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刘基翦灭群雄之策略 陈友谅和朱元璋是同一时代两个对立的历史人物，正因为朱元璋在政治角逐中是胜利者，他翦灭了群雄，建立起大明帝国，从而有人把他标榜为反元的英雄，奉献上农民起义领袖的桂冠，他的一切行动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反之，陈友谅作为兼并战争的失败者，不仅不承认他是反对蒙汉地主阶级统治的俊杰，而且还视之为“野心家”。这毁誉之间，颇有点成者王，败者寇的色彩，实在是有失公允。陈友谅与朱元璋的斗争，就其实质来说是封建割据势力的斗争，然而，从反元斗争的角度来看，陈友谅的贡献是大于朱元璋的。陈友谅的悲剧，是在于他与朱元璋斗争以败亡而告终。当然，他的失败绝非偶然，是有其原因的，现就此谈点看法，以就教于大方。 (—) 陈友谅，湖北沔阳(今湖北沔阳西南沔城)人，本姓谢，其先祖入赘于陈家，从陈姓。父名陈普才，打鱼为业。友谅兄弟五人，他居中，“幼岐嶷，比长，膂力过人，优于武艺”[1]，他还“略通文义”，“曾为县小吏”，但“非其好”[2]．因此，在至正十一年(公元135 l年)，当和尚彭莹玉、铁工邹普胜推寿辉为主，“举红巾为号”[3]，在蕲州(治所在今湖北蕲州镇)高擎反元义旗发动起义时，陈友谅‘慨然往从之”[4]，参加了起义队伍，投身于起义军大将倪文俊部下，“为文俊簿书掾”[5]。他们“摧富益贫”，“大掠富民家”[6]，得到穷苦农民的热烈拥护，“皆群起趋之”[7]，“众辄数万，皆短衣草屦，齿木为耙，削竹为枪，截绯帛为巾；襦弥野皆赤”[8]，起义军发展神速，声势十分浩大。这是继五月刘福通起义之后的又一支强大的反元武装，与刘福通的东路红巾军遥相呼应，被称为“西路红军”。这支初起的义军，很快攻陷蕲水路，接着又占黄州路，打败了元威顺王宽彻不花父子。同年十月，徐寿辉就以蕲水(今湖北浠水)为都称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 西路红巾军能征善战，陷汉阳、兴国、安陆、沔阳、中兴，“下武昌,蔽江东下，江西大震”[9]，坏江州、南康路；取岳州、袁州、饶州、徽州、信州；又引兵入昱岭关，直取杭州。军纪严明，不杀不淫，只是将元王朝的“库府金银悉辇以去”[10]，充作军费。此后，又下湖州、常州，俘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桑节，又略江阴，包围了安庆。元廷惶恐，急调进攻漳州的董摶霄部，“移军援江南”[1]。 但就在天完军队节节胜利的时候，内部却出现了分裂。天完大将倪文俊擅自建都于汉阳，迎来了曾被卜颜帖木儿打败过的徐寿辉，作为傀儡，自任丞相，大权在握。隶属于倪文俊的陈友谅，这时也因“数有功，为领兵元帅”[12]，有相当的实力。所以当倪文俊谋杀徐寿辉之事暴露后，投奔黄州陈友谅处，想以陈为依靠。但因陈友谅对“文俊渐专恣，而积不能平”，于是“袭杀文俊，并其军，自称平章”[13]。至此，陈友谅成了这支军队的实际主帅。祸起萧墙，自相残杀，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因为元末农民战争和一切农民战争一样，都是自发产生的，它的基本队伍是农民群众。农民具有个体经济小私有者和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特点，以及由此产生的：自私、狭隘、散慢、落后等农民意识，这就使他们缺乏精诚团结的精神，很难形成一支组织严密、思想一致、统一领导的武装力量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同心协力为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而战。可见，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内部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陈友谅掌握了西系红军统帅大权后，没有改变反元斗争的目标，仍把矛头直指元政府军队，全力与蒙汉地主阶级统治者进行斗争。至正十八年(13 5 8年)，陈友谅直接指挥了安庆战役，人称“自军兴以来，元彊吏中以褚不哈守淮安，余阙守安庆为最著”[14]，防守严，攻打颇为艰苦，在安庆外围战中陈友谅三败三起，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最后攻下了安庆城。负隅顽抗的元守将余阙“引刀自刭”[15]。安庆之战是一场硬战，战斗之激烈是元末农民战争中所罕见，陈友谅在这次战役中能败不馁，终于取得了胜利，消灭了红巾军最凶悍的死敌余阙，真不愧为反元战场上勇猛的雄杰。陷安庆后，陈友谅又率军坏龙兴、杀道童、俘火你赤、取瑞州、攻邵武、入吉安、得抚州、连占建昌、赣州，元“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全普庵撒里及总管哈海赤死之”[16]，年底取汀州路，次年又打下了信州路，元“守臣廉访副使伯颜不花的斤力战死之”[17]，随即又略衢州，攻陷襄阳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陈友谅驰骋于反元战场上，夺城略地，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占有安徽、江西、福建、湖广等大片地区，“几天下半”[18]。“当是时，江以南惟友谅兵最强”[19]，成为江南地区反元的主力军。 是时，各地反元力量已蓬勃发展，异军突起，称王者众。陈友谅在自已势力得到迅速扩展时，也很自然地产生了称王称帝的念头，于是他在至正二十年(1 3 6 0年)闰五月，从朱元璋手中攻取了太平(治所在今安徽当涂)，进驻采石矶后，自以为时机已到，使人挟铁挝击杀傀儡徐寿辉，自为帝，国号“汉”，建元“大义”，独树一帜，卷入了元末群雄兼并战争，与势力较强的朱元璋开始了剧烈的角逐。 (二) 朱元璋自发迹以来，从未把推翻元朝蒙汉地主阶级政权作为奋斗目标，没有把反元斗争放在应有的位置，他对元王朝的态度是暧昧的，“辛丑八年，遣都事汪河至汴梁与元将察罕帖木儿通好，且觇其军情。时察罕用兵山东，招降东平、田丰、乐安、俞宝等，其势颇盛”[20]。察罕势盛，朱元璋立即准备与之勾结，“吾今遣人往与通好，观其行事，然后议焉”[21]。可是，到第二年六月，元中书平章察罕帖木儿致书给他时，朱元璋却说：”夫天下犹器也，众人争之必裂，一人持之则完。今张士诚据浙西，陈友谅据江汉；方国珍、陈友定又梗于东南，天下纷纷未有定日，予方有事之秋，未暇与较，姑置不答”[22]。这时各路反元队伍势力渐强，若投降元军不利于己，所以暂时未予答覆。朱元璋这段话却明确地道出了他的打击矛头之所向。 朱元璋对元将推崇备至，如安庆之战陈友谅打败了元强悍的主力军，朱元璋却未称赞过陈友谅，反而在吴元年(1 3 6 7年)冬十月，敕礼官曰：“自古忠臣义士，舍生取义，身殁而名存，有以垂训于天下之后世，若元右丞余阙守安庆，屹然当南北之冲，援绝力穷，举家皆死，节义凛然”，并指示：“自昔忠臣义士必见褒崇于后代，盖以励风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岁时祀之”[23]。朱元璋的立场是何等的鲜明啊!也许有人会说朱元璋也攻打过被各起义军割裂了的元军的一些据点，这是事实。但他是把元的各地守将看作是割据的群雄，作为自己兼并的障碍而予以扫除，他打击的主要对象始终是各支反元力量。朱元璋初据集庆时，就考虑到江左、浙右各郡会被张士诚、徐寿辉占去，所以急令徐达为大将军，率诸将攻下了镇江。至正十七年(1357年)十月，朱元璋又遣常遇春、廖永安等率步卒“会合舟师、自铜陵进取池州”[24]。 池州早已为寿辉所据，现被朱军夺去，又“执守将洪元帅，斩之”[25]。面对朱元璋的疯狂挑衅，天完平章陈友谅当然不会善甘罢休，乃亲自引兵迎战，反为朱氏所败，“由是数攻击”[26]，朱、陈结下了不解之怨。 对于未来，朱元璋早已“成算在胸”[27]，制订了兼并群雄，独霸天下的计谋，因此，他热衷于与其他反元起义军闹磨擦，挑起战端。其具体策略是：坐山观虎斗，乘隙从中取利，对各路起义军予以打击，不断削弱他们的力量，进而钳制和掌握他们，最后给予消灭。正如清人顾祖禹所说的，朱元璋攻占金陵后，并没有北上中原，打击元王朝，而是积极夺取浙东诸郡。朱元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元人方强，姑委之群盗以疲其力，而乘间为南出之谋耳”；另一方面原因是方国珍、陈友定占有浙闽交界地区，陈友谅取有与浙东接壤的江西州郡，张士诚据有浙西一带。犬牙交错，相互抵龉，这样一来严则东南之势分，而窥隙视之多，根本之备疏矣”。朱元璋利用矛盾，乘隙“急取而守之”[28]，使士诚、友谅、国珍力量日渐衰弱，他们不仅不能团结一致来对付朱元璋，而且也没有力量与朱氏较量，这样朱元璋就可以稳操胜券。 陈、朱斗争的实践表明，陈友谅根本不是朱元璋的对手，尽管陈友谅是“优于武艺”的猛将，但勇有余而智不足，在斗争策略上，朱元璋始终是计高一筹，处于主动地位。陈友谅则完全为人所制。朱元璋在对付陈友谅的战事中，碰到的劲敌是“双刀赵”即陈友谅部将赵普胜，他本是巢湖水军主帅，后降于寿辉，“为人骁勇，善用双刀，人号为双刀赵”[29]，后为友谅陷城略地，数立战功，朱元璋手下“诸将患之”[30]。于是朱元璋使出了狡诈的离间手段。他认为：“普胜虽勇而寡谋，友谅挟主以令众，上下之间，心怀疑贰，用计以离之，一夫之力耳”。立即派人拉拢收买了赵普胜尊为谋主之客，要其“潜往说友谅所亲以间普胜”，使陈友谅“忌之”[31]。是时又适遇双刀赵海船被破，潜山失守，“友谅益欲杀普胜，乃诈以会军为期，自至安庆图之”。赵普胜此时尚蒙在鼓里，“登舟见友谅。友谅就执杀之，并其军” [32]。赵普胜军在反元战场上是一支劲旅，也是陈友谅的一支臂膀，陈友谅为朱元璋最后战胜自己除去了一大障碍，这实在是可悲的。朱氏此计得逞，高兴地说：陈友谅“杀普胜，即生衅于我”[33]。赵普死，陈友谅元气大损，而朱元璋则愈强，连克衢州、处州等地。此时陈友谅挟持徐寿辉于江州，自称汉王。 1 3 6 0年初，朱元璋听取了智囊人物刘基对形势的分析：“我有两敌，张士诚居东，陈友谅居西。友谅包饶、信，跨荆、襄，几天下半”[34]，友谅势强，且有远图，“土诚自守虏耳。友谅居上流，且名号不正，宜先焉”[35]，“得汉，天下之形成矣”[36]，“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37]。刘基把打击矛头首先指向陈友谅的建议，就成为朱元璋翦灭群雄的基本战略。 自此，羽翼刚刚丰满的朱元璋，就把陈友谅当作头号大敌，倾主要力量于其一身。正如高岱所说：“元末群雄共起，与我圣祖并驱中原者，固非一人，而当时称劲敌多为腹心胁腋害者，惟友谅可虑哉”[38]。朱元璋用了四分之三的兵力来对付西线，迫使内部还没有统一的陈友谅不得不全力以赴予以应战，这不仅干扰了陈友谅对元王朝的斗争，同时也大大影响了当时整个反元斗争的事业。 此时的陈友谅则昏昏然，对形势和前途缺乏清醒的认识，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下太平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志益骄”[39]，杀徐寿辉，自称帝，引舟师东下，直指建康，(今南京市)，应天(即建康)震惊。朱元璋手下“诸将或议降，或说奔据钟山”[40]。但朱元璋独从刘基言：“贼骄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议定“决与一战”[41]。因朱元璋深知：“张(士诚)为自守虏，陈锐于展拓，急攻张则陈必合而相图，急攻陈，张不遽合，后顾之忧较缓，故反诱友谅速来”，于是就借助于陈友谅已投降朱氏的故将康茂才，“使其以愿为内应诱友谅直趋建康”[42]。“友谅至，大破之”[43]。 陈友谅应天受挫，当是他彻底失败之始。应天败北，失去了太平、安庆，其部下不少将领以自已所占地盘投降了朱元璋。陈友谅虽发威奋收复了一些城池，但复得复失，已是一蹶难振了。可是陈友谅仍不气馁，当小明王安丰遇险，朱元璋亲去“营救”时，陈友谅乘机发动了对南昌的进攻。朱元璋为了对付陈友谅，一面与元将通好，—面急急奔至南昌。陈友谅率领浩浩荡荡六十万大军，围南昌85天，待朱元璋归兵到，才东出鄱阳湖激战。鄱阳大战36天，陈友谅中流矢身亡，全军溃乱，土崩瓦解。 西系红巾军陈友谅部终于被热衷于兼并的朱元璋集团所吞灭，陈氏不是败死于元王朝的镇压，而是灭亡于混迹于农民起义队伍，打着红巾军旗号的朱元璋之手，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他的同情，激起人们对朱元璋的愤懑。 (三) 元末社会斗争是复杂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农民起义的斗争锋芒是否直指蒙汉地主阶级政权，狠狠地打击封建元王朝的反动统治，这是辨识真假农民起义的重要依据。 东系红巾军；刘福通荡涤了北部广大地区，抗击了元朝军队的主力，为推翻元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方的几支武装力量中，举足轻重的是正统的红巾军陈友谅和打着红巾军旗号而实行兼并扩张的朱元璋部。张士诚、方国珍均先后反复投降元廷，接受了官职，为元服务，已不能称为反元武装了。朱元璋虽未公开降元，但在形势紧迫，察罕帖木儿连连取胜之际，也曾企图与元通好。“通好”为了“缓势”[44]，他所缓的是与元王朝对立之势，目的是便于自已聚集重兵攻击陈友谅。朱元璋的联元反陈策略确给他带来了好处，陈友谅的战略重镇安庆成了他手中的战利品。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这些政治武装集团中，唯独陈友谅和元统治者没有任何瓜葛，他在反元斗争中披坚执锐，冲锋陷阵，坚定不移，称雄江南，直到1 3 6 0年称帝后，才被牵扯进兼并战争的漩涡。 陈友谅本想联合张士诚与朱元璋火并，但“士诚龌龊自固，不敢应”[45]，陈友谅孤军疾驰应天，结果大败而归，但他虽败不馁，整军再起，正如高岱所评：“友谅之勇略，虽或未及项羽，而生性狡悍，出没飘忽，大困而不馁，屡踬而复振”，“败衄之后，旬日之间，而能陷城摧敌，其能开拓封疆，奄有荆、楚，亦一时之雄也”[46]。谈迁赞扬他“东南无二”[47]。陈友谅在与朱元璋的战争中“愈蹶愈奋”，直到最后败亡前夕，还能“至倾国六十万尝试江流，牧野、昆阳、赤壁、淝水，古帝王豪杰能用其众者，未之有闻”[48]。陈友谅不愧为叱咤风云的一世之雄。 但为什么陈友谅建汉称帝后仅四年就有鄱阳之败，接着就国破身亡呢?究其原因，绝非出于陈友谅中流矢之偶然，是有其必然之主因。 陈友谅先事文俊，后又杀文俊，这虽然是内部分裂的一个表现，但杀之有理，因为倪文俊首先在起义军中制造矛盾。因此，不论陈友谅主观想法如何，杀了倪文俊，安定了人心，维护了团结，使起义军能一致对抗元统治者，可以说陈友谅为反元事业办了件好事，所以军事上进展很快。可是时隔不久，陈友谅不顾农民起义军的利益，特别是在攻占太平后陶醉于胜利，忘乎所以，野心勃发，谋杀其主徐寿辉。尽管徐寿辉“术强无他能”[49]，而且一直是“权在臣下，徒存空名尔”[50]。可是他却是神权、皇权的象征，对农民起义军起着号召和团结的作用。陈友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当然他就不可能料到自已黄袍加身，竟会使“将士皆离心”[51]。反映最强烈的是明玉珍，“友谅弑其君寿辉自立，玉珍曰：‘与友谅俱臣徐氏，顾悖逆如此，谋以兵讨之，不果。乃东守夔关，绝不与通，立庙祀寿辉”[52]。1 3 6 2年，明玉珍称帝，国号夏，建元天统，起义军彻底分裂了。陈友谅失去了对内部的控制力量，开始走上众叛亲离的败亡道路。 对照朱元璋对小明王所采取的手法，问题就更为明显，朱元璋自已势力越强，表面上对小明王尊奉越高，甚至惧怕张士诚把这块招牌抢去，竟然冒险亲自出征，劫来小明王软禁于滁，待到自已称帝条件完全成熟，还要假借他人之手除之，以保持自已的清白。即使在小明王被他除掉之后，在一些公开场合，朱元璋仍假惺惺地抬出这个无害的偶象，为自己谋利益。狭隘的利己思想，使陈友谅过早的不择手段地杀了徐寿辉，从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加强了敌方势力。 鄱阳大战，陈友谅身亡，朱元璋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友谅亡，天下不足定也”[53]。何以如此?因“自元人失驭，群雄蜂起，逐鹿之夫，所在都有”，然而，张士诚、明玉珍、方国珍等“皆阖门坐大，非有图天下之志也。独陈友谅以骁鸷之姿，奄有江、楚，控扼上游，地险而兵强，才剽而势盛”[54]。朱元璋在刘基的启发下，终于认识到众多政治军事集团中能与自已匹敌抗衡的只有陈友谅，如不灭其于始初，将来则必败于其手，于是他采纳刘基的意见：“首规伪汉，后取伪吴，成算在胸，次第不爽”[55]。步骤确定了，首先就不择手段，想方设法瓦解陈军，联合其他武装集团，甚至不惜勾结元军，孤立陈军，集中兵力以武力打击陈军。陈友谅屡战屡败，最后只有孤注一掷。当然，这样做的结果，得到的也只能是彻底失败的惨局。 陈友谅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迷信于武力， “矜其强大，日寻于长矛大镞之间”[56]朱元璋在总结鄱阳大战时就说到这一问题：“汝不闻古人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陈友谅兵虽众，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矢引用兵连年，数败无功，不能养威俟时。今日适劳于东，明日又驰于西，失众心也”。朱元璋接着评论说：“夫师贵时动，动则威，我以时动之师，威不振之虏，将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鸷鸟搏击，巢卵俱覆，此所以为吾破也”[57]。陈友谅只是一个擅长厮杀的勇将，而不是一个像朱元璋那样精通谋略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不懂得配合战争进行相应的政治斗争，正如孙正容先生所指出：“从个人器度及政治谋略，上结统治阶层之合作，下取人民大众之支持，旁争兵敌之归附，则陈氏固不能望元璋之项背”[58]。 陈友谅忽略在自已所占领地区内发展经济，建立必要的战略基地，给战争以雄厚的物质基础，他不恤内安民，而急于求成，疲惫于战场，过多地消耗了自己的实力，这就注定了陈氏败亡的命运。 朱元璋礼贤下士，延揽人才，团结一批地主级阶知识分子，群策群力。他每到一地，笼络人心，如占金陵后，立即“召官吏父老人民谕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纷扰，兵戈并起，生民涂炭，汝等处危城之中，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众至此为民除乱耳，汝宜各安职业，毋怀疑惧，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居官慎勿贪暴，以殃吾民’。民皆大悦”[59]。朱元璋安定后方，巩固根据地，甚至减免赋税，以收民心。吴王元年正月下令：“且太平，应天诸郡，吾创业地，供亿最劳”，“于是令免太平府租赋二年。应天、镇江、宁国、广德租赋各一年”。因此出现了三月陈友谅守将邓义亨率众投降之事，使朱元璋平定了湖南全境。 而“友谅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61]，他妄自尊大，刚愎自用，不能纳言，将士均不敢进谏。到了后期，由于举措失当，人心丧失，为他效命疆场的将领纷纷叛离归降朱氏，到头来成了孤家寡人。在对朱元璋的战争中，他不懂用兵之道，采取了完全错误的作战方针，“昧强弱之势，失先后之著，据形胜之地，不能进取襄、邓，以窥中原，昧观衅之法，漫焉轻步龙江，已取覆败”，待到朱元璋“有安丰之后，金陵空虚，则又老师洪都而不为扼擣之计” [62]，陈友谅的失策是明显的，朱元璋在险胜之后，他曾评论此事：“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乘我之出，京城空虚，顺流而下，捣我建康，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此计之下者，不亡何待”[63]!实践反复证明，那些有勇无谋的主帅，只能把军队引上毁灭之路。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最了解陈友谅的莫过于他的敌手朱元璋。至正二十四年(1 3 6 4年)三月，也就是在陈友谅败亡后半年，陈友谅的儿子投降朱元璋，朝见时朱氏不无感慨地给众臣分析了陈友谅失败的原因：“陈氏之败，非无勇将健卒，由其上下骄矜，法令纵驰，不能坚忍，恃众寡谋，故至于此”，“举措一失，逐致土崩”[64]。这个分析确是精当透彻切中要害。权术、智谋这一切正是朱元璋比陈友谅高明得多的方面。 朱胜陈败，明兴汉亡，是陈友谅和朱元璋斗争的当然结果。陈友谅是失败者，朱元璋是胜利者，但陈友谅在推翻元王朝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应给以肯定，在评述元末农民战争时，也应给予他一定的历史地位。 |
|
|
