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封闭走向开放
(8)到1919年外商在济南设立的洋行机构已达30多家
自开商埠到辛亥革命前,洋行、银行、老字号及商场式市场纷纷在此扎堆(图8),济南商埠区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当时的《东方杂志》报道说,“济南开办商埠,其中华洋贸易处、华商贸易处、堆货栈、西人住家处、领事驻扎处、以及花园、菜市、营房等,无不具备,洵大观也”。
(9)一座座烟囱标志着济南的民族工业像雨后春笋般开始出现
中外资本的源源涌入,让济南原有自发而缓慢的原始积累过程,在开埠后急剧加速,这突出表现在工业的迅猛发展上。1905年,济南第一家民营企业——济南电灯公司创办。此后民族工业像雨后春笋般开始出现,到20世纪30年代达到455家,涉及到粮食加工、火柴、纺织、机械、五金、化工、食品、建材、交通等众多行业(图9)。
(10)旧时济南的码头
工业的发展给济南的社会形态带来了更加深刻的变化,行栈商人把积累的资本投资于工业,转变为民族工业资本家;手工业作坊里的徒弟进工厂开机器转变为工人;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这种转型意味着主导济南的经济力量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座古城的性质和功能也随之产生了新的变化。济南除了政治文化功能的进一步发挥,还具有了经济的商务功能,整个城市的地位大幅度提升。济南成为山东内陆第一大商贸中心和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济南的商品开始漂洋过海,大宗贸易和远程贸易的势头愈发强劲(图10)。
一个封闭保守的内陆城市,何以有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开放程度?
济南自开商埠,虽然允许外国人来商埠经商,但凡涉及到邮政、电报、电话、司法、税收、行政管理等中国主权利益方面的事宜,却都由中国人自己掌握。这种与“约开商埠”完全不同的境况,使得济南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向前发展。
这种模式不仅在近代中国内陆城市开放进程中是一大创举,而且也引起了欧美研究者的注意。济南作为一个依靠自己的权利,发掘自己的潜力,根据自己的基础与条件来接受西方模式,既跟西方有密切联系,又不受外国统治,像德国在青岛因条约而享受的特权在济南是不允许的,这和以往有很大的区别。
中国近代自开商埠,关内有22个,东北有15个。东北的自开商埠政治色彩过于浓厚,商业上的成功不是很突出。关内的自开商埠中,省会级的只有3个,济南、武昌和昆明,其中济南是最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