国古代金丹术发展到魏晋时期已趋成熟。以现代科学观点，炼长生不老丹是为妄谈，但这一过程确实包含着丰富的化学意义。其中提炼金丹的玄黄所用的原料是铅（Pb）和汞（Hg）。（9）《黄帝九鼎神丹经诀》：“玄黄法：取水银十斤，铅二十斤，钠铁器中，猛其下火，铅与水银吐其精华，华紫色或如黄金，以铁匙接取，名曰‘玄黄’。”玄黄即是铅、汞氧化物的混合物：2Pb+O2327℃2PbO。服这种丹药，身体就容易受化学药品的侵害。在王羲之的尺牍中，提到的疾病有脚痛、腰痛、腹痛、头痛、肝痛、齿痛、目痛、耳鸣及原因不明的发热、食欲不振、下痢、失眠、咳嗽、虚脱、瘤肿等。这些疾病其实就是服食、服丹不当所致。有机水银（organic
mercury）侵害，就会出现中毒病状，现代医学称之水俣病（itaiitai）。（10）它除了知觉、听力障碍、失调、视野狭窄、肌肉力量下降等精神系统的障碍外，还有发作性的症状，如肢端麻木、颤抖等，在感觉障碍方面有肝脏、肾脏对脏器、血管等全身的影响。更具体地说，水俣病带来的是癫痫、头痛、腰痛、四肢疲劳、心脏压迫、神经痛、关节痛、肌肉痛、口腔炎，还有头晕、呕吐、步行困难、失眠、盗汗、麻木、恶心、贫血、结核等症状。结合王羲之尺牍中之疾病内容，应当是重金属类的环境污染与自身服用有毒物品所引起的。记载上发现，王氏一族及其身旁的士人似也有共同的症状。王献之尺牍中提及诸如地黄汤之类的药物名称。附带说一下，《晋书?王羲之传》、《法书要录》皆载王羲之“写经换鹅”之故事。昔人疑鹅之“转颈”与书法之“转腕”相通，故右军好之，名“右军鹅”，并以此为书法不传之秘。陈寅恪先生谓，昔人之说特善于附会，非能得其真解。据陶弘景《名医引录》与唐孟诜《食疗本草》，鹅列上品。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则以鹅为“与服丹石人相宜”。鹅之为物，有解五脏丹毒之功用。（11）王羲之为防丹毒，就要经常食鹅。此乃王右军喜鹅之真实缘故。
因此，王羲之在服食与服丹的同时，就要服用各类药草，以抵止副作用的产生。这类药草，在尺牍中也有具体的记载，如旃罽帖、胡桃帖、药草帖、来禽帖（以上《十七帖》）、狼毒帖、黄甘帖所提及的旃罽、胡桃、青李、密柑、苹果、菊、狼毒、樱桃、来禽、日给藤等药草。羲之即要在山中寻找药草，又要在自己的园子里种植药草。《十七帖》29通几乎是“蜀地之书”，通过居于巴蜀的周抚寄送药草。为了取得身体的活力，滋养强壮剂，他晚年居剡主要的精力聚集于养生之事上。《法书要录》所收王羲之尺牍凡465通，言及书法者仅一条：“君学书有意，今相与草书一卷”，即是证明。剡东地域是丘陵与河谷平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同时又具有典型山地气候特征，水平、垂直方向差异明显。（12）土种以红壤、黄壤、岩性土、水田土壤为主，肥力强。（13）降水与地下水丰富，日照时间长，有多照回温过程。（14）这些因素，皆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地质、地貎的优势，给王羲之在药草的寻找和种植上带来了便利。故钟情山水、宗教信仰与身体的健康保障，三者构成了王羲之晚年归隐剡东之原因。
二、王羲之晚年剡东之行踪
《世说新语》载，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曾与支遁在剡东沃洲山岭初遇。“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文中的支道林，即支遁，乃东晋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僧人。支遁本姓“关”，来自古代中国东部佛教中心陈留，“世代信佛”。但据慧皎《高僧传》中另一说法，他来自林虑（今河南林县）。公元304年左右，自朝廷发生了有关僧人地位之争，当时几位僧人领袖就从都城转到剡东。他们皆属于新型的“士大夫僧人”，擅长文学、玄学和清谈。《世说新语》记载支遁之故事多达五十余则，其中许多与剡东之沃洲山有关。诸如“买山而隐”、“养鹤放归”、“王公大岭”等。据《沃洲山志》载，东晋时，支遁造沃洲寺。《高僧传》中谓“沃洲精舍”和“沃洲小岭寺”，至唐已废。王羲之与支遁所遇之地当是寺。因年代久远，具体地址已不能考，但于今新昌沃洲山范围之内是毋庸置疑的。
沃洲山地域属丘陵低谷台地。晋宋时声名特高。《太平寰宇记?江南道八?越州》沃洲山条：“在（剡）县东北五十里，白居易有沃洲记。”据《高僧传》、《世说新语》、《剡录》，当时集于沃洲山者，王羲之与支遁外，尚有戴逵、王洽、许元度、殷融、郗超、孙绰、谢安、王献之等六十余人。可谓人与山相得于一时。
另有记载王羲之于剡东之行踪是鼓山。《新剡琅邪王氏宗谱》载有路应撰《唐越州剡县鼓山王右军祠堂碑文》以及升平四年（360）王右军《鼓山题辞》。碑文中提到王羲之“早镇会稽，晚遁鼓山……创金庭道院于功岭（罕岭），晚年托迹炼丹鼓山，创紫芝庵，置山市田。其孙相国尚之居剡，立祠于山之麓，以奉祀事，轮奂翚飞，成一方千古之壮观”。又题辞：“致政金庭，南明别墅，光鼓西涯，剡邑东鄙。……鼓宏对旗，巅夷若砥，其地可锄，有药可饵。奚翅沃洲，岂让天姥，结庵紫芝，爰居乐土。”鼓山亦于新昌境内。王羲之晚年不但于此结庵、采药、炼丹，还置田宅别墅。上文已及，王羲之善服食。1965年，南京发掘王羲之堂妹王丹虎墓时，于墓中发现了200余粒硫化汞（HgS）丹药，即是当年王氏服食的实物。碑文和题辞皆可作此事实之旁证。然两文正史未收，文献真实性还待考证。尤其是题辞，可疑性尚存。重要一点是辞文不合晋人语汇，但仍不失为研究王羲之晚年行踪之依据。
王羲之晚年于剡东沃洲山访友、鼓山炼丹，而其居处与卒地是金庭。现摘录数条王羲之与金庭相关之记载如下。尚皋《瀑布山展墓记》：“尝闻先师聟永和尚云：‘晋王右军乃吾七世祖也，宅在剡之金庭，而卒葬于其地’。”裴通《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是以琅邪王羲之领右军将军家于此山，书楼墨池旧制犹在。至南齐永元三年（501），道士褚伯王仍思幽绝，勤求上玄。启高宗明皇帝，于此山置金庭，正当右军之家。”《剡录?古阡》：“王右军墓在孝嘉乡。”孝嘉乡即今嵊州之东。《弘治嵊县志》：“盖右军居金庭，卒葬焉。隋僧尚皋作墓地志，藏于家。”又《剡录?物外馆?道馆》：“金庭观在剡金庭山，是为崇妙洞天，金庭福地。”《道经》：“王子晋登仙，是天台山北门第二十七洞天，桐柏山洞中，三十五里，见日月，下见金庭壁，四十里。又曰天台华顶之东门，曰金庭洞天。”
文中金庭，地处今之嵊州东部，为道教之洞天福地。而距金庭东二十里，有地名曰“王罕岭”，是处亦与王羲之存在关系。《剡录?物外记?道馆》注：“世传右军渡此，见山岭崇峻，以为罕有，故谓之‘罕岭’。”陈永秩《右军祠堂碑》：“右军隐剡东，创金庭道院于罕岭。”《新昌县志》：“王羲之曾到此。原名‘罕岭’，传为纪念王羲之，加上‘王’字，而成今名。”今人以为，现称之金庭处，地势平坦，风光不奇，不类所云。上见史籍所记之王羲之创金庭观者，乃属“罕岭”地域，今称之“王罕岭”是也。
南齐沈约曾于永泰元年（498）辞官居罕岭养生数年。他撰有《金庭观碑》：“仰出星河，上参倒景。高崖万沓，邃涧千回。因高建坛，凭岩考室。饬降神之宇，置朝礼之地。桐柏所在，厥号金庭。”沈约并写有《游沈道士金庭观》诗：“右军学业隐林丘，世来年余景尚幽。苔锁一泓残墨沼，云遮三级旧书楼。欣逢羽客开金阙，快睹仙童侍玉旒。自怪今朝脱凡骨，飞身得向洞天游。”碑文与诗描述的金庭观高耸挺拔，飞崖万丈，洞水迂迴。唐裴通于元和二年（808）至王羲之墓地，其《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称“越中山水奇丽，剡为最，剡中山水奇丽，金庭洞天为最”。裴通描述的金庭观“谷抱山阙，云重烟峦，回亘万变，清和一气。……登书楼，临墨池，但见其山水之异也。其险如崩，其耸如腾，其引如肱，其多如朋，不三四层而谓天可升”，亦是非常之景。今之罕岭，群峦耸挺，飞泉高泻，烟霞入抱，秘影穷岫，山水之形胜，叹为观之。又裴通记：“洞在县东南七里，得小香炉峰，峰则洞天北门也。”《剡录?物外记?道馆》：“去观东一十五里有大湖山。峰势入天，上有赤水丹池，旧为右军宅。……右军舍宅为观，初名金真馆，又改金真宫。宋齐间，褚伯玉居此山。”“瀑布岭，宋褚伯玉尝隐兹峰。”由上，一是“县东南七十里”和《嵊县志》“岭在嵊县东七十里”说一致，即今罕岭方位、里程与史籍之载相合。一是所提到的地名：小香炉峰、大湖山、赤山丹池、瀑布岭，今咸于罕岭地域。其中的“赤水丹池”，《太平寰宇记?江南道八?越州》桐柏山条：“灵宝经云：‘上有桐柏合生，下有丹池赤水’。”即指是处。又《剡录?山水志》谓“丹池山，积翠缥缈，云霞所兴，神仙之宫也”，“池有水赤色，勺之洁白”。裴通记曰“天宝六载（747），改名丹池山”。因罕岭之特殊地质、地貌，从岩石中流出的泉水看似红色，若用勺取之，又晶莹洁白，故名。通读沈约、裴通两文，我们可知，齐梁时，金庭观“置观士十人，用祈嘉祉”。（15）至唐，右军“书楼阙坏，墨池荒毀”，（16）唯旧迹可辨。故王羲之于剡东之居地金庭观乃今之罕岭地域。清俞函三《沃洲小记》：“王右军隐居并创金庭道院于罕岭，嵊东金庭观系唐宋后移造。”（17）斯可明也。
关于王羲之于剡东罕岭建置金庭观，本篇认为，与其避世修生有关。道家有重视山的传统。秦始皇派徐海到海外寻找仙山仙药的故事，虽说是一件笑柄，但故事说明人们对洞天福地的向往。道经所载之洞天福地往往是乔峰迥峭，林圻葱青，折石横波，飞浪突云之处，穷天地之峻险幽深。杜光庭与司马承祯是有关道家洞天福地系统总结之集大成者，他们都有自己的山岳思想。而这种思想的形成，我们可追溯至东方朔《五岳真形图序》：“五岳真形山水之象也……东岳真形令人神安命延，存身长久。”“南岳真形五瘟不加，辟除火光谋恶我者反还自伤。”“中岳真形所向唯和，致财巨亿。”“西岳真形消辟五兵，入阵刀刃不伤。”“北岳真形入水却灾，百毒灭伏，役使蛟龙长享福禄。”东方朔的神仙思想就是道家的典型思想。上述东岳、南岳、中岳、西岳、北岳诸岳之功能，归纳起来即为延命长寿，百病不生，发财巨亿，刀兵不伤，百毒无侵。东方朔把五岳与人很自然地联系起来，从而具有了生命力和崇拜力。王羲之的奉道，致使了其对于山岳的崇信。王羲之的不明病症，更加产生对洞天福地之向往。故其选择罕岭，做为辞官后的养生之地。养生是所有中国道士必须完成的修道内容。居于深山，即锻炼身体，又净化心灵，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的影响极大。再者，道家历来都从事医。典型的例子有东汉时期出现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都是以“治病”的形式发展起来的。从道家理论上讲，似乎掌握医就是掌握了道的一种形式。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对五斗米道复杂的医疗行为有较深的研究。在先生的眼中，不少道教的著名人物和医家都与天师道有密切关系。李时珍《本草纲目》：“本草药物之学出于道家。”采药、植药、研究药草是从道之人于名山修炼的一种方式。据《新昌县志》，新昌厚土层型分布于沙溪镇（罕岭）一带，（18）植物繁植力最强。在王羲之尺牍中，我们可以感知他是一位身体力行的药草研究家。因此，药草的种植、采集和研究也许是王羲之于罕岭的一种修身行为。当然，炼丹也是道家避世修行的内容。炼丹要选择名山，寻觅清静无人处所。葛洪《抱朴子?金丹》：“作药者若不绝迹幽僻之地，令俗闲遇人得经过闻见之，则诸神便责作药者之不遵承经戒，致令恶人有谤毁之言，则不复佑助人，而邪气得进，药不成也。”按上之推论，王羲之归隐剡东罕岭，属情理中事。
三、关于王羲之墓葬
王羲之墓葬，史载二处。一是据《嘉泰会稽志》，墓于诸暨（今浙江）苎萝；一是据《绍兴县志》，终老山阴，葬于绍兴。但两说后人多不信。今嵊州华堂之王右军墓，乃明弘治十五年（1502）重修，亦非原葬。于上见《剡录》载“王右军墓在孝嘉乡五十里”与尚皋《瀑布山展墓记》、《弘治嵊县志》所记卒葬于居地金庭，知王羲之墓原在罕岭。尚皋撰《瀑布山展墓记》在隋大业七年（611），时其“游天台过金庭”，遵智永师之嘱，“求右军墓得于荆榛之麓”，并“缷锡雪溪道院”。雪溪与罕岭接壤。据《民国新昌县志》，其地阴寒多雪，山中溪流盘绕，谓之雪溪。雪溪道院位于罕岭王羲之金庭观东南，两地相距甚近。从尚皋文中“荆榛之麓”文字看，墓葬当筑于峰岭侵天，乔木丛生之处，这又与沈约、裴通与《剡录》之记益符。自王羲之于晋升平五年（361）卒，历今逾千六百余载，世事渺邈，声采靡追，但我们还是能从记载既少的史籍中梳理、发现羲之晚年归隐剡东的确切之地。斯篇之作，亦不过欲于沈约、裴通诸家之说复加一参证耳。
（梁少膺）
注释：
（1）此句两处可推断王氏南渡时间。一、“诸父兄弟”，指琅邪王氏一族，因为王舒乃王导从弟。二、“及元帝镇建康”，建兴元年（313）八月，为避愍帝司马邺讳，改建邺为建康。《晋书》未改建康前，有关叙事均称“建邺”。故王氏南渡时间应为公元313年。
（2）（3）（4）《晋书?王羲之传》。
（5）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
（6）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第70页，三联书店，2001年。
（7）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第5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8）（日本）荒金大琳《王羲之人物考》，《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363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9）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卷）第10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10）由于工厂排放污水，使有机水银经过海生物分级浓缩，最后使人体累积至一定程度而发病。是病1956年左右于日本熊本县水俣市附近发生，故名。
（11）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第43页，三联书店，2001年。
（12）（13）（14）（18）陈百刚主编《新昌县志》第98、112、99、112页，上海书店，1994年。
（15）（16）《剡录》。
（17）《民国新昌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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